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 优势积累势差速放悬威攻势
军事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纳成两大类：一是如何建设军队以获取更多更强更有效的作战属性优势；二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发挥己方具有的作战属性优势，将其转换为优势战果。
发展科学技术以使得作战单位可以通过提升装备属性，来加大对自身所在区域的周边影响辐射半径，进而可以提升两军交战时的打击范围差的上限；完善司法制度、分明军纪赏罚，以保证己方控制区域内的各类工作可以井然有序，鼓励士兵积极战斗；优化经济结构以提供充足的作战物资，保障强势武器的装备率，可以提升作战部队的整体水平；培养各级军官和一线作战士兵的军事素养以强化不同单位间的协同能力……这些措施都是积累国家势能，提升己方整体作战属性优势的手段。
当己方可以将一支经过健康发展的正规军队的硬实力正向差距，摆在敌军面前时，哪怕没有大量推算，也不难确保胜利的获得。
但即便如此，从各方面看都处于全面优势的一方仍然有很大的风险付出己方不愿承受的损失。那么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己方的优势，自然就不可能仅仅是凭仗手中的硬性优势，与敌军死板地对耗到底，而应当是优化具有某方面或全方位优势作战属性的作战单位的使用方法；可能的话，再结合各种非直接军事手段来削弱敌军的瞬间/持久反抗能力，以尽可能地减少己方作战单位的损失和作战物资的消耗。
而硬实力相对弱势的一方就更需要通过将己方具有的少量优势尽可能多地发挥出来，以增强自己的反抗和/或自保的能力。
前文所描述的十余组作战思路主要是对第二类问题的讲解，其中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从这一类问题的角度切入分析时，顺带地对装备发展方向也进行了一些思索。
当一个群体系统在这两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在理论和执行上都处于先进状态，这个系统的军队就拥有了将国力优势转换为战力优势和交战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股势力/一个国家自保的绝佳手段，因为它可以打消其他理智尚存的对手的入侵意图。在己方决定对其他势力实施进攻作战时，这种能力则表现为势差效放。
但战争的持续终究是至少伤害一方的生产线，即便是征服/统合目标，进攻的目标终究也应当占领生产区域掌握生产线。故即便是势差极大的兼并战争或统一战争，如果能够减少战争时间，也至少可以减少攻占目标的生产潜能损耗；更何况很少有完全不耽误己方生产的兼并战争或统一战争。
故追求势差速放能力，不管是战役层面上要规避久战引起连锁反应增加己方消耗，还是战争层面上要减少双方总的生产力受损来看，都是很有意义的部队建设目标。
势差速放的速，需要每套独立作战系统的单位数量作战效能（此处的“单位”是计量意义的“单位”，并非作战单位的“单位”）优势，即平均到每一个最小计量数的作战效能优势（例如单兵/单连/单团/单师/单车组/单舰/单机组/单编队，计量单位取决于分析讨论的问题）。
这种单位数量作战效能很多时候会表现为一支部队的精锐度，但“精锐尽损”“精锐受到重创”“XX部队元气大损”这些情况在战争中经常会出现，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如何让己方的精锐力量或者说高威胁力部队，更多地发挥战局影响，规避不必要的损失，就是一个决定势差能否稳定效放，能否多次速放的核心军事问题。
上一组思路所提及的德军闪击战就遇到了这种问题。在闪击苏联取得数场重大战役胜利后，德军并没有停止东进的步伐，而是在列宁格勒无力攻克、基辅围歼战取得巨大胜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中路中央集团军群的东进。这将强弩之末的部分德军，扔进了苏联红军反击力量威慑范围内，冬季交战的损失自然无法避免。
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用信息化战争震惊了世界，展现了新时代的现代战争形式。之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在与伊拉克正规军的作战中又重复了一遍全方位碾压。
美军对伊拉克的综合国力优势体现在方方面面：科技研发方面，当时的美军如日中天，伊拉克不仅没有成形的军工体系，所购买的苏械也是地面决战的路子，非常适合在中东的开阔地上给美军当靶子；司法系统方面，美军能贿赂众多伊拉克军队高官，而美国的腐败至少在那个时代尚未带来什么致命伤；物资供应方面，美军是一如既往的财大气粗后勤足；军事理论方面，约翰·博弈得（John Boyd，一般译为约翰·伯伊德）的能量空战理论，OODA（观察—溯源—决策—行动）决策循环已经提出；人才选拔方面，虽然没有什么考核制度革新，甚至没能让约翰·博弈得受到重用，但美国的升迁制度至少不会弱于同时代的伊拉克，麦克阿瑟的笑话在那个时代也成了历史，约翰·博弈得的理论还是作用在了三代机的设计生产上；外交方面，伊拉克号称同时得罪了五常，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
