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州口述实录
一、报纸
（一）俞德贵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俞德贵，原《迪庆藏文报》副总编辑，1991年进入迪庆日报社工作。
俞德贵，男，德钦燕门人，原《迪庆藏文报》副总编辑，分管藏文部和广告部日常工作。
1976年7月份高中毕业后，俞德贵在德钦的彝人一小当民办教师，同时教授1～3年级的课程，“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科目，就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我整整当了两年民办教师。”1978年，俞德贵参加了高考，考进了迪庆师范，3年后毕业回到德钦的升平小学教了3年书。俞德贵一直喜欢文学创作，“就喜欢写一些东西，但以前杂志也少，投是投过（稿），但没有发表过，直到1984年，我写的一篇小说发表了。”1984年，俞德贵调到了德钦一中教了两年语文。
1986年为了迎接十世班禅大师来迪庆，州里面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报道组，俞德贵也被抽调到这个报道组里面，负责班禅大师来访期间的报道。另外，由于他喜欢拉二胡，也会创作，还参加了当时的业余文艺演出队。于是1986年整个一年的时间，俞德贵几乎都在迪庆，没有回去教书。
1987年，全国都在进行民间文学十大集成的编纂工作，县里面就让俞德贵改行参加了这项工作，进德钦县文化馆，搞民间文学的搜集、翻译、整理的工作。3年之间，俞德贵和同事一共翻译、出版了《德钦县民间故事集成》《德钦县民间歌谣集成》《德钦县民间情歌集成》《德钦县民间舞蹈集成》等书籍。
后来，州里把俞德贵调到了迪庆报社，那时是1990年11月。但因为德钦制书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俞德贵正式到报社是在1991年1月份。在报社，俞德贵担任副刊编辑，“做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们的报纸还是注重民族特色了嘛，我就在副刊上开设了一些这样的栏目，栏目的名字我就采用了咱们几个主要景点的名字，其中一个栏目叫‘奶子河显影’，出发点有三个：一是为了培养我们本地摄影作者，因为当时有很多爱好摄影的人，但有能力自己出画册的人也很少，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一个园地，可以发表作品；二是从美化版面的角度来讲，报纸要讲究图文并茂；三是迪庆正儿八经的旅游宣传是从1996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对外宣传方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的，我们就想通过这些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来给咱们迪庆做一种对外宣传。还有一个关于民族文化方面的栏目‘碧塔斜珠’，介绍我们这里的历史、人文。当时写诗的人也挺多，我们就开设了一个栏目叫‘高原诗风’，专门放诗歌作品，其他的还有一些我记不清了。现在回过头看一下那些栏目，自己也觉得当时还是有点新意的。我们栏目办下来也得到了其他报社的好评，有些栏目也得了‘好栏目奖’之类的。”
当时迪庆州公开发行的刊物只有两个，一本是《原野杂志》，另一本是《迪庆报》。“我们的迪庆中文报纸是每周出一期，编好后把版面画好，拿到昆明，专门安排一个人住在云南日报那里，在云南日报印刷厂印我们的报纸，印好以后再拿回迪庆。后来州里面觉得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就把原来迪庆州的一个印刷厂划归给了报社，更名为迪庆报社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原来由迪庆交通局、经贸委管理，接手的时候处于亏损状态。”
1992年，报社就让俞德贵担任印刷厂厂长。“当时印刷厂的情况是这样，排版是铅字排版，一个一个字捡了排，电脑什么的根本没有，厂房也很破旧，需要重新盖一栋，职工18人。当时我就既抓技改又抓生产，这样工作了一年多，厂房也盖起来了，北大方正的系统也引进来了，进了20多万元的包括印刷、排版、筛版等等一系列的设备，我们的报纸也可以就地印刷，不用再跑到昆明了，职工有25人。那一年我们的印刷厂扭亏为盈，盈利八九万元。”
1993年，俞德贵由初级职称评为中级职称，因为职称工资要比印刷厂厂长的工资高，“我就向领导请示是否能得职称工资，领导说如果不在岗就不能兑现职称工资，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提出回到报社。”同年年底，俞德贵回报社任副刊部主任。说是“回”，其实也就是从楼下搬到楼上而已。
“关于藏文的学习，是我原来在迪庆师范的时候，州里办了个藏文扫盲班，具体办了多长时间我不大清楚。这个班是晚上上课，我就不上晚自习去学藏文，在我印象里我也就去了二十几个晚上，也就是藏文字母会读读、会拼拼，就只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在县文化馆的时候，我和次日尼玛馆长一起搞民间文化作品翻译，他的藏文水平高但汉语水平稍差，我的藏文水平也难以胜任翻译工作。于是我们俩就相互配合工作，在那三年里，我的藏文水平稍稍得到了点提高。”
进报社以后，俞德贵一直有个想法，迪庆报当时只有汉文报，不久的将来应该要有藏文报。“可以说当时包括我们的领导在内都没有这样的意识。1992年的时候，张国华他们那一批刚刚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我们想从他们中间招一个记者。当时我就跟我们的总编，也就是后来的州政协副主席马向东（现已过世）说，我们以后可能会办藏文报，他们是学藏文的，我们先把他们要过来。于是我们就去教育局查他们的档案，他们那一届包括张国华（现任副总编）、张莹焱（现任副总编）、李向勇、和家强、杨文学等五六个人，李向勇在志愿里写了想到报社工作的愿望，总编则看中了张莹焱，但因为记者部只招一个，我就提出让张莹焱到记者部，把李向勇要来暂时放在印刷厂工作，总编没有反对。”
在1993年回到报社以后，俞德贵再次提出筹建藏文报并开始着手准备，为此把李向勇调到了报社。“说实话，他们这批学藏文的学生，因为是从零起点开始学的藏文，所以水平跟从小学习藏文的根本没法比，大学毕业也就相当于人家的初中水平，和家强、杨文学、张国华、李向勇还算稍微好点的。”
“1995年藏文报刚开始办的时候，藏编部没有，藏编室也没有，把藏文这一块就归在我们副刊部这里，我就既负责编写汉文报副刊，又负责组织人编写藏文报。当时藏文报出版是不定期的，有时候一个月出一期，有时候半个月出一期，我们会把汉文报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剪下来，分发给在州附近的，当时在格萨尔王研究室的和家强，小中甸镇的王晓松、张国华、杨文学和藏文老师次日卓玛，请他们翻译，我们收回来，再让李向勇编在一起，再画版、印刷，起初办报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自己的记者、编辑。我们当时要成立藏文报时也给省新闻出版局打了报告，省里批示是刊号挂靠汉文报，直到后来又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反映，才正式给了藏文报独立的刊号。”
藏文报当时是根据汉文报的模式做的，也有副刊，主要内容是民间的歌谣、诗歌作品等。文艺作品很多是从其他杂志、报纸上选用的，大部分还是要靠编辑们去收集。出版时间从一个月出一期到出两期，再到一周出一期。“当时我们报纸的发放是免费的，赠送的对象是全州所有开设藏汉双语教育的中小学校、相关部门，主要是寺院，因为懂藏文的人主要就是在寺院里面。我们当时就拿着迪庆州寺院的花名册对照发放，印象中发放最多的就是松赞林寺，大概有600份，还有东竹林寺等21个寺庙，多多少少都有发放，少的也有十来份，全州加起来可能一共发行有3000多份。还有一部分发给周边涉藏地区，和五省区的藏文报进行交换交流。后来跟州邮电局合作后，藏文报和汉文报一起发放，州府所在地城区范围内包括松赞林寺我们自己送，乡下那些就让邮电局帮忙送。”
2000年，俞德贵被任命为报社副总编，不仅分管藏编部，还负责广告部的日常工作。“一直负责（藏编部）到2008年，虽然是分管，但我藏文水平有限，审稿的工作确实做不了，当时就请外面的王晓松他们帮忙审，后来李向勇、白玉先、斯那取顶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提高也比较大，我们就能自己审稿件了。当然还会有错误，但没有那么多了。后面我被州里任为调研员，那一年张国华被调任过来分管藏编部，我就没有再负责了。”
在引进人才方面，“咱们报社的白玉先、斯那取顶都是我调进来的。白玉先以前是在小中甸，后来在教师进修学校，当时没有直接调他，是先拿一些稿件给他翻译，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人可以，李向勇和我亲自去教师进修学校找他谈话，动员他，而且直接调还调不成，好像是因为我们没有编制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先借调了一年多，才正式把他调过来的。白老师现在也经常会和我们说，如果不是来到藏文报，他的藏文可能就丢掉了，因为做这种出版发行工作，尽量要避免出现错误，就只能逼迫自己下功夫去学习了，包括后面不管是斯那取顶还是后期招进来的记者编辑，通过办藏文报，对他们藏文水平的提高帮助都相当大。不光是他们，就连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我本来就爱好民间文学，在报社期间，我把收集的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逐步用藏文翻译出来了，陆陆续续地在藏文报上发表，内容包括迪庆的锅庄、迪庆的山歌、藏族婚礼祝词等，后来我又把这些内容汇编成了一本藏汉对照的书，叫《妙语欢歌》，里面基本都是在咱们报纸上发表过的东西。”
《迪庆日报》不管是藏文报还是汉文报，自创办以来一方面对宣传迪庆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当地的作者，为迪庆州输送了一批传媒人才。同时，“咱们报社也是一个摇篮，现在咱们州里好多走上领导岗位的，以前都是咱们报社的副刊作者或者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包括咱们现任的开发区书记、省民委纪检组组长、文联主席等等。”
“退休以后，因为我对这些民风民俗懂的还是多一些，大家有红事、白事都会请我去当总管、总理，经常去应付这些事情。另外，因为一辈子跟文字打交道，说实话也有点烦了，加上我爱人身体不太好，我就要帮忙照顾下孙子，所以这几年就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把笔丢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会给藏文报时不时写点东西、投点稿子。个人还是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自己家族的这些历史写一写，还想把金沙江沿岸的锅庄词收集整理一下出一本书，次日尼玛也是有一样的想法，我们现在就把我们各自手头上有的东西先整理一下，这几天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已经差不多翻译了60多首了，争取在年内出版。”
（访谈时间：2016年7月13日；访谈人：陈馨馨；整理人：陈馨馨）
（二）白玉先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白玉先，原《迪庆藏文报》第一任主任编辑。工作时间：2003—2013年。
白玉先，原《迪庆藏文报》第一任主任编辑，2003年正式调入迪庆日报社工作，2013年退休。
我们的《迪庆日报》（藏文版）当初连刊号都没有，1995年开办时，主要依靠社会力量来办报。所谓社会力量，就是把《迪庆日报》刊出来的有些内容剪下来，分发给社会上学过藏文的一些人，帮助翻译成藏文，然后再出版，当时主要依靠的是藏学院的王晓松老师等人。
我当小学老师时，被派到巴塘学了4年藏文，后来又到青海教育学院进修了两年藏文。当时我过年都没有回家，住在老师家，师母是图书管理员，所以我读了很多藏文书，还做了不少笔记，当时我主要学习藏文文法、诗学和历书。我原来在迪庆师范当藏文老师，后面师范合并到藏文中学以后，我被调到了小学当了3年的校长，后来调到城里搞教师进修，当时我没有听过这张报纸。2001年，报社的领导李向勇找到我，让我负责《迪庆日报》（藏文版），于是我就被借调到了报社，2003年才正式调入报社。
在我来之前，报社里有几个西南民院毕业的同事懂藏文，但水平一般，有点胜任不了藏文报的工作，主要是靠社会上的力量。于是这个时候我就作为专门的编辑来负责藏文版，我一个人办报纸，做了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由于人手不够，我还是把稿子分发给懂藏文的人，请他们帮忙翻译，然后由我来进行修改和编辑工作。我原来没有学过做报纸，所以当时也向汉文报的编辑们学习最基础的东西。当时需要在一大张白纸上面画版，再进行插图；版面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民族文化、民间文学、时政报道；内容从汉文报翻译过来，有时候也去采访，加上平常我自己收集的这部分内容也比较多。像我们这个地方，藏族民间文化是相当丰富的，故事也有，歌舞也有，诗歌也相当多，这些都可以拿来放在这张报纸上。还有一期一图，就是图片作品，当时虽然是黑白的，但是筛选的时候会在作品题材之类的其他方面下功夫。当时报纸是一周一期的小报，发行量也比较少，大概有1000份左右。当省里有关领导视察时，我们会送给他们阅读。刊发有关宗教、统战的内容时发行量就会多一点，最多的时候印了3000份。我们的报纸都是免费赠阅到有关人士手上的，一般送到一些单位机构，比如民委、统战部、藏学院、藏医院、佛学院和寺院，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有人能看得懂。
我当藏编部主任的时候，张国华是分管的副总编，他来改我的标题，我们常常对翻译有着不同的看法。藏文是很复杂的，像英语一样，动词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时态转换的，“走”就有好几种变化，从字里行间就能够知道他在走还是已经走过去了，或者说是要过来了。藏文背后还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这使得它的辞藻非常华丽，光“太阳”的表达就有120多种，像“火花”这个词，根据火花的形态，它的表达就是“月亮的敌人，太阳的亲戚”。藏文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是翻译得太过汉化，不懂汉文的人读起来就会觉得很生硬。和汉文不同，六年级的娃娃写封汉文信，可能会有很多错别字，但是看的人至少可以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学了五六年藏文的学生却很难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所以藏文的学习和翻译确实都是挺难的。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当时很注意锻炼我们的编辑，即便是审稿的时候会把他们的稿件在表达上改得面目全非，但也让他们去做，水平就会逐步提高起来。
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我们也增加了一些编辑。2005年全国的报刊杂志的刊号都在缩减，包括很多已经批下去的刊号后来又被撤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报纸却被新闻出版总局特批出版。当时我们就说，虽然我们这是个小地方，但是这样一个刊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一代报人也总算能为后面的报人留下点什么。
作为云南省唯一的一张藏文报，不仅在当地开展民族宗教事务的过程中较有亲和力，而且在整个涉藏地区中也起到了宣传本地的作用。迪庆很小，藏族人口在涉藏地区中占的比例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能有一张这样的报纸，民众都很高兴。当时我们也积极地与外面的藏文报加强联系，做到资源共享，有时候甚至会请他们帮忙改一些稿子，请他们帮忙出点子。我们每期都会和他们交流，也会借鉴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就这样，《迪庆藏文报》办得越来越好，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外地办大报的相关人士和学者专家的好评。报纸的内容必须落在文字上，虽然它不是一种能在视觉上给你多大刺激的媒体，但白纸黑字在保留和收藏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这张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像松赞林寺的好多僧人在读这张报纸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很多信息，另一方面自己的藏文知识也得到了提高。因为在我们这边的藏传佛教的寺院中，对文化教育这方面不太重视，更着重于修行和佛法方面的传授，导致很多僧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这张报纸对于僧人的藏文方面有一些帮助。再有就是，随着新词和外来词汇的与日俱增，很多人也只能通过报刊、电视来了解这些新词的藏文说法，再运用到生活中。许多名词原来在藏文中是没有的，举个例子，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词都是在马列主义传入到中国以后，我们才根据它的意思把它翻译成藏文的。
2010年，新华社记者下来考察，我负责接待。当时他建议我们可以把报纸送进寺院，我向上级领导反映了之后，领导也很支持，当年就把报架报刊送进了寺院。报纸进寺院以后也受到了有关僧人的好评，对藏族老百姓来说，报纸再也不仅仅是用来包酥油的东西了。在藏族传统观念里，他们很珍惜落在纸上的藏文，见到（印着藏文的纸）都是要放在高处、干净的地方，或者烧掉，决不允许把它带到厕所里面什么的。因此，这张印着藏文的报纸也同样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护和珍惜。
一份报纸需要许许多多的读者群，藏文中学的成立，在解决了藏族学生受教育问题的同时，也培养出了很多懂藏文的老师和学生，也就增加了报纸的读者群和通讯员。有时候我们也会开座谈会向他们约稿，我们开辟了像“学生习作” 之类的很多栏目来培养新人。在藏文报内部，我们也调了一批人来慢慢培养。
我们藏文报还很重视人才培养，像现在的藏编部主任斯那取顶，都是我从藏文中学把他调上来到报社的。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大家的藏文水平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包括我自己在内。最近几天我在帮司法局那边整理材料，把原来的宪法、法律法规搞成宣传提纲式的藏文材料，分发给老百姓。到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做到一边看一边就能把汉文转换成藏文，主要就是因为报社的工作让我们得到了提高。报纸不像电视，电视上今晚念错了字，到明晚就一点儿声响都不会留下了，但报纸就放在那个地方，哪里出了错都是明摆着的。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就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对于刚刚毕业的小姑娘、小伙子，知识面是广的，理论基础也相对较好，但是实际操作能力还需要在平台中慢慢提高，我们报社就先让这些娃娃们走上工作岗位，然后再锻炼。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迪庆藏文队伍里面培养出素质好一点的人才，我敢说报社里面这样的人还是多的。如果他们能继续学习，在平台上继续锻炼，等这些年轻人到我们这把岁数的时候，会是不得了的人。
《迪庆藏文报》还肩负着很多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把一些新词术语介绍给老百姓，让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减少语言障碍。但是现在在推行新词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在网络语言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虽然在报纸中坚持使用藏文中的专有词汇来表达，而不是把汉文直接音译，比如“电视”就是“年陈”（音），但是因为现在老百姓都更倾向于说新词的汉语，电视就是电视，手机就是手机，报纸上用的这些专有名词反而记不住。所以现在各地的藏文报每年开会除了评选优秀作品以外，还要商讨把各种新词术语统一起来，编成字典词典出版。但我认为，我们报纸上用的新词术语没能真正扎根在老百姓当中，这确实是办报过程中很遗憾的一件事。
迪庆现在的藏文人才也开始增加了，各类藏文媒体也与时俱进地出现了，有了藏文手机报、微信公众号等，都有了很多创新。但是我也跟他们讲，我们藏文报还是应该在培养土生土长的报人方面下功夫，因为藏文有很多方言区，青海、甘肃、四川的阿坝属于安多方言区，四川甘孜、青海玉树、云南属于康巴方言区，西藏大部分属于卫藏方言区，各地的藏文不一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像普通话一样的标准藏语。因此，学生特别是初学藏文的学生在外求学的时候面对不同地方老师的口音会有混乱，电视台主持人说的藏语也是五花八门的，好多观众都反映听不懂。这就要求我们在编写新闻的时候，要尽量贴近读者、贴近当地方言的语言习惯。
迪庆当地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化，我会去搜集整理民间的文化，通过报纸来进行传承。比如说锅庄，与西藏和青海相比，我们的锅庄是通过书面的形式传承下来的，而西藏和青海由于藏文普及得很好，多数时候可以现编现演，原本古朴的东西慢慢在减少，而我们仍然保留有最本真的部分。我曾经写过《歌谣中的香格里拉》，里面说青稞从天上摇下来慢慢酿成了美酒，每个人都是美酒，英雄是什么样子的，普通人又是什么样子的。文字真的是非常美的东西，所以我认为通过少数民族文字来传承民族文化，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一种很有亲和力的表现，老百姓也更乐于接受，不会排斥。
办报过程中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读者群、通讯员和编辑队伍的缺乏，当时很多人觉得汉文报都没有人看，藏文报就更没有办的必要了。在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国家很重视民族报的发展，这种战略眼光在以后都得到了验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最初的时候软、硬件的缺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当时电脑也没有，需要用手工制作画版、翻译。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从西藏青海等的藏文媒体上采集信息，但当时我们必须全部靠自己（翻阅查找）。像我自己主要是从书上找，读书的时候喜欢买书，一本书三块钱两块钱，但咱们这里当时一本藏文书都见不到，所以成家的时候把书寄过来，一大箱子，我老岳父还以为是什么贵重的东西，结果一看全部都是书。这些书在我后来做编辑的时候，在充实版面、丰富内容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新闻选择上来说，我们将汉文报中的新闻翻译为藏文，主要选重点进行翻译，比如说五大机关、州里领导的相关活动等报道是肯定要翻译的，另外在翻译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删减，一篇100字的汉文翻译成藏文是300多字，出于版面的限制，就必须进行压缩。但是压缩也不是随意删减，必须保留新闻的几大要素，这在当时也是常常困住我们的问题。
我们那时候是只要工龄达到30年就可以退休，所以我就在2013年退休了。我当时考虑了一下，如果继续留在报社当副总编，至少还要做5年。我现在就是帮着州里做藏文排字翻译、搞一些课题，搜集整理民间民俗文化，做藏文非法出版物的鉴定等工作。
（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人：陈馨馨；整理人：陈馨馨）
（三）斯那取项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斯那取顶，《迪庆藏文报》藏编部主任编辑。工作时间：2013年至今。
斯那取顶，现任《迪庆藏文报》藏编部主任编辑，从事编辑部日常管理、翻译、校对以及有关藏文项目的申请。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迪庆州委托甘孜培养一批小学藏文老师，巴塘师范学校办了一个班专门培训藏文，第一批是1981—1984年，一个班有10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1987—1988年班禅大师来视察，提供了一笔资金，让连同我在内的7个人到西南民院进修了一年，回来后我就到德钦燕门乡的小学教书。1992—1994年两年脱产在青海教育学院继续进修藏文，进修的内容是用藏文教理科，当时迪庆州教育局的计划就是准备用藏文教数学等科目。（去进修的老师）有的学数学，有的学化学，但是后面回来以后这些科目都没有教。1994年10月份我被调到迪庆藏中任藏文老师，一干就是10年。
《迪庆藏文报》是1995年3月份成立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藏编部都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而是挂靠在副刊那边。副刊部有一个懂藏文的老师负责藏文报的编辑，后来白玉先老师调过去以后仍然是和副刊部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直到2006还是2007年的时候，藏编部才分出来。2004年的时候，《迪庆藏文报》缺一个编辑，当时的白玉先主任和余德贵副总编找到我，问我来不来，我说可以来，于是就被调到了《迪庆藏文报》。刚进《迪庆藏文报》的时候，就只有我和白主任两个人，他是我领导，年纪也比我大一点，总的来讲，在一起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我们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偶尔也会在字词的用法、增减的讨论上发生争执。那时候就专门做一个藏文报，手机报、微信、网站这些都没有，藏文报编辑的版面布局都要自己画，标上一些符号，比方说第一条新闻要放在这里，这里就标上“1”。当时汉文报也是这样，大多数人不太会使用电脑，电脑也不够，需要打字的地方全部都是请印刷厂（来做）。虽然以前我没有接触过版面这些，但是1995年起就开始给藏文报供稿，做过藏文翻译，副刊的稿件自己也写过一些，而且新闻的用词也不多，所以进报社以后翻译新闻的难度不大，但是翻译有些词时还是需要依靠字典。
我桌子上这些都是平时用的藏文字典和汉文字典，这已经是第三本藏文字典了，前面两本已经烂掉了，这个也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另外这本《藏汉大辞典》是新出版的。对于规模大一点的翻译来说，这些藏文字典不够用也不够全，所以我还备有其他字典。像这本动词词典，虽然用得少一些，但是里面能查到一些容易错的字。一般同一本字典我会买两套，一本放在办公室，一本放在家里。单单是搞翻译的话这些字典也就够了，但是要想搞深一点的话光一本字典肯定是不够用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用的输入法好像是桑博扎，现在倒是经常更新，越来越好了，现在用的是喜马拉雅和班智达（输入法），班智达的缺点就是不兼容，梵文打不出来，喜马拉雅倒是兼容的，但是也还是有缺陷——每打一个字就要切换，这样打起来速度比较慢，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
一开始的时候《迪庆藏文报》是月报，也是免费赠阅的，后来慢慢变为15天一期、10天一期以及一周一期，从小报变为大报，现在是周报大报。但是《迪庆藏文报》现在人数不够，如果人手仍然不够，周报就很难做下去。招人的问题我向上面请示过了，但招人的难度很大，因为在这边真正懂藏文的人不多。现在做藏文编辑其实很枯燥，开初的时候学习新闻编辑这方面的知识还觉得很新鲜，但到现在这种时候，天天做这种编辑，说实话真有点不想搞了。我本来好几年前就计划调动，不想一直在这里待到退休，因为年纪大了做编辑、做采访确实也比较辛苦、比较累。我们迪庆报属于二级事业单位，退休后的待遇跟教师比也要稍微差一点，退休的时间也晚，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做藏文研究的，如果早一点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精力去看一点书、做一点研究。
