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着生命的尽头
我是一个闲散的哥萨克人。我无事可做。一个领养老金的人的命运只不过是日复一日地活下去——等待着生命的尽头。闲散晚年对谁都不是好过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度过了动乱生涯的人，这更是不好过的。现在，一生经历了无数场暴风雨冲击之后，我搁浅了。
但是我并不发牢骚。每个人，不管他多么显要，变得年老体弱的时刻总会到来；他的能力开始衰退。我承认我比许多同我年纪相仿的人，特别是比某些人要幸运一些。我不曾看见过他们，可是听见他们围坐在那里不断地张开和闭拢他们的嘴巴，像离开水的鱼儿似的；他们的眼睛模糊不清；他们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语伦次地嘀嘀咕咕。我不想特别指出哪一个人，但我知道我所说的谁。
我自己的记忆仍然完整无缺，这是可喜的事。我感到高兴，我有机会回顾一下而且老老实实讲出来，公开表达我的观点，指出我的缺陷，并且提出我们怎样能够以一种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我的社会。我为我能够有机会发表一些意见而感到高兴；这些意见许会使年轻人能够比我这一代人过得更幸福些。
现在我又来口述我的回忆录了。我应当说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能继续搞回忆录的工作[1]。我患了冠心病。我在医院里住了近半年。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他们当中许多人问我，是否我真的在写回忆录。当我回答说“不是”时，他们就会用惊讶和失望的神情看着我并且说：“那太可惜了，因为你要是把你的回忆录留给后代，那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回忆录会很有意思。”我同意他们的看法[2]。
患病躺在医院里太久了，我感到疲倦，疲倦得几乎不能继续搞回忆录了。然而我决定把我的回忆录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的观点，我的判断，以及我作出这些判断的理由。
在这些日子里，有些人写了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这是我决定把我的回忆录留下来的原因之一。例如，不久前我到那家我经常去检查身体的门诊所去，我偶然碰到伊凡·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我见到他真高兴。自从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以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许多年了[3]。
巴格拉米扬告诉我，莫斯卡连科元帅写了一本丑恶不堪、十足可鄙的书。我甚至没有问他，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糟到何种程度。我知道而且相信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4]。
此外还有华西列夫斯基，他也在写回忆录[5]。朱可夫也在写。巴格拉米扬同志讲到了朱可夫的书里所发现的背离真相的地方。但我相信朱可夫回忆录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尽管用了他的名字，我并不认为这部回忆录包含许多他的思想。谁是真正的作者，只有上帝才晓得。不过，历史将告诉我们是谁真正撰写了朱可夫回忆录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虽然那时我将不在人间，无法知晓是谁写的，因为我太老了[6]。
坦率地说，我几乎没有读过目前出版的这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任何一本。我对这些东西感到实在厌恶。我上了年纪，要设法活下去。而我的神经系统简直忍受不了所有那些为了自私目的而作的歪曲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也许这只不过是我的主观的看法。当然，主观主义丝毫也不奇怪：两个人对同样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所不能忍受的是这种情况，即所有这些前总参谋部的军官都试图重新撰写和编纂历史，以便使他们出场时显得光彩一些。有时他们甚至试图把自己的错误推到无辜者——包括我本人的头上。
但总的说来使我愤怒的是，这些在撰写回忆录的人本来应当把罪责归咎于斯大林，可是他们更担心的倒是替自己辩解。他们都想当唯唯诺诺的人，按照某人所希望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叙述事件。
我坚信真相终将大白。某一天我们将会有另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为我们自己的时代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1那是在小说领域。也将会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们敢于写出我积极领导我们国家的那个时期的真相。我现在特别在考虑战争时期，但也同样在考虑和平时期的事。
我想尽我的一份责任向历史提供见闻与印象。我再也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了，但是我愿意记下我所亲自耳闻目睹的事情。我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活跃的；我接触过我们国家历史的重要人物，也接触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领导人。
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记述的真实性，那我愿意像信仰宗教的人所惯常做的那样，手按着圣经发誓。
当然，一定数量的不正确或不精确之处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我可能忘掉一个名字，或者把一个名字搞错。这就好像一个在暗室里工作的摄影师，试图使用自己手边所有的一切化学药剂和设备使映像在胶卷上显现出来。我发现随着岁月的消逝，这渐渐变得困难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在偷偷地溜走。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规律。尽管偶尔我有遗漏之处，我相信我的记忆还是相当不错的。
阅读我的回忆录的人应当记住，我完全是靠记忆来口述的。在我从事政治活动期间，我没有记日记，因为既无时间也无必要。当我在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旅行时，我由新闻记者陪同。他们记下了所有发生的事情，而我的译员贝把我同别国领导人的谈话速记下来。