获得了控导射击能力的美军在以极低的损失两次完胜伊拉克军队后，却因美国的政治利益诉求和美国政府思维的局限性，留下一定数量的军人，长期驻扎在伊拉克，进入了可以被当地武装不断袭扰的状态，即部分美军被美国政府主动安排进了对抗方极其有限的威胁范围之内。
在海湾战争中速战速胜损失极小的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前期再次速战速决击败伊拉克正规军的美军，却在没完没了的治安战中持续地损兵折粮（损兵折钱），陷入战争泥潭。
这两个都是达成了势差速放的例子，却也是不能及时撤离、见好就收的例子。读者不妨结合当时的时代条件推想一下，如果德军闪击苏联取得数场大胜之后停止东进，在攻占的基辅建立后勤补给基地，改善进攻路线上的部分路况，减少物资运输损耗，是不是可以保住数场大胜后的兵威和实打实的精锐作战力量？美军如果在海湾战争后以大胜之威作为外交筹码，不轻易对伊拉克再次用兵，或者至少在攻克伊拉克后及时撤军，是不是也有很多干涉当地局势的手段？
己方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势差效放后，部队会疲劳会减员、战斗效能会减弱，但这种失能可以通过及时修整、补充人员装备和后勤物资迅速恢复。相比之下，一套独立作战系统的完整建制，尤其是成熟指挥链和训练有素的人员的生产补充周期漫长；而兵将之间的军事键能或者说配套熟练度，更是难以生产和评估的认知资源。也就是说，指挥链上的人员损失，远非普通作战人员的生产培养成本所能相比的；而同样的一个师的后备人员与装备，补充到5个减员两成的同规模师带来的战斗效能恢复，相比于将原先的5个师简单地整改为4个师，直接将这个后备师升级为作战师带来的效能恢复，是要高出很多的。
故越是高价值的精锐单位，在实施的作战积累到一定的作战烈度，或者因时间流逝、战局变化等，失去了有利的出击条件之后，越是应该见好就收、止步休整，或者是干脆直接撤离，以避免在不利于己时遭遇敌军的反扑力量。这样的操作，可以保持己方高威胁度单位的长期存在，延长对敌军的威胁时间。威慑时间虽然不能直接变成输出时间t输，但威胁存在对敌方的兵力布局可以产生对己方有利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
A军与B军对抗演习中，B军暂时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交战区甲内A军有5个严重缺乏载具的步兵师，5处要点都需要防守，而处于进攻状态的B军是齐装满员的装甲师，和同规模的步兵师交战具有明显优势。我们不妨将步兵师的单位数量战斗力简单地处理为10，装甲师数量战斗力为40，要点的地利优势处理为交战时为步兵师的单位数量战斗力增加10。
在这种条件下，装甲师与步兵师交战，若将地利折算到步兵师上之后，将同规模编制视为交战人数接近，再采用兰切斯特方程组，则可以估算出装甲师要全歼该步兵师要损失一半的兰切斯特方程组战斗力（单兵战斗力乘以数量的平方），即作战单位数量减少至原来的
，约为0.7倍。由于B军占据主动权且A军在此战区内的作战单位因缺乏机动能力而难以相互支援，故B军可以在战局出现变数之前选择A军一处步兵师展开歼灭战打出1∶3的交换比。由于B军只是伤亡而A军的步兵师是被全歼，所以永久性的战力损失会更利于B军。我们不妨取1∶4的阵亡受伤比，受伤的人员有四分之一能恢复战斗力，则B军如果在歼灭A军一个师后短期内不再作战，人员可以通过休整恢复至满编的0.76倍，将交换比提升至1∶4。
考虑到B军装甲部队的单位数量战斗力本就是A军步兵师的4倍，这种局面下B军发起进攻，如果不考虑攻取位置所带来的道路打通能带来的好处，貌似也只是稍微有利于B军交战优势的消耗战。但问题在于，B军装甲部队的生产成本，是A军步兵师的几倍？
我们如果只是从生产维持成本来看，计算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的生产成本、作战人员的培训成本、装备购置成本、部队整体的维护成本、人员损失后给家属的抚恤费成本。其中人的生产成本尤其容易被忽视——人的生产成本不是简单地算一下招募成本就完事，而是从一个区域内生产完整的适龄人员的成本，由于人的生产周期漫长，这一项的成本其实巨大，很多时候会表现出不可再生资源的属性。这些成本相对固定略好算一些，但还有一项更容易被忽视的重要成本——机会成本。
一个人如果不参军，从事生产，能产生多少有效价值？这个数值越高，部队的机会成本就越大。我们假定B军装甲师的单体数量维持成本为100炸/月，A军步兵师的单体数量维持成本为20炸/月，这样B军装甲师的维持成本是A军步兵师的5倍。我们再假定B军的综合单体生产值为净增量50炸/月，A军的综合单体生产值为净增量10炸/月（维持成本和生产能力在数值上都是5倍，所以如果是经济内部自循环都是至少两个生产人员才能养一个兵的结构）。
