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希特到黑格尔：走向绝对的形而上学
康德堪称是欧洲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人，同时又是现代哲学的第一人。这不仅是说，他的学术见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哲学的各种思潮，更是说他提出的问题几乎决定性地制约了现代哲学的基本发展方向。有关自在之物的讨论，就是康德之后德国哲学最初的理论主题之一。我们知道，康德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同时又认为，这个自在之物是完全不可知的。他设定自在之物的存在事实上是要限定主体的能力。这种限定显然是与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的基本精神相悖的。自在之物的存在表明主体并不是绝对的。为此，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对这个不可认知的“物自体”均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试图消灭这个物自体，建构出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
1.费希特的“自我”与“本原行动”
费希特（Fichte）最先对康德的“物自体”理论发难。在他看来，康德既然认为认识只能局限在经验之内，那他就没有任何理由肯定经验之外的“物自体”的存在，“物自身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完全没有实在性。”[48]费希特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受康德启发，他着力探究“经验的根据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如果它真是绝对第一的原理，它就是不可证明的，或者说是不可规定的。它应该表明这样一种事实行动（Tathandlung），所谓事实行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意识的诸经验规定之一，而毋宁是一切意识的基础，是一切意识所唯一赖以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49]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他又超越了经验论的视界，而努力去建构一个形而上学的公理体系。
费希特认为，哲学应当把出现在意识中的唯一确定的东西作为出发点。而当我们把出现在意识中的一切不确定的东西排除之后，剩下的不可排除的东西就是进行排除活动的“自我”和自我的排除活动。这个“自我”不是经验的自我，而是纯粹的自我，纯粹的活动。这样，费希特就把自我确立为一个行动的、能动的主体，认为自我既是行动者，又是行动的产物。他把这个纯粹自我的纯粹活动称之为“本原行动”，自我的存在与这个本原行动是直接统一的，即：
“自我存在”乃是对一种本原行动的表述，但也是对整个知识学里必定出现的那惟一可能的本原行动的表述。[50]
这种“本原行动”是一种“纯粹活动”，它不以任何对象为前提，而是产生对象本身，因而它是一切经验和知识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前提。
从这个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出发，费希特为自己的哲学体系确立了逻辑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一，正题：“自我设定自身”，即“自我原初无条件地设定它自己的存在”[51]。自我的本原行动就是自我设定的行动，即我在行动意味着一个行动的自我的存在，同时又意味着自我对这一行动的直接意识，因而它就是一种直观，是不证自明的，无须用概念来说明自我对自身的确认。其二，反题：“自我设定非我”。所谓“非我”就是以自我为前提的“感性世界”。这个感性世界同样是以自我的本原行动为根据的，也就是说，只有相对于“自我”来说，感性世界才是一个对象化的客观世界。如果说，自我设定自身是在意识上对自我的直观，那么自我设定非我就是自我从实践上设定自身，它意味着把自我设定到自身之外的有限世界中，并给自己的实践能动性设定一个界限。其三，合题：“自我和非我的统一”。自我设定非我，将自我置身于感性世界中，成为有限的自我或“经验自我”。但经验自我终归来自于绝对自我，与绝对自我保持自身同一性，它能够通过自身能动的活动超越非我对自我的限制，从而扬弃非我返回自身，达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
费希特以这三个命题为框架构建出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形而上学体系。其核心概念就是作为“本原行动”而存在的“自我”。他的哲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启发人们从能动的主体即自我的活动中重新理解“感性世界”，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的活动的产物。但在他的笔下，作为一切经验的根据的“绝对自我”依然是一个行动着的理智存在体，是思维的出发点。
2.谢林的“绝对同一”
在费希特之后，谢林提出了绝对同一哲学，力图用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原则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和费希特一样，谢林也肯定康德哲学的革命意义，但他指责康德设定的“物自体”割裂了理论和实践、必然和自由、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费希特的自我哲学也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自我”是与“非我”相对立的，受非我的反对和制约，那么自我就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它与非我的同一性就得不到任何保证。在谢林看来，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思维和存在之所以具有同一性，是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的，或者说就是以“同一性”本身为根据的。这就是说，必然存在着一种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绝对”或“绝对同一性”。他说：
客观事物（合乎规律的东西）和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自由的东西）的这样一种预定和谐唯有通过某种更高的东西才可以思议，而这种更高的东西凌驾于客观事物和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之上，因而既不是理智，也不是自由，反之，同时是有理智的东西与自由的东西的共同源泉。……那么，这种更高的东西本身就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52]
这种“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本原，“是个人和整个类族自由行动中的客观事物和主观事物和谐一致的真正根据。”
谢林相信，“绝对同一性”是主体和客体、精神和自然、思维和存在的来源和归宿，并且贯穿于双方的矛盾发展过程之中。最初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差别，出现了自然和精神这两个对立面，从而开始了自然和精神的矛盾发展史。然而，在他的哲学中，作为思维和存在的最终根据的“绝对同一”是一个神秘化的本体。谢林声称，这种“绝对同一”本身是无意识的，不可言说也不可证明，因而它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行动中的永恒假定，即信仰的对象。一句话，“绝对同一”就是上帝。谢林用这种方式重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逻辑：把思维和存在的最终依据同化为上帝，把思维的真理性推向彼岸世界，由此走向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
3.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绝对形而上学
