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报民族新闻的生产实践研究[1]
一、研究缘起
我国学界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9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做专题报告时提到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四个方面，分别涉及对新闻发布者、新闻内容、新闻接收对象、新闻效果的研究。[2]之后，有过留美经历的一些海外华人传播学者开始把具体的研究方法带入进来，并在大陆展开了一系列调查。最近10余年来，我国学界探讨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不少硕博士学子在完成毕业论文的过程中选择新闻生产社会学议题。2006年，张志安以《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一文通过了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是国内较早运用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来研究编辑部组织中新闻生产的学位论文。李良荣教授如此评价这篇论文的研究思路：“新闻生产过程及其产品具体而细微地反映出一个传媒组织的内在文化、价值取向和一个国家的新闻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政府、市场、媒体三者的博弈关系。”[3]
张志安、洪兵等人的新闻生产研究更多地是讨论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关的话题，他们的研究对象均为生存在一线城市、在采编业务上有着明确分工协作、管理机制成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但是，对于那些生存于经济不发达的边疆地区、在采编业务上没有明确分工的党报媒体而言，他们又是如何完成新闻生产的呢？与张志安、洪兵等人的研究对象不同，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地方党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在于地方经济社会的不发达，也不在于采编业务分工的不明确，其根源问题应从民族地区地方党报在我国传媒网络格局的位置，以及民族地区党报的地方性、民族性特征和它们所承担的特殊传播任务来理解。
民族地区地方党报是我国地市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非民族地区不同，这些报纸在传播党的声音、报道地方社会的同时还承担着传播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地区稳定、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任。换句话说，民族性是民族地区地方党报的另一个特色。传播民族文化，塑造民族社区内部共同体意识，以此维护社区内部的稳定团结是民族地区党报承担的另一个重任。从民族学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部分。“以其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了解，来完成宣传民族政策，交流民族工作经验，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繁荣发展等任务，同时也有助于全社会的安定团结。”[4]
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地方党报的特殊性可以沿着两条线路出发予以探讨。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民族地区地方党报存在的重要意义有二：其一，报道党和国家的纲领路线、工作方针，承担“上情下达”的责任；其二，报道地方社会，实现区域内的信息沟通与协调。从社会学、民族学视角出发，民族地区地方党报的新闻生产实践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承担着传播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重任。
学界对民族新闻的界定有多种维度，主流观点分别从地域特征、报道方式、民族意义和报道内容四个维度概括“民族新闻”的概念。结合这四个维度，笔者认为，民族新闻就是运用符合民族个性特点的报道方式、对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事实的报道。本章关注的是民族地区地方党报在民族新闻领域的新闻生产，通过引入新闻社会学视角，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党报媒体《西双版纳报》为个案，在收集了大量田野资料的基础上，追问：为了完成信息传递、做好地方民族工作，报纸要生产哪些内容？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在其生产过程中又有哪些特殊的因素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影响着《西双版纳报》的新闻生产？进而从中讨论地方媒体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西双版纳报》是中共西双版纳州委机关报，创刊于1957年3月4日，用傣文、汉字两种文字出版。作为一份地市级党报，该报由西双版纳州州委宣传部领导出报业务，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努力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并围绕地方政府的工作要求进行舆论引导。作为一张“报”的存在，该报创刊以来以报道地方社会为己任，报道了当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举一动，生动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文化脉搏。近年来，该报紧跟媒介融合的时代趋势，依托传统纸媒先后办起了三种文字版本的“西双版纳新闻网”（汉文、新傣文、老傣文），承办有手机报，相继开通了“西双版纳报”微信公众号和手机端“美丽西双版纳”App，在新闻报道中也用上了直播技术。目前，报社设有记者部、汉编部、傣编部、网络新媒体部等部门。
二、《西双版纳报》的“民族新闻”生产实践
