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少数民族文化自主性[1]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新闻事业体制改革也逐渐开始。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传媒业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新闻媒体改变之前的“吃大锅饭”的状况，开始自负盈亏。“市场化”和“制度化”是我国传媒改革的重要标志，我国新闻媒体从原来的国有制单位转变为企业化经营的单位。“企业化经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对于新闻事业的改革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
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同样经历了不断地尝试和调整，但在改革中又体现了当地新闻事业的发展特点，成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中一个鲜活的样本。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因而在中国的体制化改革进程中，很难与其他地区的新闻媒介保持一致，曾出现了改革不成功的情况，最终不得不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走出一条维系自己的生命之路。这条“生命之路”依靠政府财政全力支持，市场化经营程度较低。同样，这条“生命之路”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介的“生存逻辑”，也是少数民族新闻媒介在漫长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经验。经验转化为寻找立身之本的途径——打造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新闻媒介。在特定的新闻场域内，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研究者正是观察到这一微妙的关系，尝试研究改革过程中的少数民族地方媒体如何去展开改革实践，这些改革实践的背后究竟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笔者对少数民族地方的新闻媒介从业人员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改革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新闻媒介的“生存逻辑”，反思媒介融合时代中的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实践。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只是从云南某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改革情况出发，它只是一个个案，不能代表所有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改革的情况，因而本章只是提供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改革的一种角度，讲述特定场景下的故事。
一、国家权力话语与民族文化
文化向来和权力紧密联系。不少文化研究者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文化研究中开始探讨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运用领导权（霸权）来说明意大利的政府组织，他认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试图在它的范围之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2]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而言的，指的是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对民众实施的教化。[3]因而私人电台、教会、幼儿园等社会机构都可以看作文化霸权实施的工具。同样，雷蒙德·威廉斯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认为霸权也和文化密不可分。[4]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等人运用葛兰西、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拼贴”理论分析英国青年亚文化，认为“文化”与“阶级”有着密切关系，最主要的文化形态也是“阶级文化”。这种阶级也体现为强势的主流群体和商业文化对青少年文化风格的“收编”。[5]更进一步说，学者们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它们也是政治的组成部分。[6]杜赞奇通过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婚姻圈、水利管理组织的分析，指出了国家政权组织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权力介入到文化网络之中，各种因素相互博弈，领导体系得以形成。[7]
如果说文化和权力密切联系，那么媒介必然是承接两者关系的重要工具。霍尔曾说过，大众媒介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体制，凭借凝聚社会的霸权代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8]威廉斯分析了地方报纸与共同体的关系，最终他认为报纸应该集中在控制社会关系的本质上。[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报纸、小说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10]而哈贝马斯研究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认为报刊的商业化使报刊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的入口。与前几位的研究对象不同，布尔迪厄关注了新闻媒介中的权力、市场关系，提出了“媒介场域”的概念，从而分析媒介自主性、政治权力、商业利润之间的纠葛。