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美国
在去美国的飞机上，我沉浸在思绪中，猜测我和尼克松会见的前景，我们是否合得来。我连总的说来我将在美国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也心中无数。六天战争后，美国犹太人以热情、爱戴和骄傲的心情欢迎我；但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对以色列事业的热心程度可能有所减退。但实际上在这两点上我都不必过虑。
费城机场上有数千人等着我；许许多多小学生唱着希伯来语的歌《您好》，挥动着旗帜。记得有一面旗上写道：“我们喜欢您，果尔达。”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的支持以色列——也许是支持我——最动人的情景。但我除了向他们微笑和挥手致意，不知怎样向这些孩子表示我自然也喜欢他们。因此我只是笑着，挥着手，当我发现我的亲属时，我高兴极了。在独立广场上我受到更密集的人群的欢迎——三万美国犹太人，许多人已站在那里等我好几个小时了。那些人冲向警察架设的路障和鼓掌的情景，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只向他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但就像有人对我说的，“假如你仅仅朗读电话本里任何一页，人群会照样欢呼的。”
我们在费城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飞往华盛顿。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天空依然多云，阴沉沉的，好像还要下雨。但是（仿佛这也是白宫安排的）当我从直升飞机下来乘两分钟汽车到白宫的碧绿的草坪时，太阳出来了。尼克松总统很快使我感到安心自在。他扶我下车，尼克松夫人递给我一大束红玫瑰。尼克松一家对我的接待使我一开始就感到同他们一起像在家里一样舒坦，我对他们两位十分感激。
正式的欢迎仪式的确很正式，到处是礼节。总统和我站在铺着红地毯的高起的检阅台上，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了两国国歌。我听着《希望之歌》，尽管努力使自己表现镇静，我还是热泪盈眶。我，作为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建立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国家的总理，在这里同美国总统一起肃立，接受给予我国最高军事礼仪的荣誉。记得我当时想，“要是守卫在运河上的小伙子们能见到这情景该多好，”但我至少知道，那天晚上在以色列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电视屏幕前观看这个仪式，同我一样振奋，感动。也许别的国家把这种仪式看作很平淡，但我们还不是。事实上，这一切有点像多年以前我常常同朋友们一起梦想的那样。那时我们有时捉摸到了我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有了国家外部标志时，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尼克松先生的讲话简短而中肯。他谈到了美国与中东和平的利害关系，对我说了些恭维的话。他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在一次或甚至几次会上解决，但争取和平的斗争是要最优先考虑的。我也讲得很简单。我宣读了我已写好的一个短稿——也是关于和平与友谊的。然而我不是到白宫来听或作简短的讲话，或检阅军队的——虽然从全面看，我做得还算不错。
我同总统的会见像他开始的欢迎一样热烈。我们一起呆了几个小时，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我们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一切。我们一致认为：以色列应当留在原地不动，直到同阿拉伯人达成某种可以接受的协议为止，以及大国答应援助遇到困难的小国，必须信守诺言。我们还谈到了巴勒斯坦人，我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说了心里话。我说，“在地中海和伊拉克边界之间，在过去曾是巴勒斯坦的地方，现在有两个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没有第三个国家的余地了。巴勒斯坦人必须同这个阿拉伯国家约旦一起寻求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因为在我们和约旦之间出现一个‘巴勒斯坦国’只能成为更加便于袭击和毁灭以色列的基地。”尼克松对我所谈的关于中东的一切听得很仔细，好像他除了坐下来同果尔达·梅厄谈以色列问题之外，没有别的事要做似的；然而他依然很想使两大国和四大国的会谈继续进行，尽管他看来接受了我的论点：俄国十之八九不会同意其阿拉伯随从反对的东西。我获悉在尼克松总统和我会谈的同时，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同罗杰斯先生也在纽约会见，对此，我必须说，我有点高兴；我不禁想，葛罗米柯对于他同美国国务卿会谈的时间安排一定会感到恼火。