我们一般是自己写副刊，因为像诗歌这些很难翻译到位，音律和意境是不能复制的。副刊里有一些投稿，总共有三四十个作者，有的是一年投一两篇，有的稍微多一点，以前藏中的老师投稿的还比较多，现在可能是因为没有精力，还有一个是在州里这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再加上稿费也不算多。像这种占版面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稿子，稿费给高一点也就一百块左右，（占版面）小一点的这种也就四五十块。
我当上主任编辑是在2013年白老师退休以后，那时候本来是想调动的，但是藏编部这边就没人管了，而且副高的职称刚刚评下来，如果就这样甩手走了，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就继续做。当起主任以后工作就更加零碎繁杂，仍然要自己做些翻译工作，还要做一些管理工作、校对工作和与藏文相关方面的项目申请。工作的时间多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就相对少了，现在除了接娃娃那些时间以外，休息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
藏编部现在就是有四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研究生（万玛措）、休产假的一个（卓玛央初）、青海的一个（才让东周）。原来在编人员是有七个，但是后来其中一个被重新调回了记者部，一个辞职了，还有一个考了公务员。当时一次性招的人有点多，导致人员流动比较大，不稳，人一多像我们这样的管理人员工作起来压力也大，自己提高不了多少，人家也烦。从稿件翻译上讲，人多了倒是没什么帮助，因为即使让新来的负责某一部分版面稿件的翻译，我二审的时候就会发现稿子错别字、语病密密麻麻，反而成了我的负担，现在我自己搞反倒能轻松些、错误少一些。下个星期除了我，部门实际就只有两个人，又给东周请假回家探亲去了，我就打算自己搞报纸1～4版，这样的话报纸一个星期可能就出不了了，估计得10天左右。我准备一版重要新闻自己翻译，二版新闻一半可以下载，一半自己翻译，三版本地新闻、涉藏地区新闻也是要自己翻译一半，四版民族文化就用我们之前搜集到的一些文章，这些工作就相当累人了。
以前人多的时候要求一个星期要有一篇自采稿，现在因为人手不够，而且我们也不单单只有纸质报纸，所以就主要翻译汉文版的稿件或者从其他藏文媒体上转载过来。以后纸质报纸还是要办，但是可能就不是很重要，更多还是要靠新媒体的发展。手机报、微信和报纸上面的内容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手机报是去年开通的，由于兼容的关系，只能用图片格式，因此内容比较简短，只能做成3小块。现在手机报也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免费向懂藏文的用户发送，我们已经向统战部发函了，请他们提供州内懂藏文的人的手机号码。手机报每个星期发两期（周二和周四）。迪庆藏文网现在由于人手原因没有好好弄，让那个实习生来负责网站内容，结果他这里搞一点那里搞一点，有些栏目也没有及时更新，深入的东西是做不了的。不过如果能好好做的话它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毕竟看网站的人还是多的，内容设置方面，有8个大栏目，30多个子栏目，上面挂了纸质报的数字版，还有来自于藏文报和微信公众号的内容，最后，一个周边涉藏地区新闻，内容主要来源于青海、西藏、甘孜的藏文网站。手机微信每天一期，内容不多，但是图片比较多，相对来说可读性要强一点。
汉文报发行量有15000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也还差不多。说真心话，藏文报的读者不多，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懂藏文的人整体不多，第二个就是对藏文的重视度不够，第三个就是现在有了藏文网站，里面的内容更丰富。关注藏文报的其实就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一些通讯员，报上发了自己的文章会看一下；另一类是领导，州县的领导会看一下有关自己的报道，也会从报上收集一些信息，其他包括藏中的老师在内，报纸都是码在那里没有人看。报纸的质量问题可能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报纸内容和读者的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也有，再加上现在的人都忙，获取信息大多数都是通过手机微信、网络等等。
《迪庆藏文报》虽然受到了重视，但是重视程度不够，做得还是比较表面化。光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撑起藏文报纸、微信公众号、网站、手机报的发展。《迪庆藏文报》和《迪庆日报》虽然刊号是独立的，但藏文报是日报下属的，时政新闻内容主要翻译日报采的稿子，进行二次编辑，藏文在字数、表达上和汉文也不是很一样，我们要把主要的新闻点翻译一下，像标题什么的就需要重新制作。副刊的内容我们可以去找藏文方面的资料，转发其他网址的内容。人手充裕的时候也会自己写一些，负责四版的才让东周就写得不错，有时候我们也会向当地或者周边藏区的通讯员约稿，有三四十个人，但这些通讯员不是固定的，只是偶尔会提供一下稿件，现在基本约不到稿。我们应付基本的内容都已经很困难了，自己写就更是不太可能了，在迪庆州内《迪庆藏文报》的读者群不多，我们这个地方藏文基础薄弱、普及率低，很多人的藏文水平没有达到可以读报的水平。从传播效果来看，网络、微信公众号和手机报的效果都要大于报纸，因为很多懂藏文的外地的、外国的读者都可以访问网站。虽然报纸可以用来拿去评奖，评好版面之类的，也可以存档，对喜欢看藏文的人来说，纸质报纸也有收藏的价值，但新媒体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部分。
（访谈时间：2016年7月9日；访谈人：陈馨馨；整理人：陈馨馨）
（四）张国华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张国华，迪庆日报社副总编辑，分管藏文报。工作时间：2008年至今。
1995年，藏文报在藏历年的三月一号创刊，但是并没有统一的刊号，这是一个四开小报，搭借着汉文报发售。当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是汉文编辑，但是学过藏文，所以担负了编辑藏文报的任务，当时他在副刊部，利用社会上的藏文化学者、藏语老师、藏语翻译等各种力量（的帮助）来办报纸。最先做出来的是月报，后来发展成为10天一期的旬报，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周报。
2008年的3月14号以后，报纸进行精简刊号，中央特批了藏文报的刊号。报纸现在取得了刊号，就是相当于取得了合法的凭证。“也就是那一年我来到迪庆日报，当时藏语编辑只有两个人，一个从教师进修学校（过来），一个是从州藏文学校（过来），我来那年又招了一个人，所以一共4人。现在编辑部都是年轻人，加上我有8个人。”
2011年1月1号，藏文报正式用刊号进行出版，黑白小报终于变成了彩色大报，同时也从旬报变成了周报。报纸的发行情况是每期报纸（发行）5000份，一年就是（发行）24万份，发行的地方就是迪庆州的10多个乡镇，有藏文学校、藏族佛教寺庙，还有州内的有关部门以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最近几年我们进行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融合，从这方面尽力往深度融合的方向走。
2013年6月，香格里拉藏文网成立，包含了8个大的、33个小的内容，并且做到了图文并茂、声像皆有。报社也开始采用“先网站后报纸”的一体化双语运行模式。这是利用网站的快速性（的优势），报纸是一周一期，时效性跟不上，我们要求采编人员什么都要会，网站（编辑）要会、报纸（编辑）要会、公众号（编辑）要会。汉文报去年才达到这个要求，我们走在了他们前面。
香格里拉藏文网建立后，我们做到了国际标准，所以全国媒体都来学习。当时语言文字通用，跟国际接轨，喜马拉雅输入法真的达到了国际标准，中央统战部、西藏日报都来学习这个网站。当时我们这个网站，在2013年6月开通的时候，搜索引擎就可以搜索到。我们以为节目的受众以迪庆人居多，但是后来统计后发现反而国外受众最多，真正做到了政府要求的对外传播。以前去国外打不开网站，现在打得开了，都能在国外看得到了，这就真正达到了目的，现在全涉藏地区都跟着我们这个方法学了。比如，这是我们展示迪庆藏文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刊登的藏族格冬节的视频和图片，通过声文图像，冲击力比较强的图片所产生的效果更能够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已经做到了报纸跟网站的结合，以前网站内容都是图片格式，如果其他人想要内容和资料的话只能照着图片重新输入，浪费很多资源。我们现在做了数字报，你可以看到各种报道，需要什么报道随时可以下载，随时可以截取某一段或者修改某一个字，已经非常方便了。现在我们在迪庆已经做到了汉文报有什么，藏文报就也有什么。我们的人手虽然少了一点，不过放在全国的媒体来说，我们走在了前列，做到了很多别的媒体没有做到的事情。
2016年，迪庆报社的新媒体和媒介融合发展继续诞生新成果——6月份我们迪庆藏语微信公众平台正式开设，11月份迪庆藏文手机报也正式开通。2017年6月份，香格里拉藏文手机客户端App公众平台，藏文汉文同步上线。
迪庆日报藏语传媒的创新项目《古老的文字在指尖上的飞跃》，在中国报业协会的比赛中获得创新三等奖，这个内容已经传播到国外了，有英文版和中文版，这是国家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和传承是非常必要的，现在传统文化在慢慢被淡化，现在过年团圆的氛围、家庭凝聚力、尊老爱幼、团结友爱这些都淡化了，我想这是国家强调文化自信、文化大繁荣、文化保护的原因。现在很多娃娃就喜欢过“圣诞节”搞狂欢（手舞足蹈），今年少了，我跟年轻人说，你连自己国家的传统节日都不知道，你还过什么洋节。
藏文媒体若是想要对传承中国文化做出贡献，首要就是要注意语境问题。如果语境很好，那么我们的报纸就能起到作用。如果没有语境，报纸做了也是白做，是骗人的。包括汉语媒体也是这样，受众如果能听得懂、能看得懂，那样媒体就是大有作为。一是快，二是综合，手机微信传去网络上特别快。迪庆三大运营商提供的数据显示，百分之十九多的迪庆人拥有手机，这就给我们融媒体提供了平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每天传承一个字就是有效果了，积少成多，普及率会慢慢提高。不能功利性太强，学好藏文和传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6日上午；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
（五）热贡才巴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热贡才巴，迪庆藏文报记者、编辑。工作时间：2011年至今。
热贡才巴，男，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迪庆藏文报记者、编辑。
我刚来的时候，主要负责那个副刊，副刊（内容）主要是民族文化，就是第四版的内容，一个月都是民族文化，还有就是健康、文娱时尚，我就一直负责这个，七八年了吧。副刊的内容很丰富，比如藏族作家的作品，主要是以本地为主，至少也是两三篇文章，包括诗歌、散文和论文。汉文报里面有什么，一般藏文版里也都会有，翻译的话一般用在一版、二版、三版上面，因为它是新闻，新闻都要翻译。我主要负责第四版，四版上面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比较丰富，比如迪庆本地的婚礼、射箭比赛。这一板块都是我自己去策划的，很少出去采访，时间也不允许，刚开始也没有那些工具，说实话连个相机也没有。但这两年出去的机会还是多一点，上个月去了那个尼汝村，虽然远一点，但它那边传统文化保护得非常好，因为是牧区，所以人们还过着牧民的生活。这个村非常有意思，它被称为“世界第一生态村”。过去那边交通真的不方便，有点麻烦，现在在逐渐发展了。
这一部分（副刊）都是用藏语，一版二版的话我们就出去得少一点，很多就是我们汉文报上的稿件翻译，也有自采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出去采一些，全部靠翻译的话也不行，这样就没有创新了，所以就出去采访。一周一期，副刊也一样嘛，四个版一起。
这么多年，我一直一个人在做，今年也来了一些新人，我们招进了两个。其实我也给我们领导说过，因为我一个人办这个，我想换一下让其他人做，说不定别人可能比我做得更好。但是领导说，别人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因为在迪庆，可能学藏文的环境没有我们那边好，我们那里从小就说藏语，说实在的，我上大学才接触汉文。
正因为我的藏语基础好一点，所以我才敢在做副刊时大胆地做一些创新，一般就是学习《云南日报》《人民日报》的排版版式，这方面我真是下了功夫的。我们现在这个版式真的比其他的做得好，有的报纸真的是太随便了，一个图片插进去占大半个版面，太浪费资源了。可能他们其实也不懂，也没有学过，我们藏文报是党报，它肯定要有规范，不能简简单单地随便就做。我们刚开始的排版软件就一直用“北大方正”，尽管它也可以排版，但是它的藏文字体不是很丰富，然后我们就换了那个新的“Indesign”软件，这是专门的排版软件，而且支持藏文字体，非常方便。字体库差不多有五六十种字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直接分享，因为它是国际通用编码。我们第一次做数字报是在2013年，过去就都是做图片格式上传，现在就可以通过平台直接上传了，读者可以复制也可以编辑。
印象深刻的经历多得说也说不完，比较满意的一次是，我们张总收集了这里尼汝锅庄舞的词，跳锅庄舞要说词嘛，那真是太优美了，有传统，真的非常好，这里面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前的人思维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些都可以了解到，简直是一个百科全书啊！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采写经历，就是对德钦那里的（藏族）“刀赞”的介绍，在微信上发了后，有很多读者留言，他们希望多采写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实在是太美了，真的。现在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那些都是从老人的口传中记录下来的。对我来说，也是为传承传统文化做了一点小事情，我所做的都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这样一想，我就很享受这个过程。说实话，迪庆比较偏远，很多人对这边不了解，他们只知道香格里拉是旅游发达的地方，整天在想象，却没来过，他无法真实感受到。因此我们的角色就相当重要，我们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香格里拉藏文网”“手机报”“微信”的传播范围非常广，关注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藏文报新媒体这一块，个人是做不了的，说实话，现在国家的政策非常好，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都大力支持我们，我之前也参加了少数民族民文培训，学到了很多。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香格里拉藏文网”，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但这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文网站。后来才成立了“香格里拉门户网”，有藏文的，但是稿子也是我们提供的。在“香格里拉藏文网”上面，我们真的下了很大功夫，说实话我们没有经验，我以前学过一些简单的编程，但是不专业。然后报社领导联系了成都的一家公司，后来我们也实现了网站的基本布局。“香格里拉藏文网”有八大栏目，大栏目里面又分多种小栏目，网站做成了，就开始考虑内容，没有内容不行。那时候我整天加班加点，充实它的内容，设计和布局板块。这个网站是我参与最多的一次，但藏文很敏感，错一个字它意思就变了，有可能我的饭碗都丢了。所以就是我先读，领导再读，然后又审核。审核的话是放在张国华副总编辑那里，最终页面都是他在审核。然后网站的雏形慢慢就建立起来了，我们每天轮换着去更新它的内容，八大栏目都有上传。现在我们主要以网站为主，现在“香格里拉藏文网”还可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了。
迪庆日报的藏文微信公众号“迪庆藏文传媒”是我们另一个新媒体平台。刚开始是以图片格式做的，很费流量，如果图片体积（容量）大的话，有时前面和后面的内容显示了，但中间却不显示。然后我就提了个意见，由于现在苹果系统自动支持藏文了，安卓4.0之后藏文也支持了，那我们直接就做文字的。后面领导同意了，我们就做文字的，现在很方便，安卓系统兼容，显示得非常好。微信公众账号只有每周六不发，其他时间全部都会发。尤其是“两会”、赛马节以及春节期间，这些时间段都是两三条一起发。内容一般都是以本地新闻为主，因为这里的人对健康、科普等内容欠缺一点，所以星期天就编辑和推送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国内一些著名杂志里的好文章，也会被我摘过来翻译和传播，哪怕只有几个人看懂也不错啊。
手机报是2017年开通的，它那个页面的形式也是我做的。我做了好几个模板，然后现在主要是3个内容，其实也可以加，但是我们由于人手不足就没有再增加了。第一个（内容）是翻译部分中央新闻；第二个是图片新闻，如果全是文字的话，也不够美观；第三个是综合内容，比如科普、健康、娱乐时尚、城市等。
后面开通的是“香格里拉”App，它把藏文和汉文放在一起，有新闻、文化、生态、饮食等好几个栏目，也可以与受众互动。这个没有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多，后者更方便，分享关注就可以了。这个App也是我们在运营，新闻出来后就先放这些媒体里面，然后报纸是一周才做一次，星期四以后才做，新媒体主要就是说到的这几个了。
以前我就喜欢读诗集，新闻这方面就是我的爱好，后来也是一种缘分吧，就考到这里工作，也就安家了。既然接触了这个，就要负责、认认真真地做，不负责任是不行的。虽然这份工作有时候很累，有的时候眼睛是真的受不了，但也不能一直讲条件，要全部心思放在这个上面。这个工作，我很喜欢！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7日下午；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
（六）普自林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普自林，《迪庆日报》副总编辑。
在迪庆州，藏文报面向的读者主要是3类人群，藏语学校的师生、寺院里的僧侣和乡镇机构。汉文版的发行量大约17000份，藏文报每期发行接近5000份，但5000份里面，我估计没有多少人真正在看。这很让人恼火，我们也曾经留意过，派人去查看过，发现放在寺院里的报架上沾了厚厚的一层灰，就说明没有人翻阅过。藏文报发行数量少主要是因为迪庆州的藏民藏语文字基础比较薄弱，能看懂藏文字的人很少。在藏语中学，藏语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其他学科的教学则都是用汉语进行教学；在寺院里，由于经文都是藏文，所以僧侣入寺的时候都要学习藏文，在全州懂藏文的总人数中，僧侣要占近一半。
藏文报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有限，并且受众身份比较特殊，技术手段、传播手段、内容生产都存在问题。内容上，藏文报只是汉文报的搬运工，只是翻译汉文报的内容，自己原创的东西很少。从新媒体方面来说，藏文微信公众号信息内容有限，400字左右的文字加上两张图片是目前的基本模式，比较呆板，很难吸引读者，其实可以插小视频或者加入歌曲什么的，做得活泼多样一些大家才爱看。
但是藏文报的存在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一方面，根据党和国家对涉藏地区工作的总要求，对内要做好宣传，对内自然就是指对藏族群众，这种宣传就离不开民文报刊，也正是因为对内宣传关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因此在没有广告收入的情况下，政府拨款支持藏文报纸的发展。另一方面，藏文报的存在也是对藏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东西都汉化的嘛，藏文报的存在也鼓励督促了一些人学习藏文、关注藏文。另外从收藏的角度来说，纸质的报纸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随时可以拿出来翻看。
对于藏文报来说，想要长远发展，首先扩大读者群是必须的，报纸就是做给读者看的，没有读者的媒体就是在自娱自乐。但是对藏文报来说，扩大读者群与加强藏文教育有很大关系，毕竟对一般人来说读藏文报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字关过不去。咱们州里现在有了藏文小学、藏文中学，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和青海、西藏那边从小就说藏话、写藏文的学生还是没法比，只能说会基本的读写，但看报纸应该很困难，这就使得咱们州整体藏语基础很薄弱，藏语媒体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就受限制了。另外，改变传播方式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是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宣传什么、怎么宣传，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感兴趣、听得进去，这是需要思考的。再就是我刚才说的内容生产方面，尤其是对新媒体来说，现在新潮的词汇很多，好玩的信息也很多，读者面对这么多选择，凭什么要看你的（信息）。所以就是要在内容上下功夫，多一些原创的东西，多一些读者喜欢看的东西。
报纸，特别是纸媒，今后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化的，有纸质文字阅读习惯的人是越来越高端化的，也就是这部分人的身份定位相对来说比较高，它不是大众化的，新媒体才是大众化的，所以基于这样的受众群体制作（纸媒内容），就必须精英化制作。一个是必须要订阅，还有一个是要追求内容的深度，要有别于新媒体，网上的这些东西是快餐式的快速阅读。作为报纸，它以后的发展方向是深度阅读，深度阅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在报道的力度、深度上面下功夫，也就是很多东西要有思考、有见解，要有挖掘的能力，展现出整个事件的全局，而不是单纯的新闻事件的回放。“精”“深”是以后报纸发展要走的道路，不然的话就很难吸引别人，因为假如事件发生了，我们的新媒体可能就在30分钟、1个小时之内就能发布出消息，但这只是事件的简单回放，也就是客观地描述出来就可以，追求的是“快”。从时效性上来说，纸质媒体与其相比，可以说是所有这些媒体中最差的，这是它的短板，但是它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展现事件的全貌，甚至还能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
作为比较大的媒体，可以加强分工，从专业角度出发，安排专门的摄影记者、摄像记者，在第一时间把视频消息在新媒体上发布，文字记者负责做深度。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消息会引来很多评论，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评论做分析，知道受众关注的焦点在哪里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深度采访和报道。地方性的媒体往往不具备这样的人力优势，这就对记者本身提出了更加全面性的要求，记者既要会摄影摄像，也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全面的知识储备。新闻事件发生后，需要记者先用常规的方式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信息发布，接下来在没有大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记者必须根据个人的基本判断对事件进行分析，在这种时候，如果记者综合素质相对不足，深度报道就支撑不住。实际上，今后新旧媒体的发展不是割裂的，而是整体相互联动、相互依托、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很多人说今后纸媒会消逝，但我感觉至少在短时间内，也就是在三五十年内，它是不会消逝的，毕竟还是有一部分人喜欢纸质阅读这种方式的，甚至是有这样的习惯。电子阅读是一种新的趋势，但毕竟是快餐式的、大众化的，纸媒是小众化的，但这一部分小众的社会影响力却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或者说学者、商界精英等，这些人的影响力要远比普通网民、微民大得多。
我还有一个想法，今后传媒的发展趋向既是新闻生产平台，又是社会发展的服务平台，媒体的发展必须要融入社会的发展中去，比如提供党务政务方面的服务、外宣服务、电商服务、民生服务、舆情监控服务等，包括纸媒在内，它既提供一种思考，也为决策者提供相对全面的信息参考服务。媒体应逐步实现从信息发布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不再只是党的传声筒，而是直接地参与到社会服务当中，体现出媒体自身的价值。
藏文报的发展也应该基于这种理念，但是它服务的范围相对更细，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其政治意义要大于服务意义。因为它涉及的很多问题关乎国家利益，人心齐不齐、能不能凝聚起来关乎国家安全。目前藏文报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只是汉文报内容的搬运工，是一种复制品，没有按照媒体的自身特点和传播规律来办事，导致影响力就不是那么大。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所说的传播规律就是新媒体注重“快”“奇”“新”，而传统媒体注重深度，因此在内容选择和制作上就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在火灾这种突发事件出现以后，新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伤亡人数、财产损失、起火的直接原因、目前善后工作的进展等信息，而纸媒挖掘的是直接原因背后的深层原因，有见解、有分析。
研究谈不上，这只能说是根据这么多年我的从业经验和近几年媒体的发展趋势进行的一点儿思考，我认为提出理念就要去行动。但是在迪庆，我们一穷二白，建这个服务平台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我们就只能通过项目去获得，目前我做的是“大香格里拉网”的规划。“大香格里拉网”不仅仅是迪庆的一个服务平台，更是云南乃至整个大香格里拉区域的服务平台，但这种服务并不是说事无巨细的，有些服务只能限于迪庆州内，比如说生活费用的缴纳，农民退耕还林的补贴查询，城市居民可以查询低保到账的时间，退休金到账的时间、金额等等。对整个大香格里拉来说，要做（服务平台）就做这样几点。一个是大香格里拉是我国多种文化、多种民族聚居的一个地区，有藏族、彝族、白族等，在这里有世界三大宗教，同时这个地区也是我国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区，所以向世界展示大香格里拉区域的多元民族文化、资源需要建立一个多语种的媒体平台，包括汉语、藏语、英语，甚至一些小语种，起到一种对外宣传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提供党务政务方面的服务，我有这样一个构想，就是把全州的政务网站整合起来，因为很多单位有政务公开的要求，但是没有人力，所以要做就得整合力量，我们就可以把党务政务公开的网站做起来。服务平台还应该多层次地为我们的各种经济产业提供服务，包括设置招商引资的平台，也包括通过在网站上的信息发布帮助旅游产业、生物产业的发展，甚至我们的土特产品业可以实现价格的公开透明。现在游客关于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提出的投诉很多，我们的网站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价格（供游客参考）。除此之外，还可以提供缴费、查询等多种便民服务。最后一个就是建立舆情监测的平台。这四大平台是以网站为主，辅之以“三微一端”的力量。比如说刚才说的旅游业，游客来之前可以自己上网站浏览（信息），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可以把具体的服务信息推送给他，他能通过网络直接下单，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接融入（用户生活）的方式让这种服务落地。
