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州口述实录
一、报纸
（一）恒开言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恒开言，曾任怒江报总编。工作时间：1981年至今。
恒开言出生于1960年，怒江州福贡县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就参加了高考，17岁考上云南民族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于1981年7月进入怒江报社参加工作，2000年开始担任报社总编。恒开言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参加并考上大学的考生。“那个年代大学生比较少，毕业时有很多条工作出路，但我坚持要回到怒江报社。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学傈僳文，我认为作为一个傈僳族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字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就一边读书一边学傈僳文。毕业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继续找教堂的牧师深入学习傈僳语。”
恒开言正赶上《怒江报》的开创时期。1981年6月州委下发文件开办《怒江报》，恒开言一行人专门到德宏学习了解民语报纸的制作。《德宏团结报》的编辑胡玉才等人也被借调来筹备报纸，报纸于1983年5月28日正式创刊。报社针对怒江州当时有使用新老傈僳文两种文字的情况，同时发行了新傈僳文和老傈僳文报纸。由于新傈僳文接受范围小，1990年以后便只发行老傈僳文报纸。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报纸的发行周期也逐渐缩短，由1990年以前的半月一张发展为一周一张，2020年10月1日《怒江报》改为《怒江日报》。
在20世纪80年代，报社环境比较艰苦，人员、设备都比较短缺。傈僳文编辑部总共有6人，编辑既要采写，又要翻译、排版，一人身兼多职。“傈僳文部的稿子获奖的比较多，因为记者通傈僳语，能够深入基层与当地老百姓交谈，那些有价值的新闻还是在一线才能采访到。采写完稿子之后还要翻译成傈僳语，再进行校对、排版。当时用的是铅字排版，工序比较繁杂。铅块对人身体损伤也比较大，当时若是从事与铅相关的工作，工龄1年可以抵5年。由于报社没有条件，头几期报纸都是排版完以后送去德宏印刷，后来条件好一些才在怒江印刷厂印刷。”
为了提高印刷效率，从1996年开始恒开言就开始筹备制作傈僳语排版软件。1997年恒开言赴昆明攻读研究生，期间与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合作，开展老傈僳文电脑输入排版印刷课题研究，成功研发了老傈僳文输入法和排版软件。怒江报社傈僳文部主任熊润春和德宏州团结报社易天武等同事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过培训，傈僳文版采编人员学习掌握了飞腾4.1版老傈僳文排版软件文字录入、组版排版、改版和校对技术。从2005年开始，《怒江报》傈僳文版进入激光照排阶段。“1999年1月软件在怒江州民族印刷厂试用成功以后，6月由怒江州民族印刷厂提供给德宏州团结报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老傈僳文软件不断改进升级和普及。在这个基础上，目前国内专家已经开发出来几个版本，进一步丰富了老傈僳文软件。”为了满足移动终端的傈僳文使用需求，2015年恒开言与广西科技大学的学生合作，开发了手机使用的傈僳文输入法。为了普及软件使用，还在其中安装了“跟我学傈僳文”板块。“由于傈僳族同胞在浙江、上海等地外出打工者较多，他们不太认识汉字，打电话又费钱，通过免费的傈僳语短信交流比较省钱，也更有亲切感。现在泰国、缅甸也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安装。”
为了缓解人员紧缺的问题，恒开言提出开办通讯员培训班。“我们报社在中心教堂办了一个傈僳文通讯员培训班，当时教堂正在办教务人员培训班，来的都是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我们就用傈僳文教他们做新闻报道，新增了一批长期在一线的通讯员。最初采写的稿子就托人捎到报社，之后通过传真、网络传送稿件就更便利了。以往报社记者去一线采访，比如说到福贡（离六库最近的一个县）往返路费要80元，若是去到村里，还要坐电毛驴（电动三轮车），来去就要30元。由通讯员直接供稿，则大大节约了经费和时间。”一线新闻由通讯员提供，编辑对通讯员的稿件进行把关，形成了一种高效的联动采写机制。
《怒江报》从手工排版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数字化印刷，从“一报三种文版”到“一报两种文版一站一机”，从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始终坚持“党媒姓党”，始终秉持着“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报纸主要宣传国家方针政策、倡导民族团结，传播脱贫致富知识以及一些正能量内容。报社专门开展了送报下乡服务，报纸还送到了教堂。”正是因为受众群体面狭窄，恒开言坦言民族文字记者有其难处。“作为民族文字报的记者、编辑，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比不过汉文，又辛苦又累也很难出事迹。”但从事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媒体人也做出了他们独有的贡献，《怒江报》从1983年创刊到现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和追求，37年4762期讲述着怒江的故事。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3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叶星）
（二）李四夺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李四夺，怒江报傈僳文版通联部主任，傈僳文版3版科教文卫版编辑。工作时间：1985年进入怒江报社工作。
1985年李四夺从云南民族学院预科班毕业后，进入怒江报社工作。当时报社条件艰苦，没有条件提供职工宿舍，李四夺就在租用的办公楼中将办公室作为临时宿舍。在20世纪80年代报社仍使用传统的铅字排版技术，“每次排版之前都需要将米粒大小的铅字排布在底板上，经过仔细校对再通过纯手工印刷，用油墨刷一遍再把纸盖上去就印出来了。以前我们出现印刷错误都不叫‘印错了’，而叫‘按错了’。”印刷技术的限制也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排版方法，“比如说，现在傈僳文版的两则新闻的标题要求水平对齐。但当时不一样，一篇文章一列排不下，就要另起一列继续排，否则可能压到另一篇新闻的标题。不仅‘按字’ 要注意，而且一则新闻排不完要‘拐过来’，这种排版方法叫‘插入’。其实这种排版方式比较落后，后来大家意识到需要改进，就慢慢改革了。”1998年报社开始使用电子印刷，大大提高了新闻的实效性，“以前出一篇稿子可能需要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交通和通讯都更方便了，只要有信号就能写稿件、传稿件。”
李四夺担任着报纸的版面编辑，办好少数民族报纸还需要过“语言关”。“当时是用新傈僳文办报，边办报还要边学语言。以傈僳语第三版为例，主要内容是科教文卫等知识，我们还开辟了许多专栏，比如艾滋病防范、缉毒以及常识等等。限于报纸版面容量，主要选择实用、时需的内容。”除了要适用不同的语种和语言风格，在有限的报纸版面中，其实内容选择更为关键。“基于《怒江报》是一份机关报的定位，首先要完成州委的宣传任务，再往下分解，就是报道政府工作报告，告诉老百姓这一年党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再就是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还有自然灾害、重大事件的报道。总的来说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围绕党的工作，服务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还有自然景观、旅游项目以及地理状况等等报道，都包含在上面说的宣传工作里面。比如说我们宣传林业局的工作，报道全州一起植树造林，自然而然就将怒江州的好风景宣传出去了。”
李四夺认为这种办报思路同时适用于汉文版和傈僳文版，二者的内容相互交叉但也存在差异。首先，主要在于面向受众不同，在语言文字上存在区别；其次，报道要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出发。李四夺通过下乡调研，了解受众的需求，自己也总结了一些心得。自19世纪中叶后，基督教和天主教传入傈僳族地区，在怒江信教的傈僳族群众逐渐增多。在新闻宣传上要考虑到受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习俗。
2002年夏天，李四夺一行人去往兰坪县拉井镇采访典型榜样人物李祖德（一位承包荒山种苹果的残疾人），克服了道路不畅的困难，又遍访兰坪的7个镇了解当地情况，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调研。为了培养一批通讯员，提高新闻采编的时效性，报社在2009年进行过一次大型傈僳文版通讯员培训，开办了首届农民通讯员傈僳文新闻写作培训班。李四夺作为通联部主任，与杞秀华一同担任教员。与此同时，全州教牧人员集中到六库中心教堂进行宗教培训，在民族事务宗教委员会的配合下动员他们参与了培训报名。来自怒江州4个县各个乡镇的学员有30人，每个人都能够熟练运用傈僳语。历时9天的培训主要讲授了新闻宣传的含义与意义、新闻写作基础知识以及宣传纪律等，培训结束后有8篇稿件曾被怒江报傈僳文版采用，部分通讯员在基层工作了一段时间还调进了报社，为民语报纸的发展补充了力量。
在1984年，怒江报是“一报三版”，即同期存在汉文、老傈僳文、新傈僳文三个文版。曾经由于新老傈僳文交替的困难，还导致报纸出版延期过几次。老傈僳文有100余年历史，相较于新傈僳文其接受面更广，历史根基更厚。由于推广面有限，新傈僳文版报纸于1990年停刊。如今懂傈僳文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对于傈僳文报是否会随着读者空间的缩小而消失这一问题，李四夺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尽管用民族语编排报纸费时费力，但也体现了我们一直在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傈僳族人都看懂这份报纸。傈僳文报读者空间缩小是民族融合和地方发展的趋势，但傈僳文作为促进民族繁荣的一种工具，其价值和功能不会消失。办傈僳文报的初衷就是为傈僳族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知识文化，在那个年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站在国际视野中，这份报纸还具有更大的存在价值，不仅有利于全球的傈僳族人交流文化，也能够守住我们的文化阵地。其既担负着文化交流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承。”
（访谈时间：2018年1月9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叶星）
（三）光平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光平，怒江报社原傈僳版副主任。工作时间：1985—2014年。
1956年出生的光平在17岁时开始在古登乡小学当老师，工作9年后去到了云南民族大学就读民族语专业，因为去昆明的路途遥远，单程就需要4天时间，所以刚去读书的时候，家里还并不同意，但他还是坚持在大学里度过了3年时间，也学习了很多新闻传播专业的相关知识，于是在3年后的1985年，29岁的他毕业就进了怒江报社的编辑部担任编辑，1992年报社成立傈僳文部，他又转到傈僳文部担任副主任，直到2014年从报社里退休，他足足在报社干了29年。
刚进来怒江报社的时候光平就被分配到了编辑部，因为那时报纸汉文傈僳文不分开工作，一共出两种报纸，编辑部的7个人又负责汉文版又负责民文版，“那时候大家都互相商量，学着做报纸。办公室里有两个比我年纪还大，一个已经过世了，一个是胡育才老先生，可以说是我的半个老师，我写了稿子都给他改，他就告诉我怎么写比较好，教一次我就记住了。当时人手不多，报纸也在德宏那边印刷，因为这边印刷的设备比较差一点，开始是铅字印刷，8年后我们本想自己成立了报社的印刷厂，但是又被通知搞不成，只能到州里的印刷厂了。”
