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民语媒体人的代际差异与文化实践[1]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媒体人在肩负着信息传递、文化传承、社会监督和大众娱乐的职责外，还通过各种文化实践影响着地方文化的建构。不论是传播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领域，都注重考察媒体人与文化建构之间的关联性。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媒体人自身的文化自觉与职业素养，研究这些因素对文化建构的影响。然而，如果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结合媒体人自身的文化背景考察媒体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媒体人的文化实践与地方社会文化建构的全面关系。也可以通过这一视角，对媒体人的代际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云南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州内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5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5.84%。为了服务广大民族群众，德宏的民语媒体应运而生。最先出现的民语媒体是报纸，1955年1月1日，德宏《团结报》创刊，创刊初期就有傣语、景颇语和傈僳语的内容。1979年，德宏广播电台诞生，同年10月1日开始用傣语和景颇语进行播音。1992年德宏电视台民语部建立，开始了德宏少数民族语言电视的发展史，之后1997年德宏少数民族语言电视译制中心在云南省广播电视厅的批复下成立，壮大了德宏州少数民族电视发展的队伍。2012年4月，德宏电视台民语部划归德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电视译制中心，德宏电视台的民语部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目前，德宏的民语媒体事业呈现出报纸、广播和电视译制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德宏的民语媒体人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译制新闻或电视剧、自采稿件刊发或播出。他们不仅肩负着信息传播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他们作为地方文化精英也担负着文化建构的责任。与此同时，一代代媒体人身上都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他们之间的代际差异造成了文化实践的差异，也进一步影响着德宏民族文化的变迁。
最先提出文化实践观点的是理查德·霍加特，“他认为文化和实践是同一个过程，因此他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定义文化，认为可以从人的日常行为、实践本质、生活方式理解文化生成与变革的本真内涵和价值旨归。”[2]同时，霍加特认为，文化实践可以使文化主体产生文化自省，形成有效的文化价值判断。因此，德宏民语媒体人的文化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价值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民族文化建构。也就是说，德宏民语媒体人在原有文化背景下，通过主体建构，产生了新的民族文化。同时，霍加特提出，文化实践是在寻求一种整体性文化的建构，这里他所指的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
本章中德宏民语媒体人所进行的文化建构正是这样的整体生活方式的体现，他们一代代所进行的文化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整体变迁。目前的研究中，文化实践的主体大多是文化精英，聚焦于文化建构的形式和过程。有学者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关注文化实践的背景和文化实践的路径，据此分析媒体知识分子文化实践的不足。[3]也有学者通过剖析傣族孔雀舞来研究中国政府的文艺政策是以何种形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如何参与展示民族形象的。[4]这些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研究视角。