然而，在口述我的回忆录过程中，我不可能参考外交档案和新闻档案。我也不可能检查一下我已经口述了的材料。我不得不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在某些场合，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可能是使我重新回忆起我同外国领导人在何时何地会谈的细节的一个较可靠的来源；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况且记住人们所讲的话和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话是他的本分。[7]
可是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太差。我试图对我担任党和政府首脑的那个时期作出客观的叙述。由于我不是凭借笔记或书面摘要材料来口述的，因此，我的工作方法是首先把自己的记忆变成某个事件，然后一直等到这个事件的照相底片在我脑子里显出影像来。即使某些事实要比另一些事实印象更模糊一些，我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我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如果发生一些错误，那也不是在重大的问题上。
当谈到各种技术问题，特别是关于战后我们国防的发展时，我要说明两点。第一，不管我们的报纸有没有回避某些问题，我在回忆录中讨论这些问题时绝没有泄露任何军事秘密。所谈到的武器并不是昨天制造的——而是多年前制造的。我个人参与了我们导弹系统的发展工作，我要坦率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不是旁敲侧击。第二，当讨论到高度技术性问题时，我的看法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我并不声言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完全合乎时宜。毕竟我是作为一个六年多没有参加工作的人来提出我的看法的。这几年来正是多事之秋。我与世隔绝了；我的思想有些过时，尤其是在工艺和技术领域。但由于我并不认为机器会代替人，因此我相信我在技术问题上的想法具有坚固和正确的基础。
至于用文献来证实我对某些事件的意见，我应当把这项工作留给那些将对我的讲话进行研究的人们去做。我是为历史学家们口述这些回忆录的。我希望我的这部记录将会落入客观的学者们之手，他们将从其他来源发掘材料并从中找出佐证来。
我相信他们会发现我的回忆录是有价值的，因为我是和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亲密同事。我知道不少关于他的事。我是斯大林的背叛政策和强盗政策的见证人。我亲耳听见贝利亚说，斯大林在战争开始时告诉他，“一切都完了，我不管了。列宁留给我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现在我们没有料到会被人弄到这样危险的境地，使得一切都完蛋了。”
我们的民主制度只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有关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极有限的消息。更糟的是，许多人此刻正在掩盖我们党的真正历史；他们用文过饰非的手法使读者对斯大林的作用产生误解，并在纪念斯大林时扮演拍马的角色。我知道我的回忆录对这类学者毫无甩处。我的论据是同目前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标榜的路线背道而驰的。我并不在乎。我是为那些将能从我所说的东西中得出正确结论的理论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而口述我的回忆录的。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难，因为这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要做到这点需要有勇气。
也许我为之留下我的回忆录的人们甚至还没有出生，也许他们已经出生。也许他们是将要接替我自己的一代人——也许他们正是此刻处平盛年的一代。我希望如此。我确信，如果这部关于我漫长一生和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记录落入客观的、有勇气的学者们之手，他们将会发现我所应讲的话许多都是真实的。
【注释】
[1]1970年10月，赫鲁晓夫受心脏病折磨，一个月后进莫斯科的一家医院治疗；直至1971年春初，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在作口述回忆录音时，他常常详细地记下了日期，简单地讲到气候和他当时的感觉，介绍他想要谈到的问题。例如；在恢复口述的那天，他一开头说：“我要继续搞回忆录了。自从我上次进行口述以来，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病了，在医院里几乎住了半年……。今天是1971年3月15日，我总算觉得好些了。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口述了，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精力能不能坚持，我将尽力而为。”
[2]1970年11月《生活》月刊开始连载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苏联的通讯社即塔斯社发布了一个赫鲁晓夫否认已登载的回忆录的声明；“我从来没有把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时代或其他出版公司……我声明，这个（已出版的回忆录）是虚构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报纸曾多次因制造这类谎言而被揭穿。”
[3]I·K·巴格拉米扬是一个多次获得勋章的陆军将领和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亲密同事（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75～180、184～186页）。巴格拉米扬元帅本人的回忆录出版于1971年，书名是：《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尽管官方的政策是在出版物中对赫鲁晓夫不予褒扬，巴格拉米扬仍把赫鲁晓夫尊为战时的杰出领袖。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K·S·莫斯卡连科在斯大林格勒、沃罗湟日和乌克兰前线服役，经常同赫鲁晓夫接触。1953年在推翻斯大林的警察首脑L·P·贝利亚时（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36～338页），他曾充当了工具。莫斯卡连科元帅所著关于战争的书——《向西南进军；一个司令员的回忆）1969年于莫斯科出版。
[5]A·M·华西列夫斯基在损失惨重的哈尔科夫进攻战役中任苏联总参谋长。这次战役可说是战时赫鲁晓夫最危险的时刻。（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82～189页）
[6]G·K·朱可夫是1969年在俄国和西方同时出版的回忆录的作者；在下一章里将讲到他的浮沉。
[7]A·A·葛罗米柯，1957年开始任外交部长，1973年以来是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