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陈晏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都有一个长长的绪论，讲授时间占去大半个学期，内容归结起来也就是讲“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长达十几周的绪论课，确实让人觉得有几分枯燥，却也有不少人很愿意听它，因为他们在即将进入哲学的大门时，非常希望尽快地知道哲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哲学原理课的绪论其实就是一种哲学概论，不过它的视野相对狭窄，只是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门课的教学要求，讲些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相关的知识和历史。而我们现在开设的哲学概论课则是适应于整个哲学学科的教学要求的，可以说，它是整个哲学学科的绪论。

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课？哲学概论课是一门入门课，是为了把刚刚考进哲学系的学生领进哲学大门。从教学上说，它的一个浅近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找到一种适合于哲学专业的学习方法。只有适合于学习对象的性质的方法才是好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哲学概论要讲清楚的正是哲学的性质，包括哲学的本性是什么，体现这种本性的哲学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哲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哪些，等等。这些，也就是讲的哲学观。哲学这个学科比之其他任何学科来，都显得起点高，亦即门槛高。这个门槛在哪里？这门槛就是哲学观。许多人在接触哲学之前，就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或接触过其他学科的知识，但由于没有确立最基本的哲学观，不了解哲学的性质，便常常把学习其他学科的方法简单地移用到哲学学科的学习上来，最常见的就是用关于经验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和学习哲学，因而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有的人从哲学系毕业了，甚至从事了多少年的“哲学工作”，但仍然蹲在哲学的大门之外；虽自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是在做“哲学”，却仍然“不识庐山真面目”，搞不清什么是哲学。学界许多哲学问题的争论往往源于哲学观上的分歧，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从事哲学教育的人们越来越看清了这种状况，并意识到了它同哲学教育的关联。于是许多哲学系的教授便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开设哲学概论这门课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做南开哲学系的系主任。处在这样的位子上，自然会对哲学专业的教学改革有更多的关注。当时，我觉得哲学系的课程体系，从内容上看不仅比较陈旧，而且比较松散，教学目标不大统一、不大集中。学界长期形成的学科分立的局面，在哲学系的专业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各门课程互不搭界，只是各自讲授自己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涉及哲学观的问题，也不是“大哲学观”，而多是“学科观”，如中国哲学史观、西方哲学史观、科技哲学观、美学观等等，甚至有的课程几乎只是知识课，而少有哲学味。学生毕业时，多是装着一大堆哲学知识走了，很难谈得上良好的、规范的哲学思维训练。这种局面是长时期形成的，要改变它也不是短时期里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在教学改革上做出多方面的持续努力。但若能够开出一门哲学概论这样的课，帮助学生把握各门主要课程在思想层面的内在关联，使他们能够在以后的学习中把各门主要课程贯通起来，这也不失为改变这种局面的一种努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批准南开大学哲学系建立“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哲学教学改革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氛围。建设哲学概论课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和启动的。

本书的主编阎孟伟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1997年任哲学系主任。他对于哲学专业的教学改革有很高的热情和深入的思考，对开设哲学概论课的意义也有深刻的理解，便自告奋勇领衔这门课程的建设。孟伟也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他对哲学专业一些主要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都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他的率领下，几位教师合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开哲学系本科一年级开出了哲学概论课。他们一边讲课，一边编写和修改教材。现在同读者见面的这本教科书就是他们十几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应当说，这是孟伟等人对哲学教学改革做出的一个积极的贡献。

哲学概论课比较难讲。这不仅在于它是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起来的一门新科（建国以前的大学里曾有哲学概论课程），尚缺乏经验，而且在于它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殊困难。最困难的是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个难题是，哲学概论主要讲哲学观，但并没有一种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哲学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派别，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哲学观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变中又有不变。哲学概论就要讲清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如果只讲变而不讲不变，就把握不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规定性，讲不清到底什么是哲学；如果只讲不变而不讲变，那就没有历史，说到底也就没有了哲学。哲学的变革总是以哲学观的变革为先导的，讲不清哲学观的变化当然也就讲不清哲学的发展，到头来也就讲不清什么是哲学，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作为哲学史而存在的。可以想象，讲清楚这个“变”和“不变”的统一真不是件容易事。第二个难题是，哲学概论课是面向哲学初学者的，讲授内容的繁简难易很难把握分寸。过繁了，就不叫“概论”；过简了，说不清问题。太难了，学生接受不了；但一味地求“易”，就可能讲得不三不四。哲学课求“易”是有限度的，因为哲学的门槛本来就应当那么高，是不可能从它应有的高度降下来的。同样可以想象，做到内容的繁简难易适当，也真不是容易事。看得出来，本书的作者是在努力解决这两个难题的，是非常用心的。究竟解决得如何，最有发言权的、最终的评论者还是读者，是使用这本教科书的学生们。但我相信，这本教材、这门课程是一定会日益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