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
我已经说过，战争[2]爆发时，我是奥地利的一名士兵，更确切地说，我是正在驻防萨格勒布的义勇军第二十五团服役的一名年轻士兵。实际上，我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在维也纳参军的，当时在炮兵的技术部门，但是应我自己的要求，我被调到萨格勒布。
我不喜欢在奥匈军队里服役，这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一支压迫者的军队，它不仅奴役我国人民，而且充当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工具。其次，作为军队，这是一支糟糕的军队。这支军队光讲操练，陈规戒律比比皆是；根本不允许士兵表现出一点主动精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我参军时，跟所有年轻人一样，留着头发。我知道士兵必须剃光头，但是把我的头剃光的方式使我深感受了污辱。班长在门口等候我：“嗅，社会党人先生，你也在这里！请你过来，我来给你的头发整理整理。”他操起理发推子，在我的头上推了一个十字。
有许多事情使我们感到苦恼。我们必须立即记住哈布斯堡家族的家谱。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同乡，他后来留在库姆罗韦茨种地。他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无法很快记住大公和王族其他成员的冗长的名字。于是，班长就惩罚他。可怜的小伙子得爬上我们寝室里烧得很热的大取暖炉子上，蹲在上面，不停地用手指敲打脑袋，大声地说：“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
奥匈军队里还用其他的方式来虐待人，在这方面，尤其是班长们很起劲，他们是些名副其实的恶棍。
然而，我既然已经到奥匈军队里来服役了，我就留心很好地学习军事技术。不久，我就有了机会。参军后过了几个月，我被指定去上军士学校，我于一九一三年年底进入该校。在学校里，我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全团最年轻的中士。我是一个出色的击剑运动员，我还从事其他体育运动，这帮了我很大的忙。作为全团击剑冠军，一九一四年五月，我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奥匈军队击剑锦标赛。在奥匈军队上百名最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中，我当时得了第二名，得了一枚银牌。（这块银牌我一直保留着，跟我度过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我在大特罗伊斯特沃附近的一家磨坊里修马达时丢了。）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了，我所在的团很快就被派往斯雷姆的塞尔维亚前线，最初是派往贝尔格莱德以北的贝扎尼亚，后来调到鲁马附近。
战争一爆发，一些非常法就立即生效，根据这些法律，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报纸都被查禁，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都遭取缔。社会民主党的绝大部分干部都被应召入伍，被派往前线，但是与在议会里投票反对战争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没有对这些措施表明任何立场，而是保持沉默，听之任之，甚至对战争本身也默认了。另一方面，弗兰克派[3]和天主教僧侣利用宣战来煽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仇恨。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痛恨战争的，我是反对穷兵黩武的。但是，跟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士兵一样，我同时又把这场战争看成是最终摆脱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桎梏的一个机会。我们的反战情绪也促使我这样看，一进入奥匈军队，在连和团的大多数军官身上，我们就感觉到了他们对塞尔维亚人有一种仇恨情绪，这使我们的反战情绪更为强烈。我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反战信念。
由于我向士兵们谈论反战，有一段时间我被关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第四十二师司令部里值勤。有一天，我这个排长得到司令部的一道命令，让我前往诺维萨德，到几个军官的家里把他们的东西拿来，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在前线呆较长的时间。我执行这项任务，到了诺维萨德附近的马尤尔村，在那里的一家水果蔬菜店里过夜，女主人是塞尔维亚人。那里还有几名第三批应征入伍的后备兵，其中还有一名来自利卡的军士长。那位妇女请我们喝茶，我们就谈论起许多事情来了。那位妇女向我们讲到，在佩特罗瓦拉丁城堡里，在上城，正在折磨塞尔维亚人，有的还被枪毙了。在谈话中，我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谴责对塞尔维亚人的这种迫害，由于我知道我所在的团要调往波兰加利西亚，我说，我将向俄国人投降。
