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语影视生产中文化移转的意义建构[1]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语影视剧译制经历了早期电影放映过程中放映员同期翻译的艰难阶段之后，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在乡村逐渐普及而兴起的电影、电视剧的民语译制极大地推动了影视译制业的发展，“译制的概念也从引进电影的加工，扩展到电视剧、电视专题类节目的译配，甚至还包括国内影视作品涉及汉语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译制加工”。[2]近十年来影视译制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角度，探讨民语影视译制的功能、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策略（朱丽萍，2009；[3]麻争旗、高长力，2010；[4]韩鸿、柳耀辉，2013[5]）。也有的学者对民语影视传播效果和受众进行了研究，如张允（2010[6]）、蒋雪娇（2011[7]）、麻争旗（2016）[8]等。庄金玉则是从民族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了维吾尔语媒体对维吾尔文化复兴的意义，认为维吾尔语大众媒体的本民族文化传播受制于跨语言传播障碍和文化关键符号官方挪用的工具理性。[9]这些研究触及了民语影视译制的制度层面和现实需求，但研究视角不够丰富，理论框架的建构仍待进一步探究。
有学者在对民语译制研究进行深入探究的过程中指出，“相较于影视剧研究而言，民族语译制的研究成果仍然较少，且缺乏研究深度，仍有很多领域有待突破”[10]，并且强调“民族语译制作为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能够使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汉语文化，有助于形成汉语文化共同体”[11]。把民族语译制看作是“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为民族语译制研究开辟了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领域，即民族语译制如何发挥族群间跨文化传播的中介作用，从而促进族群间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至今民族语译制研究鲜有从国内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讨论民语影视剧译制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以及民语译制具有的跨文化特性。民语译制研究缺少从国内跨文化传播视角进行讨论有特殊的原因。郭建斌认为，跨文化传播过于强调“国家边界”，而非“文化边界”，忽视了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背景，然而从文化差异普遍存在和人类学研究“他者”文化而审视自我的意义而言，跨文化传播研究不该只在国家之间的层面上展开，还应该放到民族国家内部来讨论。[12]
从近十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语影视译制的发展趋势来看，从国内族群间的跨文化传播视角来论述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也是可行和必要的。特别是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使得“文化的泛媒介化”[13]成为现代性一个重要维度的背景下，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同样经历着被主流汉语媒体或地方民语媒体建构，成为一种“融入了现代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及其文化表达”。[14]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地方民语影视译制中心近年来除了译制新闻、科教片和影视剧，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制作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民语影视节目，并力图打造为地方民语频道最受欢迎的节目。2018年1月笔者所在团队对德宏、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进行田野考察时，就特别关注了民语译制中心在技术更新与节目变革的推动下不断挖掘地方民族文化素材，打造特色民语影视节目的传播实践，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民语译制中心的负责人、翻译人员、播音人员、录制人员等25人，在了解地方民语译制发展史的同时，对译制者的民语影视传播实践和个体经验给予特别关照，试图回答何种因素制约或推动了民语译制实践，译制者如何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展开实践，这样的实践具有怎样的跨文化传播意义等问题。对地方民语译制实践的考察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材料，并从理论上进行意义阐发。
二、地方民语译制场域的历史与变革
位于滇西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滇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傣族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全省傣族人口有102.5万人，其中西双版纳州傣族人口有32.7万人，[15]德宏州傣族人口有349840万人，[16]占云南省傣族人口总数的66%。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宏和西双版纳州广播电台最早开设了民语广播，以满足少数民族村寨村民们获取国家政策信息的需要。这期间的民语译制主要以新闻译制为主，辅以少量的地方新闻采播。90年代国家实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项目和2000年旨在加强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影视节目译制能力的“西新工程”，不仅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电视综合覆盖率（据统计，傣族的电视机拥有率最高，至2003年达到96.7%[17]），而且促使德宏和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在2000年左右先后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影视译制中心，使得当地的民语电视节目由20世纪90年代初单一的民语新闻译播发展到以民语新闻为主，多种科教、娱乐节目为辅，兼顾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类别的格局，基本解决了大多数村寨少数民族观众听不懂汉语，无法了解国家政策的问题，同时满足了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009年，云南省启动民族影视剧译制工作，德宏和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陆续开始译制民语影视剧。