当然，关于文化、权力、媒介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远不如此，不少研究者仍然热衷于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表述出来。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研究也依然跳不出权力、文化两者之间的框架。孙信茹、杨星星在《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中认为，对于基层电视台不能从一般意义和功能层面来理解，更要看到其作为国家权力抵达的一种方式，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11]而张瑞倩则认为少数民族地方的新闻媒介充当了“文化修补”的工具，通过记录和再现使得传统文化延续。[12]郭建斌通过对独龙江乡的电视展开民族志的阐释，认为当地的电视也形成了“权力的媒介网络”，大众媒介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里面隐含着权力。[13]
由此，探讨少数民族地方的大众媒介改革实践依然要注意隐含其中的权力、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复杂而又互动的关系。笔者也将从这样的权力、文化、文化主体这几个角度去探讨怒江州的新闻改革实践。
二、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改革实践历史与现实
（一）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研究谈起
讨论新闻改革是新闻学领域常见的话题。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新闻事业改革。一是从制度的层面来进行探讨。李良荣在1995年就对我国传媒体制的“双重属性”进行探讨，一种为“上层建筑属性”，另一种为“信息产业性”。[14]李良荣的“双重属性”的提出是对中国传媒体制的“事业体制，企业化运作”的另一种阐释。潘忠党曾在《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新闻事业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造。体制改造源于新闻改革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新闻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15]童兵、张涛甫指出了中国传媒体制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而肯定新闻体制改革必要性。中国以前的传媒体制出现了政府职能的混淆和越位的情况，因此，新闻体制改革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开始。[16]二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展开论述。徐卫华总结了20多年的改革现状，认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着“产业发展导向的路径”，改革主要成果为传媒产业化发展。他指出，我国新闻体制改革从“意识形态性”向“产业性”过渡，即从单一属性走向另一个属性，而产业属性又呈现出单一性膨胀，最终使得传媒改革政策制定出现了模糊的状态。[17]很显然，徐卫华的总结只符合传媒体制改革的初期的现状，从长时间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仍然出现了产业与意识形态的混合性。三是讨论新闻传媒的公共性。为什么传媒的公共性会成为新闻改革中的一个话题？那是因为传媒的公共性涉及传媒改革再起步需要探讨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涉及一些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对抗。[18]不少学者在新闻传媒的改革中提出，可以参照西方新闻媒体的运作方法，在中国推进传媒公共性的建设，让新闻媒体成为公共媒体，构建公共空间，提升公众的参与与表达。[19]而潘忠党结合中国的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认为中国传媒的“公共性”等同于传媒服务于政治，政治控制媒体的正当化成了传媒的公共性。[20]四是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体制改革。严三九认为传媒体制改革也是将意识层面、执行层面、技术应用与推广层面等多种因素转化为融合因素的过程。
以上是目前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方面，这些研究从体制、市场化、公共性、官方话语的建构等多维层面对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展开了细致的分析。这些研究较多地集中于改革开放30年左右的年代，并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近几年，这个话题已经呈现出相对于之前的“衰落”，结合新媒体的发展来论述传媒改革是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一个维度。综合来看，这些文献都在探讨中国传媒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中国传媒改革的体制与市场化的问题；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传媒的公共性与政治权力的抗衡。这些问题实则要探讨中国的体制是什么，在体制改革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具有什么意义。沿着这些文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问题，无疑给笔者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思考。