直到1992年，编辑部又被划分为汉文部和傈僳文部，光平就去了傈僳文部当副主任。“其实主任的工作我也做。当时的报纸内容和现在也差不多，都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脱贫致富的新闻。傈僳文版与汉文版没什么区别，将汉语新闻翻译过来的，有些是自己采访的，而且汉文和民文的内容可以共用，有些傈僳文部采访的新闻有价值的，也会给汉文版用，农村里面也有少数民族通讯员给我们供稿。”
光平回忆起之前也艰苦的工作岁月感慨良多。“当时下乡送报纸，因为交通不便，要坐马车、坐拖拉机，有些地方没有公路，只能步行，跋山涉水地把报纸送下乡。那个时候福贡到昆明都只有一条路，其他地方比如贡山、片马还有上江是没有路的，那时候都是走路的。报纸是全州都要送到，报社派人跑基层，我自己也亲自送。”以前的报纸基本上都是要送到教堂里，送达的时间也并不固定，一个月一份两份的时候都有。“现在是一个礼拜一期，所以现在他们也比较忙，但是也是比我们那时方便。人手多了，交通好了，技术也进步了。我们也经常派记者下乡和群众交流嘛，了解他们对报纸的需要，具体要订多少啊，他们看的情况之类。”“下乡采访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晚上都没有电，所以要打着手电筒写稿子的，路也不通，吃的也少，农民相当困难，也有很多饥荒年，没钱买粮买肉，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时代嘛。现在改革开放发展起来了，以前裤子烂了是没钱、没办法，破了也接着穿，现在的小娃娃也穿破裤子，但他们是故意的，这是一种流行的时尚。所以时代变了，大家的脑子、审美也变了，农民生活富裕起来，党对他们很关怀，老年养老金都有了，比原来好得多。”光平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全州各个县的村庄，50多个乡镇他基本都跑过，去采访和调研，只有要爬雪山、穿草地的独龙江那边的少数村子没去过，那些地方要翻3座雪山才能进。
铅字印刷算是傈僳文报纸创刊初期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因为当时的人手缺乏，所以采写编排都是靠报社内部的编辑们自己亲力亲为。“每个人各个业务都要会，和现在很不一样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分工，就是分了两个部门，汉文部和民文部，然后相对独立工作，但是办报中心是一致的。”
光平告诉我们，傈僳文报编起来比汉文麻烦，因为汉文采访写完就可以发表了，但是傈僳文报纸要先了解傈僳族人的生活，采访完了要写，拿回来编辑又要编辑翻译，然后还要自己排版，整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和麻烦的，而且在翻译的时候，有些汉文并不好翻译，需要认真仔细考虑。“我们怒江州的少数民族语言还是很多的，我在云南民族大学读书的时候读的民族语系，学各种语言，景颇语、傣语、傈僳语等，但有一些民族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傣族、怒族等，彝族的文字也没有传播起来。我的傈僳文也是在读大学时候学的，当时是学3种——汉文、老傈僳文、新傈僳文。现在使用比较多的是老傈僳文，会使用新傈僳文的不多，我们新傈僳文报纸也只出版了三四年。”
说到读者的问题，他告诉我们翻译汉文新闻也同样有难度，因为要把汉文的意思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且思想上要一致。“但是做好这个翻译对社会是有意义的，民族文字是我们怒江州的特色，而且很多族人汉话也不懂，读文章也不行，我们去基层调研的时候也看得到，他们生活还是比较落后困难，因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比如现在都要求小娃娃读书，我们也要把民族文抓起来，让他们可以看可以学。”
他用了一句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就像‘懒牛不得草，懒人不得食’，我们不能孤立他们（不懂汉语的读者），得办报纸给他们看，报道农民致富、社会发展的知识，与汉族相互促进、相互学习。所以这其中我们的报纸起了一定的作用，毕竟在傈僳族人中60%左右是不通汉文的，而且其他民族比如怒族等也有学傈僳文的。其中信基督教的也比较多，他们懂傈僳文，但是基督教的理念和党的理念是两码事情，所以做这个报纸是要农民和党保持一致，也让他们懂得知识，富裕起来，奔小康。”
说到这个问题，他又很自豪地跟我们说起自己的故事，1987年光平写了一篇《山茅野菜变成金》的报道，还获得了云南省新闻一等奖。他认为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就是要提倡人民增加收入，“以前山上的农民伯伯也不会挣钱，能卖的野菜只能烂在山上，所以我们做这个报道就是告诉他们，很多山里的宝贝都可以卖钱，也鼓励他们做这个买卖。这个新闻报道我是采访的瓦姑村三叉河生产队，讲他们卖野菜的事迹，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去采过山蕨菜之类。以前很多山里的小姑娘来城里卖点野菜也很害羞，来福贡赶街，不敢露面，也没有什么生意头脑，偷偷把野菜藏在手下面，晚上又拿回去丢了。但是她们看了我们这个报道以后，知道这个可以赚钱，是好事，衣服都穿不着了还害什么羞，所以胆子大了，而且报纸上既然都报了，那她们也不必害羞了，就很大方在街上卖野菜了，这就促进了他们相互学习，勤劳致富嘛。”
傈僳文报纸的主要读者就是教堂的信徒，“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的，报社和教会也有很多合作，我也参与了很多傈僳文读物的翻译工作，比如《宪法》《婚姻法》《森林法》，还有党章等。”他告诉我们傈僳族全世界600多万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都有，并且大家都用这个傈僳语和傈僳文。当时四川有个米艺县新山傈僳族乡也要出傈僳文报纸，德宏那边的傈僳文报纸，大家互相交流比较多，“但是我们怒江毕竟是傈僳族自治州嘛，所以这边人员比较充实，对傈僳语比较熟悉，做得比较扎实一点。”
尽管已经退休了，光平对报纸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也时时关注着相关的问题：“退休以后的事情我不太了解了，现在也是经常过来看看报纸而已，不过这几个小娃娃都进步了很多，报纸也做得比较好了，他们都可以说是我的学生，很好学，很勤快，为了办好这个报纸尽力。他们都是我们找的，再加上国家分配，从师范等学校毕业之后就来了这里，进报社以后傈僳文我们也重新教给他们，一边学一边编辑，不到几个月他们就掌握了，自己会办会写了，还是很可以的。以前编辑部只有7个人，现在多了，和汉文部加起来40多个，不算少了。其实做记者工作还是难的，人家放假但是要有新闻了你就得跑去采访，人家工作紧张的时候我们更紧张了，我们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嘛。我们报纸的内容，读者关注比较多的是政府的政策、致富之路、法律法规等，因为他们之前接触法律比较少，所以要把它翻译成傈僳文，要他们学习，学透学懂。这些内容也随时代要求变化了，以前提脱贫致富，现在是要提奔小康了。”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6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四）熊润春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熊润春，傈僳文版编辑部原副主任，原主编。工作时间：1987年进入报社工作。
熊润春以前当过小学老师，之后又考上了云南民族大学傈僳语专业学习了五年的时间，毕业后就进入了怒江州教育局工作。当时的工作都是听从领导的安排与分配，看到他新闻底子还不错，所以他在教育局干了两年的翻译工作以后，在1987年的时候调动到了怒江报社进行傈僳文版的翻译。之后也担任了报社傈僳文版编辑部副主任、主编等职务，2014年棚户区改造，他曾被抽调去棚户区做思想工作，后来一直做党建工作。
1987年3月进报社后，熊润春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喜欢不断反思，不断提意见。他们想给老百姓传达生活常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现在的人更感兴趣的是现代科学知识。他也在致力于满足大家的需求。“当时报社里我们的领导就是采访、翻译、编辑样样都懂，于是就带着我们学习。我来的时候不负责排版，只负责画版，但是以前我还没来的时候，当时排字、校样都是他们自己来搞的，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排字工人了，我们就不用亲自动手，但是如果版面有什么不对，排字工人看不懂字（因为是铅字的傈僳文），就还要我亲自去看。当时排版的机器，你们可能没见过，很落后的，比马克思时候办报的机器还要落后，它们还是一次就唰唰唰出来的，我们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排，2000份可能要印一整天。”
在熊润春来之前怒江报还没有国际新闻的内容，在他过来之后开始做国际新闻了。“我记得当时最受关注的国际新闻是美国、苏联、以色列等国的新闻。我们怒江有一些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当时的巴以冲突很受大家关注。我们也集中转发这些国家地区的新闻事件。大家很喜欢看国际新闻，当时有电视的家庭还很少，我们的报纸影响很大。一些边民会在边境来来往往，我们的报纸发放到农村，他们也会看到，所以《怒江报》的傈僳文版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那时候，我们的《怒江报》学习的是《德宏团结报》，几乎是原模原样地学。我到报社以后觉得版面不好看，建议改版，特别是字体、字号要好看，原来是小三号，要改成小五号，后来又改成五号字，五号字就一直用到现在。除此之外，《怒江报》的形式一直在变化之中。报头、报眼也经历着改变。宣传方式、宣传方法也在改变。傈僳文版翻译也曾出现问题，导语的内容和正文的内容会有些重复，当然也有不重复的。当时，我们傈僳文版的报纸也在不断探索，觉得傈僳文版的导语和正文还是可以清楚明了一些，可以与汉语版有一定的差异。1984—1992年，傈僳文报纸一共有4张，分别是《德宏傈僳文报》《丽江傈僳文报》《维西傈僳文报》《怒江傈僳文报》，我认为《怒江傈僳文报》是最好看的。”
最初工作的时候，在铅板印刷时代下，他们的办公条件也相当艰苦，夏天十分潮热难受。五六个编辑挤在一小间房子里印刷，逐个字地校对，特别是傈僳文版一个个反反复复来校对。10余年后，《怒江报》傈僳文版在1998年完成了采访、编辑、翻译、校对等工作环节在编辑部一次到位，而汉语版在之后才完成这一目标。“1995年我成了傈僳文版的副主任，那时没有主任。1997年我成了傈僳文版主任，1997—2015年我都在做傈僳文版的报纸，生活也平平淡淡。2002年，傈僳文字库出现，我们又恢复到老傈僳文，但工作流程是一样的。现在办报纸也是比较艰难的，领导更重视电视媒体，报纸受关注度就下降。加之新媒体很发达，纸质媒体很难发展的。2007年，我们被迫改制，但当时很多地州的报社都没有成功，我们实行了一段时间，实在无法自负盈亏，我们怒江一年的广告费也只有20万～30万元，但其他地方一期的广告费就有20多万元，我们广告市场都非常狭小，所以又恢复成了全额事业单位。”从事报纸行业20余年，熊润春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记者、编辑的待遇收入提升很高，但也由于怒江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还是没能达到从业者心中满意的目标。
“当年我当主编的时候，是按照版面来分工，第一版是要文、第二版是经济、第三版是文化卫生、第四版是国际新闻，还有一份副刊。当时我们觉得要看得远一点，在电视普及以前，老百姓看不了国际新闻，傈僳文报的第四版就是以国际新闻为主。当时不像现在，那时我们中国的国际声望还不够大，国际新闻不一定每天都有与中国有关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一版，一版要闻不能丢，说白了我们的报纸就是为了一版——为了州委州政府而办的，当时政治业务水平高的人我们会放在第一版，知识面广的人放在第三版，当然，第二第三版也很重要，二版是经济，我们国家一直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版科教文卫也很重要的。第四版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实很大部分是我们编辑自己写的。因为说真的，我们傈僳族使用自己文字创造艺术的能力很弱，投稿的人很少，绘画作品之类的我也没有印象了，太少了，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翻译创作的。当时我们还有一份傈僳文副刊，它从创刊时就一直都有，主要内容是民间诗歌、民间小说之类的，投稿的人特别少，基本没有，所以都是编辑们自己找的。”