一个师的规模多为万级，我们为了简便计算取1万，那么，B军装甲师的月维持总成本是150万炸/月，A军步兵师只是从线性战力上要持平B军装甲师的总成本，需要的是4个步兵师，120万炸/月。这样一看，貌似A军步兵师在经济上是更有优势的，但问题是，B军不在军队的3万人去哪了呢？去生产了，所以如果只比较师的成本就容易出现这种计算缺漏，机会成本该怎么算呢？
B军1万人，月消耗100万炸，多出的3万人，增值150万炸，这4万人的总消耗，是负的50万炸。A军4万人，月消耗80万炸，没有增值，这4万人的总消耗，是正的80万炸。双方在这4万人上拉开了130万炸的资源量。
这样的数据还只是A军为了在不考虑移动力优势的情况下为线性持平B军所面临的问题。在上文的战局模型中，A军凭借地利为了抗衡B军，5个步兵师才换来，如果B军选择交战，A军可以不算太亏的局面，这就意味着B军5万人是月消耗100万炸，增值200万炸，总消耗是负的100万炸，A军5万人是月消耗100万炸，没有增值，总消耗是正的100万炸。
随着B军装甲师的增加，双方交换时的交换比会进一步利于B军，除非A军增兵。但A军增兵，如果不在5处都增到战力均匀，B军装甲师只要选择交换优势最大的那一处下手，赚取优势输出量即可，所以A军如果增兵，就需要5处都等量，这时A军面临的就是更大的经济劣势。这样一看，A军最好的选择，貌似就是撤兵了，可将领土拱手相送，就意味着这场对抗的局势走向交由对方决定了：B军新占领的区域，如果不能够为己方的生产结构带来有效助力，A军还有可能翻盘；可如果能够为己方的生产结构带来有效助力，接下来就可以参考远交近攻部分的秦灭六国模型。
这样正向分析可能对悬威攻势的效果表现得还不明显，我们不妨再反方向分析一下。
如果B军的装甲师歼灭A军一个步兵师后，剩余约7千的力量，不巩固胜利果实，建立补给基地，建立新的威胁态势，而是联系后方将伤员接走后，向另一处A军步兵师继续进攻，因失去了进攻突然性而面临A军增援会怎么样？
假设B军攻克了目标点3，开始攻取目标点4前，A军已经获知了B军的大量行军信息，推断出B军在歼灭步兵师3后可能攻击目标点2或4，并派步兵师1支援步兵师2，步兵师5支援步兵师4。
此时B军进攻目标点4，需要面对的是已经合兵一处的步兵师4和5。我们假设双方战斗力没有太大变化，A军仍然是10，但A军数量现在是2万（B军7千，记为7k）。将地利折算为让A军单位战斗力从10增到20后，进行兰切斯特方程计算，可得，B军是40×49k2，A军是20×400k2。A军想围歼B军，需要付出约四分之一的兰切斯特战力，也就是减员至
，约1.73万，减员两千七百人，利用数量优势对B军装甲师打出1比2.6的优势交换比。由于B军的这个装甲师没有适可而止，及时补充战力保持威慑存在，前文所说的A军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局面，则会被这次成功的折矛防御改变。
所以B军这个装甲师如果真的选择了歼灭一处A军的步兵师，就不该再接再厉乘胜追击，而应该见好就收保持己方的优势局面。等到再次出现有利时机再择机而动。
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认为王翦所提60万部队的要求太高，于是指派李信率军20万攻楚，秦军在一路高歌猛进之后被项燕反手一击打得溃败，秦王嬴政不得已请王翦出征。秦国这台战争机器为王翦提供了足量的国力势能优势，但王翦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损失，长期和楚军对峙，楚军求野战不得，又无法主动攻破秦军防线，终于因为补给问题后撤，而后撤的楚军自然会遭到秦军的追击，王翦率秦军一口气消灭楚国封建政权，为秦朝实施郡县制废除封建制扫灭了军事上最后的强敌。
这个过程中王翦并没有表现出见好就收，而是从一开始就不打，保持对楚军的威慑，逼迫楚军进入迎战状态，和楚军拼后勤，在楚军露出破绽后及时抓住机会出击，悬威攻势制造的交战优势就开始通过追击起效影响局势了。
我们所给的模型和所举的例子都是守方无法对按兵不动的攻方主动发起有效反击的例子。但守方并非总是如此，当守方具有高威胁度的机动力量，可以伺机对攻方部队展开反攻作战时，仅仅见好就收按兵不动就不足以解决问题了，这种情况下想要保持威胁度的存在，就需要主动后退，脱离对方反击力量的威胁范围，不论敌方反扑与否，己方都能保持悬威攻势。
攻击推进的军事动能和吸住对方作战单位不让其轻易后撤，抗拒远离对手反击力量的军事磁能，二者互生互利：吸引排斥的磁能来自感知机动能力，与动能同源，而攻击推进的动能需要通过规避反击来保持存在，由磁能保障。这便是军事领域的动磁思维。
生平多次速胜、大胜、险胜的李世民，在攻打高句丽时，虽然唐军依旧甲坚兵利，迅速以少击多取得大胜，但取得的胜果不如以往那般辉煌，这虽然让李世民感到不满意，但他也没有气血上头，死磕到底，而是见好就收，撤兵回国，避免了重蹈杨广的覆辙。经过父子接力，唐军在唐高宗时期终于消灭了高句丽地方政权。
