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苏加诺（1901—1970）

无条件地献出你们的身心吧！不要只献出一半！只献出一半，拿不到一把稻，献出整个身心，你将得到世界！

阿基米德·苏加诺，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1901年生在东爪哇苏腊巴亚的一个土著贵族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毕业于万隆工学院。青年时代起即投身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曾领导筹建印尼民族主义协会（后改为印尼民族党）；1945年，提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和信仰真主的建国五项原则；同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当选总统。后因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他再度被捕流放；1949年底，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复任总统。执政期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55年为万隆会议的召开，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965年失势，1967年被撤销总统职务并遭软禁。他擅长演讲，被誉为“主席台上的雄狮”，著有《苏加诺演讲集》。

印度尼西亚控诉^[1]（节录）

可敬的法官先生！

当我在1930年6月16日的报上看到总督在国民议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将直接向法院控告我时，我当时就说：“这将成为轰动一时的审判！”

的确，自1929年12月29日进行搜查和逮捕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惊愕之声就不断地回响着。这种关心和轰动迄今还继续震撼着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政治气氛。

而这种关心决不是由于和我个人有关，而是由于这个审判的意义。这是对于独立运动的审判，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它为朋友所注意，也为敌人所注意。这种注意和轰动超过“B部”（一个秘密革命团体——编者）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超过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也超过任何一切审判时期的注意和轰动，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个审判是对于一个运动的审判，这个运动正如密登多洛普所说的，实际上是印度尼西亚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肉中之肉和血中之血”。

用不着我们再来说明，这个审判是一个政治的审判；因此，在审判中，不能把它和成为我们运动的性质和原则以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灵魂的政治问题分别开来；在审判中，它必须把这些政治问题带到这个法院里来，使得各位法官先生能够了解我们的运动的所有原则和性质，了解我们思想的全部内容，了解成为各位先生审查对象的我们的言行的一切原因和意图。

可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不怀疑，我们相信各位——无论各位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我们相信各位是会秉公处理的。因此，对于那些憎恨我们和我们的运动的报纸，如“东印度公众和勃良安使者日报”及其他各报煽动法官先生说，在这次审判中我们必将被判刑，即我们“不可能被宣判无罪”等等，我们对此报之以微笑。对于这类报纸所暴露的它们的真正的道德，我们也报之以微笑。

精神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国民党”之一）

啊哟！大刀、炸弹和火药！我们被控告使用大刀、炸弹和火药！似乎没有比大刀、炸弹和火药更犀利的武器！！似乎没有比数十艘战舰，数百架飞机．数千、数十万、数百万的陆军更具威力的武器！似乎再也没有精神的武器了，这种精神的武器如果在人民的心中被唤醒、奋起和燃烧起来的时候，它的威力就要超过1，000支枪械和1，000门大炮的威力，甚至超过装备齐全和全副武装的1，000舰队和1，000支军队！好像我们就不懂得人民的这种精神力量可以变为无比的超自然力的和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似的。别人控告我们企图用点燃或摔打的爆竹来制造骚乱！好像东方的学术像“巴加哇基达”这本书所歌颂的并且传授的精神力量的学术已不复存在了！

“让你知道吧，武器打击不了生命；

火烧不了，水也淹不了，

炎热的风烧不焦。

穿不透，

不受攻击，不受蹂躏，总是自由的，

永恒的、遍及各地、固定和屹立的，

看不见，也说不出来，

言语和思想都包括不了。他自身永远是存在的——

这就是生命！”

不，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并不是在骚乱中或者是在炸弹和火药中去寻求权力，也不是像在这里所控告的那样是从蓄意违犯法律的情况中去寻找力量。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从社会团体和已经觉醒的、奋起的人民精神的团体中去寻找组织力量的权力，是以进一步复活和组织人民的精神（它由于世世代代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昨天几乎熄灭了，但现在又开始燃烧起来）来寻找组织力量的权力。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知道，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相信，如果上述人民的精神已经被组织起来并且熊熊地燃烧起来，人世间就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把它扑灭，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相信，如果它掌握了这样的精神武器，它就会实现它所要求的一切，而不需要用剑，不需要用枪，不需要用炸弹，不需要用大炮，是的，不需要像在这一审判中对我所作的控告那样“傲慢地”故意地去违犯刑事法第153条附加条款和刑事法第169条。有了这样的精神武器，它就真正地掌握了具有最大威力的武器，真正地念了“占德拉比拉哇”和起死回生的咒语，——法力无边的，永恒的，永远不会被击败的！

印度的女英雄，莎罗伊妮·纳依杜在第40次印度国民大会上致开幕词说：“谁能够把某一个民族用锁链拴起来，如果它的精神不愿意被加上锁链的话？谁能够消灭某一个民族，如果它的精神不愿被消灭的话？”^[2]著名的爱尔兰英雄麦克·瑞尼在他所著的“自由的原则”一书中写道：“因为一个被剥夺了武装的人，是敌不过众多的人的，一支军队是打不过多得不可胜数的军队的，——但是，全世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军队联合起来也征服不了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为保卫他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生命。”^[3]

