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民语媒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1]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
位于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州是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是云南省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成立最早的自治州。州内居住有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瑶族、彝族、苗族、白族、景颇族、佤族、回族、壮族共13个世居少数民族，又因为州界与缅甸、老挝接壤，毗邻泰国、越南，州内存在较多跨境民族，尤以傣族和哈尼族最为显著，他们与泰国、缅甸、老挝等地的泰族和阿卡人文化同源、民族同根。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州情，该地区很早之前就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西双版纳州与外界的联系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交流历史同样久远。西双版纳州媒介与其他地区媒介相比，相同点在于都形成了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的全媒体网络体系，而不同点则是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内容呈现形成了汉语和民语协调发展的传播格局。州内民语广播电视节目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广播事业在西双版纳州的开创和发展，伴随着1956年第一座有线广播站的建成，民语广播节目正式开播。因为傣族作为西双版纳州主要居民的渊源，这一时期民语节目以傣语播音为主，且傣语播音延续至今，而哈尼语节目则是在1981年广播电台成立3年后才正式开播。自此，西双版纳州形成傣语、哈尼语两种民语共存的传播局面。这一时期，民语节目主要以译播中央台新闻《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联播》和云南台的《全省联播》、西双版纳州《本州新闻》为主，节目类型单一，且没有原创。
1978年，西双版纳广播电台成立民语中心，民语节目开始出现多样化，专题类节目崭露头角。1990年7月1日，西双版纳电视台建成开播，是西双版纳广播电视事业走向蓬勃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且1999年正式成立了西双版纳电视台民语译制中心，直到2012年广播电视正式合并为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从业人员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广播电视节目在统一指挥下并行发展，节目类型出现多元趋势，节目质量开始提升。
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民语译制中心主要在职人员有32名（不包括文艺中心[2]），分为傣语组和哈尼语组，主要承担着一个广播频率（90.6兆赫）和一个电视频道（版纳二套）的译播工作。广播节目的播出时段早上6：30到次日0：30，电视节目的播出时段为上午8：30到次日0：30，节目内容主要有新闻、专题、文艺、服务四种类型，除此之外，傣语和哈尼语各有其品牌直播节目《多哥水》《滇航唱》及综艺节目《欢乐傣乡行》《咚吧嚓》。
从民语广播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来看，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译播节目。译播节目主要以新闻、专题和服务类为主，新闻节目主要有《新闻联播》《西双版纳新闻》《西双版纳警方》《新闻赶摆场》，除《西双版纳警方》和《新闻赶摆场》仅在电视台播出，其他两档栏目均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专题类节目以《卫生与健康》《道德与法制》《金桥田野》《好曼勐傣》等为主，其中《金桥田野》为哈尼专题，《好曼勐傣》为傣语专题，两者是为数不多的非译播汉语节目，考虑到它们属于专题节目，所以在此提及；服务类节目以《天气预报》为代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每周电影》也是电视的特色节目。《每周电影》播放的电影为经过傣语和哈尼语翻译、配音后的电影文本。
二是自制节目。因为西双版纳州多民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族歌舞的兴盛，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自制节目以综艺和文艺类节目为主。文艺类节目主要以傣族的赞哈[3]为代表。综艺类节目以傣语《欢乐傣乡行》和哈尼语《咚吧嚓》为代表，民语综艺和文艺类节目是继新闻类节目之后，最早开播的节目类型之一。其中，以少数民族歌舞为题材的节目，不得不提及电台的两档直播节目《多哥水》和《滇航唱》，两档节目收集了众多民语山歌以及民语歌手的专辑，可以说是建成了一个民语歌曲库。丰富的歌曲资源，可以互动的节目形式，得到了广大民语听众的喜爱和青睐，在广播听众数量普遍萎缩的今天，民语广播直播节目收视可谓独树一帜。
正如约翰·菲斯克谈到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电视已经代替了讲故事的人、牧师、智者和长者，承担了文化传承、道德教化、意识启蒙和人生导师的职责。”[4]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以自制与译制相结合的方式生产节目，既考虑到媒介在信息传达中的作用，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同时不忘作为民语媒介在社会遗产传承、道德教化和民族文化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民语媒介不同于一般的汉语媒介为普遍受众喜闻乐见，民语媒介的节目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生产和传播。民语节目不仅考虑到传播内容和受传者的特殊性，同时顾及传播技术的有限性以及传播环境的封闭与开放程度。因此，考察民语媒介的社会实践有必要将其放置在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在媒介与社会互动中考察媒介的实践及其实践意义。