熊润春在每年征订时都会去到每个乡镇的中心教堂了解情况，因为傈僳文报的读者多数是信教群众，办公室编辑也会主动接触信教群众去了解一下情况。熊润春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信教的，就算信了也很少阅读报纸，所以不像以前的老人们一样会主动来报社讨论报纸上的事。“当时他们会找上门来，跟我们说说哪些部分不理解，来问问我们，或者觉得那些方面不对，来教教我们，另外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对诗歌感兴趣也会来教我们唱唱，但那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了。在跟读者的交流中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他们说读不懂不一定就是我们写错了，而往往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一些新生词语，不可能在几百年前就有的圣经中找到嘛。但是他们把不知道的就归为我们写错了，我们对新生词语的翻译都是意译，比如‘手机’我们翻译的意思就是‘手’译为‘拿着的’，‘机’译为‘电话’，就是‘拿着的电话’。”“所以遇到他们有这样的反馈时，我们会向他们解释，帮助他们学习，但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迁就读者，因为在我们翻译时我们已经尽量通俗化了，有些新词语他们看不懂的，我们也还是要接着用，就像汉文报，就算大学毕业的人，也不一定就什么都懂，更何况那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傈僳人，所以不会的你要学，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熊润春根据自己从事20多年的傈僳文版的工作经验，他认为办报最困难的就是发行，因为受众群集中于信教群众，行政事业单位懂老傈僳语的不多，只有一些学习傈僳语专业的人看得懂，而当他们工作后也不会再看报纸的傈僳文版了。同时，山里的信教群众很难取到报纸，一般邮递员将报纸放到村委会，拿不到报纸也就看不到。后来，他们也尝试实行了免费送报纸，将报纸送给公路沿线的教堂，但是除了做礼拜时也很少有人来看。同时，实行免费发放报纸也给报社的发展带来了不订不看的弊端。“如果我们取消了免费报纸的办法，可能就没有人看了，大家都可以从网络上看。所以，纸媒的发展令人担忧，汉语版的报纸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工作这么些年，也在作品上获得过一些奖项，但你要理解我们在傈僳文版工作的人，不像汉文工作的人那么容易得奖。汉文版的人在记者部待过的人是作品最多的，我的作品呢，在省上最高只获过二等奖，我记不太清了。有一篇好像叫《论怒江报傈僳文版在怒江‘三农’宣传和宗教事务管理中的特殊作用》，那篇文章主要是讲怒江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多数人都会讲汉语，随时都在流动的年轻人都讲汉话，但是老人们，特别是那些一辈子住在福贡、贡山大山里，从来没出过山的老人，只掌握了傈僳文，可能完全不懂汉文，要是工作队进山宣传，就算给他们讲一整天的课，他们也一句都不懂，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而翻译成傈僳文，（宣传）对他们才起作用。所以当时除了出报纸，我们还帮政府翻译一些宣传材料。”
“现在人们对于傈僳文有一个误区，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懂老傈僳文的人多，而实际上，我跑过很多教堂，教堂里坐的教徒中，随便找一个人让他抽读圣经里的词语，他都不会看。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脱盲人数，以前用傈僳文脱盲，人数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多。他们脱盲考试我监考，我批他们的试卷，一个教室里真正懂傈僳文的根本就没有几个。现在一些人总是在盲目地说，信教群众大部分都读傈僳文，实际上能通读的根本没有几个。以前我们去发放报纸，当地群众都给我们面子，大家都抢着拿走，看上去特别喜欢一样，实际上有些人读报的时候都是‘倒着’拿的。但这也不只是我们傈僳族当中存在的问题。另外我们傈僳族在文字上也犯过一些错，1988年的学术研讨会放弃新傈僳文的决定就是其中之一，把自己给搞落后了，因为新傈僳文字像英文字母，计算机系统上都有，如果推广开，在国际上使用就很便利，而老傈僳文就不能，这就等于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另外，老傈僳文想要改革发展是很难的，几乎办不到。”
“现在读傈僳文报的人越来越少了，可以说现在就几乎没有人读了，可是我能说，傈僳文报纸一定会继续办下去，因为它是党报，它体现了党的一个政策，就是民族平等，以后无论变成什么形式它都会在。现在，不但是傈僳文报，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字报都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种标志，丧失了它原本的功能了。现在的农村傈僳族人还是大多喜欢广播，村里的电视收不到傈僳新闻，他们只能听傈僳语广播。可是人们现在都很喜欢用手机，目前有了一些新媒体来传播傈僳文新闻，我觉得它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5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五）杞秀华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杞秀华，怒江报社傈僳文编辑部主任。工作时间：1990年至今。
杞秀华1990年从怒江师范（现怒江开放大学）毕业后，同年进入报社。她在读书的时候学过一点傈僳语，后来因为报社这边缺人也就选择了过来，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也不会编稿，所以工作上就负责4个版面的校对以及报纸的印刷工作。同时她也作为通讯员和记者深入一线，报道过非常多的新闻事件。之后，她又开始负责起了报纸二版、三版的编辑工作，现任怒江报社傈僳文编辑部主任。
她刚进来报社的时候，因为老编辑们都不太同意用新傈僳文，所以报纸上使用的还是老傈僳文，“但我们年轻人也都觉得新傈僳文要好一点，因为新傈僳文在电脑上能够打得出来，它跟英文字母一样，这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且看的人也还多。”因为在学校里只学了一点点傈僳文字，所以她认为自己在业务能力方面不太好，“傈僳文字就是20多个字母，两个字母，声母韵母相拼，拼出来是什么字，我们就学这个。”
在她还不会搞翻译的时候，报社就把校对的任务交给她。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只能依靠油墨印，油墨的滚筒在铅字板上面滚了以后再把纸平铺上去，然后就能把字给印出来了。但是缺点就是油墨印数非常黏稠，工作也不太方便。校对的工作大概持续了2～3年的时间，因为当时年轻，所以报社里面很多的杂事都要她来负责。“我记得当时我们还会把报纸寄到四川，他们把到邮电局寄报纸的任务都交给我。把我们的报纸寄到四川的原因是那边有一个傈僳乡（四川省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在我还没有进报社的时候那边的傈僳文版的编辑和我们的编辑还相互交流过。我没有见过他们，只是负责把报纸寄给他们，等于互相交流一下业务吧。我来了报社以后和德宏傈僳文报也进行过交流，现在也还在互相交流着的，我们的报纸每一期都会寄给他们，他们也会寄过来给我们。”
怒江傈僳文报纸与德宏傈僳文报交流也非常多，除了业务上的沟通以外也有情感的交流，去年丰副总编还带着人到德宏那边学习，主要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下歌谱。“以前我们的报纸寄过去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会收到，但是后来他们对这个也比较重视，我们的丰副总对此也比较重视，他还自己花钱给德宏报的傈僳文版订了几份报纸。”
除此之外，两地媒体之间的有些稿子是可以通用的，德宏可以用怒江的，怒江报社在看了德宏的报纸以后有需要也能转载他们的。但只是部分转载，比如文艺稿、散文之类的。“但是用不用由自己决定，不用也可以，他们只要是看到我们的稿子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转载。我提出建议并建了一个关于我们怒江报的傈僳文部和德宏团结报的傈僳文部名叫‘百灵鸟’的微信群，傈僳话就叫作哇涅租，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版面叫百灵鸟，我们就以此作为群名称。我还提出一个建议就是通过我们之间的QQ群，在报纸最终版本发出之前，把一至四版的电子版传到QQ群上，我们可以打开他们报纸的电子版看看，他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电子版看看。”这件事提是提出来了，但是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也没有实施，大家认为电子版随时想看都可以看，纸质版在没有寄到之前也看不到。
此外，怒江报社还跟迪庆州维西县的傈僳文报进行过交流活动，但是维西的报纸现在已经停刊了，丽江那边也有一张傈僳文报纸，现在也没有在做了。一直坚持做的就是德宏团结报傈僳文版和怒江报傈僳文版。“但具体什么时间停刊的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年纪还小，这些事情都是‘老革命’们在做，人家把报纸寄过来我们就看一下，不寄过来我们也就看不到。”
做了一段时间的校对以后，杞秀华的业务能力在不断地提升，慢慢也开始编二版、三版、一版。“其实编哪个版也不固定，这么多年下来什么版面我都编过。有时候负责某个版面的人有事不在，我们代替他编的情况也有。我当时做校对的话就是他们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在校对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到别人怎么用词用句，提升我的业务能力。”
杞秀华目前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傈僳文版的四版，还负责审稿。但是这些负责的工作板块也比较灵活，在那个去当新农村指导员的编辑走之前杞秀华主要是负责傈僳文版的二审，他也告诉我们报社的稿子发出去之前要进行一审、二审和终审，一审就是编辑改自己审，二审主要是主任、副主任负责，终审的话主要是副总编来审。因为丰副总编不在报社，所以稿子基本上都是经过杞秀华的手里审核。另一个副主任阿蕊负责编一版，审三版。“虽然是这样规定着，但是为了避免出差错，我审的版面阿蕊会帮我看，她审的版面我也会帮她看，互相帮忙。”
傈僳文版登的基本上是公益广告，基本上没有商业有偿广告，昨天他们还登了一张防治艾滋病的图。“这个是上面交代下来的任务，我们就放到报纸上了，占半个版面。公益广告去年发的也很多，主要是图片，比如小孩给老人揉背，孝敬老人等方面，配的句子也不多，我们翻译一句两句，像诗歌一样对称地翻译。”
杞秀华跟我们回忆自己的工作经历：“1990年刚进报社的时候工资是每个月150元，后来一次加一点点，加上来的。现在虽然工资是三四千，但是也就这样用完了，以前工资150，也过得下去。”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报社内部改革，领导规定下来说不管是汉文部还是傈僳文部下面成立一个记者部，一批一批抽，每次大概是6个月，有一次杞秀华也被抽到记者部工作出去专职采访。“当时交通特别不方便，到处都是土路，比如说从这里到贡山，都是土路，那个时候村级公路也没有，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去采访。那个时候年纪轻还没有结婚，精神也好一些，时间也抽得出来。比如今天是我的休息时间，我们也会主动出去采访，骑着自行车。但是骑自行车的话，除了一条主干线以外也没有别的路，我们就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路上去采访。这个是主动的，为了想多写一些稿子，这是我去采访的一个方面。”
