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特拉维夫
在那个奇热的七月的早晨，我透过坎塔拉来的火车的肮脏窗户，第一次看到特拉维夫时，它像个很大但不十分漂亮的村子，事实上特拉维夫已在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它是伊休夫的骄傲。我不知道我曾预料它是什么模样，但肯定我看到的特拉维夫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以及我们所有人当时知道的特拉维夫是一九○九年由六十个乐观的犹太人家庭创建的。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敢于预言有一天他们新建的花园郊区（建在阿拉伯雅法的郊区）的居民可能会达到两万五千。即使想入非非也没有人能料到五十年之内特拉维夫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城市，它的住房能勉强容纳四十多万居民，他们也想不到它会在一九四八年成为犹太人国的临时首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拉维夫的全部居民曾被土耳其人赶走。但我们到达时，已有一万五千人回来居住，建筑业极为繁荣。我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的有些区域确实相当漂亮；一排排带花园的整洁的小屋，点缀在两边种着木麻黄树和胡椒树的柏油路旁，一队队骡马和骆驼从海边驮着建筑用的沙子在这些路上穿行。但其他区域的建设看来也确实毫无计划，工程没有完工，杂乱无章。一九二一年五一节暴乱时雅法的犹太难民曾涌向特拉维夫，暴乱后只有几星期我们到达时，几百名难民仍住在匆匆搭起来的小屋里甚至帐篷里。
一九二一年特拉维夫的居民一部分是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三次“阿里亚”（移民浪潮）中到达巴勒斯坦的（大多数来自立陶宛，波兰和俄国），一部分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的“先驱者”。虽然有些新来的移民自称“资本家”——开设小工厂和店铺的商人和手艺人，绝大多数是劳动者。一年之前，犹太工人总工会（希斯塔德罗特）宣告成立，一年之内它已拥有四千多会员。
虽然特拉维夫只有十二年的历史，它已迅速成为自治城市。它刚刚获得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批准，可向各建筑物和工厂征税，管理自己的供水系统。虽然它没有监狱——多年后仍旧没有监狱，但有一支由二十五名全部是犹太人组成的警察队伍，所有人对此都觉得骄傲。它的主要街道（以西奥多·赫茨尔命名）一端矗立着赫茨利亚中学，它是全城第一座和最宏伟的建筑。此外还有几条街，一个小小的“商业区”和一个当作青年集会场地的水塔周围的空地。公共交通主要依靠小型公共汽车或马车，而特拉维夫市长，梅尔·迪曾戈夫不时骑着漂亮的马经过市里。
一九二一年特拉维夫的文化生活已很活跃：有些作家已在那里定居，其中有伟大的犹太哲学家和作家阿哈德·哈阿姆和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一个叫“帐篷”的工人戏剧团体已经很活跃，此外还有几家咖啡馆，在那里每天下午和晚上都进行有关政治文化问题的热烈辩论。但当我们的火车开进城里小得可怜的车站时，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所有这些活动或特拉维夫发展的很大潜力。我们很难找个比当时更坏的时机到达这里了；在正午的阳光下，一切都好像在燃烧——空气，沙砾，白色粉刷的房子，而当我们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晒得快打蔫儿时，发现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我们心情很深重，虽然我们曾详细写信通知我们在特拉维夫的友人（他们是两年前移居巴勒斯坦的）我们何时到达。后来了解到，就在这一天，他们去耶路撒冷办完了离境手续。这个消息加剧了我们混乱和不安情绪。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段可怕的旅行之后，我们终于到达特拉维夫了，我们的梦想成了事实。这个火车站，我们能看到的远处的房屋，甚至我们周围的厚厚的沙砾，都是犹太民族家园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在刺眼的阳光下等着，不知何去何从或甚至不知在哪里拐弯时，就很难想起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来。我们队伍里有人（可能是约瑟尔）甚至把我们突然泄气的心情诌了几句。他半开玩笑地冲我说，“好啦，果尔迪娅！你要到以色列来，我们在这里了。现在我们都可以回去了——够了。”我记不起谁说了这些，但我确实记得我没有笑。
突然间一个男人朝着我们走来，用意第绪语自我介绍为巴拉什先生，附近一家旅店的老板。也许他能帮助我们。他为我们叫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感激地把行李往车上堆。于是，马车带路，我们在后面迈着沉重的脚步跟着，不知道在可怕的热浪中能走多远。就在车站外面，我见到一棵树。根据美国标准，树并不大，但这是我在那天看到的第一棵。我想这好像是从沙土中神奇地成长的这个年轻城市的象征。
我们在旅店里吃、喝、洗澡。房间都很宽敞明亮，巴拉什先生和太太都很擅长招待，我们都感到舒展些。我们决定在获得充分休息之前，不把行李打开或作任何计划。这时我们发现床上有臭虫的痕迹，大家都有点恐慌。巴拉什先生非常气愤地否认这种指责，他说可能有几只跳蚤，但绝对没有臭虫。虽然换了床单，谢伊娜，丽贾纳和我却根本不想睡觉了，于是我们互相提醒比臭虫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就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谈话中度过了我们在特拉维夫的第一天。
第二天凌晨谢伊娜主动上市场为孩子们买水果，不一会儿她忧心忡忡地回来了。她说，什么东西上都爬满苍蝇，连包东西的纸或纸袋都没有，一切都这样原始，阳光又非常强烈，她几乎无法忍受。我过去从未听到谢伊娜为任何事情发牢骚，于是我开始想她和我将怎样适应我们的新生活。在密尔沃基议论开拓者的生活当然很容易，但我们是不是可能克服不了这些小小的不方便，而那些旅途中相识的立陶宛人认为我们太纤弱，无法适应这里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在特拉维夫的第一个星期里我对自己的弱点一直感到不安和内疚——且不提我看到莫里斯对这些不幸经历的反应时的焦急心情。如果我们在秋天到而不是盛夏，或者住的地方靠海滨近一些，能吹到海风，情况会好些。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总感到闷热，疲倦和没精打采。
紧接这一切的是，我们的朋友从耶路撒冷回来并请我们在一个星期六吃晚饭。他们不仅非常详尽地谈论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还请我们吃带肥皂味的牛肉饼，我们实在无法吞下去，客人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并要孩子们不要噎着，不要叫喊，后来，人们发现一块肥皂掉进了珍贵的肉末里。但这个解释也没有使肉更可口些，我们都感到不舒服，垂头丧气地回到巴拉什先生的旅店。
几天之后，看来在巴拉什先生的旅店再耽搁下去没有意义了，像车站附近的那棵树一样，我们迟早也得生根。此外，我们的钱也快用完了。是的，我们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只有很少一点钱——虽然好像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夏天我在特拉维夫遇见一位妇女，她拥抱我，吻我并且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上帝，你们百万富翁也从美国来到我们这里，现在这里什么都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