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2009年底译制的第一部傣语电视剧《暖春》，在2010年播出时反响很大。之后，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规划每年译制200集电视剧、傣语电视剧100集、景颇语和载瓦语电视剧各50集，傣语电视剧每天都播出，景颇语和载瓦语电视剧隔一天播。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民语译制中心2011年也开始电影译制工作，最初译制的《风声》《拉贝日记》《建国大业》3部民语影片是通过农村电影放映车到农村里进行播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提出“对广播影视设施维护进行补助，支持增加广播电台、电视台少数民族语言节目的数量”，[18]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语影视传播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带来了节目创新的挑战。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在2008年开播的自办民语综艺节目《孔雀之乡》之外，增加了另一档综艺节目《五彩德宏》，并加大了民语影视剧译制的力度。同样，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民语译制中心对1996年开播的《傣乡综艺》进行了多次改版，力求把民语综艺节目做精做细，推出了《欢乐傣乡行》。自创民语节目的制作成为民语电影、电视剧译制之外地方民语译制中心重点打造的对象。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加强少数民族广播影视节目译制和制作，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并就“文化强边”工作的继续推进提出了“加强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译制和传播，推进基层公共数字文化一站式服务和移动服务”的新要求。[19]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新媒体技术对民语电视传播的冲击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民语影视节目在内容和传播形式上创新，在节目质量上不断提高。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寻求民语译制中心更好的发展道路，德宏和西双版纳州民语译制中心毫无例外都把民语影视节目的制作作为重点革新的对象，并鼓励译制者们集思广益，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创民语影视传播的新天地。至此，地方民语影视译制中心从“译制加工”为主的节目生产走向了“译制”与“自创”并举的发展趋势。
三、民语译制者及其文化移转实践
地方民语译制场域的形成与发展既有来自政治、经济的影响，又离不开民语译制者的民语影视传播实践。通过他们的民语影视传播实践可以透视地方民语译制场域中他律性与自主性、客观与主观因素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而对这些复杂关系的呈现，“有必要检视是谁进入场域——他们的社会/经济出身怎样，他们在何处求学和接受职业训练，以及他们如何在工作中得到升迁”[20]等问题，进而探究地方民语译制场域的变化如何使译制者的民语影视传播实践具有了文化移转的意义。
（一）作为“文化持有者”的译制者
地方民语译制中心的第一代译制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90年代初进入地方广播电视台从事民语工作。他们有的是来自民语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有的是从学校调入的民语教师，通过正式招聘考试进入的人员寥寥无几。一方面是因为民语人才稀缺，另一方面是受聘者的学历与民语应用能力常常不匹配，“招聘的学生汉语好的，民语又讲不好；民语好的，汉语水平又不行”。[21]民族语运用能力和民族文化了解情况成为民语译制中心选拔人员的基本要求，第一代译制者拥有大学学历的并不多，但他们都在本地少数民族村寨长大，能用纯正的民族语流利表达，对本民族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凭借“文化持有者”的身份进入民语译制中心工作，良好的声音条件、标准而熟练的民族语表达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成为他们在民语译制场域展开实践的条件，也内化成指导他们译制活动的惯习，生成“行动者所拥有和掌握的‘垄断资本’”。[22]
长期以来，第一代民语译制者们承担着播音、翻译、译审、制作等多重任务，他们在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又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扶持和培养新进译制人员的重担。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给予新进者的无私指导都为自己赢得了后来者的敬重和在民语译制领域的声望，完成了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本向象征性资本的转换。然而，民语译制业发展对创新的需求必然使他们建立起来的职业规范和译制文化受到挑战，并影响着民语译制场域中文化移转实践的运作。