此外还有单位派的专门采访某个方面的任务，例如自然灾害的时候需要出去采访。当记者部的人手不够的时候，州里面有采访会议任务，他们也需要派人出去协助帮忙，而且这种工作大家往往都会答应，不会故意推脱。“专题的采访一般是记者部自己去，像那种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编辑也会去。就像2005年，那一年福贡、贡山下大雪，县城都积了差不多一米多厚的大雪，几天以后我们过去，路边也积了很厚的一层。消息传到这里以后，报社开了一次会议，让我们主动报名去采访，因为情况很危险。领导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也报了名。那个时候报名的人也很多，但是落实下来以后就派了我和小余（余新春）一起去。差不多去了10天，是走路上去的。从这里到洛本卓是坐车，到了那里以后桥被冲走了，所以车子上不去，只能走路上去。那个时候江面都提升了，我们只能走路上去。路上一段垮一处，有时候泥石流一堆地堵在路上，你别说车子了，连人都走不过去。那怎么办，老百姓那些真是非常聪明，他们在冲下来的泥巴、石头上面搭上木板让人过去。那天我们从洛本卓坐到匹河，还没到匹河的时候那段路真是有生命危险，有一条河本来很窄，后来被冲得很宽，上面搭着个独木桥，旁边没有扶的地方，但是过来过去都要经过那里，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冲到江水里去。那一段因为在挖村级公路，堆着很多泥土和石头，如果都冲下来了，真是相当危险了。
当时的人大主席在那里，我们就采访了他，然后就住在了匹河。第二天又开始走，匹河到子里甲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坡，一块地全部垮下来，我们过不去。听说江边可以绕过去，我们就从江边绕，但是绕到边上的时候，别人说这里不可以过了，我们又只能折过来，强行从垮下来的地方过去。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走到子里甲乡政府，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当地指挥，了解到我们到了以后他们也相当感动。因为那里断水断电断路，和外面联系不上，跟“孤儿”一样在那里，州里的记者上来就好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子里甲进行采访，那个时候了解到有一家人，因为那个时候冷，烧着火，泥石流冲下来，把他们家房子冲倒了。当时家里煮了一锅很大的稀饭，打翻以后烫伤了家里的两个人，有一个被坠落下来的石头砸死了，所以那户人家又有人死又有人伤。后来经过我的了解，他们是阿蕊丈夫那边的亲戚。乡政府派人去救他们，进又进不去，进村的公路基本上都被雪覆盖了，看不清路，有的地方树倒了。救援队员有的拿着砍刀，有的拿着锄头，他们一边砍树，一边挖路，一边走。到乡政府以后，林业局和民政局的车把他们拉到福贡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后来我到县医院采访的时候，院长告诉我被烫伤的那个人不能盖被子，衣服裤子也穿不了，冷又冷，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床上像菜棚一样搭了一个棚子，挂了一个灯，可以发热保暖，很是可怜的。我在路上转的时候看到了主人家（受灾人主人），就是阿蕊的姐夫。我说在子里甲采访的时候看到受灾的是你家，他说是的是的就是我家，我儿子死了，我姑娘烫伤了，送到了县医院。我当时很同情她，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就给了他20块。后来这件事情传到单位里面，那个时候恒总在当总编，恒总跟我说相当感人的，虽然我只给了那个人20块钱，但是从感情上来说是很感人的。采访完当天我们就到了福贡县城。我们到福贡县城的时候水和电都停了，晚上是黑黢黢的一片，梨碳都卖到了15块一斤。梨碳就算现在也还卖不到那个价钱，因为老百姓从山上背下来一背篓梨碳也不是那么容易，路滑，卖的人也少，所以就卖到了15块。到处都积了很厚的雪，还有人在那里堆雪人。我们在的那几天采访了县里面的各个部门，像医院啊，还有灾区、受灾群众。后来我们就一边采访一边上去，到了马吉乡，福贡县最远的那个乡，在去的路上有一座桥，用木板搭着，虽然破损严重，但是人民群众不得不过，那是进县城的必经之路，所以那里的村书记组织党员去桥上面扫雪。上面积雪扫了以后桥的承载量就大一些，如果积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桥上面的绳子可能会断，扫雪的人我们也去采访过。那个地方采访完我们又从江东过到江西，公路是在江东那边，但是我们要过去江西采访，采访完回来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桥，就坐那种竹子钉起来的他们所谓的船，那个时候江面也比较宽，江上面拉了一根铁索，绳子的一头拴在船上，另外一头连在铁索上面，顺着铁索划过来。
“那一次采访是我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当中我认为最危险的一次，从一开始的洛本卓开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想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并且从我们的所见所闻总结起来呢，觉得人民群众是相当伟大的，任何自然灾害都能够战胜。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都紧紧团结在一起，任何自然灾害我们都是可以克服的，人只要团结起来是非常伟大的，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说起那一次采访的故事，杞秀华显得非常激动与自豪，她告诉我们自己一直在城市里面生活，常常会抱怨自己的生活比上不足，觉得自己生活过得非常差，但是见识到了艰苦地区的老百姓以后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生活的幸福。“那些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人，总会觉得这样也不如人那样也不如人，但深入基层以后，一方面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别人好，条件比人家好，这你能感受得到。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人的心不会变。有些人真的在大灾大难面前做人都不会变，就算受灾家里面没有吃的，也不会说去偷别人的，依然比较乐观地对待生活。就算他们家里的人伤了死了，他们也会比较乐观地看待生活。所以在基层工作对人是有利的，不管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工作上多写几篇稿子你觉得很累很苦，但这跟老百姓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他们把100多斤的东西从山上背下来，或者从下面背上去，从早到晚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编稿其实是无法和他们比的，我们做不到。但是他们依旧那样好好地生活着，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作生活都有很大的启发。”
在报纸内容的选稿方面，主题都是围绕着州委州政府的中心工作来抓，一般都是上级部门干了什么工作都要跟着宣传。“特殊情况下比如自然灾害，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的宣传工作都是不离开党的中心工作，一个是大的，比如省级层面的工作，另一个就是州委州政府的工作。”这段时间怒江州这边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报道宣传，因为最近下雨引发的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党委政府对这一块比较重视。还有就是项目建设这些，大的项目都是围绕着党委政府的部署。
傈僳文版的稿子主要是依据汉文版的稿子来进行翻译，但也并不是每一篇都译出来，他们也会根据受众的实际情况进行宣传。“我们的读者主要是农村的，需要我们自己策划的时候变动的东西也有，但是不管怎么变动都不能宣传违法乱纪的事情，以正面宣传为主，围绕着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从各个版来说，一版上面就是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全州性的活动，州委州政府领导的会议，领导的讲话，内容主要是要闻，全州性大的稿子基本集中在这一版。二版现在稍微改革了一下，以前二版是经济版，一版用剩的经济方面的稿子就集中在二版上。就比如说老百姓的养殖业、种植业，科学技术这些知识，还有就是农民的创业，不是一般的早上出来谁挖地，一直都是轮流、循环着做的务农形式。因为如果一块地只种包谷，那一年只能收几百块钱，但如果他收拾出来种荔枝、养鱼，那他一年的收益就会比别人高很多，超出几十倍，我们就把这些特殊的点，值得别人学习的报道一下。但现在二版有点特殊，因为现在大家都搞打分（绩效工资），所以现在二版的内容主要发表了我们编辑自己写的文章。现在改革以后，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除了一版用过的，我们都可以用，以前是突出经济方面，现在什么都可以。一个星期，我们编辑就写至少两篇登在二版上。然后三版的稿子就是精神文明方面，一般就是文化，像哪个地方有什么好人好事，我们就主要发表那个。四版的话，之前熊主任在的时候是主要刊登国际新闻，后来我上任后，国际新闻比重减少，国内大事和州内增多，现在是主要介绍文化旅游、景点等。”
此外，报社也面向农村的受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传播。“那时候是这样，当时恒总想发展傈僳语版农民通讯员，就联系了教会的余永光，当时刚好老干村教堂有个学习班，我们就跟着办了培训班。当时上了十多天课，每天上半天，我们上的内容是新闻写作，主要讲什么是新闻、新闻的标题是怎么制作的、新闻由几部分构成、导语怎么写、结尾怎么写等。我们每天去讲，然后晚上由报社出钱在教会食堂给他们做饭吃。但是后来可能是他们（信教群众）比较忙，我们在教课期间，让他们写了几篇稿子，我们都发表了，我记得是有7篇还是8篇，上完课后，我们跟他们说让他们别放松，继续写支持我们的工作，后来他们没写来了。我想可能是当时农村投稿不方便，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这些东西，他们寄稿子必须跑到乡镇邮电所，当时有的人住得很远，从山上下来到邮电所要走几个小时，所以后来就没人写了，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在发行方面，杞秀华认为无论是培训通讯员还是免费赠阅上，交通条件好的比如沿江一线，要先发展起来。“因为你想那些山头上，邮递员送上去很困难，只会送到村委会。山上的人不可能自动下来拿报纸，村委会的人平时很忙也没时间送上去，而且送上去时效也不好了，以后培训通讯员也要考虑到他们的个人条件，找一些交通方便一点的地方的人。现在来说，通讯员的稿件几乎没有，有个例外，在秤杆有个农民通讯员，他不会写字，只会照相，他拍了新闻图片，配字都要别人来帮他写，然后他再送来这里，我们报社也很支持他，给他买过相机，以前他的照片还是用了许多的，可是现在他也不怎么投稿了，接他的投稿有点老火（困难）。因为他不识字，他拍了很多照片，放在很多文件夹里面，但是他自己也记不清在哪里，来报社投稿，大家要找上半天。很有意思的是，他都不是我们培训的通讯员，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我们正式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只有一期，但我们下乡调研过很多次。”
杞秀华并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她小时候有一段在教堂的经历，因为当时家里条件艰苦，小学四年级母亲就让她退学了在家放牛放羊。“当时农村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文化生活特单调，村里有个教堂，教堂有活动，我就爱凑过去玩，听他们唱歌，以前学会的很多赞歌我现在还记得，后来我哥考上了乡里的教师，就带着我去他们学校上学，我又从五年级开始接着读，其实我还是很感谢那次退学的经历，我第一次读书并没有好好读，退学后知道农村生活艰难，第二次有了上学的机会才开始好好发奋。”怒江报社傈僳文版平时和宗教机构还是有一定的联系，报社组织活动唱傈僳语歌曲人不够的时候，他们也还会去教堂请人来一起参加。此外，他们会询问一下教会那边的读者对傈僳文版的看法，有什么意见建议和改进措施。