二、民语广播电视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表现
迈克尔·舒德森在《新闻社会学》一书中提出，媒介在文化中运作，并且不能不使用文化符号。文化提供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媒介必须在这个文化语境内从事报道，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语境，事件才可被清晰地描述和理解。而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在于，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文化领域的行动者，即扮演着意义、符号与信息的生产者或信使的角色。[5]由此不难看出，媒介内容的生产到传播这一整个过程，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两者之间通过互动产生影响。
（一）节目生产与社会互动
民语广播电视的节目生产以日常生活为制作素材，制作包括译制和自制两种方式。
从译制节目来看，民语广播电视节目与社会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传播政治信息和提供信息服务，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译制节目主要包括新闻、专题和服务类节目三种类型，同时还包括民语电影译制。以《新闻联播》和《西双版纳新闻》为代表的节目制作从2000年后就正式步入译制路线，即节目素材完全由汉语节目提供，民语节目不再参与采访。一方面，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民语译制将地方与国家进行有效的关联。节目在央视《新闻联播》的基础上根据新闻重要性、接近性和民生性等原则选取其中部分新闻，而这些新闻多为非本民族自身的新闻，再通过民语翻译、播音、编辑等新闻制作流程将国家信息传达到民族地方，使得民族群众也能获知国家近况，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媒体实现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形成一种文化和身份上的认同。正如费希曼所言：“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交际，它更是认同的象征。”[6]他眼中的认同，除了民族认同还包括国家认同，其实质是一种归属感。在这个层面上，民语译制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载体，但其实，新闻节目的新闻制作过程本身也参与到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之中。另一方面，专题类和服务类节目更偏向于科普、理论学习，比如《对农村广播》《卫生与健康》《天气预报》，这类节目内容以实用性为主，与受众生活更为接近，因此也受到受众的欢迎。尤其是《对农村广播》的节目生产，节目参与社会互动的方式以节目素材由受众提供，内容播出由受众收听的方式进行媒体与社会、受众之间的有机互动。最后，民语电影译制工作，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的民语译制生产过程与社会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一些非日常用语的翻译工作上，比如翻译《捉妖记》当中的妖的叫声、神的咒语等，“在翻译时问了佛学院的老师，因为用到这些词汇的话就要征求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比如佛学院那些僧人了解的这些‘咒语’比较多，这样的‘咒语’怎样表达都是比较关键的。在汉语中可以动嘴发出声音就可以，但是傣语翻译上它就必须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专业用语上要求会比较多。”电视台在职的傣语播音员回应了民语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怎样与除他们之外的其他社会专业人士之间进行互动。
从自制节目来看，民语广播电视节目与社会之间产生的互动表现更为突出。因为西双版纳州多民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族歌舞的兴盛，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自制节目以综艺和文艺类节目为主。文艺类节目主要以傣族的赞哈最为代表。赞哈是傣族民间传统唱作歌曲方式，是民众接受程度最高的一种民间文艺。以媒介为载体的赞哈传播，与社会的互动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赞哈的题材来源于民间社会，即赞哈由民间产生，传播到民间；其次，赞哈的演奏由民间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剧本写作和演唱，在赞哈剧本写作和演唱过程中，媒体仅是一个沟通和协调的桥梁，不直接参与；最后，赞哈通过媒体进行录制、编辑和传播，接受人群为民间群众。在赞哈创作和编辑过程中，主要是赞哈人、社会、媒介三个主体之间的内部互动，直到进入传播过程，民众才参与到这种互动之中。美国学者菲利普·史莱辛格提出“民族可以理解为一个传播的空间”。[7]傣族赞哈更多关注的是本民族民间的故事，强调本民族人来演唱赞哈，本族媒体传播赞哈以及本族人听懂赞哈，这种方式其实也表现为一种文化与文化、族人与民族之间的互动。综艺类节目主要是傣语的《欢乐傣乡行》和哈尼语《咚吧嚓》为代表，这两个节目为电视品牌节目，因此受到高度关注。在参与观察傣语《欢乐傣乡行》的编辑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该栏目除节目内容的生产制作和播出与社会、受众之间产生日常互动外，其节目的制作还与社会经济实体交往互动，即该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是由电视台与广告公司联办或者协办的形式进行，这种方式表明节目的生产制作不仅受到节目制作规律本身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以广告公司为代表的社会机构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和制约正是节目本身与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的产物。
（二）节目传播与社会互动