当民语影视节目创作成为地方民语译制中心急需突破的瓶颈时，新一代译制者凭借富有创意的想法、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逐渐上升为机构中的顶梁柱。这群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译制者拥有与广播电视相关专业的高等学历，虽然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是因为多年来接受汉语教育使得他们的民语运用能力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远远不及第一代民语译制者，只能算得上半个“文化持有者”。他们多数民语听说能力强，但读写能力弱，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因此刚开始从事民语译制工作时必须边学习边实践。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好学上进，很快就掌握了民族语言的读写技能，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几乎可以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多年来从事民语工作也促使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强化了“文化持有者”的身份。新一代民语译制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地方民语译制场域获得更多的机构，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又为他们发挥技术专长提供了机会。在新一轮的自创民语节目改版和创新中，已确立有利地位的第一代民语译者和新一代处于上升阶段的民语译制者将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与竞争。
（二）文化移转实践的双向性与双重性
文化移转概念最早是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探究拉丁美洲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动态互动过程时提出，[23]与“文化适应”概念暗含的文化单向度、等级化发展的论断不同，“文化移转”（transculturation）这一概念强调不同文化碰撞对双方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相遇时经历初期的部分地“去文化化”（deculturation），文化间的创造性互动会造成“新文化化”（neoculturation）。[24]陈韬文把文化移转看作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相遇时被改变和吸纳的过程，认为本土文化在经历去情景化、本质化和再情景化的转译之后，最终导致“两种文化的杂交融合，结果大于部分的总和”。[25]之后有学者用文化移转概念分析申奥陈述片的视觉传播过程，认为申奥片的成功是“一次弱势文化生产者通过对弱势文化的加工改造实现的文化移转”。[26]虽然这一概念用于指跨越国界的不同文化碰撞时一种具有混杂性的新文化生成过程，但同样适用于理解国家内部主流文化与少数族群文化碰撞时产生的文化交融与杂合过程，强调不同族群文化间的互动，暗含平等、互惠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文化间的互动在地方民语影视译制中体现为文化移转的双向运作，即汉语新闻和影视节目的民语译制与自办民语影视节目的创作并举，在此过程中既有吸收采纳主流汉文化的一面，也有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参与主流文化建构的一面。
文化移转实践的双向运作具体体现在译制者的从业经历中，这与他们的日常工作密不可分。1992年，刀江萍从西双版纳州师范学院傣汉双语专业毕业，进入西双版纳电视台工作，成了第一代傣语女播音员，“起初傣语组人手不够，没人会摄像，民语新闻类节目和有关傣族文化的专题节目都是汉语翻译成傣语播出。”[27]1996年，刀江萍、岩真和岩岗3人创办了傣语综艺节目《傣乡综艺》，希望在译制民语新闻之外通过西双版纳民族艺术和习俗的呈现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经历多次改版后，2009年新推出的《欢乐傣乡行》，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目前这档红火了8年的自办民语影视节目，将从综艺类节目转变为民族文化类节目，每期一个主题，涵盖宗教、民俗、饮食、风情、服饰、农业、政治、经济。“民语译制中心去年制作的电视散文《雨季香荷》从‘莲’讲到‘佛’，又讲到‘释迦牟尼’，傣族部分群众信仰宗教，主要讲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精神，因为傣族信佛的群众，与荷花有不解之缘。这个节目不仅在电视上播，也发布在微信平台上，获得了很多点赞。”刀江萍反复强调“作为文化人、电视人，要从长远的地方考虑，做一点更新的东西，更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东西”，只有不安于现状，才能“拿出一点可以留给后人值得骄傲的东西”。[28]她20多年来的从业经历生动地展现了民语译制中心文化移转实践双向运作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地方少数民族文化获得新生，并得以传承。
此外，文化移转实践的双向运作伴随着民语译制者文化自觉性的形成内化于他们的行动中，成为个体主体性彰显与族群文化自我表达的途径。德宏民语译制中心负责自办民语综艺节目《快乐新农村》统筹工作的岳岩亮，从2017年7月开始在节目开头设计了3～5分钟介绍寨子村风村貌的专题片，并尝试增加微信直播。第一次直播是拍摄芒桑村文化活动室落成：“当时为了反映少数民族真实的生活风貌，所有人穿上当地的民族服饰，敲起了象脚鼓，进行很有本地特色的表演，同时把当地的农耕产品、日常用的背包摆在舞台上，以此表现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这些东西是很本土化的，和电视上看到的很艺术化的表演不一样”，[29]第二次直播是在芒市的大金塔拍摄傣族的“干朵节”，[30]分两个现场进行：一个现场是傣族的歌舞表演，另一个现场是邀请研究民族宗教的专家来解释“干朵节”的由来。接着岳岩亮作为总导演策划了3个非遗文化的直播，即傣戏、傣族剪纸和孔雀舞，他说：“我就是想把少数民族电视节目做好！把最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推广出去，让不知道的人了解，让了解的人想学。不仅给少数民族看，让其他的人也看。”[31]同样，景颇语部的译员唐相亚也认为，做电视剧译制无法对民族文化深挖下去，民语译制中心必须要能做出一些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这代人看完了下代人还想看，只是译制下一代人可能也不会看了”，她甚至提出“我们要做民语类的民语节目，不要做民语类的汉语节目”。[32]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推动文化移转实践的双向运作，把个人的理想投射到实践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实现文化的自我表达。