后世的拿破仑、希特勒都在对俄作战中折戟莫斯科，苏军、美军都在阿富汗遭遇不快，中国却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见好就收，于兵威正盛之时从容归国，并在此战之后改革开放，利用宝贵的和平时期建设经济，提升军队装备水平。
由此可见“进攻顺利就没有撤退的道理”完全没有道理；“后撤对方就肯定会乘势反攻”也不是不能撤退的借口。
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朝鲜战争，美军曾经一路败退，但在李奇微接管美军后，止住了美军的溃败。
虽然如今美国是超级大国，但当时的美军对志愿军，其实没有多少整体势差：武器研发能力方面，虽然美国当时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实际作战时志愿军至少有不少苏械，同类武器质量并不比美军的明显逊色，虽然强力装备的配备率有一定差异；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方面，美军并没有多么先进，反倒是中方的官兵平等和部队执行力在那个时代是数一数二的；物资保障上，美军确实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军事理论上，美军虽然不缺作战经验和作战条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培养”出麦克阿瑟这种“笑料”，而这种“笑料”的“大放异彩”简直就是对美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公开嘲讽。这些根源性的国家实力因素，结合双方的政治利益诉求与斗争决心，在朝鲜半岛上还要面对气候与地形的影响，这让美军反而成了要输掉战争的一方。
尽管如此，并不具有多方位的势能差异的情况下，李奇微利用有效的进退切换，放大了美方在物资保障和特定装备数量方面的差异优势，在战场上临时增大了美军的军事学认知优势，改变了力量对比，为美军挽回了脸面。
在双方拉锯的过程中，李奇微针对志愿军利用夜战缩小双方远射火力优势的手段，尝试了一种有序进退交替的打法：白天，多路并进，规避志愿军集中兵力打击某一点的风险，并派装甲部队快速前进封锁道路以延缓甚至阻断志愿军的援助力量，再利用美军各种优势火力，逐步歼灭被分割的志愿军并夺下阵地；夜幕降临前利用机动优势快速后撤，一口气撤离数十公里，让志愿军在夜晚反扑之时难以抓住美军有生力量并对其发动攻击，基本上就是仅拿回阵地而已。但次日白昼一到，美军的多兵种火力又会落到志愿军辛劳一晚跑到的阵地上，阵地的控制权很快就会扭转，而志愿军的有生力量又要承担新一轮的损失。倘若志愿军夜间不反扑，则美军白天所要做的也不过就是推进一段距离，再向下一个目标区域倾泻弹药罢了。
如此这般，便将美军的火力优势和机动优势近乎完美地发挥了出来，而美军为规避可能出现的夜间伤亡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多开/坐了一会儿车而已，并不会更加劳累，仅消耗了一些对美军来说不值一提的车辆油耗。这一打法现在被总结为磁性/磁石战术。这个命名非常贴切。很多人的关注点在齐头并进、空降、装甲单位控路等行动，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影响战局走向的，可使用磁石战术与否都不影响进攻时是否要使用此类手段，这些自然不是磁石战术的核心。
读者不妨自行脑补或者尝试：两块磁石，磁石M在磁石Z主动向自己靠近时，用同极对着磁石M，在磁石Z准备远离自己时用异极对着磁石Z，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李奇微在接管美军之后，扭转了美军的颓势，使美军再次推回到了三八线附近。而参战各方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都没能获得有效的相对扩张。不过该场战争引起了一连串的政治连锁反应，也许这是参战各方都始料未及的。单从李奇微参与此战之后升迁，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来看，美军对李奇微的表现，至少是相对认可的。
磁石战术中积极主动的“前进—后撤—前进”切换与动磁思维不谋而合。但不同于磁石战术，动磁思维并不孤立存在：
优势积累会制造势差，动磁思维促成悬威攻势，悬威攻势保持势差速放的能力，而对势差速放的胜果，需要转换成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能力提升，才能尽快地消去战争损害，达成以战促和，并在新的和平期内继续积累国力优势，以应对未来的对抗需要。这些思路连贯地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建设型进攻作战思路——高能动磁流。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不妨来构想一个模型：(https://www.daowen.com)