本章从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改革实践出发，去厘清几个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体制改革是什么样的？这种改革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是什么？这种不同之处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了弄清楚这几个问题，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来讨论某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的改革实践，发现国家权力、大众媒介、民族文化自主性都在新闻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笔者力图阐释几者之间的复杂纠葛。
（二）怒江州的新闻媒介改革历程
怒江州位于云南的西北部，怒江中游，西面和缅甸接壤，国境线较长，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在怒江州境内生存的独龙族和怒族是怒江的独有民族。怒江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直接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这里的新闻传播事业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党中央为了巩固边防，在这里建立了广播收音站，宣传党的政策，因此，新闻媒介也有了传播知识、舆论引导的功能。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进入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充当了一种宣传工具。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识，强化国家认同，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听不懂汉语、不会说汉语的实际，当地驻地的广播收音员不得不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办起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但此时的民族语广播是译播中央新闻、云南新闻，而没有自创的民族语言节目。随着怒江广播的兴起，怒江州的报纸、电视台也逐步创建而成。其中，《怒江报》成立于1956年，创刊于1983年。怒江电视台成立于1994年，2001年才步入了正轨。民语节目直到2010年才开始创办。怒江州的新媒体也是在报社、电视台创立的，成立时间接近于2009年，起步时间较晚。直至2014年，怒江州才形成了完整的广播、报纸、电视台、网站、客户端、微博、公众号的全媒体阵营。
《怒江报》的改革起步于1999年，这一年报社得到的财政拨款由原来的30万元减少为20万元。当时，《怒江报》开始尝试市场化运作，成立了印刷厂，但后来因为资产划分问题而停办。怒江报社的负责人们主要是去保山报社的印刷厂印刷报纸。报社主编恒开言还曾和政府协商拨款事宜，均无成效。[21]真正的改革源于2005年国家实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怒江报社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主要对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怒江报社由原来国家全额拨款的方式变为90%为国家财政拨款，10%为报社自筹的差额拨款单位。个人工资也实现了个人岗位固定工资与绩效工资的合并。在体制改革中，广告收入往往发挥着维系媒介生存的命脉。怒江报社的广告部也从报社的行政体系中分立出去，成立了广告公司。由于怒江州人口较少，报纸订阅率不高，广告的需求量不大，导致广告收入不太理想。2008年，《怒江报》由小报改为大报，州委、州政府决定报纸暂不提价，导致每年报社资金缺口达40余万元，给报社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加大了办报的难度。加之，广告收入少，报社的运营十分困难，举步维艰。直到2011年，怒江州委、州政府将办报经费投入方式中的“90%由财政拨款、10%报社自筹”的改革调整为财政全额拨款。同时，每年增拨办报和怒江大峡谷网站经费50万元。[22]很多少数民族地方也与《怒江报》的情况类似，新闻媒体体制改革几乎没有成功。但怒江的现实是经济落后，一年的广告费也就20万～30万元，只相当于一些地方一期的广告费，这样的经济收入难以维持报社的经营。
无独有偶，怒江电视台也是在2007年开始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由原来的财政全额拨款，转变为差额拨款。然而，怒江电视台的广告部自从成立起收入就不太理想，难以维持台里的支出。在广告部的从业者中的记忆中，怒江电视台广告就没有十分理想的时候。因为怒江企业较少，投放广告的需求较少，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更多的是来自于制作企业宣传片，而不是投放广告或播放广告。[23]2011年，怒江电视台和怒江报社一样，回归为政府全额拨款的单位，广告部的压力就小了很多，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转变为监管的职能。也就是说，广告部已经不用负责广告的营销，而是监管外包的广告公司制作广告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有播出权。每年外包公司无论做多做少只用支付30万元给怒江电视台，怒江电视台广告部只负责监管和播出。如今，怒江电视台每年有30万元固定的广告费，台里播出的广告更多的是一些政府要求播出的公益广告。[24]怒江电视台广告部的工作内容及职能的转化，也正和改革中的制度变化有关，重构了媒介、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水平不高的现实，导致怒江电视台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生存，政府的权力也影响了怒江电视台的媒介生产环境，形成了国家话语为主导的“媒介场域”。[25]
（三）对于改革实践的思考