从民族学意义上讲，民族报纸的新闻工作也是我国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报纸通过挖掘民族地区的民族性、文化性塑造民族社区内部的共同体意识，以此凝聚社会认同、维护民族团结、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文化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是值得被发掘与保护的。多民族文化在媒体平台皆有所展现，既有对民族节庆文化的报道，又有对民族文化的具体呈现，每年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的嘎汤帕节都是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
（一）民族节庆
民族节庆是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和记忆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窥探民族文化、民族社会的窗口。节日文化的意义不单单是消遣或消费，也是塑造区域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载体。媒体报道为节庆文化的操演提供了新空间，如果说真实空间的民族节庆凝聚了民族认同、区域认同，那么媒体呈现不仅没有削弱节日文化凝聚认同的能力，甚至还有所加强，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打破了区域地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节日文化的传播范围。在流动的社会，即便有些民族群众早已脱离原来居住的民族区域，仍能通过传媒的节日报道感受到文化认同带来的心理震撼。
以2017年泼水节期间的报道为例，其采访报道包括有下述几个方面。一是提前预报泼水节期间的活动日程。如2017年3月30日，微信公众号就推出了《2017年泼水节倒计时|此图在手畅玩泼水节》的推文，报道了节日仪式、民俗活动的时间安排，预热活动；2017年4月12日的报纸则以新闻《景洪市傣历新年节活动精彩纷呈》为题报道了泼水节活动日程和精彩看点。二是报道社会各界民众喜迎泼水节的行动，如报道政府部门为保障泼水节期间的安全问题开展的具体工作，《景洪交警全力做好“一节一会”交通安全工作》《州食品药品监管局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分别报道了地方交通部门和州食药监局为了保证节日期间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做出的工作安排。三是报道泼水节活动日程里的具体活动。如第二十届西双版纳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的筹备工作和开幕活动、谭维维专场演唱会、西双版纳美术馆、非遗馆开馆仪式等均在报纸和微信公众号有所体现。四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民族节日期间的精彩瞬间，尤其是对节日仪式的报道。取水仪式是泼水节重要的仪式环节，仪式需要数名少女取水，取水仪式取回的水被送回西双版纳泼水广场也就意味着泼水节的序幕正式拉开。微信公众号“西双版纳报”以推文《2017年泼水节12位取水少女诞生》为题，用大量图片报道了2017年取水少女总决赛；报纸没有专门报道取水少女的诞生，刊发了新闻《我州各族群众欢度“东方狂欢节”》。
这些文本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其一，节庆报道突出政治效益。民族节庆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地方社会的政治资源。1974年，老报人YHB进入傣编部，他回忆当时报社对民族节日的报道时曾提到，傣族的泼水节既是一个重大的、喜庆的节日，又是反映地方社会民族团结的象征，他们在进行泼水节的报道时，新闻报道中必须要写入州长在节日期间的讲话，突出节日的政治意义。今天同样如此，记者LGH等人采写的报道《我州各族群众欢度“东方狂欢节”》里就写道：“州委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侯，州委副书记、州长罗红江，州委常委、副州长洪伟，副州长吕永和、董大伦、寸敏、刘俊杰，州政协副主席帕松列龙庄勐来到泼水广场，和各族群众一起参加泼水活动。”新闻报道通过呈现地方领导人集体参与庆祝泼水节活动，表达政府对民族节日的重视以及民族节日的政治性。
其二，节庆报道突出经济效益。节庆活动为地方经济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富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常常吸引着外来者的进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仍以新闻报道《我州各族群众欢度“东方狂欢节”》为例，记者分别采访了重庆的游客廖女士和海南的游客邱朗，两位受访对象就泼水节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节日魅力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写道：“除了激情四射的本地人和国内各地来的游客外，外国游客也纷纷参加‘水战’，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另外，节庆期间巨大的人流量也为地方政府展开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和商机，比如近年来，地方政府组织的西双版纳边境旅游交易会常常与泼水节相关联，既要庆祝民族节日，又要借此机会开展经济交流、拉动地方经济。报社针对第二十届西双版纳边境旅游交易会展开了报道，采写了《我州积极筹备第二十届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等新闻稿件。
其三，节庆报道突出文化效益。民族节庆本身就具有文化性，《西双版纳报》的报道充分挖掘了民族节庆的文化性，如副刊《绿宝石》刊登过的《泼水节的小卜哨》《泼水去》《家乡的泼水节》《赶摆活动引来八方客》等文章无不是在报道节日文化、节日习俗。民族节庆也为外来文化提供了传播的契机，游客带来了与本土文化相异的品位，地方政府也有意迎合国内外游客的品位，因此泼水节的活动日程兼容并包了数项符合外地游客审美品位的活动，如国际斗鸡大赛、谭维维专场演唱会、热带雨林摩托车穿越大赛等，新闻报道同样报道了这些与本土文化相异的活动项目。对这些非本土文化的报道，既体现出了文化的冲击性，比如记者LQH以“视觉冲击”形容谭维维的演唱会，同时又体现出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通性，记者MY在采写的新闻稿中就写到斗鸡活动也是老挝、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一项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二）文化事件