A方和B方终于迎来了决战，A方调集百万装备尚可、训练有素、士气旺盛的作战部队；相比之下，B方的作战单位虽然在输出能力、承受能力、机动能力、感知能力整体上全面胜过A方的精锐部队，但总数却只有十万上下。A方地面各式车辆及牵引武器数以万计，雷达站、地面固定火力点等等都一应俱全。海面力量舰艇众多，虽然打击/防卫范围远不及B方但也数以千计。航空单位虽然在与B方的对战中毫无优势，但却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制造，让B方的航空单位在摧毁/削弱A方航空单位生产线（这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实现）之前难以全力地投入到对地支援中去，始终都需要派遣一部分航空单位对A方航空单位进行压制。
反过来，B方的装甲车辆全体皆为按需组装式/模块化车体单位，非常适合和各种步兵单位协同配合，数量上千。海面舰艇的打击范围、拦截范围、探知范围全面胜过A方，机动能力在与A方同档吨位船只相比较时也只强不弱，主要作战舰艇百余艘。航空主要战斗单位的打击范围、命中精度、航行速度、变向灵敏度、探知范围和探知准度全面胜过A方。战斗辅助单位与战斗单位的协调配合能力炉火纯青。各类运输单位航次充足，运输快速。消耗性无人机数量众多，且地面车辆有相当比例具有承担无人机群协调节点的能力……
总之一句话，A方装备劣势虽然明显，但数量优势极大，一旦双方出现对耗交战局面，则B方的劣势将会极大。在这种情况下，B方就必须全力避免进入双方都可以对敌方施以有效输出量的情况，而是要全力将战局引向接近己方对敌进行单向输出的状态，从而让己方的伤亡情况趋向于0，并同时也趋向不做作战物资的过度损耗。
那么基于此处所列举的众多作战属性上的优势，在双方刚开始对敌方进行接近运动时，B方自然非常容易达到（近乎）单向输出的境况。当在初步交战之后，只要作战属性上劣势一方的数量在其所处的交战环境下足量，便可使得在打击范围内的优势方（打击范围的优势可以使拥有该优势的一方发动较为安全的对敌打击）难以仅通过一次较为安全的攻击行动彻底地摧毁敌军的反击能力。
如果作战属性优势方仅仅是不断地向前推进，不论其作战属性优势有多大（只要不是各种YY剧本开挂局），都有在作战属性全面优势的情况下，因进入敌军打击范围（消灭完了一波后向前推进，撞上下一波敌军，进入了其攻击范围）而受到敌军攻击并累计出现大量伤亡的情况。这便是不少占据巨大指标优势方在实战中却还是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基本原理。
基于这一情况做反向思考，不难得出一个极优解的思路——既然在打击范围内的优势方难以仅通过一次较为安全的打击行动彻底地摧毁敌军的反击能力，那么，便规避己方可能遭遇的无法承受的敌方输出量，并发动多次较为安全的打击行动，持续削弱敌军实力，最终彻底地摧毁敌军的反击能力。
这一思路有执行的可能吗？其实结合前三部分的众多量化概念定义与前文举例示范的十余组作战思路讲解不难分析出来，这一思路的执行不仅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还可以做得非常“节约”。
首先，既然B方有感知优势，那么，实时掌控A方的动态有效打击范围并不是难事。
接着，占有机动优势，便可以基于对战场上各种打击网的有效打击覆盖区，进行精准灵活的一线单位通过，为一线单位的输出汇集做好准备或/和及时规避敌方有效打击范围覆盖区（主动出击时敌军跑不掉，想预设阵地伏击更容易先于敌军到达目标点，局面不利时后撤，只要己方不配合则敌军难以拉近双方间距）。
此外，机动优势也可以将后援单位与物资快速转移至最需要的地方——不论是陆、海、空，只要通过动量Mp足以产生有效支援都可以这般操作。
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前文航空锁域部分所提及的航空单位的“承受率”调和与“输出率”调和优势更是可在此处大放光彩——结合感知与机动优势，通过向最需要调和之处给予支援（例如，一方面增强某关键争夺点的装甲承受能力，使得敌军需要派遣更强武力/火力的作战单位前往才能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又利用航空武力/火力投放来消灭对己方最具有威胁的敌方单位）以收获最大的相对有效输出优势或是趋向完全规避己方接受到的敌方输出量。
在判断一线交战单位是否有后/侧撤的必要时，如果不能确定该撤多少、撤多远，但有航空高机动带来的“全面调和潜能”优势，则选择会变得非常多：
例如，当装甲车组（甚至是水域舰艇，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能长期滞留空中的作战单位）具有按需组装的能力时，通过航空单位快速转移某些组装模块，为一线单位“赋能”，则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然改变一线作战单位的作战属性，进而提供多元的双方有效打击范围覆盖区的运动能力对比，进一步优化敌我双方在可能的对射时己方的优势有效输出量W优效，或进一步地趋向完全规避敌方有效打击范围覆盖区，从而将己方的作战属性优势极大地转换成实际战果优势。