怒江报社与怒江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单位、文化单位的改革实践从改变原有的制度到部分“市场化”尝试的失败又到国家财政全力支持的格局，怒江新闻媒介一直未受商业化的影响，政府对媒体的绝对控制权一直没有变。可以说，在近20年的改革中，怒江州的新闻媒介体现的是政府控制力不断加强，官方话语不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结合怒江山高谷深的自然环境，少数民族聚集与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来说，政府的补贴对于媒介来说不妨是一种坚强的“后盾”，这其中也许丧失了媒介的自主性和公共性，但当地媒介会成为“文化符号”般的长期存在。另外，对于政府来说，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加之怒江民生、产业都需要政府扶持，因而陷入了财政困难的局面，如何补贴媒介和减轻自身压力，成为当地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怒江的新闻改革实践亦是追逐全国的新闻改革实践所做的一次“摸着石头过河”[26]的尝试，由于制定改革方案的政府并未深入到客观实际，反复尝试后，出现了和其他地区一样的结果。
怒江的新闻改革实践不禁让人想起2011年重庆卫视的改革。当年，重庆卫视宣布取消每年3亿元的商业广告收入，每年从政府获得1.5亿元的补贴，尝试从一个市场化运营的电视台转变为“公益电视台”。重庆卫视实施“一不二减三增”的措施，不播出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播出量，减少外包外购节目的数量，增加自制的红色文化节目数量，增加公益广告和宣传片的播出，进行着媒体去商业化的尝试，从而建立一个公益电视台。[27]此消息一出，不少业界和学界的人纷纷对此进行讨论，支持和反对皆有之。反对者认为重庆卫视不可能建立像西方那样的公共电视台，因为1.5亿元的财政补贴只会使重庆卫视失去独立性，新闻的公共性无法体现。有学者认为，重庆卫视是在走回头路，违反媒介发展规律，如果其他电视台都效仿重庆卫视的做法，我国就不用改革开放了。[28]而吕新雨则认为重庆卫视的做法是一种在中国省级卫视之争的残酷环境下所做出的合法性抉择。建立公共性的卫视必须走去商业化的道路，抗拒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对媒体民主的侵蚀。[29]赵月枝也认为重庆卫视的改革并非是“倒退”，中国媒体进行市场化经营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重庆卫视另辟蹊径走一条政府补贴建立公共卫视之路不是违背我国媒介发展的规律。她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30]
重庆卫视的改革即尝试建立公益电视台的理想仍然没有成功，最终还是走向了商业化经营的模式。重庆卫视的改革尝试和怒江新闻媒介的改革尝试，有着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两个地方的新闻改革经过尝试后都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道路，不同的是重庆卫视仍然需要市场化的经营，而怒江新闻媒介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生存。当然，怒江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和重庆不同，走政府补贴的道路也是外在经济、媒介内部发展的合法性要求。两者的改革都是中国媒介改革的样本，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媒介改革中的国家、市场、媒介的复杂的关系。笔者也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两地的新闻改革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为什么政府补贴的模式在重庆走不通，而在怒江却行得通？为什么怒江的新闻媒介无法进行商业化的运营？这样的问题的产生也正好说明了笔者在此处举例的用意，对比两个地方的改革，来深思怒江新闻改革的实践。
赵月枝认为，中国媒体走市场化的道路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媒体商业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是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国家财政已无力维持庞大的行政事业开支。后来，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发展上升到了媒体产业政策的高度。[31]赵月枝的分析是想表达中国媒体的改革是有时代语境的，是结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才选择市场化这条路的。重庆卫视回归到商业化的路子，怒江新闻媒介回归到政府全力支持的道路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不应该将怒江新闻媒介的改革实践简单地归为经济不发达，而是应该将其改革实践放置到社会环境中来分析。
三、民族文化主体性发挥与国家“权力网络”的再构建
怒江当地的媒介一直都有着要打造民族语言的意识。新闻媒介人员也深知民族文化是当地媒介发展的重点，必须集中全力去打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在怒江边境建立了民族语广播；怒江报社在1983年创刊时就有了傈僳文版；但怒江电视台由于技术的问题，直到2010年才产生了傈僳语节目。2005年后的文化体制改革，使新闻媒介的民语新闻的生产与国家权力话语间产生了微妙的关系。
怒江报社创刊时，傈僳文版为一个月出版一刊，后来变为半个月出版一刊，目前为一周一刊，每周五发行。傈僳文版的受众主要为怒江州傈僳族村寨的农民和教会的信教人士，报纸内容为时政要闻。现在的怒江报傈僳文版分为四版，一至三版为时政新闻，四版为评论、民族文化、旅游等内容。遇到重大的新闻事件，也会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十九大期间，怒江报傈僳文版四个版都为十九大精神的解读和传达。可以说，傈僳文版的报纸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的工具，同时也是介入到傈僳族群中的技术手段。在改革实践中，怒江报的领导们意识到民族文字是他们的特色，必须努力办好。这种地域逻辑也催生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性”。一定程度上，文化自主性的发挥还受到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一）民族文化自觉性与政治需要