在康德之后，黑格尔以其极为卓越的哲学才能，对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哲学本体论的历史发展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批判性总结，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一个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几乎包罗了所有哲学问题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十分明确地主张思维本体论，贯彻思维的内在性原则，并运用思辨逻辑的方法，从思维本身出发推论出一系列哲学原理，论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黑格尔也激烈地批评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说：
假如对理性认识没有本领来把握自在之物，实在又全然在概念之外……那就立刻表明：“这样一个不能够建立自身与其对象——自在之物——的一致的理性，不与理性概念一致的自在之物，不与实在一致的概念，不与概念一致的实在，都是不真实的观念”。[53]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声称能正确认识现象却不能够认识自在之物，“正像说一个人具有正确的洞见，但又附加一句说他不能够洞见任何真的东西，而只能够洞见不真的东西”。[54]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应当能穿透自在之物，将所有的内容纳入自身的范围之内；因此，真理是大全，是无所不包的，也就是其逻辑学的最后部分——绝对理念。绝对理念内不可能有康德的自在之物，如果强说有的话，那也只能作为它抽象、片面的环节。
当然，黑格尔借以消灭自在之物的，也还是从笛卡尔到费希特这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观念，即主体的自我意识。不过，黑格尔认为康德和费希特没有很好地把握到主体的这种自发的能力，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将其理解为主体不断反思的过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对主体的这种成长过程的陈述。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所关注的就是精神或主体的一个“生产性”的过程。黑格尔说：
这部《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过程。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的东西，是感性的意识。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或者说，为了产生科学的因素，产生科学的纯粹概念，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漫长的道路。[55]
可见，黑格尔对精神成长过程的描述已经不是仅仅限于认识论的领域，而是扩展到哲学的整个范围。
作为一种思维本体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绝对理念”。但黑格尔所讲的理念并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单纯的抽象概念或观念，而是“概念及其现实化”。这一方面是说，概念自身的规定性的展开，必然具有现实性，必然会走向现实，成为现实化的各个环节，而不会仅仅停留在思维的抽象规定中；另一方面是说，现实存在的具体事物及其发展也必然体现概念的必然性，从而具有合理性。在黑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缺陷之一就在于片面地坚持概念的抽象规定，使概念局限在抽象理智中，缺乏丰富的现实化内容，脱离经验，远离生活，成为抽象的、空泛的思维规定。
不过，在黑格尔哲学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无论怎样体现在经验中或现实化，最终都要回归到思维本身，亦即精神要求它自己的最高的内在性——思维——的满足，而以思维为它的对象。但当精神在以思维本身为对象时，思维自身却纠缠于矛盾中。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高度赞扬康德说：“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乃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的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56]黑格尔认为，任何概念其规定性的充分展开都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自身的他物或者说走向自身的否定性。正是这种否定性推进了概念同时也推进了事物自身的发展。因此，否定性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它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康德虽然在抽象理智思维中发现了无可避免的矛盾，但他却没有在思维自身中解决这个矛盾。他的“二律背反”使正题和反题处于僵硬的对立中，看不到思维规定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或否定性的同时，又会依据同样的逻辑从对立面中返回自身，使正题和反题相互融合为一个“合题”，即否定之否定。因此，康德的辩证法只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理性”。黑格尔认为，要在思维中解决它自身的矛盾，就必须把这种“否定理性”提高到积极的“肯定理性”，也就是提高到思辨哲学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思辨哲学”。
由于矛盾既是思维的本性又是事物自身的本质，因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不是谢林所说的那种绝对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一个在内在矛盾的推动下，通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康德把矛盾的出现归于思维着的理性或心灵的本质，因而矛盾在康德那里依然是主观意义上的矛盾，而非认识对象或世界的本质，这使他从思维的矛盾性中得出消极的结论：理性没有能力把握“物自体”。而黑格尔则认为，思维中的矛盾正是以思维为本质的那个世界本身的矛盾，把握了矛盾也就把握了物自体。并且矛盾绝不限于康德所列举的四个二律背反，而是可以在一切种类的对象中，在一切表象、概念和理念中发现矛盾。也就是说，矛盾是推动一切的原则，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
从这种思维本体论出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贯彻了彻底的思维内在性原则，这个原则作为思辨哲学的方法也就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即从纯粹的思维规定出发，从一个思维规定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另一个思维规定，因而这种思维的进展是普遍的、必然的，无须依赖经验材料的佐证。用黑格尔的话说：
只有思维本身才构成使得理念成为逻辑的理念的普遍规定性或要素。理念并不是思维形式，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现成的事物。[57]
运用这种思辨哲学的方法，黑格尔构建起他的庞大的思辨哲学的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把实践或人的活动作为人的认识过程的中介，从而把真理看作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他看来，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理念”，“它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8]，而人的实践活动就是这一符合的“中介”，即“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59]。人在环境面前不是一个消极的直观者，通过实践活动，“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60]因此人不仅为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景，而且人也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外部的现实，实践“这个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