告退以后
1月19日，我请各位部长第二天到圣多米尼克路来。除了奥里约和皮杜尔当时在伦敦，苏斯戴尔去了加蓬以外，所有部长都在20日（星期日）上午齐集在“盔甲大厅。”我走进去，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我就说出了以下一段话：“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只有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制宪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请求大家在继任人到职以前，各守岗位，以保证日常工作照常进行。”部长们的表情使我感到，他们主要不是惊异而是忧虑。他们当中谁也没说一句话，谁也没有要求我改变主意，甚至也没有人对此表示遗憾。我告辞以后，便回到了练兵场路私邸。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部长们在我走了以后，互相交谈了一些时候。多列士先生说：“这样的辞职方式确实伟大！”莫克先生说：“这种辞职的确是严重的！但是，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将军的成见已经压得国民议会喘不过气来。现在，议会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了。”普利文先生以痛苦而不安的语调说：“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他谴责了给我的行动制造障碍的各党派人士。盖伊和戴让两位先生说：“我们要继戴高乐而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党要尽力做到胜任愉快。”多列士先生大声喊道；“算了吧！将军在的时候你们做不到，将来没有他，你们又怎么能做到呢？”
我在写给国民制宪议会议长的信中，尽力避免使用论战的笔调。我在信中说：“我所以在1945年11月13日以后又领导政府，是为了……完成一个必要的过渡……现在，各党派能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我并没有提到“我领导全国争取解放、胜利和主权的时候”国家所处的情况。但是我明确地指出：“今天艰苦的考验已经过去，法国已经不再处于令人忧虑的状态。当然，还有不少痛苦折磨着法国人民，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是，法国人的生活基本上得到了保证，经济活动正在恢复，我们的领土和领地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在印度支那又站住脚了，社会的安宁不受扰乱了。在国际上，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独立已经坚如磐石，我们控制了莱因河，我们在世界的国际组织中占有头等地位，明年春天还要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和平会议。”最后我表示，“衷心希望将来的政府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获得成功。”菲利克斯·古盎先生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措词非常委婉。
我的心情泰然，但政界并非如此。我离开政府以后，大家闹得比我在的时候更加激烈。政界里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要制造一次政变，好像我自愿退出政府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担心是荒谬绝伦的。有些人没有这样想，可是也认为应该警惕。因此，从伦敦急忙赶回来的奥里约以为我要发表广播演说引起人民的不满，便在20日晚给我写信说，如果我这样做“将使国家分裂，有利于民主的敌人，使他们满意。”我叫国务部长安心，我不会那样做。老实说，如果我认为应该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我早就会那样做的，何况向享有最高主权的人民做这种解释，丝毫也不违反民主原则。但是，我认为一言不发比任何办法都更有份量，深思熟虑的人会懂得我是为什么辞职的，其他人也迟早会受到事实的教育。
我到哪里去呢？我从考虑辞职的时候起就已决定，退出政府后将住在科龙贝双教堂，并已叫人开始修理我这所在战争时期遭到破坏的房子。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才能修好。我本打算先到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去，以便使我能够在那里安静地等待。但是，由于政客们和大部分报纸向我开火，疯狂地辱骂和诋毁我，所以我决定留在首都，为的是叫人们看出，这些攻击丝毫也伤害不了我。于是，我便在美术服务社街租下了马尔里馆，一直在那里住到5月，没有外出。
当政府人员一味沉溺于死灰复燃的旧习惯时，法国的广大群众却深感忧虑。鼓舞全国人民上进的风气、争取胜利的希望和法国的雄心壮志，都随着戴高乐一起消失了。每一个人，不管他的思想倾向如何，都从内心里感觉到，戴高乐将军把某种最重要的、永恒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带走了。这种东西，只有他才能通过历史代表出来，各党派的政权是代表不了的。人们仍然认为，被排挤下野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领导国家，把他看成是预先选定的救星。人们认为这个法统虽然在一个没有忧患的时期中断了，但是一旦全国再由于分裂和威胁而陷于危急的时候，这个法统一定会在全国普遍同意之下再次确立起来。
尽管目前很多党派不肯跟随我，但是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言行仍将为法国赋与我的天职所支配。不管我说了什么或别人说了我什么，不管我的话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公众都知道。一切同我有来往的人，在我同他们谈话时，都好像我仍然是以最高权威的身份在国家宫殿中接待他们似的。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偶然出现，都立即激起热烈的反应。