由于缺少资金，报社办报异常艰难，有过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当时我听到有一种声音，一些人坚持要把傈僳文版的报纸取缔。他们觉得傈僳文版没有实效，也没有收益，报社还要养活这么多人。我们仅从少有的广告费中挤出一些来办报。我就想我要坚持把报纸办下去，这是一种政治责任。”[32]怒江报社副主编赵顺红用“政治责任”来形容办傈僳文版的重要意义，是少数民族地方发展诉求以及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过程。创办民族语言媒介等同于“政治责任”，是边疆地区实施“反渗透”的需要，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但这种觉醒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傈僳文版的报纸都是免费发放到一些村寨和教会，提供给懂傈僳语的傈僳族群众阅读。同时，政府也希望他们能了解一些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值得一提的是，《怒江报》的一部分受众来自教会，《怒江报》也会和教会保持合作，经常到教会宣传党的政策，也曾在教会里开办培养信教人士成为通讯员的活动，但最终没有实施下去。而傈僳文版报纸的发行仍是个难题，虽然免费赠阅，但无法到达一些高山农村，只到达村委会。当然，教会也会组织成员收看电视台的《怒江傈僳语新闻》，一些高山地区现在仍不能收看怒江电视台的节目。如果说涂尔干说宗教中的精神团结感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33]那么，傈僳语新闻媒介在一定层面上是介入到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凝结着政治意识的共同体，也构建了外界对傈僳族文化生活的“想象的共同体”。
怒江报社变为财政全额拨款后，民族语言媒介的建设变得顺理成章，政府每年拨款给报社打造傈僳文报纸和怒江大峡谷网。[34]其中，怒江大峡谷网站是政府依托怒江报社来管理和构建的。怒江报社依托自身的采编人才和物质技术而实施新闻创造，政府通过资本的注入，凭借媒介实现了舆论主导权和对外宣传的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也使得民族文化体现出了政治性，让不同地区的傈僳族群众能够上网了解国家政策。因此，只有建立一种政治视野才能理解媒介的实践[35]，也才能理解少数民族地方的新闻媒介实践。在调查期间，民语新闻从业人员都不曾担心民族语媒介是否会消亡的问题，即使没有过多的受众关注傈僳语新闻，但他们依然坚信民族语媒介会一直办下去。可见，这种自信来自于深谙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媒介的关系，并不断强调媒介对于宣传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说，政府话语在少数民族新闻的介入过程中充当了主要的角色，政府主导的民族语新闻内容是一种与政府权力相适应的文化。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资本”，通过政府补贴将权力关系转化为合法性的权威，同时也生产了特定语境中的民族文化。民族语新闻从业人员在这种语境中生成了自我的“民族自主性”和“文化自觉”，即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边疆“反渗透”的政治意识。
（二）财政支持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怒江州电视台也深刻认识到民族新闻的重要性，打算筹建民语频道，将其作为怒江台的第二个频道。2009年，怒江公开向社会招聘懂傈僳语的人才，招聘门槛相对汉语记者及编辑要低一些，只需要能说傈僳语、懂傈僳文文字即可，文凭上并无过高的要求。招聘了5名懂傈僳文文字的社会人士，对其进行了一年多的关于新闻专业、傈僳语文字翻译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尝试播出《怒江傈僳语新闻》。遗憾的是，怒江台申报民语频道的事项未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怒江台只好继续制作傈僳语新闻，并在综合频道中播出。2011年，怒江广播台与怒江电视台合并，两家媒体的民语人才资源也进行了整合，成立了民语部，总人数不超过10人。2018年，民语部人员总共有6人。因人员不足，导致每个人的工作量较大，内容繁多，不仅要做广播节目，还要制作电视节目。不同于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视台，怒江州电视台的民语新闻无自创的新闻节目，均为汉语节目的翻译，也就是说，新闻生产人员的基础工作是翻译和播音，无需自己写作新闻稿。
民语部主任褚润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傈僳语专业，多年从事傈僳语翻译和播音工作，她将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投射到自己的专业当中，但由于财力、人力不足，很多想法都无法实现。作为民语部的主任，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到田间地头采访傈僳族农民，能够真正地制作傈僳语新闻，她也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36]傈僳语新闻从业人员本身也是傈僳族，他们参与到民族新闻的生产实践中。在文字翻译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的自我认同和所产生的“自主性”不同于其他傈僳族人。这种“民族文化自主性”激发他们要进行民族文化的生产和想象。然而，怒江州民语新闻媒介从业人员面临受众少、专业人才少、新闻内容质量不高以及财政支持力度有限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于民族语媒介的生存不用过多担忧，但有限的财政支持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无法发挥自己的“文化自主性”。怒江州的新闻媒体改革的尝试进一步说明财政支持与媒介的自身发展之间仍然存在一些“矛盾”。