这些想法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一步一步地来，首先项目是基础，另外我们需要用新的理念去开展日常的工作。我们报社现在仅有50多个人，但已经有10多个媒体平台，平均下来3个人就要做一个媒体平台，这要怎么做？一方面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因为我们平台很多内容是为政府服务的，比如州长热线、信箱啊，公布州委州政府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啊，官方信息发布等。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化手段获得支持，比如开发旅游App让游客下单，我们向实体商铺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人员上的不足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在我们有限的编制人员基础上来扩充我们的队伍。
人员的素质如何提升呢？感觉现在的毕业生实际操作能力不是很强，成熟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现在报社这边也很注重人员的培训工作，我们请州委州政府出面，利用上海与昆明的帮扶关系，建立与上海报业集团、昆明信息港等媒体的对口帮扶，我们能够长期地过去进行学习，他们也能就一些重大活动下来给我们进行实际指导，这样的工作需要不断地持续下去，这对我们团队素质的建设、实际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帮助。这也提醒我们，提升自身时必须眼光向外，闭门自己锻炼需要的时间太长，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门外汉，需要不断学习，虽然外面的有些东西也处在探索阶段，但毕竟他们比我们先走了一步，更有经验。
深化改革也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阻碍我们传媒融合性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要打破，特别是对内而言，传播的方式手段、内容、人员奖惩措施、创新机制都需要逐步建立起来。
（访谈时间：2016年7月15日；访谈人：陈馨馨；整理人：王东林）
（七）万玛措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万玛措，《迪庆藏文报》藏编部编辑。工作时间：2014年至今。
我是西南民族大学毕业的研究生，2013年毕业以后在报社实习了一年，2014年11月左右正式考进这里来。我学的就是藏文方面的藏传佛教方向，专业是宗教学。我从小就开始学藏语，我们青海那边藏文抓得比较严，从小学开始就全都是藏文授课，汉文倒是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像数理化那些全都是用藏文学的，高考也是用藏文答题。在青海，像在海南州那边的学生，藏文和汉文的水平就差不多，但我家属于华南州，藏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
因为我学的是藏文专业，就想做和专业有关的工作，毕业以后先是考上拉萨电视台，但是我男朋友是这边的人，我也就过来这边考试了。刚来实习的时候是以翻译为主，新闻翻译。学校里面上过翻译课，因为从小就接触藏文，翻译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写新闻那些，因为不是自己的专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后面就自己慢慢自学，也向别人请教。
单位这边也有组织过专门的业务培训，他们来的时间长的好像参加过，我才来了两三年，还没有参加过。上次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培训），但我现在怀孕了就没有去。工作量挺大的，以前人多一点的时候还好，现在人少，每天都要排版，网上也要挂稿。
我刚来的时候这边就只有报纸和网站，就做翻译和写一些自采稿，加上做排版、在网上挂稿子，就这四样工作。四版是副刊，叫《彩阳东珠》，内容是民族文化、卫生与健康、娱乐、卡瓦卡布（音）四个主题每期更替。卡瓦卡布（即卡瓦格博）是我们这里一座神山的名字，那一期就是文学作品；民族文化那一期就是关于本地的文化；本地文化这一部分内容的材料有时候是自己采写，有时候是约人写，但是现在一般约不到人。我就是跟自己的同学朋友要一些，或者从其他藏文网站上找一些适合放在党报上的内容。有时候也把以前藏文报还是内部刊物的时候发过的文章找来重新整理，但这部分用的材料不多。
采写我一般就只做民风民俗方面。像松茸上市情况啊，谁家怎样致富啊，这些生活方面的内容，去采访这些一般不会被老百姓拒绝，我也喜欢做这样的。不过这样的自采稿不太在报纸上做了，微信还在做，只是比较短。我们还有娱乐版，一般也是和涉藏地区有关的，像有关藏族歌星的报道啊、当地的锅庄啊都可以放进去。报纸以前是每周都送的，但是现在人少有时候也送不及时，派送的话是我们每个人负责几个单位的。
我们也有网站，我来的时候网站刚开通了几个月，很多内容还需要补充。那时候报社人多，我们翻译的稿件也特别多，主要翻译本地新闻，国际新闻是从其他网站上找。总共有8个栏目，每天都要更新。但是现在稿件数量比以前少一些。少了本地新闻，因为可以从其他网站转载，比如青海那边的新闻就是从青海湖新闻网转，5省区都有，人民网就转一些比较综合性的，还有新华网，但是一般小的网站的稿子我们不敢采，因为大网站的消息比较权威，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小的网站不太可靠，不敢随便用。另外，我们的网站点击量还是多的，有时候新华网、西藏新闻网等比较有影响力的藏文网站也会转载我们的稿子。相比来说，网站本地新闻点击量不多，一般在500、600左右；自己采写的稿件点击量挺多的，以前报社做过一个读书日专版，张国华副总编辑要求每人写一篇稿子，我写了个散文，点击量特别高，6万多。
从排版来说，栏目的位置是设计网站的时候就安排好的，平时我们往里面填充内容就可以了。排版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我负责第三版。这版的内容每期都不一样，旅游、生态……一共四个主题，每个星期轮着来。以前我也负责香格里拉藏文网，后来人手不够就交给实习生在做。手机微信公众号也是我在做，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每天都要发一次，星期天都要发。不过，每天发的时间不固定，当天发出去就行，因为自己编了以后要拿给领导审，审完以后才能发。公众号上的新闻一般图片多一点，文字也挺多，比起其他（公众号）有特别长的那种文章。刚开始翻译一篇文章很慢，很多词自己把握不好，需要随时查字典，现在慢慢熟悉了，就快多了。如果大部分都是常用的词，新词汇少一些的话就会快一点。但最近政府的那些新词汇要多一些，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翻译时碰到这些新词语，自己拿不准的那些一般就参考人民网的藏文版，或者请教领导，老师们经验丰富一点，就会给我们讲，有时候也会和身边懂藏文的朋友交流下，他们有些也在新闻行业工作。
微信公众号的标题，藏文跟汉文不太一样，汉文的可以放好多个字，藏文的就有限制。比如标题限制64个字以内，但是像“项呃”（音）就是省委的意思，汉文是两个字，但藏文算的时候，是把字根拆开来一个一个算，一个字可能会变成三四个字；再比如“我在吃饭”，汉文是四个字，但藏文拆出来就是十几个字，翻译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压缩，这是最痛苦的。
微信公众号的素材主要来自本地新闻，比如这几天省委书记来迪庆调研，我们就根据纸质报上面的报道抓几个重点来发，但图片要比报纸上的多一些。其他大部分内容是咱们这边的民风民俗，也是自己写的。不过，微信上面用的体裁报纸上用不了，排版的方式和新闻的写法也是不一样的，报纸上面的内容照搬到微信上也不行，所以每天都要写一篇稿子。
现在，微信公众号点击量最好的是一千多了，民风民俗方面的点击量会多一点。点击量最多的那一篇好像是关于松赞林寺的，具体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个是关于赛马节的读的也挺多的，那次一发出去，一天的点击量就一千多。手机微信和网站不一样，网站是点一次记一次，我一个人点十次，上面的点击量就显示十次，但是微信是一个手机号就只记一次。点击量最少的是本地新闻，因为关注藏文公众号的人大多数都是藏族，有时候如果写了个其他民族的，比如傈僳族发生了什么事，人家也就不感兴趣，但最少的点击量也有一百次以上。这个数量跟迪庆日报汉文报公众号比起来还是差得远的，他们差不多在一两万左右，好的时候有六万多。
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订阅用户的数量。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有700多个人关注，不算多，毕竟本地懂藏文的人太少了。而且我们在编辑内容的时候，如果像汉文那样直接把藏文复制在文字框里，苹果那种自带藏文输入法的手机能看得到，但是其他没有单独安装藏文输入法的手机就不会显示。人民网、西藏新闻网就是直接复制文字，只有手机有藏文输入法的用户才能看见，像我们的话就用图片格式，什么手机都可以看到。但标题没办法做成图片格式，没有藏文输入法的手机还是会显示乱码。
我们也有手机报，手机报是一个星期发两次，分别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发三块栏目，分别是本地新闻、图片新闻和综合性板块，包括民族文化、生活常识方面的都可以。手机报是和中国移动合作免费发给用户的，说是发给一些懂藏文的人，好像以后打算做成三网的，到时候移动、联通、电信用户都可以发。
这里可以说一下藏文报和汉文报的区别与关系。内容上（纸质报），一版上的主要新闻基本就是翻译的汉文报，但是其他的就不太一样；二版是本地新闻和国际新闻，因为藏文要比汉文占的篇幅大，所以很多内容只能简写、压缩；三版是涉藏地区的短新闻加上某一个主题的内容，每期轮换，包括生态、旅游、综合；刚才说过的四版和汉文报一点关系也没有。从排版来说，汉文报用的软件好像是飞腾，我们用的是一个国外的软件（Adobe indesign），据说我们用的这款软件是整个涉藏地区最先进的，因为其他藏文报在按下一行的时候，上一行是用好多没有意义的点来补齐对齐的，但是我们报纸就没有这个问题。
内容上，如果是跟《人民日报》那样的媒体相比，人家光工作人员就有三四百个，我们肯定是没法比，但是版面和排版的质量上，我觉得我们报纸是整个涉藏地区里做得最好的，特别整齐，很规范、很舒服。从稿件质量上来说，翻译方面有做得比我们好的，也有比我们差的，比如在翻译“迪庆州某某办公室” 这句话的时候，“州”“办公室”在传统藏语里有他自己的名词，但很多报纸现在都不用，直接音译汉文的“州”“办公室”，失去了藏文本身的色彩。可能这也是因为我们社里的主管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纸质版的报纸要求我们必须按照藏语的传统去翻译稿子，而且不能一字一句照翻，要像写作一样去加工；而网站上的稿子又要求我们必须用网络语言去进行翻译，微信公众号上又要用大众都能接受的、吸引人的方式去翻译。这样一来，同一篇稿子，放在不同地方的时候都要重新翻译修改。以前审稿时发现错别字还要罚款，出现三个以上错别字的话，年底评优就没有份儿了，每星期都要开会说自己在工作上存在什么不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足、今后怎么解决，还要互相提意见。
不过藏文报很有意义，尤其是在传承本民族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我自己来说，能从事与自己民族文化相关的工作的话，做起来贡献谈不上，但是也觉得自己为自己的民族尽了一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大家可能就会把藏文丢掉了，藏文化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迪庆是藏族自治州，应该要有自己民族文字的东西，而且在宣传民族政策等方面也有特殊的作用。像我家那边，牧区的人都看不懂汉文，只懂藏文，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能看懂藏文字，像宣传党的政策如果用汉文报或者汉语广播电视来发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用自己的民文解释那些政策的话，就比较容易接受，宣传效果肯定是要好一点。但是怎么说呢，咱们地区开放程度要高一些吧，跟其他涉藏地区相比，学藏文的要少一些，我们的报纸发到寺院和藏文学校里，（那些人）应该能看得懂；但像当地农民（群体），即使发了也可能看不懂，这样一来藏文报起到的宣传作用就要差一些。所以现在我们就办那些新媒体，微信、网站就可以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的读者，对外可以宣传我们这边的发展情况、文化等，我觉得（跟纸质报相比）这样做更有意义吧。做媒体工作其实挺辛苦的，如果人多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大更好，但是人少的话很多时候就只能应付。如果有精力的话，咱们这边有那么多特殊的题材，锅庄啊、各个村子婚丧嫁娶习俗啊、赛马节啊，反正就是别的地方没有的迪庆本地特色，可以派两三个人出去拍视频什么的放在公众号、网站上。楼上还有演播室，也可以培养一个藏族的主持人，用本地的藏方言主持，既能显示地域特色，观众又好接受，但是现在人手不够，所以这些都没法实现。
以上提到的题材，都做过文字，没有做过视频。但是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一大段文字的话会懒得去读完，视频、图片就比较直观一些。但采写这样的内容至少也要做个五六天，现在我们部门就这几个人，如果（一部分内容）做五六天的话，那其他工作就都要停下来了。主要还是人少，如果人够用，还可以给招进来的新实习生做新闻采写、播音的培训，那样可能我们部门员工的整体素质都会提高。迪庆汉文报那边，德钦和维西都有记者站，香格里拉县有三四个记者站，迪庆州还有一个，网络部做微信、手机报、网站的有七个人，这样算来，我们报社有五十七个人，加上实习生什么的就有六十多个人了，除了我们四个（斯那取顶、万玛措、七林卓玛、才让东周），其他人基本都是为汉文报服务。我们的报纸虽然一个星期才出一期，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要自己翻译，再加上有时候需要做专题，比如说做生态版的时候，找不到和生态相关的稿子，还要自己出去采写，不像汉文报有专门的记者提供稿子。
藏文报未来发展的前景要看国家政策，像现在藏文专业对口的工作有是有，但是很少，很多学生毕业了找工作根本就用不到藏文。如果像法院、检察院这样的单位能多招一些双语人才，学的人自然就多了；如果单位不招的话，学藏文的人肯定就少了，懂藏文的人也会越来越少，那样就更没有人来看我们的报纸了。
（访谈时间：2016年7月15日；访谈人：陈馨馨；整理人：王东林）
二、广 播
（一）汪莉群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汪莉群，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新闻联播》播音员。工作时间：1995年至今。
汪莉群，女，新中国成立后迪庆第一位藏语播音员，迪庆第一位广播电视藏汉译制工作者。目前在迪庆广播电视台负责藏语《新闻联播》的播音工作。1995年，汪莉群本科毕业后经国家分配进入迪庆广播电台，主要负责藏语广播节目的筹备工作。当时设备和技术都还比较简陋，她这样向我们描述当时的工作环境：
以前有广播电视局，但是没有广播电视台，只有个广播站，主要就是放放音乐什么的，那时候山后有一个中波台发射站，转播中央台和云南台的节目。以前（跟我们）是一个单位，他们现在属于省台的，我那时候就要骑着自行车去山背后的发射站值班。刚进台的时候不做节目嘛，（不仅）藏语节目没有，汉语节目也没有，（这些节目）是我进单位以后才做起来的。当时我大学学的也是藏语言文学专业，进单位一窍不通的，广播节目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1996年我们整个单位就去了省广播台培训，但是藏语就我一个人，学习了一个月，我就慢慢知道广播节目怎么做了。我们这里的民语广播做得比较晚了，其他州都开始了好多年了，我们是1997、1998年才开始做节目的。
1998年，整个迪庆广播电台也就只有10个人，这也是汪莉群刚进电台工作的第三年，此时第一档藏语节目开始播出了，“藏语节目是因为迪庆藏族自治州要求做，当时国家对少数民族要求必须要办。”汪莉群是唯一的藏语工作人员，她负责节目的翻译和播音，“我每天就翻译5分钟新闻然后自己播出，那时候工作很艰苦，采编播制作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用的电脑（剪辑），我们都是用胶卷，一大盘一大盘的，录制的时候用的是录音机里面的小磁带，挺麻烦的，开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做节目了。反正播音工作刚开始都是摸索着来的。因为节目播出那些都是用手动的，所以每天都要轮着来值班，不管是下大雨下大雪，都是要来的。我们这边都是偏远地区，当时的设备啊，条件啊都是比较差的。1998年第一期‘西新’工程，国家和中央都比较重视，给了我们很大投资，给了很多译制费，更新了很多设备。我的节目也从每天5分钟，到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10分钟，后来我们从巴塘调来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的副台长扎西邓珠老师，他调过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做半个小时（新闻）节目了。”
除了半个小时的新闻节目，还有一个《歌声传奇》和《藏语课堂》，后者主要就是普及藏语知识，还有采集迪庆民间文化的《雪域金桥》。汪莉群说：“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懂藏文的很少，我们讲书本里的藏语，很多人都听不懂，因为普及藏文情况很差，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讲本地话的节目，这些节目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能确定是在2006年以前。”
2006年以后，“西新”工程二期开始了，迪庆电视台藏语频道成立，汪莉群被调到电视台，扎西邓珠依然留在电台。电视台也从西南民族大学招了3个藏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加上汪莉群共4人，那时候每天播放2个小时的自制藏语节目。“除了翻译新闻播出以外，还有专题节目：五彩迪庆，歌声传奇，还有个节目我忘了，反正是4个节目，我们4个既要编辑又要翻译还要去采访，说是两个小时嘛，但是专题（节目）的话我们就一个月（每个做）一期，当时4个人（每天）做两个小时也是有水分的，时间能够保证，但是主要就是（依靠）重播，歌声传情和五彩迪庆还有专题节目就是一个星期天天重播同一期（节目），下个星期重播下一期，但是新闻不重播，我们只有4个人，做这么多节目还是很辛苦的，但是我还是咬着牙齿做下来了。”
汪莉群在谈话中告诉我们，2006年从西南民族大学招来的三个人里，其中有两个人很早就因为身体原因或家庭原因离开了迪庆台，“两个相当难得的人才，几乎不用带他们。”对于他们的离开，汪莉群有点惋惜。
“藏语言的拉萨方言、青海方言和康巴方言跟云南迪庆方言的发音还是差别很大，迪庆当地听众和观众接受的时候就吃力一点嘛，迪庆的藏语言的普及率有点低的，我们很辛苦地把节目做好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百分之百看得懂。” 对于方言之间的差异，会让播音员在发音时引发一些误会。“但是现在慢慢地好起来了，在‘西新’工程开始以后，就是这两年，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都特别重视，学藏语的特别多，这里有民族小学藏语班，像偏远一些的小学都有在上藏文课，中专也有藏文专业，高中还有藏文中学，很多现在新来的参加工作的，都是藏文中学毕业以后考到了外面的学校，像西南民大、西藏大学、青海大学的藏文专业毕业后回来的，他们的水平也越来越好了，（受众）现在听得懂（藏文）的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节目现在也有方言节目，（使用的语言）接近我们本地的方言了，就像大理白族那样，少数民族（语言）就是照顾本地人，节目就是藏语节目，采访也就是本地的藏语，现在我们节目挺受欢迎的，当时（每天）5分钟，现在（每天）2个小时。”
汪莉群说她们之前专题节目采访那些老百姓还是很多的，但因为广播电视台迁址后，因为节目素材都是大磁带，搬迁很费劲，也没有保存下来。她们采访的对象包括当地老百姓，主要关注他们如何发家致富或学习一些新的生存技能，还采访了一些当地的领导、商人，然后就是对于民间艺人的采访，这些作品曾获得过国家级或者省级的一、二等奖。
汪莉群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她采访民间艺人的事例：“我们这里有个叫阿姆奶奶的民间艺人，现在也有70多岁了，像我们70多岁了应该就在家里颐养天年了，但是她没有，她现在就是在藏民家坊里面打工，就是晚上去那里唱歌。在她50多岁的时候就在酒店里打工，给人唱歌。她为什么要打工呢？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维西县架电视线的时候出了意外去世了，她小儿子也（在）电力公司。她年轻的时候离婚了，从那时起她就去打工养活自己。现在她自己也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她说不去唱歌就难受，她在我们这里比较有名，享受了国家和民间方面的津贴（捐助），除了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她的节目，还有其他人采访她，她就是很积极，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的老人了，不因为受了挫折和打击就一蹶不振，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且她经常参加很多的比赛啊，一点都不老，很年轻的。”
现在汪莉群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中央新闻、国际国内新闻的藏语播音，节目时长有30分钟，这些新闻都不用翻译，都是从康巴卫视传过来的现成的，并且播音稿子也有。这项工作，汪莉群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
作为刚建台就进入岗位的老员工，她有很多感慨：“我在这里工作了23年，民语广播这份工作对于我的人生非常有意义。解放以后，我应该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第一个藏语播音员，也是第一个藏语译制者。然后当时单位派我到西藏去培训，到很多地方参加全国性会议，有我们五省涉藏地区的会议，有北京的会议，我在整个涉藏地区转了一圈又一圈，因为单位里就我一个人，很多会议都是让我去，接触了很多比较优秀的藏族广播电视方面的学者和专家，可以说人生还是比较精彩、值得和有意义的。因为自己毕竟是第一代的藏语老播音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很多节目就是在我们几个人的手里慢慢办起来的。”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2日下午；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唐优悠）
（二）杨秋霞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杨秋霞，迪庆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工作时间：1997年至今。
杨秋霞，1970年末出生，1997年进入迪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是迪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代播音员。2001年调入迪庆电视台继续从事采编播工作，2003年担任访谈类节目《大家谈》制片人。2005年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脱产进修两年，2007年回迪庆电视台继续工作。目前为迪庆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主管宣传工作，同时兼任迪庆广播电视台支部书记。
1997年，杨秋霞进入电台工作。同年，迪庆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当时电台自办了新闻节目，并面向学校、军营和老年听众开设了一些专栏。当时工作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20岁左右，是以年轻人办台为主。
“我对于广播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说只是在昆明听过云南广播台的一点点节目，来工作时正值电台开播，我们就模仿着（云南台）做。当时的工作就是采编播一体，我又要当技术人员，又要去剪辑，还要当记者去采访。当时我们人很少，播出的任务我们都要负责。”当时的广播节目几乎都是录播，杨秋霞需要自己准备好稿件，自己录完以后自己剪辑。
有些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广播的听众来信和热线点歌等节目就已经非常流行了，但迪庆的这类型的节目还没有开始。2000年，杨秋霞和同事们开始尝试做直播。“我们加入了一些互动式的节目，包括《温馨点歌台》，还有游戏类的节目叫《正午快车》。因为从录播走进直播，增添了很多临场的变化，这对于我本人来讲锻炼很大。”
直播节目是通过热线电话来实时交流的，所以会碰到意料不到的突发情况。杨秋霞曾采访过一位名叫亚东的藏语歌手，这位歌手原本计划要在某个活动日来迪庆演出，但是因为没有档期，因此活动的组委会也就没有对其发出邀请。“到了第二年，他就因为一个什么节日过来了，我们台就抓住这个机会请他来做节目，把他请进直播间了。他当时通过《向往神鹰》《卓玛》等歌曲，在我们这里知名度已经非常的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有很多的粉丝的追捧。所以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热线电话打进来了，一开始很顺利的，听众电话说的都是我们好喜欢你啊。但是在节目的中后半段就有个听众打进来了，第一二句说得非常好的，但是后来他突然就说你去年为什么不来我们这里，他的言辞也比较激动，有一点责骂的意思。我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就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应对，好在我们有一个延迟八秒的设备，他那个言辞一出来，我就果断地把直播给切掉了，切断（直播）以后我（在电话里）就说信号不是很好，你是不是电话没有拿好等，这样的就把它给转换过去的。”
在经历了这个事情后，杨秋霞也有了一些感慨：“我们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以来都严格把持好舆论导向。当时我们也年轻，还是尝试着做了一些民生热点问题，比如说电价调整。我大概做广播有个三四年的时间，而且自己一工作就面对一个全新的事业，这对人的锻炼是很大的。”
2001年时，杨秋霞被调到电视台工作。2001年以前的电视台发展，杨秋霞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听说他们（电视台）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办节目了。1997年以后就开始规范，新闻节目形成一个新闻组。”但内容仍然还是很不充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并非每天都播放新一期新闻，新闻通常是固定在周一、周三、周五制作并播出，周二、周四、周六分别把前一天的汉语新闻翻译成藏语新闻再播出来。周日的时候会做一个“一周见闻”，把一整个星期的新闻做成一个摘要。另一方面，在新闻节目方面，播音员只需配当期新闻的音，并不需要主持人出镜播音的画面。“但我们进入电视台以后就规范了，每天必须有播音员坐在那里（播音），那个时候整个迪庆新闻就完整了，有片头、有主持、有字幕、有结尾等。”
2001年，杨秋霞刚进入电视台就是做新闻的播音，后来还担任了记者。当时台里还规定了任务，包括一个季度播音要播出的期数以及出去采访的次数。