杞秀华也会参与调研报纸发行量的问题，他们也根据村民的生活实际情况以及信教群众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之前阿蕊和胡育才去泸水，我和李四夺去福贡。报纸发行量的调研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主要有：发下去的报纸到不了读者手里，这个困难的产生主要是和我们这里的特殊地形有关系，地形特点让农民居住分散，比如从我们这里看山上，这边住着两家，那边又住着两家。这样的分散居住就给发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就像刚才说的，邮递员可能把村里的报纸杂志都送到了村委会，离村委会比较远的农民，他们来一趟需要走一天或者半天，他们不可能专程下来取报纸，村委会工作人员没时间送，那么报纸就废了，成了垫桌子垫锅的东西。这个问题相当让人头痛，现在我做了一个改革，就是每个村都有一个文化室，就是让村民看书的地方，虽然一直有这个地方，但是真正在那里看书的人很少，基本上是闲置的。为了把报纸真正拿到他们的手里面，今天我重新分了一下，一个是江边的离邮电所近一点的教堂或者离村委会近一点的教堂、村文化室，一个给几份，这样报纸就不会废在村公所。下一步我们下去几个村试试点，看看这一招灵不灵，之后再作调整。我们下乡调研的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因为我们下乡首先要取得领导的支持，再看看实际下面读者的反映，需要去的时候就去，我记得这个调研，老冯叔叔在的时候他也一起去，小范围内的就比较多了，但是怎么调研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今年我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报纸放到教堂和文化室，他们去做礼拜或者开会的时候就会翻看。”
杞秀华告诉我们，福贡县匹河乡发报纸的人发得很认真，都会尽量让报纸到读者手里，上江芒蚌对傈僳文报也非常重视，有九十多岁的老人都会戴着老花眼镜读报。曾经他们去上江镇新建村发报纸的时候，一共发了一百份报纸，村民们都抢着看。杞秀华认为老百姓不是不想看这份报纸，但是订的人很少，原因有三个：一是家里困难；二是怎么订报、订报时间他们不知道；三是住在大山上，订了也拿不到，所以就干脆不订了。“现在在教堂看报的不仅有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还有白族支系拉玛人，这些人都看我们的报纸，要是我们拿着打开报纸给他们，他们最喜欢看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订数总是不多除了上面的原因，发行这块也有问题，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发行量要增加，需要我们动动脑子，另外报纸怎么才能送到读者手中，这也是个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不仅要上面的领导重视，也要我们自己再摸索。”
在新媒体传播方面，虽然不是杞秀华具体负责，但是她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像我们的大峡谷网将傈僳文版又分成了几个板块，我们几个编辑每人一个，分开上传新闻，另外想微信公众号我们是汉文傈僳文一起传，网站上我们就只传傈僳文的。我们的新媒体还在起步阶段，领导也在不断地进行推广，大峡谷网站建得比较早，微信公众号和客户端是现在才开始弄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推广上多努力，让我们翻译的东西有更多的人看到。”
在人事方面，杞秀华告诉我们傈僳文部最多的时候有7个，但是现在的话真正在这边工作的只有4个，有2个虽然编制在报社，但是不在这边工作。所以现在编稿审稿基本上就是4个人来弄了。老总编恒开言在去年退休以后在老年大学那边教傈僳文，但是州里面下文件说报社里年纪大的，又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人必须要在报社里安排一些工作，所以今年3月份开始，领导层就把报纸的终审工作交给了他。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4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六）潘文海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潘文海，怒江报社总编辑。
潘文海原来是在怒江州委宣传部工作，主管导向和意识形态工作。当时州委决定开设怒江大峡谷网站，考虑到术业有专攻的情况，认为建设网站还是需要专业的媒体人来进行负责，筹集了资金和人力之后，就开始具体实施起来。
怒江大峡谷网在2009年成立，2010年上线，成立时设置了汉语、傈僳语和英语的版面，因为靠近缅甸，现在也设置了缅语的页面。所以现在的大峡谷网是实现了四种语言的同步传播，主要因为人才紧缺的问题，所以更新的速度比较慢。怒江大峡谷网设立缅文版的定位是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我在外宣办的时候，领导们的想法很简单，目的在于出差在外可以通过网站知道怒江的事情。当时我们设置怒江大峡谷的网站是顺应传统报业的发展情况。还是脱离不了办网站、两微一端的趋势。做报纸其实核心不变，只是通道的问题。我觉得重心要放在内容生产上，至于形式就在于你的点子了。特别是作为媒体，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搭上互联网这趟车。”
从2015年开始，怒江也开始做了一个双语的App，虽然经过了不断地改版，但是传播力还是没有微信大。同时，民文出版系统也争取到了一个中央的项目，并且在软件方面已经实现了验收，正在培训新人使用。民文出版系统能够使得采编流程透明化，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新闻生产进展情况。“就像中央一直倡导的中央厨房，我们搭建这个采编系统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的采编系统是很传统的，还是一审、二审这样。现在在抓紧全体成员的培训，要实现转型，年轻记者要从单一的文字记者转变为全媒体记者，老记者比较有经验就转来做编辑审核的工作。副总编轮班来负责所有的渠道，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内容统筹起来，管好审稿、选题、下基层几个阶段。现在报纸和电视台优势的界限不是很明显了，随着平台上升，下一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报纸守好深度报道的优势，做好把关审核。”
2016年，怒江从全媒体跨入融媒体，潘文海跟我们也谈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全媒体是说渠道我们都有了，融媒体不仅仅是做全，而是要会用。融媒体在我们的理解中，主要是内容生产，融就是把壁垒打通，不要各自为阵。融媒体是一个过程，不是形式。作为传统媒体，就是用已有的技术，把生产内容及时地发布出去。现在是共享的时代，没必要固守一块，包括民文系统，我们也说可以免费共享，这也是时代发展所需。老是守着报业能坚守多久呢？电视台的视频直播我们没办法比，他们的投入高、门槛高。但是对于重大的活动，我们会去做，比如‘两会’的直播等。怒江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很好，民族文化是怒江的优势，我们还是会突出这一块，借助一些民族节庆来做宣传和报道。之前傈僳族的阔时节，我们请了网络名人来做‘怒江行’，换一种方式来看怒江。如何把怒江大峡谷国际化？我们不能仅仅说怒江怎么好，而是要讲好我们的故事，由他们来评判。去年乌拉圭的一个政党代表来怒江做扶贫的访问，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我们的傈僳族和境外的傈僳族是同宗同族的，尤其是缅甸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信息不对称。前年我们的访问团到缅甸过他们的阔时节，我们的歌舞团表演完不到一小时，表演视频就被制作成光碟在卖了。”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8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二、广播电视
（一）密正英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密正英，怒江州广播台原傈僳语第一女播音员。工作时间：1980年至今。
密正英是1980年2月份从云南民族大学傈僳语专业毕业后，当年来到怒江广播站工作的，她告诉我们当时班上学傈僳语的同学几乎都已经改行了，只有自己和另一个女同学坚持做和傈僳语相关的工作。来自农村的密正英从小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父母便无力继续供她读书了，但她也励志一旦有机会就要好好把握。“所以当时恢复高考后我就考上了云南民族大学的傈僳语专业。那时学校每年提供一套衣服，还给7元钱，伙食费都不用出钱，国家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我出身贫寒，能去大学读书是非常不错的，我非常珍惜念大学的机会。我还是会让孙子们学傈僳语，因为能和说不同傈僳语的人交流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还是想让年轻人学习傈僳语。我今年63岁，还在电视台做卫生工作，也是电视台给我一些补助吧，我很感恩。”
同其他被访谈的媒体人一样，回忆起自己刚刚工作的场景，密正英也告诉我们那时候的广播站条件很艰苦，只有7个人一起干工作，原来在法院的院子办公，后来又搬到党校那里，也就是从那时起创办了汉语、傈僳语的节目。“我刚进台时，汉语、傈僳语都要播。我是怒江台第一个傈僳语女主播。刚开始，进台播音时，两天播一组新闻，短一点两三条，长一点是三四条。后来，站里招来了杨雪梅，我就不用再播汉语了。汉语由杨雪梅负责，我只负责傈僳语广播。后又从福贡播音站、民委招来两个人（为组建州广播电台的傈僳语广播而从各县组建傈僳语人才），当时我们只播新闻。有时候，也会去专访‘两会’。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转发省台的录音。”在当时由于缺乏人手，每个人都要负责很多的事务。当时广播站的状态还是有线的，所以拉广播线、后勤、架线等工作都要播音员亲自去做，他们也需要经常跑到山坡里拉线。
“1981年，我去机房里拉线，然后还跑到山里去拉线、架线。我们的线拉好，他们又把它拿了下来，弄得我们反复拉线、架线。播音、翻译、编辑、技术人员、后勤等工作都要做，不像现在分工明确。刚来的时候是用盘录音，后演变为MD带，最后为磁带。当时我播音，效果还是很好的，很多人也会围着广场的大喇叭一起听。但后面变为电脑剪辑，我是不会了，只能让后期专业人员来制作。”
“我播出的第一篇新闻不太记得了，当时我翻译的新闻还是经常获奖的。一个通讯员写来的稿件《怒江第一个女驾驶员》就是我翻译的，获得了二等奖。当时刚回到台里，我翻译了一篇社论，翻译了三天三夜。对于一些法律法规，不仅要翻译条目，还要翻译内容，一些词语太难翻译，婚姻法、卫生法、交通法等法律名词太难翻译，我有时候还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翻译。新闻翻译比较简单。刚开始没有字典，翻译难度很大，后来有了字典对翻译有了很大的帮助。我很少出错误，日期念错了一次，但是已经播出了，所以，我赶快跑到录音室去重新录了一次。我带的实习生来了，也是一条一条地教，她来之后我终于可以将工作完全交付给她了。因为我一个人带大、供养了两个大学生，经常单位、家里两头跑，这种日子太累。”
2005年以后，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多，技术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再也不需要新闻主播身兼数职去干工作了。但同时新闻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两天一组新闻也变成每天必须播傈僳语新闻，而且必须同步。“非常辛苦，汉语主播进去录完音，我就得进去录傈僳语。一进去，就不能有什么声音，必须是准备好去背，不能有卡壳的时候。稿子的长短也会影响播音的效果，我的方法是自己写一遍，进去后录一遍就可以了。”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2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二）丰艺清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丰艺清，怒江广播电视台新媒体部门副主任。
丰艺清以前是小学语文老师，2008年，电视台面向社会招一批记者，因为她对记者这个行当感兴趣，就考进来工作了。因为刚进来时电视台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所以大家是一起“吃大锅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奖励机制，工资都差不多。现在实行差额拨款，同时还要进行绩效考核，所以整体员工的积极性也被激发了出来。“但是由于怒江经济落后，企业少，做广告的人也不多，电视台创收很少，只能保证我们的基本工资。”后来因为新媒体部缺人，2017年3月份丰艺清就调过来担任副主任。她告诉我们，新媒体部门偏年轻化，最小的是1994年，最大的是1982年。