财政的全力支持，在宣传任务、审稿制度、新闻内容[37]等方面都给新闻生产空间注入权力。怒江电视台在变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后，也曾开办过民生类节目《怒江零距离》，但后来停播了。有记者告诉笔者，当时他们采访完，但还没回到电视台时，就有相关部门打电话来要求他们不能播出刚完成的采访。这种压力对于一个地方电视台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最终，民生节目也难以继续办下去。另外，怒江电视台民语部的节目均为新闻，例如《怒江新闻傈僳语新闻》《傈僳语新闻一周要闻》《央视新闻联播傈僳语版》《云南新闻联播傈僳语版》；可以说无采编队伍，新闻从业人员均只用进行翻译、配音即可。2017—2018年，由于人手不足，《云南新闻傈僳语版》停播。从停播节目来看，台里保留了当地新闻的两个节目，同时又保留了中央新闻，而舍弃云南新闻，可以看出不同权力间的博弈。国家权力的介入已经影响了媒体的文化结构，媒介形成的“文化网络”与国家权力交织在一起，又延伸至受众。另一方面，民族语新闻媒介的生产能力不高、人手不足，限制了民族新闻、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当地调研期间，笔者发现报社、广播电视台的民语部人员都将节目内容单一化、质量不高归结为人手不足。在全台都进行媒介化生产的过程中，民语方面的新闻生产能力更是低于汉语新闻。因为人手不足，他们难以生产固定的民族语新媒体，另外民族语用户均为乡村中年纪较大的人，因此当地民族语新闻生产能力不高。即使财政全力支持也会因为新闻媒介的现实和困境难以发挥较好的作用。因此，财政支持和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发挥有着双重制约关系。
访谈期间，一位民语新闻从业人员曾给自己单位的主管领导致电，希望领导能和上层领导沟通，给他们加一点工资。因为工作多年，至今仍未解决编制问题，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很难生存下去。这位领导一边安抚他们，一边承诺会和上级领导沟通，争取今年内解决他们的编制问题。这两位非编人员由于年龄较大，而一起入职的同事都已解决了编制问题，难免内心焦虑。然而现实是单位自身的经济压力巨大，仅靠广告收入来维持非在编人员的工资等其他事项的支出。[38]非在编人员与在编人员的工资差距大，对于部分从业人员来说，长久落实不了的编制岗位，会消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耐心。而对于新闻媒介单位来说，虽说有财政的支持，但还是得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长此以往，当地的新闻媒介会陷入一种限制自身发展的循环之中，虽然有财政的全力支持，但自身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因而对新闻媒介的内容生产以及新闻内容的制作，都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很多人将怒江的新闻媒介发展滞后归结于经济落后。当地很多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经常和笔者谈起怒江经济太落后的问题，政府不支持新闻媒介，当地的新闻行业是无法维持下去的。经济欠发达与政府不支持，不仅成为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一种习惯性话语，更成为当地群众的一种经常性的话语。社会环境也在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如何获取财政支持似乎也成了当地绕不开的话题。另一方面，国家话语在欠发达的社会语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即使欠发达，财政压力大，当地新闻生产力不足，但当地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民族文化自觉性”仍未消磨，他们继续走发展民族语媒介、民族文化之路，不断向政府重申民族语媒介的重要性，不断获取财政的支持，至于能不能发挥出更好的新闻效果则是另外的事，这种“民族自主性”的发挥，实则也成为国家权力网络之下的一部分。民语新闻媒介通过解码和编码当地的民族新闻信息，构建起国家权力话语形成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又发挥出特有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因此，怒江的新闻媒介生产远不能用传媒的公共性及其他新闻专业主义来衡量，它是结合怒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家权力作用下“权力网络”的有效组成部分。
结 语
新闻事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长达4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媒介体制改革中体制保持不变，但管理方式发生了改变。国家权力是统领媒体最主要的力量，但商业资本注入后，中国新闻媒介场域中的权力、资本、公共性等方面不断产生互动，表现出复杂的局面。潘忠党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介体制改革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以变求不变”的实践。[39]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实践亦是中国改革实践中的一个样本，它和其他地方的新闻媒介体制改革一样，仍是经过尝试后找到适合其发展的道路。本章研究的怒江州新闻媒介体制改革实践也是在追随国家新闻改革大潮中进行的，市场化经营的路子行不通后，又回归到了政府全额补贴的路子。怒江州的改革实践不能用“倒退”一词来进行评价，改革的结果恰好也是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的抉择。怒江州改革的实践也只是在云南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种样本，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视角下的改革故事，但它依然跳不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进程中国家权力、媒介、文化、资本相互纠葛的逻辑框架。
实际上，怒江新闻媒介体制改革的道路实践是国家话语再次加强的过程。改革过程中，当地的媒介的节目生产、宣传内容、人员采编结构都受到了权力的深入影响。当地的媒介从业人员也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符合加强国家权力控制的“生存之路”——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媒介。这条“生存之路”不断被赋予政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权威，进而不仅成为国家政策实施的外在需要，也是新闻媒介依赖权力资本的内在需求。“欠发达的怒江”成了当地媒介从业人员的一种习惯性思维，而激发他们发挥出政治意识的是“民族文化自主性”。这种“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发挥也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媒介形成的文化不断整合到了国家的权力网络之中。因此，在看待怒江州的新闻媒介体制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用其他地方的新闻改革成果来衡量怒江州新闻改革实践的成效，更不能用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来评价怒江的新闻媒介，一定层面上，怒江的新闻媒介是一种象征国家权力的文化符号，也是凝聚少数民族政治意识、文化意识的共同体。