我离开正式职务以后，每在公众面前出现，周围就是这种气氛。比如我在巴犹说明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时，就立即引起了全场的热烈反应。以后，遇有机会我就谴责利用全国人民已经厌烦的心理所制订的宪法，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改变不良的制度；我在许多次讲话中阐明了对将来的理想；为了鼓舞公众的热情，并同许多热心而忠实的人士保持联系，我经常在法国各省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公众面前出现，每个地方至少去过两次．有些地方还要多一些。在这些场合，反应都同样热烈。1952年以后，我认为弊端沉重，无可救药，势必发生一场暴乱，于是决定听任局势自然发展。但当我偶然主持某种仪式的时候；当我访问我们的非洲和印度洋上的领土的时候；当我周游遍布世界的法国领地，和参加撒哈拉油田喷油典礼的时候，我看到了无数同样的表现。我觉得，在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同任何时候一样，都有无数人怀着忧虑和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一所普通的房子。
这所普通的房子就是我的住所、人世的喧嚣，曾使我向往离群索居，现在它已经成了我的朋友。当一个人在历史面前碰壁以后，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他满意的呢？何况香槟省的这一角落确实非常幽静。这里，天地空旷，民风朴实，树林、草原、农田和荒地，交替相连，古老的山峦光秃秃、静悄悄，小康的乡村安适而宁静。几千年来，任何事情也没有改变过这里的生活和环境。我住的乡村就是这样。它在一个丘陵的上面，周围是茂密的小树林，它同居民的耕地已经存在许多世纪。虽然我不常到居民中间去，可是他们都以客气的友好态度对待我。我认识他们的家庭，我尊重他们，我喜爱他们。
我的家里十分安静。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靠角的房间里度过的。在这里，眺望远方的落日余辉，眼前空旷，十五公里以内没有任何建筑物。我的视线越过原野和树林，沿着一个缓缓的斜坡一直望到奥布河谷和河对面的山坡。我站在花园的高处，极目望去可以看到原野的尽头有森林环抱，它好像被海水拍击的地岬。晚上，我静观夜幕覆盖的乡村，仰望星空，深感尘世间的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
当然，书信、报纸和收音机，也会把世界上的消息传到隐士的居所。我在巴黎的短短逗留期间接见来访客人时，他们的谈话使我知道，人们正在怎样前进。暑假期间，我的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以他们的青春活力把我们包围起来，可惜夭折的女儿安娜再也看不见了。多少时光从读书、写作或冥想中溜过去了，任何幻想也不能打破我这忧郁的宁静！
但是，在我的小花园里（我在这里徘徊过一万五千次！），被严寒剥落的树木很少不会再绿，我的妻子栽植的花儿凋谢以后又会繁茂。村里的房舍虽然很古老破旧，可是你可以忽然看到不少姑娘和小伙子从里面有说有笑地走出来。当我走到附近小树林去散步时，比如到社特、克莱瓦、勒赫、勃兰非、拉夏佩尔的小树林去散步时，阴翳的树林使我充满了忧愁；但是，突然传来的一声鸟鸣，绿叶丛中透过来的一线阳光，或灌木上的一片嫩叶，都会使我联想起生命从它发生以来就展开的从未失败过的斗争。于是，我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安慰流过全身。既然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那么，我做过的一切在我死后也迟早能成为新力量的源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大自然更加亲近了。一年有四季，季季有自己的内容．大自然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安慰。春天，它向我高歌：“不管过去出过什么事，现在我又复苏了！虽然有过狂风暴雨，现在却是一片晴空；小树苗又发绿了，连多石的田地也显得气象一新。爱，给我身上增加了活力，增加了光辉而坚强的自信，这是无穷的活力和自信！”
夏天，它向我宣布：“光荣属于美丽富饶的大自然！一切生物的营养都出自我的巨大努力。一切生命都依靠我的热能。谷类、水果和牲畜，现在都沐浴在阳光下面，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它们。将来是属于我的！”
秋天，它向我叹息：“我的任务接近完成了，我开过了花，长出了庄稼，结出了果实。现在我要收获了。你瞧，在这令人悲伤的秋色中，我披上了红袍和金袍，多么美丽呀。可惜！寒风和冰霜不久就要夺去我的盛装。但是，总有一天，在我这一无装饰的躯体上，又会重新开放青春的花朵！”
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荒凉又寒冷，我所生所爱的花木和飞禽走兽，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静止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
世世代代被岁月侵袭的古老大地，被风雨剥蚀的古老大地，被植物吸尽精髓的古老大地，永远准备产生一切来养育万物！
受过历史摧残的古老法兰西，受过战争和革命创伤的古老法兰西，虽然在荣耀和衰亡之间往返不定，却世世代代以青春的精力获得复兴！
饱经忧患、与世隔绝的老人，虽然感到永恒的寒夜即将来临，却仍在黑暗中永不厌倦地瞩望着希望之光！
【注释】
[1]大约是指189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法国的访问。这件事发生在俄、德、奥匈“三星同盟”破裂和法俄同盟建立以后。——译者
[2]罗夏跑马场是巴黎的大跑马场，过去每年春天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译者
[3]1898年，英法两个殖民国家为了争夺非洲尼罗河上游地区，曾展开激烈的斗争。7月，法国军队进驻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9月，英国军队也到达该地，并要求法军撤退；两国面临军事冲突的危机。英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军事威胁态度，法国由于本身军事力量处于劣势，被迫于11月无条件撤离法绍达。——译者
[4]1894年，法国反动军人诬告法国军官德莱福斯（犹太人）犯间谍罪，法庭他终身苦役。此案发展成为法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尖锐斗争。在舆论的压力下，德莱福斯获得赫免，并于1906年复职。——译者
[5]巴赞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元帅，他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投降普鲁士。——译者
[6]1945年11月11日，全国追悼在两次大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在巴黎，有十五名在刚刚结束的这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战士的遗体，在被运往瓦勒里昂山安葬以前，曾隆重地抬到凯旋门厂场，停放在无名烈士墓周围。—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