在对云南省德宏州民语媒体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这些民语媒体人所进行的文化实践具有时代感召力和社会变迁的烙印，因此细分他们的类型和代际是此文展开论述的前提。笔者认为，德宏的民语媒体人可以分为三代，分别是乡土派、过渡期和学院派。笔者做此划分主要是依据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成为媒体人的行业准入机制。三代媒体人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建构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呈现出了代际差异。对三代德宏民语媒体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展开分析，可以呼应已有研究，也可以丰富文化实践这一分析工具的内涵，并借此观察德宏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其传播形式的变迁，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目的。
二、三代德宏民语媒体人的文化实践
（一）“乡土派”媒体人
2018年1月14日，笔者在对德宏广播台载瓦语部主任石勒宝访谈时，他说：“我1993年就在广播站工作了，我是芒市西山人，初中毕业，我以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时可以说是有点幸运吧，我听到广播播出招工的消息，我觉得条件合适，当时就是要求会说载瓦语懂得载瓦文，我小时候就学过载瓦文，就说来试试，没想到就试上了。到广播台之后就边学边工作，去年才刚刚在职研究生毕业。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学了一些汉语，来到广播台这么多年一直在继续学。我以前没做过广播节目，汉语水平也一般，开始还不适应呢，做了20多年才觉得适应了。我刚开始到广播台的时候，因为汉语水平差，老同事翻译好了稿子，我们才去播。”
德宏广播台景颇语部主任金志强也有同样的经历：“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就进来广播台了，我从小在盈江县的一个寨子里长大，汉族很少，从小就说景颇语。我们是来芒市读高中才开始讲汉语，在家里就一直说民语。我们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学景颇文字，之后广播台招考的时候民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汉语不太好。所以那么多年一直在自学汉语。”
前文两段采访大致可以看出本文所论述的“乡土派”媒体人大多是1995年之前进入德宏民语媒体的，当时民语媒体的招考标准仅有一条——民语能力强。报社要求能用民文进行汉文新闻译制，而广播台和电视台仅仅追求播音素质，也就是民语说的好且词汇量丰富。因此有大量文化水平不高、出生乡土的人进入媒体工作。他们出生于乡土，生于斯长于斯，乡土文化的浸润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民语词汇。他们汉语文化素质较低，但是民语水平最为贴近村寨，因此他们的文化实践呈现出一个普遍的特征——需要自学汉语，提升汉语水平。
德宏民语广播傣语组的前任主任晚相牙表示，现在很多傣语翻译都非常粗糙。比如，堕胎一词在傣语中是有特定词汇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翻译人员不知道，因此他们翻译为“把孩子丢掉”。她认为，这样的翻译非常不具有美感，过于直白且不是原有的意思。金志强也指出：“现在农村人也会讲汉语，很多年轻人从小就说汉语，哪些是专有名词他们就不知道了。这样的专有名词，大部分是政治性词语。比如说医保，现在很多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医保是什么了，我们就直接说汉语的医保就行，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年轻人不知道哪些是常用语，哪些需要用景颇话翻译。”虽然乡土派的民语媒体人汉语能力较低，但是多年的乡土生活经验让他们对于受众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有较好的把握，这也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实践。
金志强如今在广播台主要负责播景颇语历史和传统的念唱，播的词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历史古语，如果不懂古语意思音调就读不准。这些念词有些是讲景颇族的历史，有些是结婚的唱词，或者目瑙纵歌的唱词。文化传承往往来源于一代代的学习，金志强有时间就会去找先生学习目瑙纵歌，不懂的古词他就去向先生请教。但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古语念唱，所以景颇语广播组只有金志强和几位乡土派老前辈可以进行这项工作。除此之外，金志强目前正在致力于挖掘、采集和整理景颇族可能失传的传统文化。这项工作他坚持了20年，还出了两本书：一本叫作《帕兰茶莎节》，讲景颇族的舂茶传统，里面有景颇文和汉文的对照；另一本是讲盈江县战神时祭祀的念词。这两本书都是由德宏民族发展研究院所支持的。金志强表示：“我从小就喜欢这些，所以愿意钻研，现在年轻人都不想花时间去学了。我们这批人以后退下来，就不知道后继的会不会有人会这些古调了。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刻碟保存下来，算是抢救即将失传的文化。”