从民语译制者的具体实践细节来看，文化移转实践又具有双重性，即民语译制中语言转换产生的文化移转（近似于文化翻译）与民语节目内容创新过程中的文化移转。译制者们通常把民语新闻、科教片、影视剧的民语译制作为最基础的日常工作，某种程度上他们兼具翻译员和配音演员的双重身份，同时部分译制者还要参与本土民语节目的创作，挖掘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宝藏，进行改造后推向受众市场。西双版纳州民语译制中心傣族译制部副主任岩温罕35岁出头就成果累累，成为大家心目中“能力强的人”，他不仅做过新闻播音、电影译配、编辑和广播剧译制工作，2017年还参与了电视台牵头拍摄的微电影《传承》[33]的系列工作，在剧组里主要承担副导演、演员和翻译。谈到民语影视译制，他说：“科教片的翻译和电影翻译不一样，科教片没有台词，就只有旁白，我们翻译的时候就会比较在乎翻译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只需对应着汉语进行逐字的翻译，然后配音。科教片比较注重术语化的表达，但是电影的翻译更加偏向生活化，翻译的时候不一定要逐字翻译，电影翻译尽量不要书面化的翻译，不能像科教片和新闻翻译，只要词达意就可以了，要贴近生活。翻译最重要的是翻译它的意思，而不是翻译它的字。”[34]对民语译制中翻译过程的深刻理解从根本上证实了文化移转实践始终是民语影视传播的核心，民语影视节目的创作则是超越语言层面进行的另一种文化移转实践，这两者构成了文化移转实践的双重性。
四、作为“跨文化意义建构”的文化移转实践
本章之所以把译制者的民语影视生产过程看作是文化移转实践，一方面是因为从译制在语言形式和意义层面上的转换而言，民语影视译制是一种基于文本的，以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解决少数民族受众观影问题为目的的文化移转实践；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国内族群间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民语译制节目从译制加工到自办自创的变革表现出主流汉语文化与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相遇时文化间的“互化”过程。[35]这一过程明显体现了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的“文化移转（transculturation）”概念中强调的“跨文化”特性，即“文化本身意味着混杂，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36]不同于强调国家边界的跨文化传播中“跨文化” 的意涵，这里的“跨文化”是“一个能动的概念，包含碰撞之后新文化的生成之意”，[37]强调跨越文化边界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因而民语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可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意义建构”。
地方民语译制场域的文化移转实践从其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经历了新闻与科教节目译制，到影视剧译制，再到自创民语影视节目制作的发展历程。虽然一直以来地方民语译制中心以“新闻立台为主，文艺为辅，同时多管齐下”[38]的原则制作民语节目，但因为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导向、受众需求、技术提升、社会变迁等因素影响，实际上民语译制的工作重点会有所转变，民语译制者展开跨文化实践的深度和难度也有所不同。从每个时期的译制工作情况来看，译制者的跨文化实践又可分为文本译制中的语言翻译、民族文化的族际传播、民语影视跨境传播3类。不论是从纵向上，还是从横向上划分类别，译制者的跨文化实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划分类别相互交叉、渗透，较为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地方民语译制场域中译制者在内外因素影响下进行的文化移转实践。
首先，民语译制者文化移转实践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民族语言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上。早期的民语新闻与科教片译制中遇到的文化不可译问题少，译制难度不大，但是“2000年以后汉语新词术语出现的很多很快，遇到的新词术语翻译问题也很多，如何统一新汉语词的民语翻译成为民语译制中最困难的部分”。[39]为了达到民语翻译中术语翻译的一致性，通常要“懂得汉语词的内涵，然后借用傣语进行创造，内部商量之后和报社沟通，保证傣语翻译的统一”。[40]民语新闻译制中傣语新词的创造本身就是文化移转的结果，汉语词汇的意义被“解码”后，通过傣语进行再度“编码”，生成了一个融合两种文化意义的新词，一旦新词的意义在传播中被大众普遍接受，成为公认的、固定的用法，将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通过电视新闻的译制和传播展开，又在民语影视剧的译制和传播过程中得到强化。比起民语新闻译制，民语影视剧译制给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提供更大的创作空间，译制者不仅需要带着感情“入戏”，也需要突出表达的口语化，更重要的是要体现语言的艺术性，由此生成的影视文本是融合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文本，提供给少数民族受众一种汉文化主导下的美好生活的想象。
其次，随着地方民语译制中心自办民语节目的增加，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体现为少数民族文化主动吸纳汉文化的现代元素，打造自身的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借助媒介技术得以记录和保存，又通过网络双语直播抵达不同民族的受众，扩大了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这就不难理解岳岩亮想通过《快乐新农村》的网络直播把德宏州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推广出去让其他人也了解的设想。他说：“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让外面的人对我们的民族有更多了解，而不是认为少数民族都很粗鲁”。可见，吸纳汉文化的现代元素，生成一种新的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视作品，推广给其他民族看，具有“去污名化”的意义。污名化指“社会给某些个体或群体贴上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标签的个体或群体拥有了一个“受损身份”——不仅是他的社会地位受损，而且在他人眼中也丧失了社会信誉和价值，并且遭受到社会的排斥。[41]这种以“去污名化”为目的的文化移转实践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跨文化”概念中的抗争性含义，最终目的是消除族群间的不平等权利关系，“超越分裂的文化碎片，创造有生命力的公共文化空间”。[42]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语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共生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转型中树立文化自信和谋求平等发声权益的过程。