2003年，迪庆电视台里就有了一些电视的自办栏目。杨秋霞办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就是由她自己当制片人。“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在2003年我就办了我们这里第一个访谈的节目《大家谈》，我们把一些新闻的话题列出来，请几个嘉宾坐在这里聊，我们第一期节目就是讨论了一个关于‘大树进城’的话题。我们当时有一条街，它以前的绿化都是靠摘种一些高山上很小的植物来完成的。那年市政府就把山上很大的已经成活的树给移过来，这个事儿在迪庆的绿化史上是没有的。所以那次我们做的第一期节目就请了很多人，包括植物学方面的专家、政府的领导、施工方等等的这种，然后还有用短片插播的形式播放了对一些老百姓的街访。”当时发生在迪庆州的几件大事，比如申报三江并流、2003年“非典”等也进入了《大家谈》的节目话题。
“其实从广播来到电视节目，以及充当制片人（这一系列工作）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很大锻炼。制片人也没什么‘特权’，别人开玩笑就是说制片人就是从头管到尾，自己要出去采访，还要自己写稿策划。我不会拍摄，就请台里的同事帮我拍，后期剪辑是我自己做。人家帮忙的时候只有两个机位，这就是我创办的第一个栏目。”
“后来随着电视的发展，也没有这么多人一天坐在那里讲来讲去，慢慢这些栏目也进行了一些改版。我们台保留至今的就是《关注》栏目，当时有一期节目是关于迪庆州很著名的香格里拉组合，他们在2005年、2006年都获得了国家青歌赛的银奖，我们做的那期节目很有影响力。《关注》栏目也是从《大家谈》延伸而来的，我也是担任了制片人。当时做《关注》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节目制作中心，我是主任，下面就有《关注》《走进香格里拉》等等一些栏目。电视也继续发展，慢慢就有了新闻节目、社交节目，整个台的运行慢慢地规范了，也有了自己的台标，就发展起来了。”
2005—2006年，杨秋霞脱产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她在那两年就没怎么做节目。“进修的时候我主要在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也去旁听了电视系的课程，毕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视台，你不可能是做单一工种的，你说你只会播音，就做播音（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还要会设计策划及后期剪辑制作这样技术性的活。当时我自己觉得也是挺好笑的，早上的课程练了声以后，就去电视学院蹭课，电视系有编导专业和非编剪辑专业等，它的大课都可以去蹭，下午的时候我就去上我们播音系的专业小课，那个是技术课，晚上广院就是有很多讲座，白岩松来广院办讲座，我也去听了的。”
“因为自己很年轻，也没有什么其他学习和训练的经历，（当时做节目）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样一种状态。摸索了五六年以后，去高层次的学校进修可以是说带着问题去的，所以（学习到的东西）就是跟自己之前知道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两样的，那两年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在我们这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招了很多人才，他们也待不住，所以我们只能立足于本土。我当时去了（北京广播学院）以后，很多人也跟我说，你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但是我去了那里以后我也看了很多广院的学生毕业以后做“北漂”，我也不是说他们不行，但是人各有各的追求，我不太喜欢拼了命在大城市找一个立足之地。当时也有同学把家里的工作辞了，去央视实习，（做）打字幕这些的（工作）等，有些人去跟剧组，去做一些杂活。我觉得这样从底层做起也锻炼人，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做过节目做过制片人的，通过进修了以后，还是想回到迪庆台里来，因为根还是在这边的。总而言之，在北京学习的那两年，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对自己能力素质提升的关键阶段。”
2007年杨秋霞回来时，正逢迪庆州50周年州庆，她也成为第一个在央视的平台上播出节目的本土主持人。“当时央视来了，要在我们州庆期间选一个双语的晚会的外景主持人，本来（主持人）是要从北京那边带过来的，但是他们导演来了第一次以后，我们只是在楼道上擦肩而过，然后他就跟我们这边（负责人）说，让我们台把几个主持人的照片传给他，传过去和以后他们交流了一下，他就选上我了。当时做那个节目，外采了迪庆很多著名的景点，它的设置和制作都是央视的团队做的，当时的州庆节目是面向14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的，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外景主持人。”
“2007、2008、2009这三年，我人生的角色转变了，有了家庭、生了孩子。这个过程，我也在思考，这么多年我都是在从事一线的采编播工作，但是人生角色发生变化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了。我不可能一直在一线，但是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些东西，可以换一种角色将这些积累的东西发挥作用。最初我就把工作调整到总编室去当主任，然后就对整个台重要的宣传工作做了一些策划方案，把工作交给新进年轻人，带了很多新的播音主持工作人员。这个行业一定要新老接替，地方台主持人不可能像中央台一样一个人播几十年，一个小地方不可能一二十年就看一张面孔，那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之后的工作重点就是发掘了一些新的主持人，在传、帮、带方面做出贡献。”
“我的角色转换是比较自然的，我们一些同事在转换过程中很失落，播音主持在2012年以前，它都是一个很有光环的职业，万众瞩目的台前工作。但是突然从光环状态下转到幕后的话，需要自己心理上适应，我转换好的原因是开始有了家庭，并且孩子出生了，那几年慢慢过渡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在精力旺盛的时候，那是很难转型的，自己很难放弃这些东西。”
2012年两台合并后，对领导岗位进行了调整，杨秋霞通过竞聘上岗的方式，到了副台长的岗位上，主抓宣传。“其实也不比一线的采编播工作轻松，甚至更全面、更累，现在也是一路上见证了迪庆广播电视的发展，做过广播、做过电视，也做过管理。”
2015年的时候，尽管担任着台领导，杨秋霞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于是她又做了一档文化类的高端访谈节目《香格里拉·迹忆》，这个跟她以前做的访谈节目《大家谈》不一样，它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访谈，属于文化类名人访谈。这个节目名称中的“迹忆”，指的是每一个领域非常成功的人士，在香格里拉留下的足迹、痕迹这样的意思。“当时一些在这边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包括一些学者，明星，还有原来的省委副书记，我们的州的一些老领导，一些舞蹈家、诗人及文化名人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因为精力有限，现在也没有坚持做下去，但是当时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就是对于我本人接近20年从事这个（行业），（制作）自己的作品集这样的一个想法，融入自己对于整个节目的思考并以自己为主导来做一档节目。”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迪庆台的发展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全高清数字化，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如果要去北京上海访谈名人，带着自己的设备就可以直接出发了，整体水平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节目我敢肯定在云南整个的水平里面它还是比较高的。”
“做节目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叫《雪仙精灵》，就是我自己访谈的云南艺术学院舞蹈系的系主任，她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所以也是家乡人。访谈她的节目也获得了云南电视评奖类的二等奖，还有访谈著名藏族歌唱家宗庸卓玛的《雪山金凤凰》那一期，得了云南广播电视的一等奖。以前做这些节目可以说是一种摸索，但是后来还是出了一些自己认为是精品的东西。”
2017年是迪庆60周年州庆，杨秋霞依然是唯一一个担任了州庆晚会的本土主持人，“整整过了10年。这10年对于我本人来讲，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工作的方向也发生了改变，但是2017年我又担任了州里的好几场大型晚会的主持。2017年我还是在做专业的事，虽然我认为十年前我是舞台上的一员，十年后我还是舞台一员，但是我没有认为这十年我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是要证明自己的专业多厉害，我总感觉自己始终是代表了自己这一方水土的电视人的水准。尽管我离开电视屏幕很多年，但我觉得在专业的方面丝毫也不能放松，在带新人的过程当中，在观察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他们机会和平台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一种学习，在他们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依然还得站在那个舞台上，我跟年轻主持人说，连续两个十年站在大型专业的舞台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不容易的。”
杨秋霞也跟我们谈到了现在广电台里的年轻一代人，“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内心深处体会不到在专业上永不懈怠的精神，因为现在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多了很多短平快传播的东西。他们始终认为要立竿见影，很浮躁，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要沉下心来面对自己的专业，我讲的都是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我们询问了一些她对于媒体和藏文化发展的作用，她说：“虽然我本人不懂藏语，但是接触的话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最初我到电视台做新闻，就有一档是把第二天的节目翻译出来。但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讲，这个地方的藏语言是有一定的脱节的。我们的官方语言是康巴语，是一种书面语言，但一般老百姓用的是方言土语，这对于受众面的普及面来说有一定限制，很多人听不懂，你必须是学过藏语的，或者是僧人才能懂。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尝试了开办藏语课堂等，教人学藏语。同时为了扩大受众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香格里拉·民间》，我们是用本地方言来做的。对于藏文化的传播，我们藏语频道台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把很多党的精神翻译成藏文的图本，送到寺庙去。我们这些工作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对于藏文化的传承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在访谈的最后，她也主动跟我们谈到了在新媒体的时代下，迪庆广播电视台的发展规划：“我们的广播主要依托微博和蜻蜓FM（App），电视就是靠微信公众号，微信直播我们今年也尝试了三四十场。我们自己台也有App的开通，去年已经弄好了。2018年台里就在讨论全媒体的融合发展，就是把台里所有的东西都统筹起来，利用广播电视台的资源来发布出去，把（获取）资源的优势在（新媒体）平台上更好地体现出来。新媒体这个东西我们都在摸索，人家说这个台比较成功，我们看看，不一定会适合我们，那个台不成功做失败了，说（我们）不能做，这个也未必。所以我们整个台的发展理念，一定要与时俱进，融媒体时代来临了，我们不能落下，传统媒体广播电视虽然不可替代，但是始终在走下坡路，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一个行业危机。我们要牢记自己的初衷，就是把融媒体发展起来了，依然要带动广播电视台。我们不是迪庆新媒体台，而是迪庆广播电视台，我们不能丢失传统媒体的阵地，要想办法利用新媒体来推动传统媒体。具体的话，我们2018年还会有一定推动，计划跟着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模式，开动总编调动制，台领导轮流做总编。”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1日上午；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唐优悠）
（三）张文彩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张文彩，迪庆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工作时间：1997年至今。
张文彩，女，纳西族，1975年在香格里拉出生，专科在北京广播电视学校就读，也曾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1997年8月1日参加工作，毕业后以借调的方式在昆明电视台工作了两年，名义所在单位为迪庆广播电台。1999年回到迪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主要负责播音主持工作，工作后于2003年在云南大学新闻专业获得本科学历，目前是迪庆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到底留在昆明还是回家乡，我纠结了两年，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真的是很辛苦的，我的丈夫也决定回来，所以我1999年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从事的也是广播，迪庆广播是1997年的8月18日第一次开播《迪庆新闻》，我是8月1日上班的，我参加工作的时间跟迪庆广播电台的开播是同步的，只是我在昆明。”
1999年张文彩回到迪庆台后，当时的节目也特别少，只有一档《迪庆新闻》，她和包雪峰想把广播做好，于是对节目进行了改版，增设了娱乐、文艺和生活类两档节目，分别是《温馨专递》和《快乐进行时》。“我们当时节目的（与受众的）信息互动都是通过短信（和电话），可以说是线上与线下广播最初的互动方式，我主持的《温馨专递》就是音乐送祝福的节目，我们设置了很多不同的歌曲，我们的听众中学生特别多。每天12：00～13：00的这个时间段，刚好是大家休息的时间，像德钦、维西的这些娃娃们，不远百里，每天等着这个时间段打来电话点歌送给同学和朋友，我们电话一度被打爆了。可以说送歌都送不赢，那时候我们的节目还设置了奖品，一个小时（一档节目）抽取一个幸运听众，他可以获得一个大蛋糕，我想学生能够获得蛋糕和朋友一起分享一定是非常愉快的，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火爆的。那些娃娃特别淳朴，有些时候中午我一下节目（他们还给我）送来小点心和礼物。直到现在，以前听过我节目的，现在已经上班了（的听众）还会给我打来电话，他们都是‘90后’的，有的还加了我的微信，有时候还会问候我一下。”
跟我们谈起她刚进台工作的时候，张文彩很有成就感地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她和同事们做广播促进爱心送考的例子：“1999年高考从往年的7月改到了6月份，州里学生都会集中去考试，那时候私家车还很少，学生（居住）相对还比较分散，家长接送的也特别少。我们当时跟省台交通之声合作，进行爱心送考。我们中甸县（今香格里拉）有两百辆出租车，在考试的那三天之内，我们在广播里一发出去消息，大家都积极响应，出租车司机那几天完全不顾个人的利益，都积极地参与到爱心传递活动中来。有些考生住在农村特别偏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发出去信号，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需要接送考生，出租车他们都特别积极，就分路去接。送（考生）到考场以后，还有司机在学校门口等着，等考完考试又把他们送回去，下午考试的时候又去接他们进考场。我们通过广播的有声传递，让大家参与这个爱心活动。这些司机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计较任何功利，并且还要损失一天的工时费，但是他们毫无怨言。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广播给爱心人士和考生搭建了一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通过有声的传输，大家把爱心波送到各个角落，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有成就感。我们的爱心送考连续做了4年，到后期甚至很多私家车主动加入我们的行列。”2003年，私家车开始盛行，很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车，而且学校里开始安排统一的大巴接送，不允许学生考前回家了。所以爱心送考就没有了需求，节目策划时也就取消了爱心送考的活动。
迪庆的广播节目基本上每过一年就会调整或者改版，有些时候是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的指示或者国家宣传导向的要求，不过也会是有自发的。“有些时候是觉得节目不适合我们的听众了，我们就会变通和调节。一般我们都是听众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节目。”
2003年，张文彩和同事们以“两会”为契机，打造“看得见的广播”。在电视还无法做直播的时候，广播完全做到了，当时她们提出了“打造中国涉藏地区最强音”的口号，“我们从2003年的‘两会’开始就做直播，将‘两会’开幕式、闭幕式，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全都播放了出去，我们打破了从来没有直播过的局面，把我们（主持人）摆（展示）出去了。以前大家对于广播的主持人一直有一种神秘感，并不了解声音背后的人物是怎么样的，现在大家都能够看得见广播主持人的模样，做成开放式的广播节目形式，让大家知道广播原来也可以这么做。”
改版前，电台每天播出的节目只有6个小时，并且重播的内容很多，但是改版后，广播节目的时长达到了17个小时。“我们的直播从1个小时（变得慢慢越来越长），不断地让我们播音员主持人‘走出去’，这也特别能够锻炼人，大家都没做过，大家都特别用心地去做，包括领导们也不知道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宣传效果。后来这个‘两会’的内容就渗透到各个地方，只要有收音机都能听到，以前的‘两会’除了代表委员能够知道会议内容，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现在老百姓都能知道政府部署了什么新工作，有什么新思想、新内容，能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东西。”从2004年一直延续到现在，期间经历了两台合并，但是“两会”的直播他们一直没有断过。
张文彩认为，广播一直是带有新媒体性质的，所以在新媒体时代，广播依然有它自己的优势，它方便快捷不受任何限制。“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可以看电视，报纸不识字的看不懂，但是广播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包括你上班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它适合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受限，这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的。广播让很多东西非常的方便快捷，这是其他媒体不可以比拟的，像我们现在的自媒体，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要点击才能进去，但是广播不一样，新时代广播就更利于发展了，我们要不断地把传统融合在新媒体当中，比如我们把电视传输不了的节目传输到蜻蜓App里面，这个就是全世界范围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同步收听，这个很方便的，广播就应该不断更新，虽然是传统媒体，但这样就能具有新媒体的要素，我觉得会越走越好的。”
2005年12月是维西县20周年县庆，当时台里就安排张文彩和包雪峰去做连线的任务。“当时我们没有车子，（我们）就借着法院的车子和司机去维西县，我们以前从没有做过跨县直播，这是第一次，从维西传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广播连线，能不能实现、万一信号中断了怎么办，这些都考虑在内。我们跟电信和移动沟通了以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连线，把一系列活动的场景，通过一部手机把信号传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通过电话，他们有人在台里录着，我们就把现场的所有的第一时间的信息传递回来了，（这些事情）电视做不到，但是广播做到了，第一次做到了地域之间的跨县的连线，那是特别成功的一次尝试，大家齐心协力，我们配合得特别好。包雪峰写稿，我负责现场播报，这种快节奏的现场播报的方式是其他（方式）没有办法来比的，一部手机就搞定了，编辑一下，新闻就播出去了，马上我们全州的老百姓就都能够听到。”
2007年是迪庆广播电台成立10周年，“我们就在想我们的10周年广播（活动）要怎么做呢，当时是全省16个州市，我们在省里有一定的影响力了。那时候我们香格里拉已经真正落户到迪庆了，我们要通过10周年的这一个时间节点和契机把香格里拉推荐给外面。”台里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出谋划策，一起来讨论，后来决定通过台庆的名义邀请16个州市、省台和中央台的工作人员来到迪庆。举办了第一期的外宣节目，通过这个10周年台庆的节点，迪庆台办了一个全省范围内的外宣。把“香格里拉落户在迪庆”了，通过迪庆台自己的传播，通过16个地州台的传播，通过省台中央台就这样传播出去了。“这是我们做得特别成功的一次，我们甚至邀请了当时我们的州委书记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当时我们的资金特别少，我们就到处去‘化缘’，去一些有钱的单位，这里3000、那里5000，也许是我们的真诚打动了其他单位，只要我们到了单位，每个单位少的1000，多的5000，都会给我们支持。我们10周年特别成功地邀请了八方来宾，让他们知道香格里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人文景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动物的和谐，通过广播来做这个宣传。其他的州市也会做很多的见闻录，再去传播。把‘香格里拉就在迪庆’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打造香格里拉品牌，我们的广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7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迪庆州50周年的州庆，当时省台的主持人和技术的人员，跟迪庆台的工作人员一起做了很多场流动的直播，那一年是直播做得最频繁、最有影响力的一年了。“省台下来了13个主持人，都是不同的少数民族的，他们开来了他们的直播车帮助我们（做节目），广播都是上卫星的。9月12号晚上是民族团结节，9·13是康巴艺术节，那时候下着雪，冒着风，但没有一个人叫苦。13个省台的民语的主持人，加上我们台的扎西老师，我们台的何洁，都在做主持人。在那种已经到了接近零度的时候，没有人叫苦叫累，下着雨啊，在那个过程中做主持人，包括这次主持的主持稿也是通过跟省台的何敏老师合作来完成的，同时还有康巴艺术节的直播活动，（主持稿）也是反复推敲的。当时15个主持人同台直播，每个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跟听众打招呼，这种中华民族的融合性特别能够体现。”
2008年，这是一个令张文彩非常难忘的时间节点，因为当时奥运火炬传递已经确定在迪庆地区举行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就碰上了“3·14”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国家当时的组委会就是要计划取消在迪庆的奥运火炬传递。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火炬传递的活动最终是保留了下来，传递的时间也确定在2008年的6月18号，只是线路就浓缩了，原来传递的路线要绕很多地方，但是浓缩后的路线变成了民族体育馆是起点，终点是普达措国家公园。当时是中央台、云南省台和迪庆台来共同合作，决定直播怎么来做，本来打算做10个小时的直播，由中央台、云南台、迪庆台3个台并机直播，3个台的主持人共同参与，但是变成了4个小时。原来10个小时稿子需要浓缩成4个小时，很多的拍摄和播出安排也就需要调整。张文彩她们反反复复来修改稿件，最后她们决定换3拨人，一组在直播间，一组在民族体育馆起点那搭了一个临时起点，一组在普达措公园终点。“4个小时，沿线过程的采访都要穿插在里面，怎么穿插？如何凸显地方特色，让全国全世界都能同步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片头如何体现地方特色，区别于其他地方？我们做多少个片头，如何来穿插，放什么民族音乐更能体现那个过程？这一系列都是反复推敲，从来没有报道过这样大型和神圣的事，可以说是大事中的大事了。在我们香格里拉（举行），包括在中国（举行）都是一件非常骄傲的大事情，做了这么多一系列事情我们当时很焦灼，但是我们在焦灼之中又忙而不乱地安排好了。我分配在第三组，是在要收官的时候，中央台的和云南台的一起来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锻炼了自己，学会了怎么跟多个主持人合作，怎么来有机合作，怎么更好地在直播的过程中达成一种默契，那一年我感触特别的深。”后来，针对奥运传递的过程，全国各地媒体在准备报道的过程，中央台还做了一本书，那本书现在都还在。张文彩在说到这里时兴奋地从书柜中拿出了那一套书，并且给我们进行了讲述：“激情梦想，奥运火炬传递，中央台出的，全国的奥运火炬传递，它并不是全部，只记录了上半段，但这个非常有意义。”
后来我们也问到了，在奥运火炬的传递的报道中，是否有藏文媒体的参与，张文彩是这么回答的：“它这个（火炬传递报道）都是中文，藏文的广播台参与了节目，但是没有进行直播，他们只是节选了刚开始的部分。在火炬传递过程中，藏语就是翻译我们的稿子，它们节目做得比我们短，只做了一些奥运火炬手的采访等等，它是做成专题，而不是做成直播，直播只是（用）汉语（来进行的）。”
因为聊到了藏语节目，她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迪庆人民广播电台里面有一个小时的（藏语）广播节目，就是做一个小时、重播一个小时，相当于两个小时的藏语节目，从上午10：00～11：00，穿插在我们汉语广播，到了下午4点钟，它又开始重播了。刚刚开始就设立的迪庆新闻，我们做了汉语版以后，他们把汉语版翻译成藏语版，他们不光是我们的迪庆新闻，它另外还有《教你学藏语》，我们州里的很多人的确就是学会了康巴语。有一个人特别典型，他每天都听《教你学藏语》节目，他就跟着学了，（后来）有些（字）甚至会写了，交流这些是一点都没有问题了，他唱藏语歌唱得非常好，（之前是）会说会唱但是不会写，通过我们的广播现在真的是（进步很大），可以用标准的康巴语跟人沟通了。”