像金志强一样的文化名人，在德宏绝非少数，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傣语广播的前任主任晚相牙。晚相牙是傣语一级播音员，于1979年进入德宏人民广播电台傣语组从事播音工作，1986年担任傣语编辑部主任，1997年退休。40多年来，晚相牙致力于收集傣语民间歌谣、整理编写名人歌词、传记、经书等，目前已出版《晚相牙歌词》《邵五歌词》《晚有章专辑》《思恋》和《唐三藏取经》后半部，并翻译介绍了刀安钜的著作《苦乐春秋话人生》。[5]晚相牙在采访中表示，她父亲从事文艺工作，所以自幼受到父亲影响，喜爱唱傣族的传统歌谣。她表示她从事文化传播工作一直是源于对傣族文化的喜爱，之后在工作中发现傣族人民对傣文越来越陌生，傣文翻译中还有很多错误，才愈发有了要传承和发展傣族文化的迫切心情。
“乡土派”的民语媒体人大多是依靠兴趣从事民族文化的传播，他们的文化实践受到自我意识的影响，所以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承的是他们自幼在村寨里接受到、了解到的传统文化。同时，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了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因此他们依靠工作提供的媒体平台寻求更多的机会去出书刻碟，来保护和发展传统民族文化。他们源于乡土，汉语水平较低，因此他们在工作中更强调传统民语的重要性。同时，他们那一代人媒体传播形式单一，主要是书本和碟片，所以他们发展民族文化的手段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去出书、刻碟。乡土派民语媒体人从业之后才逐渐意识到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并逐步展开民族文化的传播，从媒体到依托媒体的个体传播，他们的文化自觉伴随着传播活动而逐步生成，并指引他们展开进一步的文化推广和传播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乡土派民语媒体人的文化实践是一种内源性的。民族文化的惯习（语序语用、思维），即实践的前逻辑指导着“乡土派”媒体人的文化实践。
（二）过渡期的媒体人
前任德宏州广播台载瓦语部门主任刘永江告诉笔者：“我小时候在老家的小学学了6年的载瓦语，之后初中空了3年，接着又去德宏州民族师范学校（今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习载瓦语。毕业后，1999年我开始参加工作，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到广播台担任载瓦语主持人。当时我们进入广播台，需要进行笔试和面试，笔试主要是考你的翻译能力，面试主要是考播音能力。”这就是1995年后到2015年之间，德宏民语媒体的一般招考标准以及大多数民语媒体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他们大多数接受过一定的民语训练，出生于乡土也有较好的汉语文化素养，所以笔者将其视为“乡土派”与“学院派”之间的过渡期。
在采访中，刘永江一再提到老一辈媒体人的保守，他说：“以前的老播音员啊老艺人啊，虽然有天赋，但是观念比较老旧，因此群众的接受程度也比较低。” 他对于老一辈人的表演和播音天赋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对于他们的传播观念和手段却非常质疑。因此，他尝试做出改变，更新传播的手段和方法。在刘永江9年的播音员职业生涯中，他做了两个德宏广播史上的第一：第一个做直播的播音员和第一个开听众会的播音员。刚开始，刘永江提出要做直播节目，部门的人都不赞同，大家觉得没必要，认为他没事找事做。但是刘永江坚持认为直播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0年10月31日，刘永江的载瓦语直播节目进行了首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之后的各家民语广播都纷纷增加了直播节目的比重。除此之外，刘永江还是第一个开听众会的人。他说：“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嘛，就学着外面听众会的模式搞。刚开始，老一辈的老师都是反对的，就说这样把我们这些播音员地位抬太高了。但是我说服这些老播音员下乡去开听众会后，他们都还是很开心的，找到了存在感，成效也非常好。现在听众会都成为我们广播台的固定动作了，每年各个民族的节庆我们都会去呢。”
在“乡土派”的民语媒体人中，刘永江属于年轻人。但在“学院派”面前，刘永江又属于年长的一辈人，他对于年轻人脱离乡土语境的译制十分不满。刘永江说：“民族语翻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民族的语言习惯和用语习惯，这样翻译才比较贴切，没有那么生硬和直白。举个例子啊，景颇族的载瓦支系很爱用倒装句，比如汉语说：‘你吃饭了吗’，载瓦语翻译的语序就是‘饭，你吃了吗’。每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都不一样，因此必须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才能进行精确翻译。现在很多新来的翻译人员，虽然也是从小学习民族语，但是汉化程度比较高，会照着汉语思维去翻译，这就不行。”