可见，民语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既包括狭义上的发生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文化移转，又指涉广义上的不同文化相遇时相互影响并生成新文化的过程。从微观层面来看，Longinovi把文化移转描述为“日常生活的实践”，“文化协商的杂合展现”。[43]从影片制作和改编层面看，Kyle Conway认为“文化移转是一种参与符号经济的模式，在此过程中符号不是基于对等，而是基于协商进行互换”。[44]因此，民语影视传播中的文化移转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嵌入译制者日常生活中，基于协商的“跨文化意义建构”而形成文化杂合的过程。但是，这种文化杂合状态并不意味着最终走向文化的同质化，而是意味着“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45]
结 语
民语影视剧译制场域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电视的快速普及，电视逐渐进入村民的生活日常，“改变的不仅仅是村民获得、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46]地方民语影视剧译制中心的建立一方面满足了农村不懂汉语的观众观看电视的需求，另一方也发挥着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凝聚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的作用。地方民语影视剧译制从设备落后、人员缺乏的困境中逐步发展起来，得益于国家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大力扶持。如今，地方民语影视剧译制已经从单一的民语新闻译制走向新闻译制为本，民语影视剧译制与自创民语影视节目并行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地方电视台民语影视剧译制中心的调研，让我们看到民语影视传播中译制者文化移转实践的转变是少数民族地区被迫裹挟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也是译制者发挥主体性展开的“跨文化意义建构”。
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超越权利和阶级的不平等，赋予不同族群平等发声的权益，最终实现文化的互化与共生。如果把民语译制者的文化移转实践看作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书写，那么民语译制者创作出的文本应是“可渗透的、不完整的、粗糙的和开放的”，[47]为民族国家内部族群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施展的空间。从国家内部族群间的跨文化传播视角来看待民语影视传播中的文化移转实践，或许会被认为过于强调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族群间的权力不平等，但是从文化差异性普遍存在与文化生成的动态性和杂合性来说，这样的意义探究却是符合族群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有益尝试，有利于扩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注释】
[1]原文《民语影视生产中的文化移转与意义建构——基于地方民语译制中心的田野研究》，发表于《电影新作》2021年第4期，作者孙信茹、段虹。
[2]参见麻争旗《论译制文化的主体特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16页。
[3]参见朱丽萍《新疆民语广播电视对外宣传策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9年第30卷第2期，第91-95页。
[4]参见麻争旗、高长力《广播影视译制与国家文化安全——译制文化产业发展新思维》，《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70-71页。
[5]参见韩鸿、柳耀辉《双语传播——兼论我国少数民族卫视语言制播标准的构建》，《电视研究》2013年第2期，第53-55页。
[6]张允、蒋雪娇：《新疆阿勒泰地区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第50-52页。
[7]张允、蒋雪娇：《维吾尔语电影译制产品受众及市场调查》，《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第71-73页。
[8]参见麻争旗、秦莹、曲卫《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蒙语影视译制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刊》2016年第12期，第88-92页。
[9]庄金玉：《关键符号与传播：维吾尔语地方媒体与文化传播研究——基于哈密地区媒体之调查》，《新闻大学》2017年第1期，第94-101、150页。
[10]麻争旗、信莉丽：《民族语译制研究的问题与思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37卷第4期，第22-27页。
[11]麻争旗：《论译制文化的主体特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16页。
[12]郭建斌：《民族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困境？出路？》，《新闻界》2018年第8期，第40-46页。
[13]Thompson JB.：Themedia and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medi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
[14]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逻辑》，《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第6-10页。
[15]西双版纳州民族宗教事务局：《西双版纳州十三个世居民族简介》，https：//www.xsbn.gov.cn/88.news.detail.dhtm l？news_id=41470，2021年5月15日。
[16]德宏州统计局：《2010年德宏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www.dh.gov.cn/Web/_F0_0_28D0791P480KEGBUO00BIK0O16.htm，2011年5月30日。
[17]《傣族》，http：//www.gov.cn/guoqing/2015-07/24/content_2902140.htm，2020年3月10日。
[18]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6/13/content_6451.htm，2011年6月13日。
