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控诉[1]（节录）

可敬的法官先生！

当我在1930年6月16日的报上看到总督在国民议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将直接向法院控告我时，我当时就说：“这将成为轰动一时的审判！”

的确，自1929年12月29日进行搜查和逮捕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惊愕之声就不断地回响着。这种关心和轰动迄今还继续震撼着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政治气氛。

而这种关心决不是由于和我个人有关，而是由于这个审判的意义。这是对于独立运动的审判，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它为朋友所注意，也为敌人所注意。这种注意和轰动超过“B部”（一个秘密革命团体——编者）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超过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也超过任何一切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个审判是对于一个运动的审判，这个运动正如密登多洛普所说的，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肉中之肉和血中之血”。

用不着我们再来说明，这个审判是一个政治的审判；因此，在审判中，不能把它和成为我们运动的性质和原则以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灵魂的政治问题分别开来；在审判中，它必须把这些政治问题带到这个法院里来，使得各位法官先生能够了解我们的运动的所有原则和性质，了解我们思想的全部内容，了解成为各位先生审查对象的我们的言行的一切原因和意图。

可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不怀疑，我们相信各位——无论各位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我们相信各位是会秉公处理的。因此，对于那些憎恨我们和我们的运动的报纸，如“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及其他各报煽动法官先生说，在这次审判中我们必将被判刑，即我们“不可能被宣判无罪”等等，我们对此报之以微笑。对于这类报纸所暴露的它们的真正的道德，我们也报之以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