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民语节目的传播渠道多元，内容统一。传播渠道形成广播、电视、网站、手机App和微信、微博的全媒体格局，受众覆盖面宽泛。以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受众多为中老年人，他们对民语节目的需求旺盛；以网站、手机App和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受众定位明确，以年轻人为目标受众，进行精准投放。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民语节目内容都统一为广播电视台提供，即广播电视台播出内容同步刊发在网站，手机App和微信、微博部分刊登。
节目传播过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主要为受众的反馈和节目对社会所产生实际影响。一方面，节目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表现为引起社会相关事件的变化。比如，“1986年左右，当时国家虽然对种植橡胶进行补助，比如，你种植一亩橡胶，国家会补助你几十块钱，但是当时都没有人种。我们去勐腊采访，老百姓都说我种橡胶周期那么长，四年以后才能长得大，五六年才能割胶，他们认为时间太长不愿意种植。后来，大约在1988年左右，我们播出了关于第一批种植橡胶发家致富的一些新闻。当时节目播出后，大家就又开始种橡胶，又出现了一个种植高峰，那个时候政府不补助了，老百姓都抢着要买，橡胶苗都供应不上。当时广播对哈尼语听众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是政府做不到的东西，广播很容易就可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受众的反馈和参与，以广播直播节目《多哥水》和《滇航唱》为代表，两档节目为点歌节目，收集了众多民语山歌以及民语歌手的专辑，可以说是建成了一个民语歌曲库。丰富的歌曲资源，可以互动的节目形式，得到了广大民语听众的喜爱和青睐，在广播听众数量普遍萎缩的今天，民语广播直播节目收视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两档节目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与听众之间的密切互动，听众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和“参与式传播”的核心概念相似，即“开门办电视，加强节目的生产的参与性、对象性、针对性和节目生产与评估的科学性，通过媒体、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携手合作，求取传播的实效。”[8]以《多哥水》为例，节目开播之初，由原州长召存信和当时的大佛爷祜枯巴龙庄勐（现在是帕松列龙庄勐）专门为节目的开播进行祝福献词，这是民语节目与社会精英之间进行互动的生动表现；另外，节目由广播电台和盛太乐公司联办，盛太乐负责收集西双版纳州本地民间歌手唱的歌曲，并且提供歌曲资源给广播电台使用，这是节目与经济实体之间的互动交往；最后，最为突出的是节目播出过程中节目与听众之间交往和互动。因为节目类型为直播，因此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相重合，在这个过程中，节目与社会的互动体现得淋漓尽致。《多哥水》在广大受众中十分受欢迎，每期直播节目的1个小时里，直播热线均被打爆。且该节目不仅接到境内群众的热线电话，缅甸、老挝、泰国等境外听众群体也十分庞大，每期节目均会收到这些地区的来电、来函点歌参与互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除点歌之外，听众与节目的互动还表现在与主播取得连线，进行直接沟通。
另外，节目播出与社会的互动突出表现还在于民语电影的放映。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民语电视译制历史久远，民语电影的放映方式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其一，民语电影放映以农村电影放映流动站的方式进行，即电影管理站将傣语和哈尼语翻译、配音，在西双版纳州内各个农村地区以农村电影放映流动站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使得电影受众在屏幕前近距离观看，传播效果更佳，并且播放电影的具体影片安排灵活，受众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提交申请，播放自己想看的电影。农村电影放映的方式一方面使得经济落后地区的群众开展文艺活动，丰富生活。另一方面，电影放映也是加强广播电视台与社会互动的有力措施。其二，民语电影放映走出国门，加强国际交流互动。西双版纳州广播电视局、新知集团国际连锁华文书局在昆明签署了合作协议，按照协议，西双版纳州广电局提供近百部傣语、哈尼语电影，新知集团则利用其华文书局为“大本营”，在老挝、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各国进行放映，双方协力助推民族语电影走出国门、落地东南亚。自此，民语电影国外放映设施得到保障，为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三，民语电影放映打通电视渠道，受众覆盖面更广，在《每周电影》栏目中以主持人串场介绍电影的方式播放影片。
三、民语广播电视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意义
随着国家“西新”工程和“村村通”工程的落实和开展，广播、电视等在偏远民族地区的普及率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当地人群了解外部世界的直接渠道，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劳拉·斯·蒙福德感叹电视的作用说道：“它们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和体验，发挥着一种温和的效力，其构成方式复杂之至，以至于抵制和颠覆都难之为难。”[9]不管是电视还是广播正日渐深入生活，它们不仅对社会产生影响，同时社会也在以它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取向。民语广播电视节目以民语传播为出发点，受众定位精确。研究者认为，它与社会互动产生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广播电视的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的发挥，而工具属性表现在：打破封闭空间和进行身份认同建构，价值属性则以文化传承为主要体现。
（一）上传下达：打破封闭空间