“说到藏语，我们真正的藏语频率是2017年1月1日试播的，到今年1月1号整整一年，它在整整试播一年后正式开播了。我们的扎西老师，他就是做广播节目的，从这里上去的。汪莉群她也是从广播出去的，格松次村也是在广播这边，现在合并成藏语译制中心了，一起做广播电视节目。次村就是跟广播这一边，《跟我学藏语》是电视的，更加直观，现在的FM99.8整天就是藏语节目了，现在收听率还是挺高的，现在的民族音乐收听的人还是特别多。（唯独有点遗憾的是现在）直播间也没有打造成藏式的，我们以前老楼的长征路上的老直播间，就是特别有特色的藏式直播间。”
2008年，迪庆台还跟省台的香格里拉之声做了一个《八方名嘴话名城》的活动，“我们又把16个台的主持人，还有省台主持人（请了过来），我们就把直播台坐在古城的四方街上，我们做着直播看老百姓跳着舞，各个台的主持人同台直播，把香格里拉多元的民族文化，用多个电台、电视台的声音同步收听传递出去，也是特别难忘的事情。”
2009年1月份的时候，国际滑雪节在香格里拉的尼西举办，并且邀请了全球的滑雪运动员。“我们也是去做直播，第一天我们要从这过去，那个路是滑得不得了，广播有个直播车，我们（要）提前一天晚上要去到尼西那里，路上我们车子打滑，所有人（都从车里）下来，在雪地里推车，我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团队精神的一次。推车完了到滑雪场里面，里面设施还不完善嘛，而且我们离城里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办法，（晚饭）就吃方便面。然后开始写稿子，搭建临时的直播台，接线，那时候零下的温度，（到了）凌晨1点我们才休息。当时（主办方）给我们一个大房间，但是里面只有一张床，我们去了一大拨人，记者2个、主持人2个、技术4个、领导1个，一共9个人要住在那个房间里。因为第二天要做直播，所以不可能回来以后第二天再去，而且路况差，来回更不现实。因为只有一张床，那怎么办，当时领导就说，让主持人睡，因为你们明天要主持，要写稿，你们自己来住，其他人打地铺，然后所有人都在大厅里打地铺。虽然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床上，但是大家一起去的嘛（都睡在地上），我们也睡的不踏实。”
“第二天直播的时间也特别长，我们邀请了我们现在的副州长、原来的体育局局长，香格里拉县的副县长以及宣传部部长来我们节目。整整4个小时，搭着简易的直播间，它是国际赛事啊，全世界的野外滑雪高手来做这个事，怎么通过语言传递出精彩的比赛，是非常考验我们的，因为在滑雪的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出现状况我们如何救场？4个小时，3个嘉宾，2个主持人，如何把滑雪的整个过程、短距离长距离、高难度的、不同的组报道好？那次也是特别考验的一次，通过那次我们都觉得把团队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后来我一直在说，我们的团队精神不能用任何的语言来形容，那种凝聚力、那种团结，心往一处想，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在恶劣条件下没有一个人抱怨，因此我现在觉得，做一个大活动，团队精神太重要了。”
“尽管我穿着非常厚的鞋子，但是当时温度是零度以下，那个4小时节目做了以后，因为（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不（能）动，我的整个脚生冻疮啊。我的爱人特别心疼人的，他从朋友那里听来了一个偏方，用小麦兜麦子，熬了以后泡脚就会好。我们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寄来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泡脚啊，那次真的特别难忘的。那次直播得到了国家体委、州政府，还有乡县政府的肯定，这真的是特别难忘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当时特别流行滑雪，玩着玩着还会上瘾，所以从2008年一直到2011年，我们香格里拉人都会去那里滑雪，但是（滑雪场）没有延续下来，现在没了，它其实是冬天特别好的一个去处。”
到了2010年，张文彩主要负责策划、主持和播音工作。那一年她们团队又一次跨县去做维西的傈僳族阔时节的直播（阔时节相当于傈僳族的新年）。“当时我们从尼西过去到塔城，然后去维西县城，我们绕了很远的路，一天的时间才到，当时我、办公室主任、新闻中心主任杨淑珍以及另一个同事，我们4个人打前站，晚上7点我们就到维西了，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也是要准备直播的稿子，还有一系列跟线上的对接工作，要搭一个直播台，背景板要体现维西傈僳族的特性，这一切都要我们几个人筹备怎么去做，因为后面的大队伍第二天才来。但是特别好的一点是，当时维西县政府也是特别重视我们跨县做直播这个事情，我们是20号出发到维西，21号做所有的准备，22号晚上文艺表演。他们有一个影剧院，还有个广场，我们的直播台也就搭在广场，维西虽然没有中甸冷，但当时是冬至时节，所以那个晚上的冷也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因晚上直播，如何通过广播让全州的老百姓能够知道（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是晚上8点半开始文艺晚会，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才结束，台上文艺演出的直播，台下又是篝火，篝火晚会（人员的位置）是不定的，走来走去，我们怎么保证传输呢？文艺表演台上固定（的设备）确保好，但篝火晚会的信号如何来确保就是我们的一个挑战。”
“我们主持人如何来衔接，把新年喜庆的气氛通过广播来体现，还有临场发挥，包括技术都是一系列考验，我们每个环节都是考虑在先、预案在先。后来我的脚又都快走不了路了、麻木了，后面节目结束了，但是篝火晚会没有结束啊，我们自身也要活动一下的，我们把东西收好，也参加到节目中去，我们也就去跳舞、喝酒，酒摆在边上的，随便喝。当时人被冻僵，经过跳舞身子也就活动开了，跟着傈僳族一起跳，非常开心。”
到了2011年，维西县邀请了电台和电视台参加活动。双方都去了，当时设置了很多的比赛，包括傈僳族歌舞、民歌比赛，主持人只有两个。张文彩说：“那么多场的直播，我们主持人如何衔接，他们（维西）台一个主持人，我们台一个，他们的主持人没有做过广播，我要怎么带？我们怎么达成一种默契？（这些都需要考虑。）要一下子进入角色中还是要一个过程，（我们就在）下面操练，模拟直播。我们几个主持人，我统揽策划统筹，写主持稿，负责每一场的稿子，模拟怎么协调，模拟直播邀请嘉宾进入节目，每场节目适合什么嘉宾都要模拟。通过模拟训练，又不断沟通、不断交流，相互配合就好做一点了。维西的小伙子悟性特别好，学东西特别快，虽然有时候他会接不上来话，但是嘉宾可以相互来补充，所以那次直播也是特别完美的一次。”
到了2012年12月，真正的两台合并完成了。张文彩说：“我原来从2010年开始担任广播的总编室主任，2012年合并后，我通过演讲、一系列的竞聘上岗，成了合并后的总编室主任。合并以后对新的台班子成员也是一种考验的，原来电视有电视的属性，广播有广播的属性，如何相互合并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怎么融合呢？广播和电视性质不一样的，新闻怎么融合？当时合并了以后，因为广播新闻和电视新闻有区别，广播也用电视新闻，用电视的音频，但是用下来以后就发现不行，因为电视有字幕，广播照搬照套它的同期声不行，我们只能通过二次编辑。一开始我们直接接着电视节目（剪去视频留下音频）这样用，半年后觉得不行，听众流失太快了。”
“（广播节目里）说着说着另一个人出来了，观众就感觉莫名其妙，后来我们就改，广播就要适合广播的特性，对于电视稿子要进行二次编辑，广播要通过播音主持重新配音才能呈现出来，不能莫名其妙出来一个人说话，所以这个（广播直接用电视的音频）就是大的一个动作。刚刚合并还是没有考虑周全，后来广播重新二次编辑以后，效果还是挺好的。”
2014年迪庆广播电视台就跟杭州调频创意公司合作，全部由创意公司来帮广电台进行包装，开始实行“贴地飞行”，包括重新招人、注入新鲜人才等。新人和老人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的兴趣，老的一拨人就是新闻和《政风行风》热线，年轻的新招的一批人做都市广播、汽车广播，也是实行全天化的直播的。
在访谈的最后，张文彩对我们感慨道：“今年我从事广播整整20年了，广播给了我一种事业感，我热爱这个行业，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有一种获得感，都是广播给我的。我觉得在做的过程当中我的幸福指数（是做）其他的（事情）不可比拟的，我热爱它，我就执着于它。虽然现在总编室（工作）很繁杂，但我依然做着《政风行风》这个节目，它给了我很多的获得感，我们不是说为了老百姓解决了多少事情，但是通过节目，我们力所能及地为老百姓解决很多很多问题。2007年12月31号，《政风行风》第一期节目开播，到今年也整整10周年了。我做了很多节目，（包括）生活、新闻、娱乐、音乐类型都做过，但是在不同的节目类型中，我会获得不同的感受。最让我有获得感的，我觉得就是给老百姓和政府间搭建了沟通平台，老百姓直接可以反映问题，它（政府）要落实的，它（给老百姓办事）跟现在的党风廉政考核挂钩的，不好好做的话，纪委会对单位追究责任的，这个事特别好。今年我们的《政风行风》走出去了，在维西县搭了直播台，还搬到德钦县梅里雪山，搬到那里做节目，当地的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更直接更直观。以前维西县的政府部门领导都要来我们这里做节目，现在直播间搬下去，老百姓反映问题更直接，解决问题更有力度、更接地气了。今年做了两期了，10周年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现在也是给10周年献礼。”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2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唐优悠）
（四）扎西邓珠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琼卡尔·扎西邓珠，迪庆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工作时间：2001年至今。
琼卡尔·扎西邓珠，男，1973年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2001年10月，开始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从事藏语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现任迪庆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迪庆州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曾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工作之余编译、编著并出版《圣地卡瓦格博秘籍》《飞翔的雪山——德钦民间弦子歌词汇编》《康区雪山圣地卡瓦格博指南——仙人授记之太阳》《乡音悠长——德钦民歌集锦》等书籍，还用藏汉两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从事藏语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以来，独创或主创的广播电视作品先后荣获113个省部级和国家级奖项。
扎西邓珠（以下简称“扎西”）初中毕业后直接考上中专，用4年时间学习藏文专业的相关课程，后考取康定师专。后来，扎西回到老家，在一个离县城150千米的中学里面当老师，3年后调到一所师范学校。1999年，扎西以自考的形式考取甘肃的西北民族学院，两年后获得本科学历。2001年就被调去迪庆从事广播电视工作。
实际上，扎西在上大专时就开始接触广播播音，正是那个时期的锻炼为他后面从事专业广播电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有时冥冥注定……因为当初上大专（康定师专，现在的四川民院）的时候，学校有个广播站，只有汉语、没有藏语，我们都是师范进去的，毕竟考虑东西要比高中生成熟一些，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把藏语广播办起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找学校主动要求，我们可以干（藏语广播），就这样开始把康定师院的校园藏语广播办了起来。”这是扎西与藏语广播的第一次结缘。在甘孜巴腾师范学校工作时，扎西又在学校开办了文学社和广播站。“我们学校当初没广播站，就是放体操，然后中午和下午的时候放音乐，所以就把广播站成立起来，文学社和广播站相辅相成。有时候这就是个人爱好，有些东西在牵引着你。”
2001年10月，扎西来到迪庆藏族自治州从事藏语广播电视工作。“当时广电总局通过西新工程给迪庆投入很多资金，但台里只有一个藏语工作人员，她于199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一进单位就尝试做藏语广播。1997年正式播出藏语广播节目，一周三期（周一、周三和周五），每期5分钟。当时的栏目主要是做新闻，把汉语新闻翻译成藏语。当时的工作人员也是刚刚接触这些东西，所以语速经常跟不上，播音速度比较慢，多的时候两条新闻，少的时候也就一条新闻。”在此背景下，扎西被迪庆广播电视台借调了一年，之后就一直留在迪庆工作。
刚到单位，扎西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当时国家广电总局要求，迪庆必须要有半个小时的藏语节目。扎西和之前那个同事就试着丰富节目板块和内容。不仅有新闻，还有藏语歌曲欣赏，但并非单纯地播放歌曲，播音员还需在音乐欣赏中穿插对歌手及歌词的介绍，“我们播音时说上几十秒就放歌，当时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将节目做成半个小时。”几个月后，台里又从四川聘过来一个播音兼编辑，在半个小时的藏语节目中加进一个文学欣赏的栏目，比如散文配乐、文学作品朗读等。其中文学作品这一块由扎西负责，那些在节目中朗读的作品一部分来自扎西自己的创作，也广泛涉及其他藏文作家创作的作品集。“当时我们的态度是，因为广电总局有这个要求，必须办（藏语广播），我们当时顾不了当地老百姓听得懂听不懂，就只能按照上面的要求来播，当时能听懂的人特别少，大家也就是能听听音乐。然后就慢慢发展为每天1个小时，再到每天2个小时，到了2个小时就没再往上加了。广电总局要求我们还是要往上加，但靠我们这里的人力和精力还有个人的能力水平，再往上加时长是不可能的，毕竟只有3个人嘛，所以我们一直是2个小时封顶，再重播2个小时，做满了4个小时的藏语广播节目。” 2017年1月1日，藏语广播频率（FM99.8）开始试播，结束了藏语广播节目一直在迪庆综合广播频道播出的历史。如今，藏语广播节目还是4个小时的节目，从8点钟开始到12点，12点开始又是重播，负责广播节目的工作人员发展到了4个。”
2005年12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成立迪庆州广播电视台康巴藏语频道，这是国内首个州市级民语（康巴藏语）电视频道。该频道于2006年6月1日正式开播。同年，迪庆电视台成立藏语部，扎西和之前的那个做播音的女搭档分别留在了电台和电视台。算在扎西在内，电台共有3个工作人员。
2010年8月份，扎西被调到电视台主持工作，同时把电视台的藏语部升级为藏语译制中心。电台这边有两个工作人员，他们还帮电视台做一些专题片的译制工作，一直到2012年两台合并。其他部室都面临着该如何组合这样一个问题，但藏语这边已经是提前两年把这些事情做好了。合并后，扎西和同事一起做了很多尝试，先是广播、电视分开做，但这样出现了一个问题：“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上不去，比如会用广播录音设备的，电视这边不会弄，会扛摄像机的人不会摸广播的设备。”因此，扎西再三考虑之后，就不让团队再按照广播和电视进行区分，而是按照新闻和栏目来做，“把人分成两大块，一块搞新闻，一块搞栏目，新闻和栏目里各自细分，到现在为止也在延续这个模式。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工作人员既能做广播的东西，又能做电视的东西。然后，只要个人业务能力和藏文专业水平高一点的话，这个跨越很简单，就一直这么弄着。”
在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中，有30分钟是直播。关于直播节目，扎西和同事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因为迪庆的藏族在语言上和其他州有些差异，它虽然属于涉藏地区的康方言，但又不是大的‘康方言’，标准不一样。它属于土语，它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比如香格里拉城区与小中甸地区也有很多词汇的不同，这个现象比较普遍，但至少可以交流。大小中甸是一个小的自己的方言区，过了尼西乡又和德钦那里讲得通，是一个方言区。再有就是维西县的塔城镇又有一个自己的方言区，我们现在去的话也是，和塔城镇的老百姓直接用藏语交流，他们讲的话我们能听懂30%左右，我们讲的话，他们基本听不懂。”
语言问题给实际的广播节目制作带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广电总局要求我们用标准的康方言进行广播，但我们用康方言来播音的话，老百姓听不懂，那就麻烦了。”面对这种情况，扎西和同事们在这半小时的广播直播节目中用方言播音，“本地方言的话，也存在着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德钦人听不懂香格里拉人讲的话，香格里拉人又听不懂德钦人讲的话。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播音主持又分组，香格里拉的播音主持就用香格里拉藏语来播，让香格里拉的老百姓能听懂，德钦的播音主持就用自己老家的藏语来讲，让相应的老百姓听懂。这样轮着来，否则你找不出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我们听懂很简单，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听懂。”
提到藏语方言节目时，扎西老师谈了当时闹出的一些“笑话”。“我们觉得是标准的读音，在整个涉藏地区，除了迪庆之外都能讲通的事情，到了迪庆特别是香格里拉的老百姓耳朵里，它就变成了是脏话、下流的东西，就像金沙江，我们习惯叫金沙江而不叫长江，实际上它是长江的上游，我们在节目里很多时候都要提到金沙江。比如你提到奔子栏，肯定会介绍它位于金沙江西岸的小镇上，那么在标准藏语里‘金沙江’的发音翻译过来就是偏牦牛，所以我们也把金沙江称为牦牛河。但在大小中甸和德钦的一些地方，牦牛的发音类似于当地的‘男人的生殖器’的发音，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是迪庆电视台一直在讲脏话。”因此，扎西经常告诉同事们：“毕竟我们的听众在这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顾及这边的语言，要把它换成没有歧义的词语。但是新闻里出现的话，没办法，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把国家广电总局节目主持人用语的这些相关条令文件都打印出来发给工作人员看，表面上看上面讲的是一个小笑话，但实际上它也给我们做节目以启示，也就是说，做节目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在电视节目方面，“最先是每周一期，5分钟的新闻，大概两条左右，然后慢慢规范，一个星期做两次，最后是一个星期做三期，就像现在的香格里拉电视台。”2006年6月1日，藏语频道正式试播的时候，就改为一天一期。主要分新闻和栏目两大块，其中新闻刚开始是10分钟，5分钟翻译中央新闻联播摘要，5分钟翻译迪庆本地新闻；后来发展到新闻50分钟，其中30分钟“新闻联播”全译，15分钟的迪庆新闻，5分钟云南新闻。栏目是以放歌为主，即《歌声传情》栏目，然后就是翻译汉语电视的节目以及栏目《跟我学藏语》，还有一档《五彩迪庆》译制节目。栏目《跟我学藏语》先教新词汇，从字母开始教，然后教对话，再到传统的谚语俗语，到现在一直在办。很多老百姓对这个栏目反应很好，还有不少人来我们台长那里要这个栏目的碟子，但扎西和同事没留过资料，做完一期是一期。最后是自制的栏目，在扎西看来，只是做译制节目的话，工作人员的藏语水平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于是，扎西策划了一档自制栏目《香格里拉·民间》，把民间传统文化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时候是主持人请嘉宾在演播厅里做，有时候是直接下基层从头到尾记录，这些片子也得了一些奖项。藏语译制人员的译制水平和后期的编辑水平也通过这个栏目得到了很大提高。
对扎西而言，《香格里拉·民间》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它更像是一项文化事业。“在做节目时，我自己有这种心态，藏语的其他同事也有这样的心态，做《香格里拉·民间》这个栏目的时候，感觉自己在重新发现本地的民间文化。从开始做这个栏目一直到现在，我真正实现自己出去拍摄的愿望，今年（2018年）是我做这份工作的第四年。四年时间里，我越来越能发现迪庆民间文化的丰富性。这种感觉都是通过自己到基层采访、做节目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所以我发觉，你看待一个人或者看待一件事，不能一见人就给他下定论，要慢慢摸索着，就像以前我们的伟人毛泽东所讲的，你想要知道这个梨子是甜的还是酸的，你只有亲口去尝一下，这也是这么几年自己做（工作）的一个收获吧。”
关于这个《香格里拉·民间》，扎西老师还向我们分享了一些有趣的经历。“2017年，大概是6月，到塔城去做了一些节目，到塔城采访，语言沟通是问题，我们讲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讲的我们听不懂，如果把那里的东西原原本本拿上来在州里放的话，观众们也听不懂。后来省文化厅的非遗处和州非遗部门一起去塔城做一期国家级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片子，然后就打电话给我，问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然后我就带着一个摄像人员下去后，我觉得很害羞，因为我们一直觉得那里没有（文化），那里不行，但下去之后真的令人震撼。一个79岁老人家，他不仅能讲本地的方言，而且还能使用比较标准的书面语言，这就让我对迪庆的民间文化另眼相看。在那里我们一待就是10天，把老人家会讲的、会说的全部都录了下来，回到台里精心地编，做了三期节目出来，播出去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大家才知道原来塔城那里的藏话我们也能听得懂，原来那里的格萨尔也不是吹出来的。我也明白了应该更潜下心去做而不能仅凭主观的判断，这真的是一个大的收获。所以那次以后，我们又下去到塔城做热巴，那个热巴老艺人原来是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后来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个老人家也非常激动，有表演的时候会有人找他去演出，但是从来没有电视台来采访过他，而且是懂藏语的人来采访他。我们也很激动，只要交流的话就能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文化，而且这些文化又有一定的共性。我们后来才发现，在塔城很多纳西族和傈僳族也在跳藏族的热巴，这是民族团结的精彩案例啊！”
对于涉藏地区广播电视媒体人的未来，扎西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一个怪现象，迪庆州每年藏文专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至少有100多名，但是我们这种单位招不到懂藏文的人，他拿的文凭是大学本科毕业证，拿的学位是文学学士学位。但是来了之后，还不如我们那边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西北民大已经停招迪庆州的学生，一是底子太差，到了那里根本跟不上，二是到了那里不学习，因为迪庆涉藏地区的水平要比其他涉藏地区好一点，他就有一种优越感，西南民族大学就会为迪庆来的学生单独开一个扫盲班，你想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就这么让你混，混出来就是大学，四年本科毕业相当于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那么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来用，那节目质量肯定下降，所以我们一直严把进人关，你看我们招人招这么多年，还是招不上来啊。”
2018年由于人手问题，藏语节目还没有做新媒体的平台。“汉语那边有新媒体，做得不错。我们下去采访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我们也只是通过个人的渠道去传播。青海藏语广播电视台有一个网站，一直邀请我们在首页开个窗口。但是我们一直不敢开，因为第一次很简单，只要你把所有板块的内容整好一次性填充进去就好，但持续更新就困难了。现在3个人手做着4个小时的广播节目、2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根据广电总局专业的算法，10分钟的电视节目必须有15个人才能运转，我们现在做的电视节目，就至少要五六十人，然后广播我们又在做着4个小时，相比汉语广播，6个小时的直播加上新闻，但他们的人又接近20多个，新闻中心每天只是15分钟的新闻，有30多个人，广播再做4个小时。除去新闻之外，我们就是5个人负责，这样就没有精力腾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
近几年，扎西看到了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他先后开办了“触迪庆”公众号以及“阿珂灯吧”抖音号，传播迪庆新闻、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还将自己创作的诗歌《金沙江畔》发布在平台上，“闻听牦牛河的传说，满眼砾石，唯不见金沙闪烁，我那遥远的祖辈。”
结束访谈前，扎西还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新书《广播电视新闻攻略（藏文）》，这本书既是从事藏语广播电视新闻工作的理论依据，也是扎西从事藏语广播电视新闻工作16年的经验之谈。“算是做个总结吧，用藏语写广播电视新闻方面的书籍，这个应该是第一本，以前的大多是论文集，我在书里首先是对广播电视新闻进行了一个概述，然后从采访到编辑后期处理等一套工作都融在里面。我通过这本书是想表达两点，广播电视新闻工作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翻译受众的意愿，所以特别加了民生新闻这个章节，用的案例都是自己在藏语广播电视工作中的实际经历。”
（访谈时间：2018年1月8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
（五）格松次村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格松次村，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译制中心主任编辑。工作时间：2007年至今。
格松次村，男，藏族，1968年出生，四川甘孜州巴塘县人，从小学习藏文。1989年参加工作，曾从事教育行业。1991年参加全国成人自考，考取康定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继续回原单位工作。2007年调入迪庆电视台，从事藏语广播工作，现任藏语译制中心主任编辑，主要负责藏语广播节目，时常帮助台里藏语电视部门翻译稿件。
格松2007年从四川调入迪庆台，“当时广播和电视是分开的，我被调到藏语广播，刚进来的时候，全台（广播台）共有13人，搞藏语的算上我只有两个人，当时新闻频道和藏语广播是一个频道，没有分开。”根据格松老师回忆，当时藏语广播节目的时间总共有2个小时，“汉语节目给了我们（藏语广播节目）两个小时的空间”。当时这两个小时的藏语广播节目包括新闻和综艺节目，“比较丰富，但时间短，包含了一个小时的重播，真正做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因为只有两个人嘛，人力有限，稿件主要来自汉语节目那边，然后我们直接翻译。”但这种情况只是针对新闻板块，“综艺节目都是我们自编的，比如说《卫生与健康》，我们就在电脑上下载卫生方面的资料，然后编辑加工再播出去，还有法治节目，节目类型还是多的。”
与许多新进入民语节目的人员一样，格松老师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将汉语文本翻译成藏语。当问到格松老师第一次翻译的新闻稿件时，他的记忆有些模糊，只向我们讲述了最初从事藏语翻译时的种种不适：“来这里之前，我在四川那边一直当老师，到这里搞广播，就像人家说的隔行如隔山，教师行业与新闻完全是两个含义。”万事开头难，面对着100多字的汉语新闻稿件，“我需要半天的时间” 才能把它翻译成藏语。对格松而言，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当时经常会出一些问题，不是在翻译上，而是在播音环节，当时刚刚接触那个调音台，音量的大小没有控制好，（技术方面）犯过很多错误。”