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前文所述的情况下列举一个模型：
A军和B军各自的部分装甲、步兵协同单位于某处开阔地即将遭遇。
由于A军坦克和步兵战车数量过多，虽然单个攻击难以对B军的破阵战车的主动调和装甲和步盾战车的主动反应盾造成有效威胁，但若是多个单位从多个角度，向B军某一辆战车同时开火，则有很大的概率会对B军的车辆单位产生有效命中毁伤。
破阵战车对A军坦克的单发攻击命中毁伤概率较大，且可以轻松地击毁A军的步兵战车。B军步盾战车由于在开阔地交战，主炮虽然可以对A军坦克进行有效威胁，但其惯性弹的有效攻击距离明显远小于A军坦克炮的有效射程，增程修正引导弹又容易被A军坦克的主动拦截系统给拦截；打击A军步兵战车时能轻松毁坏A军步兵战车的装甲，但步盾战车由于炮弹初始速度较小，飞行时间更长，故打击运动目标和动静切换较为频繁的目标时，命中率明显低于破阵战车。
在这种情况下，若B军破阵战车的有效射程与A军坦克接近，则：
首先，B军利用感知优势发觉威胁逼近，之后，召唤后方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运输直升机、大型固定翼运输机、喷气式战斗机等机型的航空支援。并且，在航空支援到来之前，弹动后撤与敌军保持安全距离。
接下来，航空支援到来，消灭部分A军装甲单位，并为B军带来了外披附加装甲与主动拦截装置和主动反应盾。在全方向装上多层装甲和主动拦截装置后的破阵战车虽然速度骤减，但承受率的飙升，使得A军完全无法对其造成有效威胁，而步盾战车的输出能力有些尴尬，增加承受能力后会与A军坦克基本相互打不动，但可以有效压制A军步兵战车，故可以暂时先不加入接下来的对射中去，继续向后撤退（具体速度此时可能就要根据接下来的对射情况做出改变了），或选择少量步盾战车将之与“步兵箱”拆离，装上多层装甲和主动拦截装置，低速后退；并将拆下来的“步兵箱”交给友军步盾战车，其余步盾战车带着步兵单位全速后撤。
接着，如果A军停止推进，开始后撤，则该次交战可以告一段落，除非B军在兼顾全方位承受率充足的情况下，机动能力仍然超过A军，不然也无法展开有效的追击战，顶多是辅助航空单位再发动一波打击。如果A军没有停止推进，继续向前，开始进入B军破阵战车射程范围，则双方即将展开对射。此时，由于机动能力下降，A军坦克开始与B军破阵战车逐渐拉近，并用己方射程将B军破阵战车覆盖（如果选择少量步盾战车留下支援，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优先打击A军坦克还是A军步兵战车）。但由于B军破阵战车的承受率Pf完全压制了A军坦克的输出率P，故仍然是单向输出，在几轮交火之后等待着A军装甲部队的只能是全军覆没。
倘若B军破阵战车射程明显优于A军坦克，则一开始就可以利用感知优势，始终保持在让A军坦克处于B军打击范围对A军打击范围的补集区域（即，将A军坦克的范围看作集合A，B军坦克的威胁范围看作集合B，取B对A的补集，一旦双方距离接近至A军坦克炮有效射程就全速脱离），来进行单向有效输出，而当A军想要逃脱之时，再利用机动优势使之无法主动地拉开与己方的距离。那么，这样一来，是否召唤航空武力/火力支援便只是个是否要加快歼灭进程的问题了。
不论上述哪一种情况，在将A军装甲力量摧毁殆尽后，利用装甲优势的支援，B军步兵清扫A军步兵，自然又和前文航空锁域板块中所提及的模型如出一辙了。
在上述这个模型中，想必不难体现“动”与“磁”——想跑就跑，敌军追不上，想来就来，敌军挡不住，长时间地对敌军保持威慑的状态，直观感受就是跑得快，又像磁石一样将人吸住，难以脱身，但实际上是要兼顾充足的感知能力和优势的机动能力才能以极低的代价拿捏好进退的时机。
另外，航空单位的高机动优势也扮演了输出率与承受率的调和者的角色。而整个模型中B军的四大优势无不体现了“高能”。而“高能”的基础，则是科教、司法、经济、举才的全面胜出，基础实力的施放过程，则最终由军事理论所指导的专业化作战部队去实施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不断进退、以退代防，从而保持己方对对方的威力投放态势的思路在各种交战环境下都有使用的可能（当然形式上不可能完全照搬）。地面、海面、空中等环境，及其组合形式，甚至非实体冲突与非军事冲突中，这一思路都有使用的可能。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海陆空联合作战的假想模型，还是基于前面的大背景：