媒介传播信息是其根本属性，广播电视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区别于新媒体的灵活，传统媒体传播信息以上传下达为主要运用形式。
舒德森将新闻制作视为一种精英控制的现实建构活动，作为主流媒体的民语广播电视正是国家和党、政府通过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进行现实架构，这体现在国家政策和重要信息的下达。民语广播电视的《新闻联播》《西双版纳新闻》等新闻节目采取民语译制，选择人们喜闻乐见的新闻和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传播新信息、新思想，在打破民众的固有认知的基础上有效进行国家意识形态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认知，形成社会认同和国家归属，从而积极地打破自身固有的生存格局，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少数民族通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想象出外面的世界，而这种想象的结果也在以相同的方式构建着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通过这种想象和影响有来有往的互动，民族地区转而更加开放。
民语广播电视本质是民族自己的媒介，是民族对外界发声的重要渠道。民语广播电视关注民族本身，在传达民意方面效果突出。民语广播电视打破了以往民族单向接收信息的困境，媒介作为党和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民语广播电视不同于一般的汉语广播电视，它能“设身处地”地深入民族地区、深入民族群体，记录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诉求。正如《新闻赶摆场》节目的出发点是关注民生新闻，虽然现在节目改成译制汉语版，但在节目初期，民语媒体工作者通过自采自编将民族地区的民生新闻以《新闻赶摆场》为载体进行对内对外报道。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民众反映诉求、表达民意，同时也是政府了解民众生活的渠道，以及政府进行工作效果检验和自我工作反思的一面镜子。以民语广播电视自身的媒介属性的发挥，为民意的上传做出贡献。
通过民语媒介的上传下达的工作，少数民族地方得到开放。民族群体认知不再局限，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空间，促进了民众与外界、民族地区与外界、民族文化与文化他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区隔，从而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有益影响。
（二）宣传教育：建构民族身份认同
民族身份认同意为民族族群对于其身份的理解和确认，表现为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的内部同一性。“语言认同不仅是文化的认同，也是国家整体认知、国家情感归属的心理与行为过程。”[10]与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相似，民语广播电视节目是以语言为基础，进行节目内容的制作，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预期目标。民语广播电视对于普及文化教育、消除文化差距，加深文化认知，促进民族身份认同建构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在媒体日常实践中，参与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不只是作为接受者的本民族群体，作为传播者的媒体人参与实践帮助族人建构身份认同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受着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另一种体现。
首先，作为传播者的媒体人，他们日常的媒体实践正是以一种文化身份自觉地进入文化传承的过程。不得不承认，民语媒介的节目在宣传教育方面的作用远比汉语媒介要深刻得多，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本身文化素质的相对偏低和了解外部世界过程中对于媒介的依赖程度高。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素质偏高的媒体人，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文化精英的角色，媒介精英有其“特权”，很容易就能够操弄族群意识以及动员社会的“族群政治”。但是作为文化精英的媒体人要想更精确地操弄族群意识，根本在于进入族群意识的核心区域，这种进入的方式正是利用媒体信息传播的特有属性。媒体人的日常报道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挖掘文化的过程，通过挖掘文化的过程，媒体人与文化的接近性更高，使之受影响更深。加之，由于民语媒体的从事者多为本民族的人，因此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接近过程中媒体人本身也会形成一种职业认同，而这种职业认同与身份自觉关系密不可分。通过职业认同，民族身份的认同空间也得到拓展。
另外，李普曼认为：“个人仅能通过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情景，来解释和描绘世界。”[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媒在社会情境建构中的突出作用，传媒参与甚至建构了民族身份认同过程。这种参与和建构的过程是民语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宣传教育的过程。民语媒体利用它的工具属性，进行外界信息的传入和本族信息的传出。在这种传出和传入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族群利用媒介加强与社会的互动，与相同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会促进安全感和认同感的建立，形成共有的民族情感，“媒介的新闻或内容提供的不只是讯息，同时也提供少数民族族群成员和同族裔聊天时的共同话题及相互理解的情境，并让自己感觉到是社群的一员。”[12]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媒介通过提供内容和情境，在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更大。