由政府牵头策划的地方文化事件具有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它丰富了区域受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对外展开交流、互动的平台，对外展示着地方社会的文化形象。“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会、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主办的流域国家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澜沧江、湄公河国家文化为背景，以民族文化、民族艺术为内容对外展开交流活动，是近些年来地方社会承办的颇为重要的对外交流文化事件。
其一，报道文化事件的流程、动态是报社针对事件展开的基础性报道。2017年12月12日至14日是当地政府举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 的时间，记者部主任WT向笔者转述了往年报道艺术节的经验：“往年的报道都是跟着活动走，活动有什么我们就安排记者。”[5]艺术节前期的报道是预热阶段，汉文报推出了《搭建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聆听傣陶之声》《一场“水”的文化盛宴》《穿在身上的艺术》《以陶为媒遇见未知的美好》等多篇新闻报道，通过报道往期举办经验、撰写人物专访的形式分别为艺术节期间的陶器展、摄影展、民族服装展等进行预热；艺术节期间，其报道的重点是文艺晚会和各类文化艺术展览，为了保证报道任务顺利完成，记者部在艺术节期间对记者做出了详细的分工安排；艺术节后期，报道会针对事件进行总结性或回顾性的新闻报道。比如M姓记者就在2017年12月23日汉文报的副刊《绿宝石》上发表了一篇《澜沧江边听交响乐》的新闻报道，以观众的视角回顾了12月23日“景兰音乐之夜”交响乐晚会的节目内容，又追踪报道了2017年（第七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展览座谈会，回顾艺术节的展览历程和展览经验。
其二，文化事件报道有其侧重点的呈现。记者部主任WT说过往年文化节报道的经验跟着报道方案走，报道重点是艺术节期间的各类展览、文艺晚会等。歌舞晚会是艺术节对外形象的集中体现，报社要求记者艺术节期间不仅要按时交稿，而且涉及领导讲话的新闻稿还要送交地方宣传部门审查。另外，西双版纳报社没有专门的摄影记者，为了保证几场大型晚会的宣传效果，报社特别从网络新媒体部抽调了一位有美术功底、摄影功底的编辑来负责晚会摄影。有关各类展览的报道，其报道范围不只限于其流程性、场面化。艺术节期间，报社还要求记者抓住机会访谈被邀请前来参展的文化、艺术界名人，以人物专访的形式呈现外部社会对文化事件的认可。
其三，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件也是地方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集中体现，因此新闻报道还常常把文化事件拔高至政治高度。仍以2017年12月份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为例，在地方宣传部门的领导下，就文艺晚会、各类文化艺术展览展开报道，要求报道要突出“政治高度、文化品牌、艺术魅力、国际影响”。艺术节期间，报社要求记者抓住机会访谈被邀请的文化、艺术界名人，要求他们从政治高度出发，发表对“一带一路”及对十九大精神的看法。文化事件期间的报道同样也要保证宣传安全、维护政治利益，因此，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新闻审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民族宗教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特征，而且民族问题还是比较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传播正能量的民族新闻报道，有利于推动民族工作健康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发展。民族问题与生俱来就带有敏感性，但是在新闻工作中，从业者不能因为其敏感就对涉及民族问题的新闻报道感到退避三舍。在正确、全面理解民族政策、客观看待民族地区问题的基础上，报纸可以通过转换报道视角、调整见报日期等形式，既巧妙地呈现涉及民族问题的新闻报道，又使得新闻报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宗教问题经常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问题中的敏感因素之一。[6]新闻如何呈现宗教问题？2017年10月28日，《西双版纳报》记者LGH带笔者前往西双版纳州总佛寺采访大佛爷，去采访前，笔者误以为LGH要以人物专访的形式做一条刊发在《傣乡周末》的文化新闻，之后得知，原来，这次采访主要是请大佛爷来谈一谈他在西双版纳州“两会”上的政治提案。西双版纳州总佛寺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佛寺中等级最高的佛寺，有“佛寺之首”的尊称，是傣族信仰佛教人民心目中宗教文化的象征。D是西双版纳州总佛寺的一名大佛爷，负责该寺院大殿的管理工作。D于1982年入寺为僧，先后担任过寺院主持、勐腊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这次采访的提纲是由记者部主任WT提供，WT为LGH提供了几个采访要点：大佛爷从事宗教工作的履职情况；重点针对大佛爷在景洪市“两会”的优秀提案展开描写，至少要采访到两个；对大佛爷参与调研、考察、视察的经历展开描写。这篇人物专访预计在2000字以内，WT要求记者的报道关注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宗教与社会如何相适应，佛教寺院或者说大佛爷本人是如何开展实际的宗教工作。WT建议记者还要把寺院僧侣的管理纳入其采访范围，涉及其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以及佛家寺院参与的爱心慈善活动。