除本职工作之外，刘永江还是德宏小有名气的民语歌手，个人创作作品有《清晨景颇山》《对唱西山广》《陇川情》《王子树》《用么么》《欢腾目瑙场》《阳光山村》《龙女恋》《云岭荣光》《朋友、慢走》等。刘永江向笔者介绍，他所出的所有专辑都是政府出资资助的，有大量用民语演唱歌颂党和国家的红歌。他说：“我就是有什么想法就和领导说，领导觉得可以，就批钱给我弄嘛。现在不靠政府补助做艺术真的太难了。”刘永江在进行自身的文化实践时，主动借政府的力量，不同于乡土派媒体人纯粹以兴趣进行文化实践的情况。2016年，刘永江从广播台调动到德宏传媒集团旗下的文化传播公司担任总经理，致力于德宏民族文化的推广与宣传。对于他目前的工作，他觉得是更有挑战性的。他现在常常需要去说服一些老艺人将自己的文化作品进行商业化运作，他说：“很多老艺人都不愿意（作品商品化），但是我得去说服他们，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推广出去。就像我们德宏著名的竹编老师的作品，我们想把它大规模复制，然后可以作为一个小的伴手礼给大家带回去。只有大规模生产，这个艺术品才能被大家认识到，不然只有少数人知道，永远推广不出去。”
与刘永江一样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实践的媒体人在德宏绝不是少数，他们都致力于将民族文化包装成一种更加流行的模式推广出去。这批过渡期的媒体人大多是各个民族的流行民语歌手，他们主动寻求机遇出歌发唱片，通过更大众的形式推广民族文化。但是同时，他们推广民族文化形式相对保守：几乎不尝试建立独立公众号这种新的形式，主要推广的形式就是到各个村寨巡回演唱。这批过渡期的民语媒体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识产生相对滞后，大多是在工作后才意识到。德宏州民语译制中心景颇语部门主任唐相亚是2007年进入德宏译制中心工作的，她说：“我们以前在寨子不知道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大家都一样也没有这种意识。我工作后听很多老师说我们景颇族的文化，我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太羞愧了。我就想我们这代人都这样了，我们以后的娃娃可能连自己本民族的话都不会讲了，就觉得推广我们的文化相当迫切啊，真的，我们那么努力做工作就是这一个目的。”
这些过渡期的民语媒体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处于一个由乡土派向学院派过渡的过程当中。首先，学历上，相比乡土派，他们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相比学院派，他们有较好的民语基础，并未脱离乡土语境。其次，从传播手段上看，相比乡土派，他们更加积极寻求推广机遇也能够接受新鲜的传播手段；相比学院派，他们更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不是进行个人化传播。最后，从民族意识觉醒的时间节点上看，相比乡土派的内源性自发传播，他们大多是工作后才出现民族觉醒的意识并开始进行传播；相比学院派外出读书后“他者”眼光的自省，他们的民族觉醒意识更多来自专家和乡土派媒体人的启蒙。
（三）“学院派”媒体人
本章所论述的第三代媒体人是2015年后新招聘的，他们是德宏民语媒体的新兴力量。他们不同于前两代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接受过较好的汉语教育，文化水平都在本科以上，对汉语的理解力远远高于前两代人。他们虽然出生于村寨，但是自幼受到缅甸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译制水平与播音腔调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乡土语境。
德宏州民语译制中心景颇语部的播音员岳扎亚2017年到译制中心，她大学本科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主修景颇语，研究生在暨南大学学习语言学理论。她从小在寨子里长大，但她与德宏本地景颇语境下成长的播音员有很大的区别。她说：“我们与老一辈在译制上最大的区别是译制腔的问题，最大的差距是节奏和感情把握的不准确。译制腔的话每个人都会带有自己的特色。像我们年轻一代人的话，听缅甸景颇歌曲的比较多，受缅甸景颇文化的影响，我播读时感情过度浓郁，会带有一些缅甸景颇语的音腔。”乡土派和过渡期的媒体人大多受到的是汉文化和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到学院派媒体人这一代，他们受到的是多元文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缅甸的文化产品大量进入德宏，特别是缅甸歌手的民语歌曲影响广泛。在多元文化影响下成长的第三代媒体人脱离了前两代人土生土长的本地民族语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制风格。
岳扎亚和德宏的3个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公众号，名字叫作“景颇光音”（Jan Nsen）。岳扎亚解释道：“景颇族是太阳的子孙，我们希望景颇族的文化像太阳的光芒一样传播到每一个景颇族生活的地方。”这个公众号粉丝大部分都是德宏的景颇族会不时更新关于景颇族的内容，有些是目瑙纵歌，有些是景颇族歌曲，还有一些是景颇族的传说等。除此之外，该公众号的内容表现方式多样，有短视频、语音、歌曲、图片等等。岳扎亚告诉笔者，她希望通过这个公众号，传播民族文化，她也想通过更新颖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吸引更多的景颇族同胞，让大家自发去关注和传承景颇族文化。岳扎亚的民族意识萌发于大学时期，她说：“我在昆明读大学时，景颇族经常有联谊会，民院也会有些活动，我慢慢地就有了本民族意识。在活动中，我们有很多景颇歌曲都是关于热爱本民族文化的，所以我可能潜意识里就已经有了民族的概念吧。我们大学时还和同学组织过一些活动，比如每个星期二下午都会一起学习景颇族的史诗故事等。”