将近一年的时间，格松老师慢慢进入工作状态当中，“当时我和搭档就开始分工，一个做新闻，一个做专题”，两人不定期地轮流做节目。“当时我还是主要做新闻，新闻有5分钟，主要是迪庆新闻，把他们（汉语节目）采集过来的新闻翻译过后，自己把它播音出来。”就是这样“从新闻翻译入手，然后播音、编辑都是一个人做，然后慢慢地就可以做专题节目了”。关于专题，格松做的第一档藏语广播节目是2008年开办的《藏语课堂》，一周播一次，周一至周五轮播，每期15分钟（与此相对应的是扎西顿珠老师的电视节目《跟我学藏语》）。
“因为迪庆这边的藏语文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我就开始发挥我原来的特长，就通过广播教他们藏语，当时这个节目在台里非常受欢迎。”这档节目完全由格松一人策划完成，“我先从发音开始慢慢地教”。在2017年还未搬到我们访谈所在的新办公大楼之前，格松已经从小学一年级的藏语课程教到初中的课程，“我从我们小学课本的第一册（人教版的课本）已经教到初中了”。但这一节目的听众却“少得可怜”，“因为迪庆这边民族多，藏族所占比例还是少的，他们听藏语广播，看藏语电视的还比较少，我们原来是做康巴语的，他们本地和我们康巴语还是有区别的，也听不懂。但德钦那边，我们的口音还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像，再有就是，我们这里听广播的大多是外地人，也就是其他藏区到这里做生意、工作的听众还是比较多，本地的相对少一点。”
格松向我们讲起了那段做《藏语课堂》栏目过程中的难忘的经历，“讲解字的时候最枯燥最麻烦，就是对着话筒讲讲讲，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尽管听众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听众在哪里，格松还是会享受自己在播音话筒前传播藏语的快乐，“当从课本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故事性强的课文时，我在话筒面前就会感觉很精神，主要的兴趣就在于介绍作者的时候，也就是要讲点历史、讲点文学，各方面都讲一点，这样我自己感觉好一点，毕竟听的人太少了。”2017年，搬到新办公大楼后赶上改版，“由于人力原因，我本身担负的任务也很重，另外电视节目中已经有扎西老师办的藏语学习栏目，所以就将《藏语课堂》取消了。”
除了《藏语课堂》，格松还参与了《法制园地》《卫生与健康》等栏目，“我们什么都做，也帮电视那边做，毕竟人少。”虽然藏语广播和电视对工作人员也做了分工，“比如你做新闻，我做栏目，是分开的，但是一旦人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互补位、帮忙，完成工作。
谈起10年藏语广播工作中难忘的经历，格松特别提到了“培训”。“参加广电工作之后（2007年），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过，学他们的那种音乐编辑、节目的制作，都参加过；在成都、西藏到处都去过，还有我们省的广播电视台等”，这些培训让格松受益匪浅。“啊，这个作用太好了！比如我以前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在做广播，关于媒体的理念啊、新媒体啊什么的，根本没有。听老师讲完课，就感觉自己这个也做错了，那个也没做对，应该怎么做，和之前的方式会进行对比。这样的培训我大概去过10多次吧。”让格松最为震撼的一次培训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大概在2009年吧，从那以后，我做节目的观念就大大改变了。”格松回忆当时一位老师讲如何做音乐节目，“我来迪庆之后一直思考，无论你节目做得多好，假如没有听众，那就是白做。所以要把听众拉拢起来，让更多人听我们的节目。迪庆人能听懂康巴语的太少了，其他涉藏地区来这里务工、做生意的人能听懂，本地的可能德钦那里能听懂，再加上广播的范围窄，很少人听。所以我就在音乐上下功夫了，通过培训我知道了做音乐节目也要考虑受众，比如受众也分几个档次——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但如果你只做青年人喜欢的音乐，那么就把受众里中年或老年人抛弃啦，也就不行，你要考虑到全面，整个社会上的人，只要把受众抓住了，你的节目就有可听性了。”
“所以，我们做综艺节目时就用本地语，这样就收到了一些效果。2017年，我们搬到这里（新办公大楼）之后，就把音乐节目抓上去，我们的听众相当多啦。毕竟音乐老、中、青都喜欢的，也没有民族的界限，只要你播出去的好听呢，都喜欢，所以有些人和我们开玩笑，你们99.8是音乐节目。毕竟是我们音乐播的多一点，而且偏重藏族的音乐节目，之前也采用过藏族人演唱的汉语歌曲。到2017年1月份开始（2017年迪庆台申请到独立的康巴藏语广播频率FM99.8，并开始试播），我们就又改变了，全部用藏语的音乐。”说到受听众欢迎的藏族歌手，格松举出了尼玛泽仁·亚东等歌手，笔者想让他再列举一些，他说还有很多，数不过来。但他们编选歌曲的时候会按照音乐的“情调”选，“不能你那里刚有一个抒情的，我这里就来一个节奏很猛的。”据格松所言，现在的音乐资源太少，“我们在每个网站上下载，另外，我们涉藏地区的广播人还有个群，通过群共享下载的歌曲，然后再编辑。”
就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直做广播，2012年的两台合并也未给广播队伍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没有合并之前我就是搞广播的嘛，电视那边没有人的话，我就帮他们翻译那些专题，合并过后也就是这种，还是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原来的那个模式。有些人觉得合并后相当忙，我不觉得，因为我平时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另外，台里临时安排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2010年，格松凭借在五省涉藏地区广播节目比赛中多次获得的奖项评上副高职称。说到第一次评奖，格松有些羞愧，“当时刚刚来台里，也没有参加过评奖，那是我们现在的副局长包雪峰的作品，我记得最清楚，他写的稿子题目叫《农牧民子女喜领工资》，讲的是农牧民子女的生活补助、学生补助。我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没有作品嘛，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就跑到他那里要了这个稿子，然后我把它翻译成藏语再播出。”由于没有到现场，广播中的同期声，包括主人公的声音，全是格松后期加工的，他调侃自己说那是“作假”。“然后就拿去比赛了，那是我第一个参加比赛的稿子，拿到一个三等奖。”
如今格松获奖的作品已有168件，其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篇关于报道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的稿子，它获得了五省涉藏地区广播比赛的一等奖，“奥运火炬在香格里拉传递，当时我参与了整个采访的过程。”尽管做的是5分钟的节目，但当时格松搜集的资料比较多，“当时看的人、跑的人，素材很多，尤其是同期声”，说起稿子的构思，格松非常兴奋，“奥运火炬当时刚刚从西藏传递到香格里拉，我开始就先叙事，但主要表现的是有7个同期声，不同民族的，比如说你是哪些族，傈僳族、藏族，由于民族多，就体现了不同民族的特殊性，表现他们支持奥运会，也就表现了迪庆的和谐、稳定的主题。”
尽管从事教师职业的18年比起藏语广播工作的10年时光要长得多，但对于格松而言，从教师转变为广播人，是他的人生转折，“因为做广播让我知道自己真正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反观教书的时候，“我就是把一节课上完了就是完了，当时也基本上不怎么备课。但到了广播这边，我就知道了你做节目不光是自己在做，你做节目就是拿给听众，如果听众不听，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白做。另外，到了这边之后去外边走得比较多，接触的人也多，自己的知识面、人际关系都有比较大的提升。”
访谈的尾声，我们谈到了近年来新媒体发展对藏语广播的影响，在格松眼里，虽然新媒体如今方兴未艾，但“迪庆藏语的基础太薄弱，即使我们把广播、电视融入新媒体当中，如果你不懂藏语，你就不会打开这个网址，所以要改变这个情况，必须先把基础教育抓好。”
（访谈时间：2018年1月9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
（六）张琼华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张琼华，迪庆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广播主任编辑。工作时间：2007年至今。
张琼华，女，1970年代出生，现任迪庆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广播主任编辑。
我做广播是从2007年10月份开始，就是我改行过来之后一直都在做广播，刚过来的时候我是负责一个校园节目。当时就是在广播电台，还没有和电视台合并。可能领导们考虑到过去我是老师么，那可能会比较了解学生，比较了解校园，然后就让我从校园节目开始入手来做。
然后我除了做中午半个小时的校园节目之外还在做记者。刚刚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段经历很重要，也就是在改行之后你要接触的媒体首先是先要去做记者，就是从做一名记者开始。从采访开始、剪辑，再写出一条新闻，最后自己把它编辑成一条完整的新闻再交给编辑。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就是一边做记者，一边做节目。我们外出采访经常是几个记者一起跑，我就经常和电视台的何一光、罗晓翔以及报社的石建耀一起搭档，共同采访一条新闻。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和当时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一起去东竹林寺采访一条新闻。当我去采访之后，很受触动，很想做一些与藏族传统文化有关的事，当时心里面就埋下了这个种子，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启发。到了松赞林寺，了解松赞林寺的历史和那些建筑，那些僧人的生活还有他们那么多年的故事。
做记者的时候，还有另外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当时台里要求说做一条新闻，我开创性地做了一个小评论，当时台里很少有人会去写新闻评论，我记不清当时写了什么内容，后来评职称的时候我还把那个评论加进去作为一个资料，因为毕竟那个是我的第一条广播评论。那条小评论在台里的老师看来，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东西，思想比较符合当下的价值观，或者说符合大多数人的这种世界观，我说出了大多数人想说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是当记者的时候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广播的小评论算是开了一个先河。
但我主要的工作是播音和主持。领导们喜欢我声线稍微低沉一些的声音。我2007年调过来，10月份就开始做那个校园节目的播音了。后来就是到2007年12月，我们迪庆州纪委、州委宣传部、监察局牵头要求我们电台要做一期直播访谈节目。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因为当时就设备来讲，我们的校园节目只能够做录播，但是那个《政风行风》热线访谈节目要求直播。
然后我就和总编室的张文彩老师，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一做就是10年。2007年做了一期，到2008年再做一期，到第三期我们就分开各自独当一面。《政风行风》节目是把我们迪庆州各个部门的领导请到节目里面，然后我们与他们对话，在我们主持人与他对话的同时，听众不断地打进热线电话来，然后的话（反映）跟这个部门有关的问题，要求这个部门去解决。
这个节目做了很长时间，印象深的还是多的，我就从近的地方开始梳理一下。就像2017年，我记得一期节目是关于迪庆州扶贫办的。迪庆扶贫办的领导们来做这档节目，节目中有一位听众是我们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靖江镇的群众打进来的电话，他打电话来问为什么现在搞这个精准扶贫，他们家情况那么困难，但是为什么就他不是扶贫户，没有享受到任何的扶贫政策，然后他说家里的地被分成了两块，又没有办法合在一块儿，就是很难用，想请扶贫办的领导一定下去了解一下情况。
就因为听众的一个电话，扶贫办公室的那些领导们就带我和一位同事从香格里拉往靖江镇赶。到了那里之后，领导们先到镇里去了解这家人的情况，之后再到群众家里了解情况。那位村民的女儿刚好在2017年考上了公务员，那么他们家也就不能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这第一个疑问就帮他解开了，因为与政策不符。第二，他又说到宅基地的事情，说是连一个厕所都建不了。我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确实建不了，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家有两块宅基地，一个在村的上头，一个在村的下头。一个是在高的地方，一个是在离他们良田比较近的地方，两块都不大，但两块加起来又远远超过了一户人家宅基地的标准，这算是一个特例，还是不符合政策。我们给他们家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女儿已经有工作了，其实日子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你首先要有这个信心。第二，你不用跟其他人比，自己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好就可以了。我就像朋友一样跟这个大哥交流，他姓胡，我就称他为胡大哥。他当时的情绪就平复了一些。
还有一期，维西县、德钦县的领导来到我们这里做节目。几个农民工听到了节目，就打电话进来说他们工钱一直被拖欠。当时是迪庆州的蔡副州长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很快解决了他们的工资问题。这些农民工就可以拿着工资回家过年了。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回到了家乡还给我们《政风行风》栏目组写了一封感谢信。他们说也是偶尔听到这个节目就打电话试一下，也不知道到底管不管用，没想到还真的非常有效，夸赞我们是实实在在做节目。
《政风行风》栏目组确实是特别实在，答应老百姓的事情我们是件件都有回复。解决事情需要时间和过程，但件件要有回复，事事要有落实。如果没有解决问题，我们会让政府部门给老百姓一个心服口服的说法。所以，这档节目我们之所以能持续做下来，并且没有厌倦地越做越有激情，就是因为它能真正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真正为政府和老百姓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对政府而言，这个节目也是他们听民意的一个通道。
轮流着做的同时，我还在做着一档我特别喜欢的民族音乐节目。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普米族的歌曲都会在我的那档节目里出现。迪庆虽然是一个藏族自治州，但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和谐聚居的地方，所以做节目时彰显民族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是十分必要的。我之所以喜欢那档节目，是因为它让我几乎是搜遍了迪庆州所有的优秀民族音乐。
主持那档音乐节目时，我会介绍歌手，介绍这种民歌的风格，比如说我们迪庆州维西是傈僳族自治县，不同的乡镇流行的小调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把它们按照各个分支介绍给听众。这也是一档直播的节目，2007年的时候还是录播，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实现了直播。
其实，在《政风行风》开始直播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这个直播也没有那么难了。做大量的直播，对大家来说也是一次很大的锻炼。之后大家开始上直播，然后就不再惧怕直播，做了之后甚至像我这样还特别喜欢直播。因为在录播的阶段，我曾一度很困惑，我这个改行的选择到底对不对。我根本找不到那种听众的对象感，也就是录播时，我对着话筒讲话，只能想象电波的另一端有人在听，纯粹是凭感觉去捕捉那种对象感。但是直播时我就知道话筒另一端有着无数的耳朵在听，互动变得轻而易举。
2008年，我们和听众之间的互动方式是两种。一个是热线电话，听众可以通过拨打8229333或者8259444和我们联系，打进来之后可以点播歌曲，还可以和主持人进行一些其他的互动。有些时候有心事啊，甚至是找不到东西啊，东西落在出租车上啊，都会打电话进来。虽然是一个纯音乐的节目，但是因为直播状态的存在，所以能够帮助到听众，我就很喜欢直播，很喜欢！
除了电话之外，他们还会发送短信。听众们会说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的感受，比如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个时段放的曲子，还会问歌曲的名称。就是这样的一个带有服务型的、推广性的平台。
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份广播电视台的工作。过去我教书基本上没出去走过，但到了这边之后，经常被安排去外边学习。2010年时，台里给了我们一次接近20天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观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真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幸运！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到的东西很多。第一，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先学会做人，那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可以说是中国顶级的广播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和蔼可亲，无微不至。他们还特别的谦虚，人格的魅力对我的触动最深。第二就是他们的工作作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都市频率、音乐频率、民族等10多种类型，每一个频率都有每天的编前会，工作人员会带我们去参观每一个频率的编前会，非常的严谨。另外就是策划，不管是你要做一档新闻节目还是文艺节目，或者是时政类的栏目，或者是专访，策划绝对是先行的。
第三点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的那种传播意识。比如说我们到一个频率参观，工作人员马上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笔记本，上面印有频率的调频信息。一翻开，他们的节目单也全部在里边。从那次学习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外行了，至少知道如果要把广播做好，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20天的时间不可能让我们的业务能力有很大提升，但是我们做广播的理念上已经完全不同了。
第二次去北京学习是在2016年。台里给了我们非常珍贵的机会，那次是去中国传媒大学。当时，传媒大学派了很好的老师来给我们讲包括播音基本功的课程。那次去学了之后才发现，虽然我播了那么久的新闻，但对于播音来讲，我真是一个门外汉。回来之后，我就把自己当做播音的一个小学生，从基本功练起，按照老师教的方法，锻炼自己的口腔唇舌力度，坚持下来一年，就有很大的改观。听众说，播新闻的燕子的声音怎么感觉像央广，我就觉得很欣慰。
再说说我对民族音乐节目的看法和想继续策划的主题。迪庆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地方，在做民族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体现融合的过程。那么在做民族音乐节目时，我不仅仅播放藏族音乐，还会播放体现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文化的音乐，因为迪庆的包容性很强。你可能不知道，在迪庆有很多村寨是多民族在一个村庄里，比如说维西县的塔城镇，那边常常一家人就有7种民族。爸爸是一个民族，妈妈是一个民族，然后他就随了他爸爸，他老婆又是泸沽湖那边的摩梭人，还有回族、白族、纳西族。他们一家人就有7种民族，会讲很多种民族语言。接下来我可能会走进这个家庭，理解多民族的融合。
另外一个想做的是非遗传承这一方面的东西。过去我也做过，比如我做过那个尼西土陶，这个也是个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的时候，我去做了这个尼西土陶这个节目。我找到了当时的那个传承人所在的尼西乡汤堆村，然后我就和我的同伴李翔，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迪庆州文联的朋友约着一起去他家里看他做陶，他在作坊里做陶，还接触了他的儿子和孙子，然后我就做出来了一期“来自尼西黑陶的诱惑”文化专题节目，这个作品在省里还得了一个一等奖。
我还做过一些关于文化传承的一些思考。在2014年的1月11日，独克宗古城遭遇了一场大火，300多处房屋被烧掉。2015年初，我做了一期节目叫作《守住独克宗，留住乡愁》。我是土生土长香格里拉人，从小我就在独克宗古城古井边的小学读书，我就看到独克宗古城变迁的整个过程。是的，它是一天比一天繁华了，那种商业化的步伐阻挡不住。当商业步伐来得太汹涌的时候，我就发现传统在丢失。慢慢地古城就变成一个躯壳，住在里面的居民一批一批地离开。我当时走访了整个古城的核心区域，但只找到了三四家还在那生活的当地人。我在节目中呼吁，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一些政策，能够像乌镇留住一些当地的居民，作为一种人文把他们留下。就算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看建筑，却看不到一个本地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也只是躯壳而已。
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会丢失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而且那种东西几乎是没有办法再找回来，没有办法再弥补。我做这类节目的话，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我就是想着至少我做了，是的，至少我做了！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0日下午，访谈人：王东林；整理人：王东林）
三、电视
（一）秦舟尧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秦舟尧，新闻综合频道总监。工作时间：2003年至今。
秦舟尧，男，1975年出生于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1997年从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在国企工作了6年，2003年到迪庆电视台工作，现任新闻综合频道总监，曾担任新闻部部长，负责过摄像、编辑等工作，有多篇新闻作品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选用。
秦舟尧喜欢摄像，1997年就买了个小DV，那时候就是学着玩，自己也不会拍。2003年来到迪庆电视台以后就主要从事新闻方面工作，做摄像师。那时候电视台人手不多，工作不像现在分工那么细致，他作为一个记者既要干摄像又要写稿。因为大学学习的专业和媒体工作跨度比较大，所以一开始还是很不适应。
“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嘛，我喜欢看书，我不喜欢写，但是到了电视台以后这是使命所在，你干这个工作必须要会动笔，不动笔的话你的业务要提高是不可能的。在工作半年的时候，我们的台长他经常帮我改文稿，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字，全部用手写的文稿，我写了五六张，而且经常写到凌晨三四点，台长给我改得只剩下300多字，并且经常都是这么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新闻，就把什么都写进去，我那时候连新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走到今天我感觉自己还是悟出来了很多东西，可以说完全靠自己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绩。”
秦舟尧跟我们调侃，他新闻道路上的两次小里程碑都和老外雪山失踪有关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2003年刚进台时候的一次采访，当时石卡山两个老外失踪了，迪庆州武警支队全部出动了，省台记者下来了，我就跟着他们去跑，当时来了一个女记者在那里出现场，我那时候才慢慢也真正对新闻有了一点点的意识。”
2004年时，中央台、云南台播放了秦舟尧采访的一条报道，当时也是一个老外在白芒雪山失踪，他全程跟踪报道营救过程，后来在当天晚上中央台《新闻联播》就播放了他的报道。他讲述了那个过程：“那时候非常辛苦，我们凌晨3点钟出发，路不太好，到了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我们到了白芒雪山。然后简单吃点东西，我们就开始爬山，从早晨6点一直走到下午1点，看见老外刚刚被救下来，我们就马上返回。当时两个医生、一个记者，医生爬山都爬哭了。我没哭，我还背着设备背着大包，当然他们也背着药，爬得他们眼泪都爬了出来，大概爬到了黄昏，我们爬到路边，离路边还有三四十米的时候，我的脚就不听使唤、站不起来，白芒雪山非常冷，我趴在地上身体都动弹不了。我记得我是被两个公安民警把我架着拖到车里面，我说我的脚伸不进去了，他们把我脚架进车里了，他们还笑我说你自己的脚都抬不走了。我的体力还是非常好的，记忆非常深刻。”
也许是这两次经历让他理解了新闻，让他受到了鼓励，他的工作状态开始越来越积极。“我不喜欢写，我就逼着自己写，要自己努力嘛，新闻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的，你掌握了规律，以后就很轻松了。2005年，我就跟着我们当时的州长，自己努力动笔，我当时对州里主要的领导都非常熟悉了。可以说有些时候一个月，我们去德钦，我比人家跑班车的人还勤，虽然我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但是走过这个历程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有时候跟着领导，大家忙得连饭都吃不饱。”