根据记者部主任提供的信息，记者LGH的采访需要完成两大块内容：其一，大佛爷在景洪市“两会”的优秀提案，记者部主任向LGH提供了其中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提案，即大佛爷建议恢复老傣文教学的提案；其二，西双版纳州总佛寺主持的“佛光之家”公益项目，以及参与捐资助学、捐资救灾等实际情况。针对这次采访，记者部巧妙地对大佛爷的采访报道转换了一个视角，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以政治因素为主导进行宗教话语的选择，报道以关注大佛爷参政议政为要点，如此，宗教的文化形态被政治属性掩盖，有关宗教文化内质的传播被控制，使对宗教的报道成为为政治建设服务的一部分。[7]另一方面，这篇报道通过呈现佛家文化的慈善、仁爱之举，向民众传达富有正能量的民族新闻。
三、地方党报新闻生产的民族性表达
文化“使社会获得意义并反映它们的共通经验”，“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地审视”，[8]文化根植于特定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它反映了人们共通的社会经验、价值观念。民族地区地方党报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必须要挖掘区域内社会群体的“共通经验”，生产出符合区域社会价值观的新闻产品，民族性是《西双版纳报》新闻生产的特征，民族的力量作用于整个新闻生产实践活动。
新闻生产是一个民族化的过程。民族地区受众的少数民族身份决定了媒体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必须要选择易于少数民族群众阅读、理解的方式。《西双版纳报》傣文报的创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以往的调查经验告诉我们，在云南省内有民族文报纸办得较为出色的四个州市，《西双版纳报》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其他三个州市的民文报的创刊都是紧跟汉文报纸，唯独西双版纳州的党报办报史实现从一张民文报纸开始的，1957年3月4日，《西双版纳报》傣文报《号三》（《消息》）与读者见面。西双版纳州办报史的特殊性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傣文报创刊的目的就是用民族语言、民族文字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
民族性的另一种展现形式是以民族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来报道新闻。章哈是深受傣族群众喜爱的曲艺演唱形式，“生活中没有章哈就像吃饭没有盐巴”这句俗语生动反映了傣族群众对章哈的喜爱程度，报社抓住这一特点，以章哈唱词的形式写作新闻，让印在报纸上的新闻不仅可以用眼睛看还可以用嘴巴唱出来。该报刊登的章哈式新闻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具有教化意义的社会新闻，另一类是在歌颂党的好政策、歌颂典型人物。
再者，新闻生产中的民族性还表现在生产者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利用民族符号、文化符号。地方党报新闻生产中民族性、文化性的表达不仅表现在用适合群众阅读、深受群众喜欢的形式来报道新闻上，还体现在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实践中对民族符号、文化符号的运用。西双版纳州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其象征符号也比较多样化，这些符号不仅在新闻报道中有所体现，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也有体现。记者部主任WT曾向笔者提供了数片他搜集的铅字版刊花，其中就有一片孔雀造型的刊花，这个刊花曾是《西双版纳报》文艺副刊版面的标志。
四、分析：新闻事业与民族社会
《西双版纳报》对民族、文化的呈现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需要。其一，创刊初期，老报人们就意识到了文化对社会的认同功能、调试功能，通过报道与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相关的新闻塑造区域社会认同，比如老报人Z就在回忆文章里写到，1957年报纸创刊后，在宣传方式上独辟蹊径，报道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社会生产，既满足了对政治宣传的需要又满足了受众在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其二，文化是最能体现区域社会特征的因素，对于像西双版纳这样一个多民族的、以旅游经济为主的地区来说，挖掘文化资源、民族资源同样也是地方政府较为重视的内容。尽管多数记者们会抱怨党政部门更看重抓生产、促建设的会议，有关民族工作、民族文化的会议较少，但是经过笔者近一个半月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政府部门是有明确的指示要求报社、广电等媒体单位发掘地方文化，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多多体现地方文化。比如2017年11月8日该州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发言人Y就提到了报道如何体现“民族文化建设发展方面迈出重大步伐”，要求媒体单位主动挖掘地方文化、报道地方文化。其三，多方位、多平台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呈现。傣文报的文艺版常常刊登傣语故事、章哈唱词、民族诗歌等文章，尤其受傣民族群众的喜爱与欢迎。汉文报也有呈现民族、文化的方式，比如每年七八月份地方会议较少的时间段，记者部主任WT会组织记者写作一些专题文章，2017年8月起，汉文报在副刊《绿宝石》推出专栏专门介绍傣民族的《贝叶经》。新媒体也有自己的呈现方式，尽管这个部门人少难以实现内容的完全原创，但还是做起了“西双版纳美食汇”这个栏目用以介绍当地的特色美食文化。