丰艺清告诉我们，怒江建立了网上通联社区，也就是七彩云的融合新闻服务平台，每个县的记者都有账号，大家把稿子上传后台，实现资源共享。怒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于2014年注册，目前的关注量近4万人，基本上一天发一组新闻，每组5～8条左右，内容是从电视新闻移植过来的，根据重要性进行排序，首先是重大时政新闻，其次是民生、热点（比如朋友圈转得多的），最后是转载。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宣传重点，他们往往根据州委宣传部的要求结合行业特点策划一些栏目。“比如近期我们在做怒江脱贫攻坚的专题，从2016年起全州开始关注脱贫，2017年到达一个高潮，一直到2020年都将是宣传主题。我们还结合百姓关心的事情，转载关于怒江的新闻，有些也添加一下本地化的东西，让本地的受众更喜欢，比如深入基层去访谈家家户户怎么看党的十九大。有趣的民生新闻我们就会去采，我们也经常做民族的文化、歌曲、旅游景点放在公众号上，下一步在新媒体上要搞互动性更强，娱乐性更强的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内容基本上是汉语的，特别是重大会议、重要政策，比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我们就会做傈僳语的政策解读动员老百姓搬家。”
“天境怒江”是他们宣传的一个窗口，里面内容的形式比较丰富，直播、视频、图文都有，主要内容是分条转播《怒江新闻》。“现在我们的记者叫全媒体记者，要求一线记者也要有融媒体的思维。我们更多地依赖一线记者，他们采访，我们加工，但并不是从通联中心上生搬硬套电视新闻。我们也会策划、自采一些新闻，像有趣的民生新闻我们就会去采，还经常做民族的文化、歌曲、旅游资讯放在公众号上。我认为新媒体就是要改文风，增强可读性、可看性，把新闻成品进行包装后二次传播。我们还通过‘天境怒江’来做直播，比如2017年阔时节的直播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现在很多人都有手机，受众覆盖面比较广，我认为相较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发展空间更大一些。”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0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三）谭天应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谭天应，曾任怒江广播电视局局长。工作时间：1952—1990年。
1952年，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在边境一线建立收音网的指示，丽江市地区党委从丽江、永胜、华坪、剑川、鹤庆等县选拔了20余名青年去往边疆参与建设。17岁的谭天应经选拔被分配到福贡进行收音工作，从老家永胜远赴怒江，一待便是30余载。初中毕业的谭天应接受了两个月的收音员训练班培训，学习了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1953年3月，谭天应和汤灿天、木林森三人带着先进的美产半导体、电子管收音机和其他设备，穿着草鞋顺维登河徒步进怒江，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背行李运输广播器材的民工。一路上，他们跨越了澜沧江，经历了险恶的山路。在翻越艰险的碧罗雪山猴子岩时，他们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发生雪崩。一天正午，他们走到垭口处，狂风大作，雪片飞舞，打得脸部麻木，三人吓得围在一起，鼻涕长流不止，呼吸急促，双目微睁，他们只好抓着运行李的民工走路，后来偶遇武装交通部的同志，协助他们艰难地通过了危险地带的垭口。经历一路的险恶环境，他们终于到达了福贡。在上帕街最高的岗楼上，建起了福贡县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广播收音站，将广播送进了怒江的高山峡谷。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怒江实现了第一次历史跨越，从原始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百姓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收音机对于生活在怒江的老百姓来说还是一种新鲜事物，甚至于在傈僳语中都没有收音机这个词，只有“米黑色拉拉”（傈僳语音译）这种说法，指“听风的声音”。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由于传教士用毯子盖住留声机、收音机传经布道，并欺骗信教群众这是上帝的声音，让当地老百姓信以为真。建立收音站不仅仅是送来新技术，更为关键的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谭天应的主要职责就是把新闻，特别是国家政策、国际时事信息、科学知识传播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深入当地少数民族语地区，谭天应和傈僳族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学会了说傈僳语。一开始，他们并不受待见，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很多的冲突。当时，少数民族将盐视为传家的宝物，他们便给生活困难的村民送去了盐、茶叶、衣服、棉毯等等。坚持让当地村民病者有医、贫者有济、思想有舆论宣传、生活中有文艺活动熏陶，逐渐地获取了当地百姓的信任，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谭天应和同事汤灿天每天早晨和晚间收听、记录新闻，一人将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即时口述听到的内容，另一人再进行抄录。他们每天清晨将收听的《云南新闻》《中央新闻》记录下来，在给县委书记看过后再通过口读新闻的方式传播给当地干部，重要的新闻还出黑板报进行宣传。“当时使用的收音机很大，很难提起来，是丽江工委专门购买的产自英国的录音机，也是随着我一起来到怒江福贡的工具。”当时，在怒江与缅甸的接壤地带有一个教会电台——梵蒂冈电台，为了防止敌台对当地百姓的误导，谭天应和汤灿天经常背着偌大的收音机，带着留声机、幻灯机、毛主席像、抗美援朝图片等，去到利沙底、鹿马登、马吉3个区的27个自然村组织收听广播，播放幻灯片、现场讲解等活动。1954年组织收听了76次，放幻灯片36场，听众、观众达6125人。
“记得在1954年生产代表大会上，我们给当地人放广播，天气预报说第二天会变晴，当时大家不太相信，结果第二天天气真的由阴转晴。就有人说，天都热爱共产党，说晴就晴，说下就下。”在谭天应的工作手稿中，还记录着：“1955年6月17日，云南台用傈僳语播日食的新闻，我们组织机关干部、学校教师、民族基干连的官兵收听，把新闻《谈今年的日食》编印成宣传材料，用傈僳语翻译宣传，并用幻灯片挂起解释天文地理知识。还专门去到村子里，打了一盆水，对着太阳，教大家看日食。当时的村民还说，共产党真伟大，天上地上都知道，不哄人也不骗人，今天说要日食，真的也食了。也有基督教信教群众说，过去传教士用毯子盖着留声机让我们听，说是上帝讲话，要好好听才能上天，今天共产党用科学道理让我们听也听着，见也见着。”
谭天应和汤灿天还结合当地群众的思想，用幻灯片的形式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历史，联系怒江的实际情况控诉了美国传教士在怒江设立电台搞情报，传教士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双方还为此发生了矛盾冲突。“1954年的一天，有村民来传话说，牧师马科扬言要让共产党员尤其是汉族来见他。当时，在当地搞民族边疆工作的汉族只有我和医生陈光岱。我就和民族工作队的翻译马国春背着收音机跋山涉水去见马科。”马科当时对他说：“你说的是真话，就把我的盒子轮（40响冲锋枪）修好，修好我就投明，修不好我们就刀弩相见。”当时，谭天应看着马科的盒子轮满身生锈，拉不开栓，子弹不能上膛，搬不动。于是他就答应了马科的要求，但也提出马科必须答应他听从共产党的领导，不做不符合共产党政策的事情，除此之外，还告诉马科可以继续信仰基督教。经过一番沟通后，双方达成一致，他和马国春用带去点灯的煤油将盒子轮擦洗干净，装好后还给了马科。马科带着一班人手持盒子轮跑到黄连地里连发几枪，转身对谭天应说：“共产党不骗人。”当晚，谭天应就和马科等人在匹里密的民族头人家里一起听广播。正是早期媒体人的不懈努力，新的媒介技术和观念才得以被接受和传播。
1954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成立，谭天应被调往碧江边疆工作委员会办油印小报。“碧江边工委收音站经常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云南台的新闻节目。除了收听新闻，还要用干板刻印，必须不轻不重地印出来。”1955年谭天应又被调往中共怒江边疆工作编委会，凭借前期的办报经验参与到《怒江报》的筹备工作中。1956年，中共怒江边工委成立怒江报社，并于当年以刻蜡板油印的方式编辑出版中共怒江边工委机关报《怒江报》。1962年，因怒江州州级机关撤销，报社也被撤销，《怒江报》停刊，直到1983年才复刊。
由于谭天应出色的工作能力，1959年他被调到碧江县委宣传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他被调往怒江州干校（五七干校）办《五七战士报》。后来，五七干校中有了有线广播，谭天应就一直在广播站工作。“六库五七干校广播站开始广播。”这是谭天应最难忘的广播呼号，在播音员刘丽丽的呼号结束后，便开始转播中央广播台的《新闻联播》。“每天早上要对电热管进行预热，半个小时后才能使用，做完准备工作，紧接着就要开始转播广播。除此之外，还要做架线、维修等工作。刘丽丽是分配到五七干校的大学生，她常常和我开玩笑说，她说一句呼号就拿着60块的高工资，我牛大的力气还不如她芝麻大的糊。”
1973年，怒江州革命委员将他调往新成立的广播管理站，广播管理站下面又分设广播站、电视台、电视转播台。1974年，谭天应任怒江州广播站站长。“当时是用有线广播，以县站为中心，公社放大站为基础，由县站传到公社再传到乡村。1979年，怒江遭遇洪水，六库挂着的4个大喇叭线路全部被毁，我们就决定走无线和有线结合的路子。”有线广播是在收音站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云南省广播事业局的扶持下，县级机关架设街头广播喇叭，并逐步延伸至县广播站附近的农村，发展成以县级为中心、公社放大站为基础的有线无线结合广播的现代化发展网络。
1980年3月，省广播事业局广播网组与东川市广播站签订试制调频发射机，频率为150兆赫，同时开始启动创办电视台的计划。1981年，谭天应等人到碧罗雪山上寻找信号，在鸡岩子山头定了电视差转点。“这次信号主要由碧罗雪山、雪蒙山收测大理苍山、楚雄紫金山发出的信号，烧三堆火就表示信号可以接收。当时信号不好，只好用邮政将录像带从昆明寄过来再进行转播。”谭天应还记得他接收到第一次信号后，播放的电视剧是《祥林嫂》。电视台还创办了《本地新闻》节目，由于缺乏技术条件和专业人才，半个月才能做一期节目。“当时摄像机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为了看懂说明书，我还买了英汉字典，一边查一边学。剪辑、写稿、配音都要做，做出一个片子来都是很难的！”谭天应将摄像、采写、剪辑、制作一肩挑，常常说自己成了一个“万金油干部”。
独龙江通电视是怒江广播电视史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当时独龙江还没有通公路，并且没有电，怎么才能看上电视是一个大难题。”谭天应专门去往独龙江进行实地调查，测算独龙江的日照时间，打算通过太阳能储电，再结合卫星技术收看电视频道。“我们携带了40块蓄电池，8块太阳能板运到贡山县，又请人将这些设备背到独龙江乡。8块太阳能板串联起来再连接到电池上，就可以将产生的电流传到蓄电池上把电能储存起来。由于独龙江日照时间较少，每天只能看一小时的电视。当时，收看的电视频道也只有中央电视台。”怒江电视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州、县、区（乡、镇）电视差转、录像重放台、地面收转站的陆续建成，以及家庭电视机拥有量与日俱增，祖祖辈辈生活在怒江峡谷的各族人民看上了电视，了解了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时代的发展，电视也成为怒江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件。