A军与B军激烈交战的某一主战区中，B军指挥官R某通过己方感知优势发现了A军某处指挥链上的关键一环以及一处TH机场出现了短暂的防卫力量缺失。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R某当机立断派出本部所属直升机动部队（7架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7架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运输直升机），让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机处于待命状态，同时下令让副手紧急调遣待命中的快反车队（若干装甲单位及车内步兵）开赴目标区域，作为直升机动部队的后续步甲力量，并向友军指挥官S某请求航空力量支援。
在短暂的协调之后，指挥官S某派出麾下数十架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机从空天机场出发，与R某麾下十数架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机一起对A军TH机场发动联合空袭；同时亦派遣4架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快速驰援R某麾下的直升机动部队。
在B军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机即将开始对A军TH机场发动空袭时，B军某处FS舰队传来讯息，告知，A军另一处BS机场中数十架固定翼战机起飞，意图拼死冲出B军FS舰队封锁的空域，其驰援目标不明，预计会有十余架可以冲出B军FS舰队的封锁空域。
S某当机立断下令缩短空袭时间，全速发射完对地导弹立即返航，规避可能发生的不利空战；同时，下令空天机场战斗群与某区域CQ舰队全速移动，分别开赴某区域以支援打击A军指挥链的一线作战单位；并说服封锁BS机场的FS舰队结束封锁任务，向临近友军航空力量覆盖区靠拢并呼叫空中支援。
在损失数十架战机后，近二十架冒死冲出B军舰队封锁空域的A军固定翼战机飞至已被打击瘫痪的TH机场上空，与另一波数十架前来支援的LC战机会合，总数量达到近百架，但B军战机早已飞离，A军企图在空中利用数量优势围攻B军战机，以缩小B军航空单位的相对输出优势，大量消耗B军造价高昂的战机的企图落空。
不愿无功而返的A军战机转而与BS机场及其最近的岸基力量的友军联络，准备利用两路空军加上岸基力量以获得一个极大的输出率P，进而争取围歼一度封锁己方航线（B军舰队将防空范围覆盖住了A军的BS机场上空，BS机场的战机一起飞就有遭到攻击的危险）数日的B军FS舰队。不料待A军追至，B军另一处机场的航空单位已经和B军FS舰队处于活动区可联合状态（B军舰队原本就只使用辐射半径优势远远地对A军BS机场施以威胁，与之相距甚远，故虽然A军战机来回的时间并不久，不足以让B军FS舰队行驶多远，但这一段原本就存在的飞行距离的航行时间却能让B军航空单位航行一段更远的距离赶来支援），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A军不得已折返了。但是由于A军的感知能力与机动能力都不如B军战机，故A军发觉B军战机前来支援之时已经多少有一些“为时已晚”，在被追击的时间内，A军又“白白”损失十余架战机。
另一边，B军的直升机动部队突然出现在A军指挥链中某一环所在处（接近目标区域后选择较为安全的区域将步兵放置，之后再在确认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准备完毕，随时可以提供空中武力/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再突入敌军指挥链中某一环所在处），一番不算太激烈的交战（一边倒的交战没法激烈）后，A军不少指挥人员成了B军俘虏（面对一边倒的优势输出率P优，不投降还是会变成B军战果），与不少高价值情报文件一同被带上了B军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运输直升机，在B军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的护卫下脱离了战场。
这时，因不甘心而再次出击的A军航空单位又突然出现在B军的预警范围内，目标直指B军直升机动部队。于是乎，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直升机全都使用了喷气推进辅助装置，高速向友军防空区靠拢并发出求救信号，10架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则切换到空战模式开启电子压制，并转身回旋，在己方隐身预警机提供的优势输出视野的引导下，向A军固定翼战机发射空空导弹，并击落数十架A军固定翼战机。