民族地区地方党报新闻生产的地方化、民族化过程，也就是民族力量与文化力量有效渗入新闻生产的过程。首先，地方党报在处理与国家方针、政策、会议文件的宣传报道时，会结合区域社会的地方性、民族性特征展开具体的传播过程，如从地方社会寻找切入点展开对政策的解读或者是以地方社会受众接受的方式、语言来传播国家文件。其次，民族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有效渗入也是新闻工作者挖掘文化、传播文化的过程，尽管报社的新闻报道多与政治会议、领导报告、经济建设有关，但是记者和编辑在采写、编辑稿件的过程中会主动在文本里展现民族符号、文化符号，就目前来看，这已经成为一种被集体广泛默认的文本处理方式，当然，其背后与新闻规律、地方文化特征、报社自身的办报宗旨等因素相关联。最后，地方文化精英、民族人士的参与。尤其是报社根据时代特征、宣传导向而决定刊发的文学作品，它们多是由地方文艺精英的投稿，尽管这些稿件大多不是用新闻的形式报道地方文化，但的确体现了社会文化精英群体在传播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上的贡献。比如汉文报较为活跃的哈尼族通讯员朗确，就经常向报社投递报道地方文化事件的新闻作品和描写地方社会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
新闻媒介具有整合社会、凝聚认同的功能，为了凝聚多民族群众对地方社会的认同，《西双版纳报》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展开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涉及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的新闻报道多为正面新闻，积极塑造各民族之间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的良好氛围。另外，为了某一特定时期符合舆论导向，报社对一些涉及民族关系的新闻报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使之既能体现出国家对民族问题、民族发展的重视，又能符合当前的政治形势。《西双版纳报》的新闻生产实践并不是只关注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其对民族问题的关心可谓是贯之以全年各个不同的时间段，除报道政府部门或机关单位召开有关民族问题的会议外，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的嘎汤帕节、拉祜族的拉祜扩节等民族节日也是报社宣传报道的重点内容，通过报道民族节庆文化来凸显各民族生活幸福美好、民族关系团结和睦。宣传报道民族群众之间互帮互助、和谐共处的典型案例也是民族地区地方党报形塑民族关系的一种方式，如傣文报编辑在选择汉文报的新闻报道进行编译的过程中，会主动选择编译报道傣族群众与其他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和谐共处的新闻。
报道地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地方文化的传播过程。新闻报道推动了民族文字的传播，1954年，国家为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群众创制了一套新的文字，傣文报的创刊在新傣文的推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闻报道推动地方文化的交流。傣陶原本是属于地方社会的民族民间工艺，传播范围有限，媒体对当地举办的陶艺展的全方位关注和多角度解析，有效推动了民间艺术的交流和协作，傣陶制作工艺也不断得到提升。新闻报道推动了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传播。样式丰富的民族服装是区域社会多民族文化的外在呈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期间的少数民族服装展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展览，展览颇具本土化，如果说陶艺展、画展常常会邀请国内知名艺术界人士来策展，但是少数民族服装展却是本地民族文化人士一手策划并有效发挥区域效应的一场展览。像陶器展、少数民族服装展这类展览与地方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是地方社会文化的真实反映，对它们的报道推动了地方文化在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传播。
布迪厄把文化持有者所持有的文化资源看作一种资本，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换。受众的媒体接触和传播的赋权功能无疑推动了文化持有者手中的文化资本向着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化的进程。记者LQH曾讲述了她采访两位哈尼族歌手的经历：“现在勐海县的常务副县长原来是在格朗和乡当书记，我们是经常联系的朋友。2008年，他策划了一个哈尼族原生态歌曲大赛，所有格朗和乡的歌手都有参与，小到3岁，大到84岁，有一对兄妹参加了比赛，唱的比较出色拿了奖。当时写了篇新闻通讯，报道了两兄妹来唱歌拿奖的事。后来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帮助农村孩子去北京看鸟巢的活动，我们写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就可以实现梦想，我们就把这两个兄妹的故事发了过去，这两个兄妹被选中去了北京，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注释】
[1]该文作者为赵亚净、杨星星。
[2]张梅：《从社会建构主义到新闻建构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张志安：《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田野观察和案例研究——从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谈起》，《新闻记者》2017年第5期。
[4]白润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基本问题探析》，载《新闻学论集》编辑部编《新闻学论集》第28辑，经济日报报社2012年版。
[5]2017年11月16日笔者访谈记者部主任WT的记录。
[6]张焕金：《试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1期。
[7]白贵、甄巍然：《话语偏向与“文化间性”：民族宗教报道的问题与路径——基于人民网与新华网的抽样文本分析》，《现代传播》2014年第8期。
[8]［美］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载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