作为怒江州广播电视局第一任局长，退休多年谭天应仍热心于怒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他的枕头旁边有三个收音机，一个收中央台、一个收怒江台、一个收云南台，经常收听到有问题就会去给他们提意见。谭天应正值青春年华最好时期就来到怒江支边，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生如梦，转眼就百年，曾是一个黑发郁郁的七尺男儿，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七旬老人，为祖国边疆的解放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我成了一棵树，深深扎在怒江边，开花结果，选择了永远不放弃的意念，终老一生。我的一生在怒江64年，怒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鸡毛火炭送信、刻木结绳记事的年代一跃为电子时代。而我也只是随着祖国发展壮大的科学技术而适应科技，为怒江人民服务而已。这是我的梦也是一生的奋斗经历，同样也是一棵小树在怒江边成长的经历。愿怒江的广播电视事业根深叶茂，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与时俱进。”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6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叶星）
三、制译中心
（一）赵科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赵科，怒江州广播影视译制中心主任，曾经在福贡县文工队工作过，也担任过流动电影放映员和电影翻译员。工作时间：1966年至今。
赵科1966年进入到福贡县文工队开始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50余年了，工作了7年以后，1972年他又转行成了流动电影放映员，1990年赵科调任州电影公司下属的宣传部门担任副经理，负责电影翻译工作。1986年随着民语译制中心的建立，赵科也顺势成了这个部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现在已经是怒江州广播电影译制中心主任。
说起以前放电影的经历，他说：“自己也喜欢这一行嘛。那个时候公路也没有，马也没有，连发电机都没有，我们都是要人背着胶片到各个村组里去跑着放电影，我们放电影的时候就要用脚踏摩擦发电，还要把握好速度，踩得快才能跟上电影的声音。”那个时候计划经济的管理非常严格，一年200个工作日，要放200场的故事片，100场的科教片，观众要达到一定数量，要完成这个任务厂里面才给放映员评先进，完不成还要受罚的。
到1980年，赵科就调到州里来，在电影公司下属的一个宣传部门担任副经理，专门翻译电影成傈僳语。1986年，专业的民族语译制中心后来叫译制社就成立了，这是第一个做电影翻译的事业单位，由怒江州委宣传部负责管理。“电影公司毕竟算企业嘛。民族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字和语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很需要做这个工作。德宏、版纳、红河这比我们富裕的地方，也没有争取到成立这个译制社的事业单位。”
“我在放电影的时候，放的都是翻译汉语电影之后的译制片，第一部就是故事片《青松林》，还有科教片《大寨红旗》之类的大寨片。到译制社工作以后，1994年翻译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这个故事片获得了腾龙奖傈僳语译制奖，国家民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个部门评的，同一年还有白语的《缉毒少女》也获得了腾龙奖。后面1998年的故事片《沂蒙山人》，讲的是开公路、通水电的故事，得了金马奖（这个金马奖是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金马奖’）”
2010年之前的电影都是用胶片放映的，2010年后农村电影全面开始数字化。“所以到2013年我们这边才拿片子出去评奖，一部是故事片《三喜临门》，在省里评为了优秀译制片二等奖；一部是科教片《因地制宜新农村建设》，这个我们翻译得比较好的，报到了北京，但是那边说云南的译制片太多了，要平衡各省的数量，就退回来了，在云南省获得了第一届优秀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片一等奖。2015年译制的故事片《举起手来》在中国电影协会第二届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片得了二等奖，这个是全省获得的最高奖了。”
赵科告诉我们自己放的电影农民群众都非常喜欢，领导也很关注，因为傈僳语不仅是怒江，而且丽江、迪庆、德宏等地，甚至缅甸、泰国也可以看，这个也算是一种对外宣传，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不仅是民族平等，语言文字也平等，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所以这边傈僳族人对我们这项工作都高度评价”。
赵科的傈僳文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的，当时只学了一点点新傈僳文。“我刚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虽然那时候拿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但是我从小喜欢文艺嘛，宣传队的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后来，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报社的恒总和语委合办了一个老傈僳文培训班，我们才开始学老傈僳文，译制社的所有人都去学了，回来自己慢慢摸索就掌握了。这个培训班从1988年左右就开始办了。我们也会反复看《圣经》，参考着看怎么翻译，分辨各种傈僳文的区别。其实基本上是自学，因为老师只教了一些字母，以后在工作里面用到，看看《圣经》里面的译法，那时候比较艰苦，也没有先进的设备，连复印的也没有，就是复写纸一张张地抄写。”
赵科跟恒总合作比较多，比如建党90周年的时候一起翻译了一些革命歌曲。以前过年过节的时候，译制社和报社还经常一起联欢，教给他们民族舞蹈，工作的时候在翻译方面也一起探讨，看词语怎么翻译比较恰当，互相建议。同时，赵科还培训了一年怒江电视台的傈僳语播音员，现在也经常给他们提供翻译和发音方面的指导。“很多内容我们也会在一起探讨。我认为翻译得好，或者怎么翻译才恰当一点。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个人的理解和各方面不同，但歌曲的政治语言比较浓一点，要怎么翻译才恰当一点，成为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给它恰如其分地规范，我们是经常探讨的。”
此外，在怒江师范学校有傈僳语培训班，是用新傈僳文来教，现在农村里面的乡村老师当中的骨干大部分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傈僳文在农村里面是真正用得着的，因为现在怒江州条例里面也有相关规定，招工招干或者说考大专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人家沿边的有那种懂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加给你多少分。这个政策我们有倒是有的，但是没有真正实行。不管你懂不懂傈僳文和傈僳语，都平均地给你加分。我们的想法是你懂一点傈僳文，或者是傈僳语，你再来加一点分，学习和参与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政策，城里面的孩子我们都是教他汉语，所以懂傈僳语的就不多了。我们去农村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小孩子都是学的汉语，都用汉语交流。因为在学习当中，考试当中都用汉语来代替了。现在没有那种对会傈僳语和傈僳文的人优先的政策，我们都觉得很危险。”
在语言方面，赵科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说傈僳语，全世界都统一得起来。我们到下面或者出国考察民族语言民族文字这个方面，云南省就有60多万傈僳族，国外的加起来就有100多万人，这100多万傈僳族里面在语言方面相差的只有20%左右，别的语言达不到。你比如说傣族，德宏的傣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就根本通不了，只能通过汉语来交流。然后临沧的傣族和德宏的傣族也通不了，它只能是大体上相同一点点。还有怒语也是，贡山的怒语和福贡的怒语就通不了，兰坪和六库的也通不了，虽然说都是怒语，但是差异很大。为什么傈僳语在全世界的傈僳族当中都通用，它就像汉语里面的普通话，你一说出来就都听得懂，只是音调上面有一点区别。就像鲁甸那边的语言跟彝语夹杂起以后我们只能听懂差不多40%。还有永胜、丽江维西这边的是完全听得懂的，四川攀枝花那边的傈僳语我们还是听得懂的，差异还是不大的，可以听懂70%～80%。泰国那边也能听懂差不多80%，缅甸那边的傈僳族好多都是从这边过去的，所以跟我们这边的傈僳语相差不大。相差的就是那些新出来的词语，比如说共产党啊，以前没有听过这种词语他就不清楚，政府他们就说‘阿都也’，我们的新词俗语他们就听不懂，别的那种老祖宗的语言都是完全听得懂的。”
“四川沿边那里也有个傈僳族乡，攀枝花那也有，但是沿边的傈僳族比较多。怒江报老傈僳文的报纸所有信教的人都可以看得懂，以前的维西那边就是用老傈僳文来扫盲，德宏就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办的德宏团结报的傈僳文报纸基本上用的就是老傈僳文，新傈僳文是官方推广的文字，老傈僳文的历史是有100多年。通过傈僳文扫盲，扫盲课本都搞来很多，后来因为信教群众不愿意接受（新傈僳文就难以推进了）。信教这个东西不需要国家来投资，在农村扫盲的时候这些信教的群众也可以脱盲，国家投入一点或者老师推广一点，就这样来弄。后来老傈僳文这个都是报社的老总编恒开言，他当总编的时候把新傈僳文停了。因为老傈僳文面要广一点，他们在每一个教堂都会去送报纸，因为可以宣传我们党的政策、社会主义政策。老百姓看了以后也学到一些科学名词，也学到种植业养殖业方面的知识，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怒江的每个单位的每个职工都要求订怒江报的傈僳文版，在职干部是一人一张，退休干部不要求订，但是有些人看不懂订了也是白订。”
赵科刚来译制社工作的时候因为设备差，白天要翻译填词，晚上等电影放完了才去录，不然很多杂音都会录进去，所以工作也非常忙碌。赵科参与翻译的电影故事片差不多有200部左右，还有像那种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内容就翻译成磁带或者碟片拿去农村里面放。
赵科参与翻译过傈僳族诗歌《兹措瓜图》，讲的是傈僳族的婚俗。“傈僳族以前有一个婚俗，比如说我们傈僳族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生了一个女儿你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就打（做）亲家。长大了以后他们就自由恋爱，父母包办的婚姻就不要了，要自由恋爱，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兹措瓜图的意思就是开拓，或者我们两个成家立业的意思。因为相爱的人遇到了，就会反抗这种傈僳族的包办婚姻。傈僳族自古以来还有迁徙的风俗，我们两个重新找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去生活，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幸福。他们就到了剑川，就是大理丽江那些地方，过来就翻到了碧罗雪山，后来又翻过高黎贡山到缅甸这些地方，虽然说这个地方很平坦，但是对我们来说不适应。因为那个地方蚊子多或者说劳动的时候不习惯，后来他们又返回来。有了孩子以后开始寻根，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离不开我们的家乡，离不开父母。”
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新词俗语很难进行翻译，比如微信、微博这些就很困难。“因为老祖宗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在想要怎么翻译才会恰当一些，特别头疼。傈僳语太狭窄了，不如汉语那么丰富，汉语里面有些词也是从英语里面借用过来的，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困难。不翻译老百姓又听不懂，翻译了又觉得好像有点生硬，人家听了会摸不着头脑，特别是那些政治术语，比如‘政治’这个词只能借音，还比如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固定名词，翻译是可以翻译，但是翻译出来就是一长串，不是字数太多就是不完整。有些新词俗语现在太多了，特别是科学的名词、药名，好多都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东西，比如原子、核子、分子，我们都没有办法译出来，还有量词里面的毫米、毫克，我们就不好翻译。我们翻译出来老百姓就听不懂了嘛，我们只能是用一张、两张、一尺，这种他们能听得懂一点，因为从老祖宗的时候就开始用了。很多东西我们懂汉语都是会理解不了，这些东西翻译不了就只能通过借音来搞了。”