与此同时，S某立即下令空天机场的战机紧急出航（由于空天机场特殊的结构优势，B军战机几乎可以同时从多个出击端口脱离机场，在空中安全下坠的同时让机体加速至航行速度后升高编队，故可以在短时间内出击大量战机，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机动优势）。在A军战机能够威胁到B军直升机动部队前，B军数十架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斗机便已经飞过B军直升机动部队，直扑A军固定翼战机而去了。于是乎，A军固定翼战机从即将和B军需要护卫承载重要人员的非作战载具的、已经不再搭载有空空导弹的喷气推进辅助式倾转旋翼武装直升机交战，可以获得明显相对优势输出率P优的情景，变成了和满状态（滞空时间t滞最大，弹药充足优势输出率P优有充足的输出时间t输保证）、无后顾之忧（机动不易受掣肘）的B军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斗机交战，会被对方完全压制、让对方获得巨大相对优势输出率P优的情景了。
所以A军战机又一次没捞到便宜，开始折返以减损，不料被追击的过程中又一头钻进B军CQ舰队的防空区，这样一来，其所要面对的便是B军海空单位对空有效输出率的累加，便自然而然地在B军海空力量的夹击下损失惨重。
更要命的是，由于A军连直线机动能力都弱于B军旋协翼型喷气式战斗机，于是乎被追击的时间极长（从空战的角度看），进而也大大增加了B军的优势输出量。最终A军前后共损失百余架战机。这无疑让该次交战的天平迅速向B军倾斜。
而获知友军行动顺利完成的装甲车队并没有停歇，R某随即将其派往B军一机场，并在该机场内装入大型运输机。
随后，与众多紧急召集而来的机动部队一起，由运输机运输至可以对B军CQ舰队即将行进的路线造成严重阻碍的A军某岸防部队驻守的ZJ锁海口上空，进行投放。通过大型航空单位的机动优势以赋予巨大通过动移Md的方式让这些步甲单位获得了一次性的（其自身遥不可及的）等效巨大机动优势。而这些步甲协同体所具有的输出优势P与承受优势Pf则使得A军岸防部队在惊讶于B军大量重装单位突然出现后一触即溃。
在道路打开之后，B军CQ舰队奇袭A军某区留守舰艇群DM及其把守的港口。
凭借着舰队自身打击范围的巨大优势，加上S某麾下的空天机场所属的大量战机、舰队内的海面机场所属战机，和FS舰队内海面机场所属，临时赶来助势的战机，提供的协同武力/火力支援和电子战支援，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清了数量优势并不明显的A军舰艇群DM，并在利用空天机场所属的隐身预警机带来的感知优势所推算出的安全时间内对A军港口做最大程度的破坏后，迅速撤回锁海口内。
当A军主力舰队赶至舰艇群DM留守区时早已没了B军踪迹。倘若A军舰队一路追至ZJ锁海口，则又将面临B军陆（抢下了锁海口的控制权后，用于封锁海域的反舰导弹自然是要笑纳的，凭借B军的科技水平和作战人员素养，用来砸A军自己的脚并不是难事）海空的立体打击。
虽然决心和B军CQ舰队对决可以给B军舰队带来大量损失，但在得知己方锁海口丢失，原本属于己方的反舰导弹将为B军提供大量额外加成的输出率P增，A军自然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到此，B军的一连串行动可以说大获全胜。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模型下的B军单位：
B军基于自身的作战属性优势，基于高能动磁流的核心作战思路，配以多种作战技巧，发动了多次快准狠的迅捷打击，在快速完成中小规模的交战后立即脱离交战区域，从而尽可能地规避与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A军陷入对耗战，逐步削弱A军的数量优势，将己方的作战属性优势转换为战果优势，进而成为全局态势优势。
A军虽然面对作战属性各方面都压自己一头的B军毫不示弱，频频主动发动反攻，使得B军虽然凭借上述一连串的优秀操作得以获得巨大战果，但另一方面，A军在整体上也始终没有被打成一边倒的屠杀，且面对B军的有效封锁也没有赌气硬拼，而是尽可能地择机而动（虽然因为对手太强而效果并不理想）。这让B军全程行动都要小心谨慎、紧密配合、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倘若其对手不能做到这般如此，就有可能被拖入消耗战，即便不能利用数量优势完全压倒对方，至少也可以打成两败俱伤，为己方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但即便如此，由于B军始终进退有度、调遣有方，将己方的作战属性优势具有的作战潜能发挥了巨大的作战效能，这也算是认知之能带来的巨大力量了。
“动磁”这种相辅相生的形式，其核心是灵活地使用“切换”的思路。即，不局限于狭义的“动磁”切换，而是基于战争往往不是一瞬间就可以完全结束的前提条件，一次势差速放无法完全结束战争时，及时收手，就地驻扎建设生产线，或者让部队回撤，休整补充后再做下一步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的资源适应时局，以规避不必要的损失。甚至可以考虑跳出军事行动的限制，以一个更多元的视角，分析包含军事斗争及军事冲突之外更多领域的综合斗争形势，并及时切换作战形态，以多种连接组合方式制造有利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