（三）寓教于乐：实现文化传承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居住有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瑶族、彝族、白族、苗族、景颇族等13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各民族具有独一无二的歌舞文化、服饰文化、宗教文化、民间工艺文化、贝叶文化、节庆文化等，尤其是傣族有文字，民间文学很丰富，有故事传说、歌谣、叙事长诗等。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旅游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民族文化发展遭遇困境，加之年轻人越来越不重视传统民族文化，出现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困局，发展民语广播电视对于西双版纳少数民族文化的发掘、保护、传承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以前民族文化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现在介入广播电视等媒介进行记录，使其永久保存并且得到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借用格尔茨的观点，文化“是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事实上，文化不仅沿袭和传承，还能够进行新的符号意义的建构。[13]民语广播电视节目正是通过自己的工具属性进行文化的编码和解码。在日常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在民语广播电视媒体人日常实践中，诉诸文化自觉，民语广播电视节目很大一部分在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以文艺类节目赞哈为例，广播电视自开播以来就一直保存着这个节目，它是傣族民间文化传承的突出象征。首先，节目的录制是傣族赞哈民族文化的一种记载，是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的有效措施。其次，节目的播出也是传播傣族文化的一种方式。借助影响力很强的现代传媒的辐射性和影响力，赞哈的媒介传播，一方面使得傣族文化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在民间形成文化认同和唤起集体记忆、个人记忆，从而促进社会交往互动和关系建构；另一方面，赞哈的播出能够吸引更多晚辈学习这种传统民俗，使得傣族文化的传播后继有人。Arvind Singhal认为，娱乐教育是有针对性地把教育和社会问题植入到娱乐节目的创作、生产、加工和传播过程中，以期在预定受众群体中获得预期的个人、社区、制度乃至社会层面的改变。[14]另一个综艺节目《欢乐傣乡行》和《咚吧嚓》正是娱乐教育节目的类型。在节目中以娱乐的形式记录和编辑民族文化，从而以娱乐的方式传播文化，收到更好的效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中指出，所有的民族以及事实上所有大于小乡村的社区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帮助人们确定方向感以及彼此的联系，他相信报纸和小说是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工具。[15]在这个意义上，民语媒体担负着共同的文化预设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工具，由新闻媒体所呈现并且深入巩固的“共同体”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媒体工作正是意义的生产实践，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身份认同的建构，也是集体记忆的建构。在此，新闻有助于打破封闭空间，建构一个情感的共同体，一种公共的交谈空间。
【注释】
[1]该文作者为杨星星、赵亚净。
[2]文艺中心为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独立部门，日常主要负责傣语《欢乐傣乡行》综艺节目以及《学傣语》专题节目的制作。
[3]赞哈是傣族曲艺曲种，流行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赞哈”为傣语民间歌手之意，演出时一人一笛或两人合作，多演于吉庆时日。曲调具朗诵风格，传统曲目多为民间传说，也有即兴编词的歌唱。
[4]Fiske，J.＆Hartley，J.，Reading television，London：Methuen，1978，第23页。
[5]［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6]Fishman，J.A.Language and Nationalism：Two Integrative Essays.Rowley，Mass.：Newbury House，1972，第25-26页.
[7]［美］菲利普·施莱辛格，章杉：《“民族电影”的社会学界定》，《世界电影》2002年第6期，第13-23页。
[8]韩鸿，张欢：《国外少数民族电视的发展模式、制播经验及其中国价值》，《新闻界》2016年第9期：第58-66页。
[9]［美］劳拉·斯·蒙福德：《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林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0]韩鸿、张欢：《国外少数民族电视的发展模式、制播经验及其中国价值》，《新闻界》2016年第9期，第58-66页。
[11]参见张媛《“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东岳论丛》2013年34卷第4期，第180-183页。
[12]张媛：《“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东岳论丛》2013年34卷第4期，第180-183页。
[1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H Wang.＆A.Singhal.Serious games：Mechanisms and effects，New York：Routledge，2009，第271-292页.
[1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