其实，炸弹和火药又有什么用呢，傲慢地故意违反刑事法第153条附加条款和第169条条文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仅仅通过精神组织来建立政权就已经肯定地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愿望的话？

结束语

法官先生，现在要发言的是各位先生，现在要发表意见的是各位先生，现在要作出决定的是各位先生——法院的官员和正义的维护者。我等待各位先生的决定，你们一定不会忘掉考虑我刚才所阐述的一切。我并不觉得我有罪。我没有提出把问题冲淡的事情，我没有提出使罪过减轻的理由，我只证明我没有罪，指出我们会故意做出像被指控的事情的荒谬。因此，我确是希望并等待着宣判无罪的决定。勃良安的全体人民、印度尼西亚的全体人民、全世界正直的和爱护正义的人们也希望和等待着这个宣判无罪的决定。

希望能够这样。但是譬如说，法官先生竟认为我们有罪，譬如说，法官先生竟判决徒刑，譬如说，我们还得身受监狱的痛苦，——唉，那有什么办法，希望我们的运动因这件事而得到新的启示和新的力量，希望印度尼西亚母亲能够接受我们这种命运，把它当作献到她的怀抱中去的牺牲品，希望印度尼西亚母亲能够接受它：把它当作能供她装饰她那好看的发誓的美丽芬芳的花朵。的确，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感到悲哀的，我们的灵魂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

印度的伟大领袖巴尔·干卡达尔·第拉克在法院上说：

“大概这是神的意志：我所领导的运动在我困苦的情况下比在我自由的情况下更加进步。”

我把第拉克的这些话当作我自己的话。我心甘情愿地把我整个身躯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真心诚意地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印度尼西亚母亲。我也是服务于一个神圣而崇高的理想，我也是努力恢复祖国和民族的独立生活的权利。三百年，是的，即使一千年，也不能够使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独立权利消失的。为了这种权利的实现，我情愿尝受祖国要求我尝受的一切痛苦，情愿忍受印度尼西亚母亲在任何时候要求我忍受的苦难。

的确，印度尼西亚祖国，印度尼西亚民族，印度尼西亚母亲期望看她的儿女的这种服务，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身心，在必要的时候，作纯洁而真诚的自我牺牲，即使是最痛苦的牺牲。为了这种服务，他们各人只能献出一个身躯、一个灵魂、一条生命——而不能献出更多。印度尼西亚的儿女应该为这点而感到遗憾。

因为，牺牲是不会浪费的，牺牲是不会徒然的，奥里华·罗茨爵士曾经这样说过：“没有牺牲是浪费的”。由于目前的牺牲，将来的日子就会比以前的全部伟绩更加光明、更加灿烂、更加光芒四射。新的伟大的曙光，为我们的未来的荣誉的曙光，现在已经放射出光芒，这种曙光越来越明亮，即使受到人类的任何力量的阻挡，即使受到任何国家的物质力量的阻止，即使受到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全部人间力量的阻止，随着曙光的出现不能不是，而且一定是，必然是那个能够使一切该活的东西活起来而使一切该死的东西死去的旭日的升起。黑暗的一切力量将会像阳光中的雪一样融化掉，满布天空的阴沉沉的乌云将被来自空中的热风吹得无影无踪。

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庆祝这个旭日的升起。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一起忍受着痛苦，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一起等待着法官先生的判决。

的确，我们不是作为苏加诺，不是作为加托特·曼库普拉加、不是作为马斯昆或苏普利阿迪纳塔站在各位先生的法院的面前，——我们站在这里，是作为痛苦呻吟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一部分，是作为效忠和献身于印度尼西亚母亲的儿女。我现在在这个法院大厦里发出的声音不仅仅是留在这个大厦的墙壁内，我的声音也会为我所服务的人民所听到，响彻各地，穿过平原、高山和海洋，从古打拉惹到法克—法克，从万鸦老附近的乌路—肖到安坟。听到我的声音的印度尼西亚人会觉得是像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

法官先生对我们的事业的判决就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的事业的判决，就是对印度尼西亚母亲自己的事业的判决。判决无罪，印度尼西亚人民就会感谢，判决有罪，印度尼西亚人民就会默哀。

我希望各位先生能够考虑这一切事情。而现在，在跟印度尼西亚人民一条心的时候，在对印度尼西亚母亲效忠和跪拜的时候，——在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母亲将会继续变成为至高无上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的命运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准备倾听法官先生的判决！

【注释】

[1]“印度尼西亚控诉”是苏加诺博士1930年年底在荷印殖民政府万隆地方法院“受审”时所作的辩护同。当时受审的有他和另外三位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领袖，他们被控告的“罪”是；领导一个政党，目的是要颠覆荷属东印度政府．1930年12月22日，苏加诺博士等四人被判处徒刑四年。

[2]摘自“亚细亚”。

[3]参看德利著“在爱尔兰”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