大部分“学院派”的民语媒体人都是在大学期间才有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他者”眼光的投射使他们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同，从而指引他们进行文化实践活动。2015年进入德宏州民语译制中心景颇语部的播音员沙金春说：“我读大学时，说自己是景颇族大家就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能说出景颇族的文化，人家才会尊重。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掌握语言之外，还要掌握文化并传播文化。”
“学院派”媒体人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精通传播技术，但是传统文化底蕴不够，因此翻译和播音会出现脱离传统语境的现象，也就失去了民族语言“活” 的灵魂。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来自于他们外出学习的经历，外界眼光的自我投射使他们产生了文化意识觉醒，并指导他们展开本民族的文化推广与传播活动。他们的文化实践是一种外源性的，外界刺激是学院派文化实践持续的动力。同时，相比前两代人，他们掌握了更新的传播手段、更多元的表现方式，因此他们可以不依托政府，进行更个人化的传播。
三、文化记忆造成代际间的实践差异
三代媒体人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进行着文化建构。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目标——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首先，译制从基于土生土长的乡土语境到掺杂了多种文化的混杂语境。其次，传播内容从传统文化逐步演变为大众的流行文化。再者，传播媒介由大众媒体、书籍和音像制品转移到新媒体微信平台之上。最后，传播从依靠政府发展到逐步个人化。三代媒体人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传承和延续，而是不同起点展开的三种实践和三种建构，他们共同建构着德宏的民族文化，影响着德宏的文化氛围。
这种文化实践背后的代际差异主要源于三代人文化记忆的差别。在扬·阿斯曼看来，文化记忆是借助“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等文化符号来形成和传承的。[6]三代民语媒体人所接受的固然是同样的民族身份认同，但是他们自幼所接触的文本系统是有差异的。“乡土派”媒体人接触的是来自乡土的传统文化，过渡期的媒体人受到了流行文化的浸润，而“学院派”媒体人则接触到了更多元的文化。“文化记忆的概念超出了‘传统’这个概念的范围，因为文化记忆还涉及遗忘和隐瞒，遗忘和隐瞒导致传统的消失和断裂。”[7]文化记忆的差异造成了文化实践的差异，使得乡土派所坚守的传统民族文化逐步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民族文化。“从建构的维度看，文化记忆在各方的综合作用下具有生成性和建构性，可以在一定权力逻辑的引导下有目的和计划地建构。”[8]差异性的文化记忆使得目前德宏的民族文化建构呈现出现代化的特色。这种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媒体人技能由自由化到规范化、传播手段由单一化到多元化以及传播内容由单调性到广布性，这种现代化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祛魅。
【注释】
[1]该文作者为杨星星、张方亮。
[2]马援：《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6年。
[3]李彩霞：《当代媒体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以〈舌尖上的中国1〉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长谷川清、余延玲：《民族表象与文化实践：以云南傣族孔雀舞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杨立：《傣族“刘三姐”的民族情结——记傣族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播者晚相牙》，《德宏团结报》2015年11月16日。
[6]左路平、吴学琴：《论文化记忆与文化自信》，《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11期。
[7]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
[8]左路平、吴学：《论文化记忆与文化自信》，《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