作为一个媒体行业从业者，秦舟尧知道媒体能够给他人带来改变，也懂得自己身上担负的这一份责任。“还有另外一次上新闻联播，我到维西县采访了一个叫和勋的农民，他是一个村委会主任。他带动老百姓保护生态、种药材、修路。他家非常穷，过年的时候只有一桶香油，他就把香油送出去了，换点钱接水管。很多人都知道，和勋是一个非常好的村干部。我听到这个事儿就觉得这个有意思啊，我就做了这个报道，在我们这里播了一个星期。我去文山出差，云南台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这条新闻的原始素材，就叫我给他们传上去，云南台就播了，之后和勋的事迹又在中央台《新闻联播》被报道了。报道一出来，云南省委高度重视，很多领导就下去看和勋，因为他把维西的党建做得非常好。后来他就从一个老百姓成了一个公务员，成了副科级，他现在见到我都会跟我说：‘无论中央台云南台哪个记者下来，我心里只有一个记者，就是你。’我觉得做记者虽然苦，但是整个经历的过程，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继续说：“民主改革对涉藏地区来说是一件大事，我还记得当时我们30年的民主改革专题，云南台就要求我们做一条民主改革的新闻上去，我刚刚做新闻部代理主任，我们的台长就说给3天时间，希望在云南台看见（这条新闻）。我就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很多帮助后找到了一个民主改革的亲历人，这个老人原来是一个家奴、奴隶，后来变成一个党员，然后在民主改革后，他就成为了村委会主任。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去找到他，他讲到民主改革时就非常激动，把他以前当奴隶时候的牛皮袋子翻出来了，他说这个牛皮袋子是他唯一的财产了，我就采访了这样的过程。我通过大量的采访，通过翻译，挖了两三页素材，我们这里（迪庆台）是播了7～8分钟的一个专题片，我就把新闻送上去，结果第三天在云南台播了4分钟，已经非常长了，小标题叫《农奴的30年改革的变化》。我觉得我做的其他那些新闻，虽然也上过《新闻联播》，但是这个新闻我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在里面是花了很多精力的。”
（访谈时间：2018年1月9日下午，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王东林、唐优悠）
（二）高鸿斌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高鸿斌，藏语译制中心摄像，后期剪辑。工作时间：2006年。
高鸿斌，1963年出生于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东旺乡，小学毕业于东旺公社中心完小，1980年去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读中专，学习藏语专业。1984年毕业后回东旺乡做了3年藏文老师，1988年到东旺乡政府文化站工作2年。1990年调到了中甸县广播电视局做后勤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维护网络以及安装“村村通”的第一套和第二套工程，在广播电视局工作了16年。
2006年入迪庆电视台，“我所在的单位要转变为企业，云南省有一个双向选择的文件，你愿意去广播电视你可以去广播电视，不愿意也可以在原单位。然后我就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电视台，当时我们这一批20多个人都愿意来电视台，因为电视台比较缺人手。”
“我刚到台里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可以说是零的起步，所以我心里很有恐惧感，一开始我就被分到了播出部里面，在播出部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我都不懂。我的任务就是把其他部门剪辑完发给我们的节目上载，安排播出时间，有时候观众看到电视里面一帧一秒的画面错了，他们就会说这就是广播电视的一个整体的素质，我们整个广播电视的形象就会被破坏，（播出部）这是一个门槛的作用。所以当时带我们的老师，连开机关机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教我们的。”
2007年，高鸿斌要求调到藏语部（藏语译制中心），一开始给《香格里拉·民间》做摄像，他的摄像也是零起步。他分享了一个拍摄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扎西邓珠跟我一起做的一期藏族织氆氇的手工艺的艺人的访谈。当时我们在下面的塔城里面，做了剪辑回来以后要做15分钟的（成品）节目，当时在半路上跟电视工作人员有一个体会了嘛，你出去了以后不管你的素材要得成要不成，素材一定要多多的拍出来，我们觉得素材基本上来说应该是够了，但是回来以后发现素材不够，我们的局长和台长给我们审片以后，给我提了意见，要注意（氆氇的）采购人员、外销人员、制作人员等各种人员，然后我们跑了三趟，终于把这个节目制作出来了。那时候自己拍摄、自己编节目，这对自己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拍摄了东西不自己剪，自己根本不知道拍得好不好。你在路上说的电视节目拍摄制作周期的特点，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拍摄就要学一些剪辑的东西，只有剪辑才能知道自己拍摄素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学习剪辑的时候，高鸿斌都在跟技术部的阿福请教。“阿福毫无保留地教我，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好人，有时候我一个问题跑了几次（去问他），他都会教我，我觉得这个人还是要把脸拉下来，不能因为自己资历老就不做（请教），然后做着做着就慢慢熟练了。”
在谈到其他的藏语译制中心的访谈对象都比较为难的藏语打字输入法的问题的时候，高鸿斌说：“我还是要向年轻人学习怎么打字，我嘴巴也就多（灵活）一点，我比较勤学，不会的时候我就请别人教我。这个要学的东西，你不钻研就不行嘛。有次打完字以后，我保存的时候存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也找不到，我工作了几个小时的东西又变成了零，我赶紧就问同事，我问他我干了这么多我的东西怎么又不见了，他就说这个简单嘛，他打了一个回车，东西就回来了，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把我难倒了（尴尬的笑）。”
在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高鸿斌告诉我们，他已经跟台里提交了退休申请，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腿受了伤行动不便，所以台里给他安排的任务也比较轻松。他说，如果我们有任何访谈和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走一起跑一起去。对于电视节目中的一些不足，他对我们感叹：“十几个人干了一个台的工作，还有藏语电台FM99.8的工作，按照电视台的要求全部做得完整的话还需要多少人，翻译的话还需要多少人。中央台要翻译，云南台要翻译，迪庆台也要翻译。”
高鸿斌作为一个藏族人，他对于本民族的文化非常的自豪：“我们《香格里拉·民间》的东西，（呈现了藏族）文化博大精深，怎么报道都报道不完，迪庆有3个县，德钦有德钦的文化内涵，维西有维西的，我是香格里拉东旺乡的，我们那里有茶歌，结婚时候有酒歌，一个乡里的节目，四五年的时间都挖不完的。我当时就跟这些台里的年轻人说呀，你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你天天做我们藏文化的节目，做到退休估计都做不完！”
高鸿斌跟副台长扎西邓珠是老搭档，他跟我们说：“我比较感谢扎西邓珠，扎西邓珠的汉文和藏文都是比较权威的，你要是在休息，而我要学习拍摄，如果天天喊你去跑你肯定是会烦的嘛，但是我经常喊他出去跟我一起跑，他没有怨言，他说只要咱们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此时，我的采访已经结束，并且已经关了录音笔，这时候，从一开始比较抗拒录音的高鸿斌突然要求我把录音笔打开，他要再说两句。
“我有今天的成绩啊，我感谢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潘局长（当时的潘台长）；我的藏文有这样的水平啊，我感谢我们的副台长扎西邓珠老师，扎西邓珠老师对我相当的挂心、相当的支持，同时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和台长，他以前相当的支持我，并且十分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再次感谢所有教过我的同事，感谢我的老师，我感谢从网络部门出来的几个同事，感谢我们完全没有官架子的李副台长，我们比较融洽。”
后来，我们就结束了访谈，后来他随意说起：“我跟年轻人说，从学校到社会有一个不同的环境，学校是一个纯洁和美好的环境，到了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你们来到社会里一定要学会做人，要尊重前辈和各个老师，其他的技术是他们自己学出来的。我们藏族以上为本，（比如说）得饶人且饶人，宁愿自己吃亏不让别人吃亏，这和毛主席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样的嘛。我们藏族孝敬老人是做得可以的，我们藏族把父母当做上司，并且爱护小孩，我们藏语部这几个小孩孝敬老人是一个比一个好。”他在说这些的时候，脸上的神情是骄傲和自豪。
（访谈时间：2018年1月9日上午；访谈人：唐优悠；整理人：唐优悠）
（三）姚晓文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姚晓文（次旺），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译制中心主任。工作时间：2008年至今。
我是2008年8月来台里，台里那时候需要藏语翻译，我是以实习生的名义过来的，就待了一年多。因为以前在西藏学藏译的，然后回来翻译，他们（台里）说翻译得还是可以的，就让我留下来参加了那个2010年的考试（迪庆台公开对外招聘藏语人才），就考到电视台来了。
在西藏上学时，我们是藏文中学成立的第一批学生。原来是考到卫校，卫校有个藏译班，通过考试又考到西藏藏译学院，后面才回来的。实习的时候回来到电视台里面，原来在报社里面实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来到电视台，后面就是参加那个公开招聘。当时新闻是两天一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翻译央视新闻5分钟，翻译迪庆新闻15分钟，两天一档。2012年开始每天都是20分钟，2014年年底开始改版，2015年开始每天做50分钟的新闻，30分钟中央新闻，5分钟云南新闻，15分钟迪庆新闻，电视台、电台一样的。电视去年开始增加新闻时长，不然的话，以前只有两个小时的空当，还有其他的栏目，插进去以后新闻就只有20分钟时段，现在新闻有50分钟，跟电视是一样的。因为全部都是一起在干，早上新闻翻译完，然后在这里播音，播音播完了，然后稿子给电台那边他们自己重新编辑播放，底下人多一点、上面人少一点。新闻啊、专题啊那些都是一起做。
后面我主要负责新闻这块，新闻这块每天都要做，因为看的人比较多，并且每天都要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这里出错那里出错人家都要打来电话，所以要特别注意。不像专题，专题我们两个用一个星期可以审片看完。播出去有错误就不行了。新闻要求时效性，今天的今晚就要播，如果不用心做的话，出错就多了。
新闻也做过、栏目也做过，新闻这块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是对着稿子念，后面就开始出导语，导语的要求就是必须要背下来，因为那个软件不支持，不支持的话上面的字出不来，出不来（的）虽然是两行的字，但要背下来，翻译篇稿子一个小时，出个镜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有时候记得清清楚楚，到中间就断了。有时候有什么声音卡一下、有什么声音变一下，又得重新再来。现在好多了，有软件支持。刚开始是上镜，到后面又做专题，翻译《五彩迪庆》，后面又做了《香格里拉·民间》，刚开始的策划我们都是一起在做。然后就分了地方的，我负责总点香格里拉这个片区的，我是本地人嘛，和他们交流比较方便。第一次做的那个是最好笑的一次，我和我们几个朋友，他们摄像技术也好，然后把他们叫上去，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当时我坐在那前面的时候，那种害羞是不一般的，我给他讲，他也紧张，对方也紧张，我问的他也没答出来，他说的我也没听懂。所以录了2个小时，节目做下来15分钟还不够。当时做的就是婚礼说唱节目，是一个仪式的过程。过程我懂，但是过程的名字叫什么我说不出来。首先没沟通好，他是出名的歌手，民间说唱还是比较厉害的，他懂的那个我知道叫什么，然后我应该怎么问、怎么交流，但是没交流。婚礼仪式前我们两个是单独约出来，约出来还特别找了一个藏族文学家，想以那种座谈的形式做嘛，但后面是应该是到我交流的时候，我问他现在这个时段你应该说什么，然后这样这样说。然后他也是紧张，接下来他也说不上来，那个时候特别尴尬。他说的很长，我说这部分他能不能用白话文解释一下。这个就叫“婚礼说唱”，藏族结婚最传统的一个，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要说唱。我的意思是要他说一下在什么时段做什么，这个时段要做什么，然后他一连串地背下去，我也不懂他的意思，他也搞不懂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说这里面是一个过程。
其他的节目我也参与过，比如《五彩迪庆》《香格里拉·民间》，后面是做新闻，现在也是。以前使用标准的藏语表述，因为有的地方好多东西看不懂，后面也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得懂，又改成地方方言。地方方言做了几期，现在香格里拉那些基本上都看得懂。但后来我们把《五彩迪庆》特别是今年60年州庆的这个系列节目都用方言来做。都用方言来做新闻，就有人关注了，有人打来电话说你们几个这个表述不行、那个表述不行，说明他关注了。那天我也和台长说了，不是我们没人关注，关注的人有，主要的是我们的语言环境不在这里。现在是50岁以上用以前的古藏语，但是我们这一代的话基本上用的书面语，语言的表述上还是有差别的，表述上的差别特别大，像我们现在表述的是，有些词语是不可以颠倒的嘛，基本上都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白话文的形式在走，但老人们的语言，古藏语是反过来表述的。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藏语文化课一个星期最少有10节，现在我从小学到初中打听了一下，甚至我们好些专业的学校，像我们藏译学院那些的话，最多2节普课。现在藏文中学一个星期只有4节课，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几个交流的时间很紧张，为什么我们在那边大办公室贴了一个，到那边办公室讲藏语，讲不来藏语再讲普通话。如好些我们现在做的直播栏目要求能用得上方言的时候用方言，方言用不上的时候最好就用藏语言代替。现在反馈也好。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词读起来要用汉文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东西，现在基本是没改过来，我们也一直在做，但环境存在很大问题。像我们回去和父母交流，基本是汉语夹着藏语，方言就是这样讲了，就是现在这个环境说是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但是普及的实际情况并不太好，和现在的教育和考试有关，我们这里没说过要考藏文什么的，都是要考汉语。
做新闻，语言也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你是康区的用康巴语言，你在卫藏的用西藏语言，你在安多用安多语言。要以这个为标准，不能以地方的方言为主。你讲你地方的，我讲我地方的，那肯定不行。那新闻肯定是这样做，栏目、专题的话，什么风光的介绍，这个你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有些地方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有时候做个新闻啊，做个栏目啊翻译过来是听不懂的，有些人很想看但是他听不懂。
现在说实话电视的关注率太低了。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基本上也不看电视，现在我们做电视的也是，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节目自己也不看也成为习惯，因为白天已经看过、审过了嘛，就是基本上如果今天播昨天就已经审完，就如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五之前就要审出来，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星期六还可以改正。但新闻的话不行，像新闻才去播音完，等下4点半的时候又开始审片。说实话我们人手也是不够，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学习那个，好些人都不够，工作量太大了。电视2个小时，广播现在4个小时，人只有15个，这样以后压力特别大。报上去的时候，领导也说要招几个人进来，但是能够用得上的特别少。因为现在是两种语言，要么是藏语特别好但就是汉语不行，要么是汉文行藏文不行。研究生也有，学历什么的基本上都不低。西北民族大学的、中央民族大学的，结果后来一进来都弄不来。针对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自主招，你可以进来，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我们的条件就是懂藏语。然后是让你做节目，现场翻译、现场读，然后这个出来了，两三个月之后，政治也是要加上的，政治考试重新再出一次（题），这样就招进来。但是第二次考试必须是通过人事部门的正规考试。第一次是我们这里，业务这块我们做，我们先招进来，不行的话直接淘汰。像去年的11月15号，我们招人总共报名的有23个，早上考了个笔试，下午只剩下12个面试，觉得行的话分组，然后3个评委都是我们中心的人，到后面留下来3个人。3个人一个考迪庆公务员得了第一名走了，然后一个是报社考试，报社也是藏文，得了第一名走了，那两边都是有编制的。
审片、采集、编辑也要做，一个月轮一次，一次轮一个星期。现在是4个人在做。上个星期我的搭档是编辑播音翻译，我是播音翻译，这个星期是他们两个嘛，再下个星期是我是播音编辑还有翻译，我的那个搭档是播音翻译，其他那几个只有翻译，就不用做了。新闻有难度，是15分钟的迪庆新闻。像他们也是，每天早上像平时他们两个大概是两条，我们是一条左右，其他的基本就是一条左右。发了以后再做10点钟的一个直播，是两个人搭档，就是今天他做，明天他做。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就是一人可能一个星期轮到两次，有些就是一次。就是这样轮着在干。休假的话，大家都有休假，我们这里每个人至少有30天的休假，但都没有一个人休假超过30天，最多都是14天左右，基本上没有时间休息，休息的话最多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又回来，然后别人再休息一个星期再回来这样，毕竟休息两三个人的话就做不下去了。
（人员安排）独立的没有，如果这样分的话，我们可以细分到四个栏目组，频道的新闻、专题，专题也可以分其他好几个，有些是录制的，有些是自己采的，我们现在就是今天两个人出去，你是摄像他是记者，就是出镜的主持人，然后反过来下次又是，就是这样来做。我们刚开始也是，把那个镜头打过来就这么对着，但是现在人手够就不用麻烦了。人手够的话，人家一个栏目出去就是两三个人，四五个人这样，我们不是，我们一出去就只有两个人，出去一个星期至少解决三个节目，不然的话肯定不行，这样出去必须要回来三期节目。三期节目到下面的话，可能出去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是素材不够。比如有些东西他是谈到的，他谈得特别好，但是我那个画面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摄像的人都是半路出家、摸索着来的，都没有要求到你必须把空间留多少，什么什么多少，这个没要求。就是你不要把人家拍虚了、拍歪了，有时候光线暗一点，那个我们也就过了，他们都是挺上心的。去采访时需要用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车，自己开自己的车，然后来回一个钟头，油费也就30块钱左右，然后就把30块钱报了。他们几个就是挺吃苦耐劳的。
两台合并的时候，现在频道这块，我们歌舞的这块时间多，可能一个小时吧，全藏语的，最主要就是民间、本地这些歌手唱的，然后一些不是歌手的、唱得好的那些录过来的也在放。在FM164.7做，这个收视率一般，我们看了一下车子里面听FM99.8的比较多。后面我们是这么想的，要做的话就是一个星期最主要的那些新闻采下来20分钟，一个星期做出来20分钟的翻译，方言来讲这个，主要是概括性的，星期五播。
现在还没做，现在说实话主要是人手的问题，还存在个人的素质问题，比如原来一个在迪庆学藏语的年轻人说很想干，但是这个报纸拿方言或是藏语讲出来，可能讲不出来，第一个是他新闻的语速，念一句听一句这样的肯定不行。就是说一个稿子完全不翻译用方言直接念下去目前还是做不了。说新闻的话，我们不用逻辑很清楚嘛，可以说刚才没提到的还有一个这个会议可以说的，但是直接讲新闻这样出来的话肯定不行，本来人家说什么一二三的，我们三二一这样说，怕人家说是在乱做，很害怕这些东西。
新闻全部都是翻译过来的，我们主要是以译制为主。有时候几个人在一起吹吹牛什么的说你们几个天天在办公室做什么什么的，我说你给我30个人，我帮你做一个星期，我给你60个人，你也做一个星期试试。说得我们好像在这里不做事一样的，不是不做事，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播出去了迪庆的听不懂，但是其他地方的听得懂，他们会说迪庆的怎么乱七八糟的。2006年之前那时候（我）还没有过来。那个时候负责藏语的人员少，只有两个，现在还在两个，另外的，一个请假了，一个退休了。
藏语栏目这个最早我也不太清楚，20世纪90年代电台那时候有，电台好像是成立几年以后开始播放藏语广播。工作任务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跟着新闻部的来做，他们做什么我们都跟着做什么。每个星期一都是编前会，但是今天早上没开成，早上我去学习听讲座去了，不然的话都有。
获奖是必须的，我们自己做了那种就是团体抽出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得过好些奖的，印象深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稿子推上去得了一等奖，可能近四五年都没有。做了那个关于香格里拉和美和谐的一个外宣片，那个我觉得是做得最好的，但是第一次没有拿到奖，不过他给我提了个意见，说这里面这个解说汉文稿都很好，就是壮央卓玛把作品的集中点抢走了，声音把集中点抢走了。之后二次制作就把原声提高了，把该降的降下来。因为当年是去年做的东西也可以今年参评嘛，刚开始也是这么一句话，说迪庆风光好不用看，现在就是看声音，最后给了一等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次。
（访谈时间：2018年1月8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唐优悠）
（三）斯那农布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斯那农布，香格里拉电视台藏语播音员、编辑、记者、摄像、审核。工作时间：2010年至今。
斯那农布，男，藏族，1990年出生在云南迪庆州德钦县，2009年在四川省甘孜州四川藏文学校中专毕业后，进入迪庆电视台实习。2010年2月份考入香格里拉县电视台，同时去西南民族大学的藏语言文学专业读自考大专，期间半工半读了两年，之后一直在香格里拉台藏语栏目工作。
斯那农布2009年中专毕业后，在迪庆州电视台实习，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和配音，做的是《歌声传奇》还有新闻节目。“在迪庆电视台我不用出镜，现在在这里（香格里拉电视台）我要出镜，我们这里人少嘛，有时候这里一天有10篇稿子都要我来翻译、配音、出镜。”
他也给我们简要介绍了香格里拉电视台藏语节目的发展概况：“我没来之前，这里叫香格里拉广播站，也没有藏语节目，以前我们这里老的（工作人员），把稿子采集回来以后都把新闻送到州台去播。直到2009年，香格里拉县电视台才正式成立，那时候有了唯一一档藏语节目《香格里拉藏语新闻》。”
尽管藏语节目在2009年就已经诞生了，但是直到现在，藏语节目也仍然只有《香格里拉藏语新闻》这一档，并没有其他新增的。香格里拉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采用双语播出，安排是周一、周三、周五播汉语新闻，之后藏语工作人员翻译、重新录音、剪辑，在周二、周四就播前一天香格里拉新闻的藏语版，新闻内容主要是香格里拉市的消息。
对于目前的工作情况，斯那农布跟我们介绍：“我们这里以前有4个人，现在1个怀孕请假了，1个人调走了。现在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事两个人（负责《香格里拉藏语新闻》的翻译、播音和编辑），工作量还是有点大。现在精准扶贫开始了，我们两个必须去挂包下乡。一个星期我们（节目就）播周二、周四两期嘛，只要我们下乡了，我们节目就停了。没办法，没有人嘛！我除非生病住院了，（不然）我请假都不能请，没有人顶我们的班呀。”
也有人提意见让斯那农布增设其他栏目，“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整个都是我们的，我们也有想法，但是没人做不了。有人的话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自编自采自播，把专题栏目做起来，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实现不了，太远了，主要是人不够，这样最少需要5个人，我们就可以正式成立藏语部了。我们跟领导说了想多招几个人，但是毕竟编制岗位有限嘛。”
说到这里，斯那农布从电脑里拿出了他翻译的稿件，一边翻阅着稿件，一边跟我们说：“（我们）主要就是把汉语新闻翻译过来，然后录音剪辑播出去，我们人少，不然可以自采自编。我们的新闻节目时间主要看他们（拿过来）的（汉语节目）稿子，都是不少于5条新闻，一般十几分钟以内，节目时间这个事固定不了。除了将汉语翻译成藏语进行播出，当其他汉语记者采访过来的藏语素材，因为他们听不懂藏语同期声，我也会帮他们将藏语翻译成汉语。”
我们询问斯那农布关于节目改版的问题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我们节目改版倒是没有，想改也改不了，如果非要说改版的话，那就是我们就跟汉语的记者说，尽量采一些藏语同期声，丰富藏语节目嘛，而且人家听着很舒服。我们只有两个人，还得保证新闻节目正常播出，我们偶尔会抽时间去采访，会简单商量一下怎么操作，有时候临时觉得某个素材不错，就可以采访和报道了，只要有新闻价值的，我们就去采访，不过主要任务就是采访藏语同期声了。”
“说到同期声，你们也知道在我们迪庆，我们做节目讲康巴藏语，刚开始很多人提意见，说我们讲的他们听不懂，但是我们直到现在依然坚持用标准的康巴语（做节目）。我们香格里拉市有11个乡镇，其中7个村藏族聚居，现在光纤入网进村，村里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很多老百姓喜欢看，但他们觉得我们藏语节目应该要用本地方言来播，这个不可能啊，我是要用尼西（方言）还是东旺乡（方言）呢，他们（每个村镇）的语言也不同。我们播藏语新闻我们就用康巴语，我们是康区，我如果开办了（专题）栏目，我们可以用方言（来播）。”
“现在信息发达以后，年轻人都不怎么看电视了，基本上都是中年和老一辈的人，我自己接触的就是那些了。我是德钦的，我的老乡见到我就给我反馈，他们以前听不懂我用康巴藏语做的节目，现在能听懂了，他们让我语速再慢一点，他们就能听得懂更多一点。像康巴卫视，把很多节目配音成康巴藏语，然后播出去。很多农村的老人听不懂汉语，他们就爱看康巴卫视，因为把抗日战争片配音成为标准藏语，老人就看得懂，现在涉藏地区的老百姓都听得懂康巴卫视。”
刚开始他们翻译的时候都是手写的，但是斯那农布觉得太麻烦了。2016年开始他就在电脑上翻译了，但他另一个年龄较大的同事的翻译都是手写的。“我的词汇量还是非常大的，翻译政治新闻还是很快，但是现在新词太多了，遇见我不会的，我都要问我们的老师这个词怎么翻译。每次涉藏地区开会，都会定一个新词翻译。”
“新闻里民生新闻最难翻译，遇到这些有点头疼，翻译的时候有点慢，你看看我的笔记本（展示笔记本），我去州台实习就开始记的，刚开始才接触翻译，就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去记的，我遇到不认识的词就去查字典，藏语抄一遍，汉语抄一遍，现在我字典都不查，就拿自己的笔记本翻阅一下，这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字典了。”
“我们两个翻译的时候，尽量用当地语（的习惯）去翻译，虽然我们写进去的字是藏语的错别字，但是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这里老百姓听得懂，我印象最深就是这个了，很多人都说听懂了。”
在涉藏地区每年都会有电视新闻的比赛，并且每年举办的地方场地都不一样，有时候在迪庆，也有时候在成都，还有西藏。“我基本上有时间就会去，可以跟其他涉藏地区媒体人交流，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去年在迪庆比赛的时候，五大涉藏地区的报社、电视台都来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交了很多朋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中国藏语广播网的老师，有一年我代表我们迪庆地区，发了一个新年祝福给他，他在网络上播了出来。很荣幸的是我讲的藏语，不管是西藏、青海、四川的都听得懂，我们没有语言障碍，而且我用的就是平常播新闻的康巴语，有很多人跟我开玩笑说，以后就把你的藏语定为我们藏语的标准普通话。”