【注释】
[1]该文作者为杨星星、赵洁。
[2]［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3]王凤才：《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4]［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6]［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4页。
[9]［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1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上海世纪集团2005年版，第9页。
[11]孙信茹、杨星星、薛园：《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
[12]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13]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
[14]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第2期。
[15]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16]童兵、张涛甫：《关于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创新的观察与思考》，《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论坛·2007——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7]徐卫华、简婷：《基于多元属性的结构重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刍议》，《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18]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改革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19]夏倩芳：《新闻改革与双轨管理体制：一种政策和官方话语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第1期。
[20]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改革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21]杨文庆、杨碧悠、杨文波对怒江报社副主编赵顺红的访谈稿。
[22]怒江报社三十周年记录。
[23]赵洁的田野日志。
[24]对怒江台广告部负责人的访谈。
[25]1994年3月，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编写的以《新闻的影响》为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专集，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范式。
[26]潘忠党在《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中总结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
[27]唐瑞雪、李桥丽：《重庆卫视：卫视改革的别样“山花”》，《荧幕后的我们》，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Q5NTQ1Mg%3D%3D＆idx=1＆mid=2649929083＆sn=199d99c3f72d91992e58366b199bfc2a，2016年8月16日。
[28]王先知、胡钰：《重庆卫视改版后续 员工准备过冬业界冷眼旁观》，《华夏时报》https：//yule.sohu.com/20110423/n306335808.shtm l，2011年4月23日。
[29]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卫视的“公共性”》，收录于《学术、传媒与公共性》。
[30]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与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
[31]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与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
[32]摘自杨文庆、杨碧悠、杨文波访谈赵顺红的田野记录。
[33]［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科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4]怒江大峡谷网为州政府创办的综合门户网站，由怒江报社承办。目前网站有汉语、傈僳语、缅甸语、英语等3种语言，发挥对外宣传、舆论引导的作用。
[35]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36]赵洁、叶星访谈褚润琴记录。
[37]陆晔：《权力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转引自孙信茹、杨星星、薛园《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
[38]摘自赵洁的调研日志。
[39]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