那位老军士长听了我这番话，立即冲着我大声嚷叫，解除了我的武装，捆住我的双手，把我赶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
我被关进佩特罗瓦拉丁城堡大门左边的一间囚室。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墓穴，没有窗户。
我一进入暗室，就开始触摸四周。
有一个躺在那里的德国佬用德语向我嚷道：“到这里来，到这里来”。
我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个工人，他也告诉我，他是工人。他对我说，他已经关了两个礼拜了，没有人来提审他。
看守每天给这个德国人送一点汤和面包来，不给我送任何东西，他同我分享自己的这一份可怜的饭。
当我看到没有人来提审我，就立即开始敲打囚室的门，要求带我去见城堡司令。这件事找到第四天才算办到。城堡司令是一个奥地利人，叫容格，领少校军衔。他先审问了告发我的那名老军士长，然后审问我。
“中士，军士长控告你议论反战，号召士兵暴动。”
我当然一概否认，说这个军士长撒谎，他在这里以老大自居。我只是在师里服役的一名军士，我领有任务，让我找到已经上前线的军官们的东西。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过夜的那位女主人的证词对我有利。她认识那位少校，她对他说，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问了一声能不能过夜。这番话救了我。她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她说，是老军士长捏造了这件事，于是，我就与控告无关。这一控告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少校最后对我说：“对不起，现在没事了，你可以去取那些东西了。”
那些东西，我一点也没有找到，我回师晚了，我表示歉意，并谈了我的遭遇。（几年以前，我从伏伊伏丁那的同志们那里获悉，马尤尔村的那位妇女叫科比茨尔，她的女儿现在加拿大。）
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我一直呆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奥地利军队第二次撤退为止。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所在的部队调往俄国战场，调往喀尔巴阡山的加利西亚。当时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展开了激战。俄国人越过了喀尔巴阡山，挺进到马尔马罗什一锡格特。一九一五年的冬天降临了。我们的团参加了反击，把俄国人一直击退到斯坦尼斯拉沃夫。
喀尔巴阡之战伤亡惨重。战事十分激烈，军队的武器和装备很差。此外，在山区挺进缓慢，双方经常冲锋。严寒夺走的士兵跟子弹夺走的一样多。那时，我十分痛恨这场战争。没有理由自相残杀，再说，在部队中，操练和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把士兵们搞得很苦。在战争中，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侦察，因为侦察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我指挥一个侦察排，经常去执行某些军事任务。
一九一五年春天，俄国在喀尔巴什山发起了新的攻势。我们义勇军第二十五团分阶段逐步从加利西亚调往布科维纳。俄国人把许多大炮运到这一战场上来。有一天夜里，我领导的排正在行进中，一枚俄国炮弹爆炸了，把我抛上了天，我被严重震伤，接着被送进医院。我在医院里没有呆多久，在奥克诺与霍廷之间的战线上，离奥克诺不远处，我又归队了。
一九一五年四月初，一天早晨，俄国人突然发起攻势。在我的营所在的那一段战线上，俄国人为步枪火力所阻，但是在我们的右翼，邻营顶不住了。俄国人在那里突破了防线，他们动用了“野蛮师”的契尔克斯骑兵。契尔克斯人包围了我们营，他们下了马，手持长矛从背后冲向我们的战壕。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契尔克斯人的到来，他们可以说是径直冲进我们的战壕的。一个契尔克斯人手持两米长的长矛，朝我冲来，但是由于我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我又是一名娴熟的击剑运动员，我挡开了这个契尔克斯人。正当我在抵挡这第一个契尔克斯人的进攻的时候，突然我感到背上受到重重的一击。我转过身去，见到另一个契尔克斯人龇牙咧嘴的脸，鼓得大大的黑眼睛，一脸胡子。
这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就这样，我成了俄国人的俘虏。我躺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小城镇的医院里。
折磨我的不仅仅是伤口，还有别的疾病。我先是得了肺炎，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当时在战俘中正流行着斑疹伤寒。一度，我在生与死之间命运未卜。
我的病床上挂了一根红布条，这是医院里的标志，表明这个病人没有救了。我常常说梦话，在昏迷中责怪挂在我病床墙上圣像中的圣人偷了我的东西。我脱离病危期以后，别的伤员后来把我同圣人吵架的事告诉了我。多亏我年轻，我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