关于我同尼克松先生讨论的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当时不愿引他的话，现在我也不想来援引他。报界人士无休止地纠缠我，但我要说的只是我对我们会谈结果的印象，我个人的估价是，“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奉行它在这个地区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政策。”由于我同总统会谈后没有发表正式公报，有些记者估计我两手空空而归。事实是，我看不出发表公报（它很少报什么）有任何意义，尼克松总统也有同感，因此我们一起决定不发表正式声明。至于我的购货单，像原来准备的那样，它后来转手了。
那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我举行了国宴。华盛顿人士后来说，这次宴会是尼克松政府举行的最漂亮的白宫宴会之——虽然没有人能解释什么东西使宴会如此成功。对我来说，宴会从头至尾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美好的晚会之一，我想，部分原因是尼克松以非常理解的态度待我，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确信美国会支持我们，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真正能松口气。此外，为了使我愉快，一切都作了精心安排——从我亲属的出席到“夏洛蒂雷维维姆”布丁，这布丁巧妙地表明萨拉和泽卡顿亚也包括在庆祝活动中。一百二十位来宾中，有我在两党的许多老朋友，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和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当然，罗杰斯先生、基辛格博士、埃班和拉宾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出席了。宴会自始至终演奏以色列音乐，然后——作为特殊款待——伦纳德·伯恩斯坦和艾萨克·斯特恩演奏音乐节目，他们还应听众的要求一再加演。我能看出，也能听到，他们两人多么感动，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出席使我入了迷。当他们演奏结束时，我忘了我在那里，我跳起来拥抱他们。
宴会前，尼克松夫妇和我交换了礼物。他们赠我一只用金子复制并刻有美丽花纹的有盖的希腊瓮和一盆用蓝色和金色小饰物制成的放在桌子中央的优美的盆花。我为他们带来了几件以色列的古玩：送给尼克松夫人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呈荷花状的光玉髓珠子项链，送给总统的是一盏犹太人古油灯，给朱利和戴维·艾森豪威尔的是银制烛台，给特里西娜·尼克松的是一个银制也门项链和耳环。宴会后是祝酒。总统又一次对以色列和我表示友好。
他说，“以色列人民赢得了和平，不是那种由文件产生而没有一方想维持的虚弱的和平，而是持久的和平。我们希望，作为我们会谈的结果，我们会向对以色列人民、对中东地区人民、也对世界人民有重大意义的和平，迈出重要的一步。”
我觉得他说了心里话，我知道我回答时也是这样的：“总统先生，感谢你，不仅为你的款待，不仅为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为今天我度过的每一分钟，而且最重要的是感谢你使我回国时能告诉我的人民，我们在白宫有一位朋友，一位伟大的朋友。这会有帮助的，这会帮助我们克服许多困难。”
约在晚上十一点，总统、尼克松夫人和我离开了宴会，在我的汽车旁，尼克松夫人和我吻别，好像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其余来宾继续跳舞，直到午夜后。
我在华盛顿一共逗留了四天。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鸣放礼炮十九响之后，由举着以色列国旗的旗手为先导，我同戴满勋章的美国陆军副官长齐步走去（我从未做过的难事），向无名战士墓献了蓝白两色花圈。我到国务院拜访了罗杰斯先生，他招待我共进午餐，在国防部会见了梅尔文·莱尔德先生，会见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来到全国记者俱乐部，会见了美国最难对付和最有经验的记者，开始时我感到好像同他们一起在拳击比赛场上。但他们对我也很好。似乎很欣赏我能尽量简短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虽然我不能说他们提出了人们以前没有问过我几十遍的问题。
只有两个问题是完全新的。一个记者问；“如果以色列的生存遇到危险，它会使用核武器吗？”对此我只能如实地回答说，我想我们在使用常规武器方面并不太差嘛——回答引起了笑声和掌声。第二个问题是记者俱乐部主席问的，它使我发笑。“你的孙子吉德翁说，在以色列你做的鱼九最好吃，”他说。“你能向我们透露你的烹调法吗？”
．“我会做得比这还多，”我回答。“我再到这里来时，我答应提前三天到，为你们所有人做鱼丸。”顺便提一下，几个月后，有人在洛杉矾采访我，问我是否会做美味鸡汤。“当然会，”我回答。你愿寄烹调法吗？“很乐于这样做，”我说。决没有想到，一星期内这位记者接到了四万封索取这个烹调法的信。我只希望结果会是四万锅美味犹太鸡汤。无论如何，在华盛顿重要的不是我的烹调技术，而是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友谊的纽带，以及美国对我们反消耗战政策的态度。我离开之前，尼克松先生以他和我的名义，对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我认为这声明总结了我访问的成果，即使没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