[19]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6/content_5200277.htm，2017年6月6日。
[20]转引自罗德尼·本森、韩纲《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第2-23、93页。
[21]摘自2018年1月9日笔者对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副主任梁暾的采访记录。
[22]高宣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参见Fernando Ortiz.The Transculturation Phenomenon and the Transculturation of Architecture，Journal of Romance Studies，2002年第2卷第3期，第1-15页。
[24]参见Mark Millington.Transculturation：Taking Stock，In Felipe Hernandez，Mark Millington，Iain Borden（ed.）：Transculturation：Cities，Spaces and Architecture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Netherlands，2005年，第248页。
[25]陈韬文：《文化移转：中国花木兰传说的美国化和全球化》，《新闻学研究》2000年第66期，第1-27页。
[26]唐大勇：《文化移转：申奥陈述片的视觉传播》，《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第37-39页。
[27]内容来自2018年1月16日赵亚净对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刀江萍的补充访谈记录。
[28]内容来自2018年1月16日赵亚净对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刀江萍的补充访谈记录。
[29]内容来自2018年1月13日笔者对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技术播出部主任岳岩亮访谈记录。
[30]德宏角落：《傣族出洼干朵节》，http：//www.dehong.gov.cn/photo/fq/content-72-584-1.htm l，2013年10月28日。根据德宏网之风情德宏板块的介绍，“出洼干朵节”是傣族诸多节日中颇具特色的一大节日，是消除矛盾、化解冲突、共创和谐的节日，同时也有庆祝丰收、祈福风调雨顺之意。这天，傣族同胞们宴请宾客、浴佛、赕佛、拜塔，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娃娃，穿上节日盛装，来到勐焕大金塔，男女老少围成一圈，合着铓锣象脚鼓边歌边舞，高潮时，以吼声助兴，舞风古朴，动作有力，如醉如狂。
[31]内容来自2018年1月13日笔者对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技术播出部主任岳岩亮访谈记录。
[32]内容来自2018年1月11日张方亮对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景颇语部门主任唐相亚访谈记录。
[33]该片是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民语中心自创民语微电影的一次尝试，也是我国首部傣语微电影，片长18分钟，讲述了傣族姑娘刀雯大学毕业，事业正在发展关键时期，母亲突然病重，非常希望女儿学习非遗项目——慢轮制陶，继承衣钵。经过刀雯的努力，慢轮制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她的事业也落户景洪双创产业园区。目前在西双版纳州电视台、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上都能观看此片。
[34]内容来自2018年1月12日赵小咪对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傣族译制中心副主任岩温罕的访谈记录。
[35]赵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36]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卷第1期，第115-134页。
[37]Hermanm，E.（2007）：Communication with transculturation，转自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卷第1期，第115-134页。
[38]内容来自2018年1月15日赵亚净对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原副主任，现任西双版纳州文体广电局办公室主任岩轰访谈的记录。
[39]内容来自2018年1月14日笔者对德宏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傣语部郎叶过洼访谈的记录。
[40]内容来自2018年1月15日赵小咪对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台民语影视译制中心编辑白建美访谈的记录。
[41]欧文·戈夫曼著：《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2]单波：《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25卷第3期，第5-12页。
[43]Longinovic T.Z.：Fearful asymmetries：a manifesto of cultural translation，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2002年第35卷第2期，第5-12页。
[44]Kyle Conway：Cultural translation，global television studies，and the circulation of telenovelas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第15卷第6期，第583-589页。
[45]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0卷第1期，第103-113页。
[46]杨星星、孙信茹：《电视传播语境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构》，《现代传播》2013年第35卷第6期，第21-25页。
[47]Jordan S.A.：Ethnographic Encounters：The Processesof Cultural Translation，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2年第2卷第2期，第96-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