“我们迪庆是涉藏地区，在我们迪庆学藏语或者说藏族传统文化的人比较少。我从小学藏语，我从毕业后也一直在从事藏语工作，我觉得做这个挺不容易的，虽然偶尔觉得太累太辛苦，但是转念一想，我们的工作说大了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嘛，说小一点，我在这个地方上班，有这个平台，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得把这个做好，尽量让老百姓能够听懂我讲的话，以后希望尽量做下去，我们藏语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我只学习了一点点，还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天天在翻译，我的词汇量越来越多，翻译新闻我们知道的新词术语相当多，但这仅仅只是在翻译这边，其他的方面我还需要多多地学。”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5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唐优悠）
（四）次称曲批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次称曲批，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译制中心主持人、记者、摄像、编辑。工作时间：2013年至今。
次称曲批，1986年11月出生，藏族，香格里拉东旺乡人，大学在西藏藏医学院学习藏医专业，2013年5月来到迪庆广播电视台工作，现任藏语译制中心助理编辑。
“我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毕业一年多就来到了这里，刚开始来就做新闻编辑、翻译、播音啊那些。这样差不多做了两年多吧，2015年开始做专题，广播也有，电视也有。广播的话当时就是录播嘛，先去采，后来就播出去，直播的话是2017年FM99.8（频率）试播，才开始慢慢地去直播节目；电视的话主要就是做一个栏目——《香格里拉·民间》，我主要是摄像，但有时也出镜，就这样一直做到现在。”
说到今天的FM99.8直播间节目，次称曲批向我详细介绍了它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讲的主要是小中甸的婚俗，因为今天我感冒很厉害，实在讲不出来，所以主要是吹批姐姐在讲。由于社会的发展嘛，以前的那些婚俗就慢慢地在变化着，比如以前结婚，（新郎）必须是要牵马的，马是什么颜色的，都是要从活佛那里算出来，与你的属相结合，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结婚时）马就不存在了，用车把马替代了。那么（车）颜色那些就不好算了，算的少，如果活佛说是白色，那肯定是白色的车子，深灰色的话就不好嘛。就主要是讲这些变化然后对比现在是怎样。再比如说以前，假如我家要结婚吧，那时候不用电话，就是先告诉亲戚，然后亲戚再告诉其他的，这样口口相传嘛，现在的话都是用电话来通知。然后就是（婚俗中）吃饭那些，以前在婚礼前，亲戚过来一起做小麦粑粑，当然，不同的（藏族）地区有不同的风俗，有的地方是做小饼子啊，但现在的话就是去买一些现成的饼干啊。”
由于在直播间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吹批拉姆讲的一句藏语中，似乎有主席名字“习近平”的发音，当时我就问优悠有没有听到，他说没有。我们商量过后，还是觉得应该问问两位主播是在何种情况下讲到主席的名字（假如他们真的讲了）。当我问次称曲批的时候，他告诉我，“没有没有”，我马上道歉说我可能听错了。次称曲批说：“没关系，藏语中有些发音可能和汉语的有些像，比如说藏语里的‘水果糖’就是用汉语说出来的，但在藏语里，它连水果都包括了。”
“这个选题是我和吹批姐姐一起策划的，（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因为这个时候涉藏地区农忙已经过去了，是涉藏地区最闲的时候，有空闲的时间（办喜事）。还有就是天气，现在冬天，饭菜啊这些好储存嘛。”在谈到如何选素材时，次称曲批告诉我：“我们从小就在涉藏地区长大，从小就是从农村出来，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接触过吧，见过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就记下来，另外，自己本身就喜欢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慢慢看，都记下。然后有些就是过年回去问问老人家呀，我们（次称曲批和吹批拉姆）两个都是这样。我们没上直播之前先梳理一遍，（吹批是）小中甸，我家是在香格里拉东旺乡，很多藏话还是难通的，然后我们两个没上之前先沟通掉，就是你们那边这个（藏语名称）怎么说，我们那边怎么说，那么再一上去就没问题。”
通过这期节目，“主要是宣传藏文化嘛，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现在很多东西都发展啦，像是各个都喜欢玩一些新鲜的东西，慢慢地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记了，我们就慢慢地把这些东西梳理起来，又慢慢地教他们怎么整，这个顺序是怎么样的，听众听了反响还是很大的。”
在听众反馈方面，“有些时候我们出去采访嘛，然后他们（听众）会说播得怎样，这附近基本上都有覆盖的嘛。比如前次我和其他人搭档，老家那边有一个听众，我和他比较熟，他告诉我他一个亲戚说我做直播不行（哈哈）。反响是到处有，我们出去采访，他们（听众）都能对我们说一些这方面的话题。”
“除了这些，我都是做关于民间方面的节目，包括藏族的节日、藏历新年这些民间的东西。其他的（在直播间）很少讲，毕竟自己懂的也很少嘛，限于自己的水平，不怎么讲。”
次称曲批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制作特色藏语电视栏目《香格里拉·民间》。“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年底做了一期《印制经幡》。藏族以前都是自家印制经幡，但是现在就像我刚刚说过的社会发展啦，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但是自己的手艺就变没有了。然后我们去年就特意去纳帕海那里一个老爷爷家，他是专门印制经幡的，自己手工印、刻板，已经刻好的，他只要印一下就可以。去年我们就去做了这一期，自己也学到了东西，平常觉得很简单，但过程还是有点复杂。现在买的这些东西便宜啦，但都是塑料做出来的，污染环境。以前（经幡）的料子是布的嘛，用纱布弄出来的。去年做了一期，感觉还是可以的，当时和扎西德勒、扎西邓珠老师去采访采了半个小时，后来做成15分钟的片子。”
说起这份工作对次称曲批的意义，他说这是“一份责任，自己是藏族，把自己会的藏文化慢慢地宣传一下，不会的又要学习，慢慢地，就这样吧。”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1日；访谈人：王东林；整理人：唐优悠）
（五）扎西德勒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扎西德勒，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译制中心主持人、记者、摄像、编辑。工作时间：2013年至今。
扎西德勒，男，藏族，1988年出生在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乡，初中高中在迪庆州藏文中学，2012年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进入迪庆电视台实习，2013年通过考试正式入编。在藏语译制中心担任《五彩迪庆》《香格里拉·民间》《998直播间》《迪庆新闻》的主持人、记者、摄像、编辑。
2012年刚进来实习的时候主要就是和老编辑学习，翻译《迪庆新闻》并且播音，那时候播音和摄像都还没有上手。“我刚进台的时候广播和电视还没有合并，所以是在电视台实习的，进来以后就合并了。”
藏语新闻制作过程一般是当天早上给出汉语的新闻稿，中午就需要翻译成藏语并且完成录音，下午进行剪辑，晚上就要播出。“第一次翻译《迪庆新闻》的时候不太适应，（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出来不太会。（工作了）大概1～2个星期后，才能及时写出来稿子，但是稿子质量不太高，几个老师就帮忙改，估计过了20多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自己就可以独立完成新闻翻译，一般是一天（翻译）一条，短一点就做到一天（翻译）两条。”
“新闻有很多的专业词语，像精准扶贫这种（新词语）就不太好翻译，在藏语原来的词语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青海、西藏都有省级编辑的一个机构，就是根据词语的意思，根据藏语老百姓理解的程度，会设置一些词语，翻译一些像汽车的、航空的、医疗卫生的、高铁这样的专有词语，每个月都会出现新的专有名词的（汉藏翻译）表。但是比较遗憾，我们云南省没有这样的专有翻译机构。”
这样的翻译组织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机构，都是各个省安排的，不同省的翻译机构对于同一个汉语词语翻译出来也会有一些区别，像西藏是根据拉萨人的口音，青海安多会有不一样的翻译。“我们就折中嘛，看我们当地老百姓更能理解哪个，我们就拿哪个来用。翻译新闻比较方便一点，像我们本科毕业的稍微熟悉一下，自己肯用功的话一年左右就可以上手。”
2013年通过考试入编后，扎西德勒就开始承担一些专题翻译的任务。“其实我自己心里没底，翻译新闻的话，就比较平铺直叙，你自己慢慢适应就上手比较快，但是专题翻译就比较难，它涉及一些意境性的东西。比如汉语有个栏目叫《走进香格里拉》，我们刚开始翻译这个栏目，它里面有一些描述景色的，像天空的白云啊、山川啊、河流啊这样的，写成散文式的，有些写成诗歌式的，没有一些文学功底，翻译这些就比较困难。”
2014年，藏语译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尝试自制藏语专题节目《香格里拉·民间》，他们自己策划、拍摄、制作。“以前这个节目的框架也是存在的，但是都是翻译汉语的节目，现在我们是每个月自己出去拍两期节目，翻译他们的两期，一个月的话就是一半自己的节目，一半是翻译他们的节目。”一共有5个人负责《香格里拉·民间》，一般是拍摄自制节目和翻译节目的人员轮换着来。
第一期《香格里拉·民间》专题节目主题是“祈福锅庄”，请了奔子栏当地的一个叫扎巴的民间老艺人做采访式的节目。“采访和主持都是扎西老师做的，他是老媒体人嘛，访谈节奏、主持和风格就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摄像的，以前根本没有碰过摄像机，我们西北民大学藏语出来的等于是半道出家。我刚到台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见到谁都叫老师，连门卫大爷都要叫老师，他在台里待的时间长了，见过各种机器，他也有他的一套说辞。我们刚进台里啥也不知道，然后刚开始拍东西的时候，经常会出来色温偏差太大、焦点不实这样的情况。”
扎西德勒的第一期节目主持也是在锅庄，就是奔子栏锅庄的“也寻也若”，这在藏语里是“请进请坐”的意思，这期节目翻译过来就是“迎宾郭庄”。“为什么选奔子栏郭庄呢？因为我自己是奔子栏人，比较熟悉，刚开始就是在老家做。扎西老师说（节目效果）行的话就用，不行就当学习锻炼了。效果没有预想的好，但是播出也还可以。”
“还有印象最深的是去卡瓦格博，因为去那里只能徒步，我们要拿着设备进去拍东西，扛着机器走了两天。那时候不太熟悉机器，回来以后发现拍的东西根本不能用，色温、偏差什么的还是特别大，后来没有办法，我和朋友又走了两天去了一趟，之后那时候我们对摄像机器就已经比较熟悉了。摄像机需要自己经常用，经常用慢慢就能熟悉起来了。”
后来藏语译制中心的摄像和主持的技术慢慢成熟，他们就独立自制节目了，一开始将所有制作人员分成了香格里拉组和德钦组。“那时候不仅要负责《香格里拉·民间》，还要负责这边专题翻译，还有广播这边有栏目要承担，分成两组压力就比较小一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分了两个组，拍出来的风格又有点不一样，不像一个节目，像两个节目，我们简单调整了下又合并成了一个组。需要出去拍的时候出去拍。现在我们一次出去（拍摄）两三天，拍两三期节目回来，这样就是给下个星期空出时间，可以做一下广播还有电视的工作。”
现在他们还翻译了一档名叫《五彩迪庆》的新闻性专题节目，主要介绍国家政策和老百姓民生。“它的翻译不像《走进香格里拉》，像以前散文性专题性的东西，自己把握不住，都要来老师这里改。现在翻译新闻性的东西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我的工作安排还是比较满的。然后像新闻这边人手不够的话我们也要过来帮忙翻译新闻。现在精准扶贫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这个跟新闻没有关系，不涉及栏目。但每个人每个月都要下去挂帮扶，我们现在出去4个同志，新闻广播人手就不够嘛。我们新闻的话主要翻译迪庆一台的新闻，还有精准扶贫的宣传我们都要翻译成藏文。”
2017年迪庆州60周年州庆，迪庆广播电视台做了一系列片子，其中有一个讲迪庆的历史的片子《辉煌迪庆60年》。讲民主改革以后、改革开放以前，以前迪庆是什么样貌，还没解放的时候迪庆是什么样貌。“汉语节目播出以后，听他们说社会反响是好评如潮。因为他们拍出来就是汉语的嘛，先用汉语播出。什么领导啊，各方都特别满意。然后我们就翻译成藏语，藏语播出以后就有一个老奶奶就专门找到我们台里来，她对节目的历史人物的界定不太满意，老奶奶也是当时当地的人嘛。在《辉煌迪庆60年》的片子里讲到迪庆这边有个叫汪学丁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帮助共产党嘛，刚开始他是和共产党对抗的，发生过矛盾的。但是后来解放把他打下来了，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反而是重用他了。现在这个片子里对他的历史界定是一个比较红色的形象。现在说要功过分开嘛，现在过是三分功是七分。但是老奶奶是受过汪学丁压迫的人，她脚上受过伤的，现在还能特别清楚地看到。汉语播出也不知道她是没看到还是没看懂，没有反应。后来藏语节目播出以后她就过来了，她指出我们的历史界定不准确，还指出我们很多的专业的用词术语翻译不准确的问题。比如它里面有一句同期声叫做‘害怕共产党把小孩扔到水里面’，当时我们直接就是用口头语言表达的，我们的口头语言就是‘把小孩丢到水里面’。她就说一定要用成某一个翻译方法。她专门来指出历史人物的界定不太准确，我们翻译的一些词汇也确实不太准确。当时有很多的比较专业的口语的表达方式方法，他们的翻译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听懂。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事情，我们这个年代理解这个词语只是字面上的理解。”
“其实就是老奶奶认为我们翻译的藏语不是她生活的语言，她认为我们理解的不对。她主要气愤的就是对历史人物的界定，因为她是受过汪学丁压迫的。” 当我们问及对于这次老奶奶反应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回应的时候，扎西德勒表示：“后来这个是州委、州政府领导审核过的，这个历史人物的界定就不属于我们电视台管辖的范畴了。但是老奶奶指出的一些用词术语的翻译我们也要问问当地人以前的语境是怎样的，现在表达是怎样的，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但是如果一味用老奶奶的说法的话，对现在的语言环境也是不合适的，还是要推敲和斟酌一下。”
这时候，扎西邓珠插入了我们的谈话：“这个事情它说明了一件事，我们一直以为是城区的藏族听不懂我们的广播，看不懂我们的电视，但通过这次却表明了，他们能懂汉语的反而把藏语听懂了，我们一直觉得听不懂的之后再做本地方言的，本地方言的电视也在做，广播也在做，谁知道别人有没有懂了，这是一个纯文献的专题纪录片嘛，他懂了。像专题片里面的专有词汇也比较多嘛，所以我们翻译的话肯定要按照标准的藏语的书面语去翻译。”
五省涉藏地区每年都有广播电视评析会，迪庆台藏语译制中心每次都会送出一些片子拿出去参评，他们制作的《香格里拉·民间》节目比较受到评委的认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报道过年的时候奔子栏山神祭祀的一个节庆活动，我们把这个拍成了微纪录的形式，在这里播出后拿到参评会上去参评，几位评委对我们有肯定和鼓励，但因为摄像和机位肯定是不够的，里面的编排和技巧手法是不成熟的。不过他们过去认为迪庆藏文化是比较薄弱的，比较贫瘠的，突然有一个浓厚的迪庆藏文化节庆和仪式摆在银幕上，他们是很震撼的。另外，他们认为我们迪庆州一个州台能做出一个这样的节目出来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给了我们一个一等奖。”
成都有一个专门针对藏语节目的广播和电视业务方面的培训，以前每年都有一次，但是去年到前年就没有办这个培训班了。“我参加了一次，是刚工作的时候。培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出去学习长见识，也是对繁忙工作的一种调节。”
扎西邓珠听到这里，也插进了一句话：“他们的培训比较多，他刚刚说的培训是刚进单位三个月的时候参加的，然后后来去昆明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办事处的和一个协会一起弄的关于做纪录片的培训，还去中国传媒大学做过主持人的培训，然后每年参加的评奖会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扎西德勒谈到新闻传播对藏语少数民族语言传播的作用时是这样说的：“第一是自己有很大的提升，民间文化是一片广阔的沃土。像自己大学毕业刚回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懂的很多，其实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到了民间采访感觉谁都是老师，他们讲起藏族的历史，讲起民族民间的文化，对一些事物的认知都特别精确，自己在拍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种学习。二是刚才你说的新闻传播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桥梁。一方面可以把老百姓的现状通过媒体反映给整个社会，让社会上的人能感知和意识到这样一个东西；再就是把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传递给老百姓；最后对于民间文化的保护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采访的有些艺人都是高龄的了，有些今年还在的我们不敢说他们明年还会不会在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拍的一些东西有可能会成为绝唱的。”
“现在在塔城有一个格塞艺人，他岁数比较大了，我们对他的采访还是比较系统的，拍摄了很多影像资料。现在老人在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出来它的重要性，但是老人如果不在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影像资料就非常有价值。有时候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像我们刚到台里，做《香格里拉·民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策划的，（包括）要采访谁、采访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有个弦子舞老艺人，后来老人不在了，我们就没有采访到。
“有个尼西土陶的国家级传承人，孙诺七林老人，我们也想采访一下他，我们想找个认识的人给我们搭一下桥让我们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拍摄。他们两个都比较有名气，想拍他们的人比较多，但是很多都是以一种汉文化、汉语言为主的采访，所以老人的表述和情感表达还是不太准确。我们如果用纯藏文化来采访的话它里面的内容和文化是会不一样的，但是现在两位老艺人都不在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一是因为我们工作比较忙，二也是可能没有那个缘分吧。”
“现在尽自己的所能来拍一些东西，有一个影像的保留，对于自己以后的工作也好，说大一点对于迪庆州，对于藏族自己还是做了一点点贡献的。”
对于自己工作对藏文化的促进，扎西德勒也给我们说了一个事件：“我们的FM99.8藏语广播刚开始开通两三个月的时候，一个中心镇的老爷爷就跟他在我们台里工作的亲戚说他很感谢我们，让他找到了以前的感觉。他特别喜欢听我们藏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每天10点直播嘛，他每天10点就放着收音机，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听我们藏语广播直播的节目，感觉特别亲切。我们有一期节目涉及结婚，有一些传统的藏族礼词、祝词，还有一个德钦的老爷爷找到我们说想要这个东西，想学习这个东西，但是找不到老师，想拷贝过去学习。这一两件事情让我们心里很有力量，我们自己也感觉很有成就感，很有意义。”
同时他也跟我们表现了自己对于传承藏文化的担忧：“稍微有点提不起来的就是一些青少年这方面的东西，我们民间栏目做的都是一些老艺人，讲的都是民族很有价值的一些老故事、老东西、老文化。放出去以后民间的反响就是中老年人特别认可这些东西，特别有共鸣。因为通过这个电视这个平台直接播出没有回看，年轻一代他们收听（看）习惯主要通过手机嘛，但是我们没有通过网络播放的习惯，觉得不太方便。像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藏族年轻人，就没有对藏文化的共鸣。”
但是为了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他们也作出了一些努力：“我们后来就是专门策划了一些采访年轻一代藏族学子回来以后做的事情的节目，像迪庆州藏文中学里面的藏文老师，云南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做的牛奶乳制品，还有一个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回来以后在村子里做黑陶，不去参加工作，一心做黑陶。像我们村里一些年轻人跟着老人做了一些宗教的仪式的祭祀工作。像现在德钦的小学里一些小学生拉弦子还比较厉害，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我们现在策划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没有去拍，想多反映一些年轻人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努力的方面。如果我们两个人是朋友，你做的东西上电视了，肯定代表了一种文化嘛，你做的东西我肯定会去看，看了的话自己肯定还是会有感触的。比如你这个东西我爷爷会、我爸爸会，而且你也会，我为什么不会？所以我就会去学嘛。像拉弦子这些东西，以前只要是个男孩子就会的，那时候的氛围特别好，一到晚上没电，大家没什么事儿可做，烧一堆火来跳弦子，我们就是小时候跟在大人后面就会跳，后来自己大一点就自己拉弦子自己会跳，当时跟着大人、跟着这个氛围，我们自然而然也就会跳，不用专门去学。现在技术的东西，对人们的冲击比较大，但是冲击大的时候也会有帮助作用。如果可以记录下来，你不用跟着一个老师学，可以跟着电视跟着这些东西来学嘛。其实氛围也是好的，要让人们从心里面感受出来，其实这是我们祖辈真正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根，不过这几年眼前花里胡哨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遗忘了一些东西，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就慢慢把这些东西捡起来。”
（访谈时间：2018年1月8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唐优悠）
（六）拉茸初姆访谈记录
访谈对象：拉茸初姆，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译制中心主持人、记者、摄像、编辑。工作时间：2016年至今。
拉茸初姆，女，藏族，1993年出生，香格里拉人，2016年毕业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学习汉藏翻译专业。同年12月进入迪庆广播电视台工作，担任藏语译制中心聘用编辑，负责FM99.8新闻直播间的播音，参与藏语电视专题栏目《香格里拉·民间》。
“刚开始做广播，翻译新闻，后来到2017年1月就开始在FM99.8直播间播音，就是因为直播间的试播，所以台里才向社会聘用藏语人才，就报名参加考试。”说起第一次在FM99.8直播间做节目，拉茸初姆的记忆有些模糊：“不记得当时讲的是什么主题，播了很多次了，有时候每天都播，内容就是围绕着整个涉藏地区的风俗习惯。因为搭档不一样嘛，有的时候跟着这个姐姐，有的时候跟着那个哥哥，然后哪个话题和谁讲过是记得的。记忆深刻一点就是跟着德勒哥哥讲他被台里派去各个涉藏地区学习的经历，说到风土人情啊，讲那个的时候就说到可可西里的自然景观，关于环境保护这块我很感兴趣，呼吁大家保护环境、保护动物啊，然后从可可西里就切入到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主要就是保护环境、动物这些。除了这些还讲过藏族饮食、服装这些，都讲过，每一种都可以讲，比如吃的做法啊，怎么来的啊。”
记得今天在直播间播音的前10分钟，她的声音很小，我和优悠以为她可能准备得不是很充分，但后来证明我们的猜想是错的：“因为我前段时间请假了，昨天才正式过来，今天是第一次进新直播间，所以对新设备不是很熟悉。”“今天主要讲的是酥油茶对人体的益处。我们到处都在找资料，网上看啊，微信公众号里啊，之前好多的（主题）都已经讲过了。（FM99.8）试播了一年了嘛，好多都讲过了，不好讲了。尽管有时候主题重复，但还是有不同的讲法，像酥油茶的好处的话，跟我们生活比较接近，我们小时候也是喝着酥油茶长大的，然后也知道一些。从昨天开始策划这个主题，因为今天轮到我和吹批拉姆直播，所以就做些准备。有些汉语和藏语的公众号啊，就看了（关于酥油茶的资料）。”
今天的节目围绕喝酥油茶对人身体的益处展开，刚开始讲：“有哪些地方喝酥油茶，主要就是涉藏地区，然后就是茶文化的话，它历史比较悠久，大概讲一下历史。然后就切入它对人身体的益处。当然，我们还回顾一下像之前讲过的，像酥油的好处，之前那个（吹批拉姆）姐姐和德勒哥哥就（在节目里）讲过酥油的好处，今天我们讲的是酥油茶的好处，就这样结合一下。我们这边和西藏还有安多地区，我之前在甘肃（藏族）就属于安多地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涉藏地区嘛，像康巴的话就是酥油茶喝得多，西藏的话喝甜茶的多，安多的话喝奶茶，基本上见不到酥油茶，因为之前在甘肃读书的时候我就有感受，迪庆就是喝酥油茶多，基本上见不到甜茶，奶茶也是见不到的。喝酥油茶对人的好处的话，主要讲的是像对心脏病、人的大脑等有好处，促进消化，还有减重……”
说到这里，我跟了一句“还能减肥”，拉茸初姆马上纠正我，“不能说是一定是减肥吧，就是能起到保持平衡的那种（作用），它不会让你太胖，也不会让你太瘦。然后补充能量啦，促进胃的吸收能力啊，其他还有皮肤，这边比较干燥啊，嘴巴开裂啊，就是以前没有擦脸油，酥油茶上面不是有一层油嘛，然后可以擦到脸上或是嘴巴上，很管用。”
说到为何选取这个话题，拉茸初姆想了一下。“因为现在有好多年轻人啊不喜欢喝，或者是因为受到什么环境影响就喝得少，有些人说减肥啊，怎么说呢，反正它有一定的作用，对人体来说挺有好处嘛，你还是可以适当的喝，我最后总结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它怎么说，因为像酥油茶里它就有茶嘛，像藏族有些人就喜欢放很多茶叶，那样的话他那个茶就特别浓，对人体又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说要适当地喝，像冬天的话可以喝，对身体保暖起到一定的作用。”
说起如何看待这份工作，拉茸初姆认为自己主要是被兴趣牵引着，“自己也是藏族人，从小也学习藏文藏语，就是兴趣吧。”在前天德勒给我们介绍的《香格里拉·民间》的一档有关黑颈鹤的节目里，拉茸初姆第一次作为主持人出镜，据德勒说扎西老师想看看她是否适合做主持人，“算是一次检验吧。”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2日；访谈人：王东林、唐优悠；整理人：唐优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