“2016年开始，怒江民委就让大家每人收集几百条现在的新词，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词俗语，个人翻译了以后拿给民委去出一本书，但是本来说好去年完成的任务到今年都还没有弄出来。就像刚才说的文件政策都很多的，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太少了。我们作为傈僳族，来做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觉得很多东西你不翻译老百姓就看不懂，很多很好的电影，教育意义这么大题材你不翻译他就什么都听不懂。比如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汉语根本看的人都没有，傈僳语一翻译就很多人看，特别是老倌倌（老头子）那些就算下大雨都不管的在那里看，因为他看得懂，有教育意义，还有电影里有些伤心的时候他也会哭出来，说明他已经投入到这个电影里面，他已经看懂了，就有了自己的感情。而且说的是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听得懂，有自豪感。所以我们几个在想我们退出来了以后我们的工作怎么延续，这是我们很担心的问题，所以我退休了以后还是会来这里帮忙一下，因为人少没办法。因为这个民族语译制中心是在我手里面成立起来的，所以在我还能动、还能做的时候还是会全心全意在这里工作。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自己不做，别人虽然重视，但是真正做起来遇到不少的困难。播音员这几个已经好几年了，一直到现在他们的身份还没有解决，还是像临时工一样在做着。培养一个人才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专业学配音和播音的，不是每个人来都能胜任这份工作，需要一个过程、一段时间。报社也是一样，你一来就会写、会翻译是不可能的，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养，几年才能独当一面。领导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以后再来招是很困难的。”
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尤其困难，这一批退下来了，再找下一批很难。从农村出去读大学的很少，从机关里面出去读大学的，虽然是傈僳族，但是傈僳语说起来也不是那么纯正，所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这一块的人才还是越来越少。译制中心提供了一个编制，想找一个搞翻译的本科生招了好几年都找不到。“没有这种人才你怎么招。虽然现在的民族大学的傈僳语专业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学生也有，问题是这些民族大学毕业的来招考，考试其实是考不过其他人的。父母在单位里工作的，出去读傈僳语，会一点傈僳文的，但是不纯正。因为我们搞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还是要在农村里经常说傈僳语的才比较纯正，半路上会讲几句也不行，胜任不了这个工作，所以现在后继有人是很难说的事情。”
“我们招傈僳语的电影配音的时候，要招大专以上学历的，在考试之前我们是要面试的，有些人来面试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工作你做不来，就算考进来这个工作你也难做。原来我们招进来过几个，人事这边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招不到，我们就只能放宽到中专毕业。这几年就不允许，这几年必须要本科以上，所以只能用设立特岗的这个方式才能招到人。本科生毕业的我们也用过了，但是一进入角色他不能投入情感，配不出好效果来，该笑的时候不笑，该哭的时候不哭。配音必须要进入角色，要用情感、用音色配出来。就像我们少数民族说普通话一样，不纯就不好听了，对不对，所以配音口齿要清楚。就像吉林的一个专家告诉我们的一样，现在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的危机感是相当大的，他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父母亲，孩子的汉语你不用教他，但是必须要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教给孩子，不能丢。在城市周边的少数民族孩子，少数民族语言一半以上都是夹杂着汉语，真正的纯粹的少数民族语言他们说不出来了。比如现在的你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父母跟你们说傈僳语，但是你们就会回答汉语，只会听不会说，下一代就更恼火，连听都不会听。人家说傈僳语一百年以后就会消失，这样的情况下去不用一百年，几十年就会消失。现在报社搞的报纸，我们搞的电影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保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都不搞消失得就更快了，就都丢失了。就像满族、回族，都说汉语，白族也是50%都掺杂着汉语，有些我们都听得懂了。没有文字的语言就消失得很快了，因为没有记录。”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6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
（二）余光友访谈实录
访谈对象：余光友，怒江州译制中心录制员兼配译员。工作时间：2006年至今。
余光友2006年从怒江州民族中专毕业，是第二批音美专业毕业的学生，第一批毕业的学生基本当了老师，但是当时怒江州对音乐老师的需求少，所以光友就没有去当老师而是通过考试进了译制中心当译配员。与他一同进入译制中心的还有成永杰、妮思佳二人。现在是怒江州译制中心录制员兼配音员。
余光友谈起自己的工作，他告诉我们：“我与民族文化很有缘份，我父亲做傈僳语歌曲创作，兄弟跳傈僳族舞蹈，而我做的算是傈僳族语言这块，都是搞文化工作的。做文化工作首先必须对得起自己的文化，要为这个文化服务好，我们的下一代也必须会讲傈僳语，知道我们的文化。”
余光友和成永杰、妮思佳同年进入译制中心以后，三人跟着李主任参与译制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暖春》。“配音、翻译我都做过，现在主要是制作。感觉译制中心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迭代了，从单声道到现在的双声道，以后还要做到5.1声道。以前放映员不清楚单声道、双声道，还拿着一只音箱去放映双声道的片子，放出来音效就不对。”在这个过程中，余光友也在一次次提升自己的配音技术：“我们下乡去放电影的时候，我在露天看过自己译制的电影，比如《平原枪声》，我想去对比下露天放映时的音响和在制作室里听到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回来后再进行改进。我们的制作室空间小，审片也是在制作室来审，省译制中心的条件同样比较简陋，他们还是戴耳麦来审片。我去过北京培训，北京的审片棚空间很大，就和电影院一样，做出来是什么效果放映出来就是什么效果。现在我们是很想那样去做，但是条件不允许，人员和经费都不够。”
他认为，配音的时候，音色变化很重要，每个人不能是一样的口音，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要不一样。“我们差不多译了几百部电影，但是很满意的还是不多。我们都是年轻人，该学习还是要去学习，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学习机会，主要是傈僳语的译配员有机会出去学习。像普米语的译制片一年只做一两部，我们就从兰坪借人来做，现教现录。爱看民族语译制片的人很多，只要去放随时都有人去看。以前放映《毛主席和他的儿子》时，还有老百姓以为毛主席会讲傈僳语。”
现在云南省有7个地州都在做译制工作，余光友认为自己的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下一代的人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让下一代知道自己的语言能够出现在荧幕里，多丰富一些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也担心以后看的人越来越少，我觉得每一个搞译制的人都会有这种焦虑，现在很多娃娃不会讲傈僳语，我们在做的就是避免以后越来越忽略民族语言。文化是傈僳族的根，语言、舞蹈、音乐这些都是要同样保护起来的。一个国家各有各的文化特点，各个民族都要搞好自己的文化，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像歌曲、衣服、舞蹈这些都是会长久留存的，但是语言是复制不了的东西，没有那个语言环境存在的话，可能语言也就消逝了。比如现在兰坪的白族，如果会说最纯正的语言的老一辈老去了，没有人来传承这个语言，年轻人不会听也不会说，那么这个语言就会逐渐消逝了。我们配音基本不用汉语，缅甸的傈僳语和我们基本相通，缅甸人有些讲得比我们还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存最纯正的傈僳语，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我个人是比较希望以后搞企业化，因为大城市都这样，我们也要去尝试，但也担心市场弄不上来。怒江现在的观念还很落后，如果收费就不会有人来看，只要免费放那肯定是坐满的。脱贫最重要的不只是盖房子，还是思想上的脱贫，观念上的变化更重要。现在院线公司的经费是国家资助的，属于企业，但是每放映一场电影国家都补助200元。院线公司要花钱买场次，不同电影的价格是不同的，他们除了要花买场次的钱，还要给放映员发工资，剩下的才是利润。因为院线公司是营利性质的企业，要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主要买价格低的商业片去放，那些质量高的片子价格也高，放的就少。有些片子做出来没人放，真的很可惜。我们做都做出来了，就想给老百姓看，可是经费是关键问题，译制中心是有财政支持，而院线公司没有什么广告收入，只有放映补贴，所以他们也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自己也有数字电影机，每年会有段时间下乡放电影，就可以自己去选择放什么，我们喜欢放喜剧类、枪战片。政治类的电影老百姓看不来，不过在2007年，我们与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文化厅、省译制中心联合录制了傈僳语版的党的十七大会议和报告，做出光盘来送给老百姓。”
今年是数字译制第十年，以前搞胶片的时候，一部电影只能一次录完，对演员要求很高，现在数字译制可以一段一段地配。“我现在的价值就是把他们的人声处理好，让观众满意，但是我制作的时候不满意的地方还是多的，因为条件不具备，有很多想法没办法实施。我在那么小的棚里做，会产生很多听觉上的错误，虽然老百姓很难听得出来，但是专业老师能发现这些问题。我们的设备跟不上，人才也缺，制作的基础太差了，我都搞了10多年才到这一步。在译制工作这块，云南的经费是最多的，一年云南省就有300多部译制片，是按部数给钱的。就像当兵打仗必须有枪，我们也必须有机器有经费来做这件事。”
因为2005年的时候当地是按照差额拨款的方式来进行译制补贴的，工资待遇较低，很多从事民族文化译制的年轻人觉得没有前途而选择了离职。“但其实你真正喜欢做这件事会觉得确实是有意思，会有种民族自豪感。要干一行爱一行。人的思想是很关键的，不要一天想国家多给点钱，要看你做的事情值不值得，你做这个事情该牺牲的还是要牺牲。我父亲、兄弟讲文化工作的时候都说，我们做的事情给多少钱都不够，但是老百姓喜欢和把文化传承下去是最重要的。”
在访谈的最后余光友也告诉我们：“我也搞了10多年工作，希望未来有一个室内的固定的放映点，让自己的声音进入到进口的国外大片里。现在我们主要做国内的片子，也有几部国外的片子，但不算大片。我还希望在六库城上班的人也来看这些译制片，年轻人不要把文化丢了。”
（访谈时间：2018年1月15日；访谈人：赵洁、叶星；整理人：唐优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