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媒体人的传播实践 与文化空间建构[1]
一、研究的问题
2018年1月18日上午10点40分，刚从直播间走出的藏族主播贡布[2]为笔者转译了那一期藏语广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上千年了吧，我们的一个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颁布的，他针对俗人颁布的十六条法令，就跟人心直接有关，我们两个在节目中说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民族信仰啊这些……我们认为，直到现在这十六条每一条都不过时，每一条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大家在当今的社会也能了解十六条的内容，还是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益的……”
——摘自2018年1月18日田野日志
这不是笔者第一次参与观察藏语译制中心的自制节目，由于不懂藏语，笔者每次在直播间节目结束后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主播们侃侃而谈的究竟是何主题。据贡布所言，那一期藏语广播节目《99.8直播间》的主题延续了1月10日的“松赞干布世间道德规范十六条”（以下简称“十六条”），贡布与同事嘉措用两期的时间讲述“十六条”，每期八条。“十六条”广泛涉及个人处世、家庭邻里关系、宗教信仰、社会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呈现出“宗教戒律、道德规范和原始习惯混合在一起的特点”[3]，在7世纪的藏族社会中起着规范民众思想和行为的作用。
吸引笔者的是，贡布眼中影响藏族的“十六条”如何因缘际会成为藏族新闻从业者酝酿藏语广播节目选题的资源。在他们看来，因这些家训的内容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便策划和制作了一期直播。当然，这样的工作状态及他们在节目中的巧妙应对，并非工作中的“偶然”，而是民语广播节目制作过程中的“惯常”。因此，对迪庆康巴语译制中心（以下简称译制中心）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我们不能将其角色简单理解为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尽管他们具备特定的新闻专业技能、行为规范、评判标准并需完成“党政领导和部门的规定动作”[4]。
结合迪庆藏语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和运作来看，这群职业新闻人同时也是藏族的文化精英，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而比普通藏民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有着更强烈的文化自觉并积极推动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其身份的复杂性让笔者好奇藏语译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如何在节目生产和制作过程中运用与编织以上身份。具体而言，新闻职业对他们的规约和影响是什么？而身为藏族的一员，民族性和情感归属如何在他们身上彰显？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叠加的身份如何不断促使他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节目生产中构筑起一个地方化“文化空间”？继而追问，推动这群新闻从业者进行地方文化重建的力量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做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入这些人行动的生成逻辑和情境条件中，探讨围绕具体的节目生产活动形成的特定空间的复杂性。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康巴语译制中心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澜沧江和金沙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辖香格里拉市、维西县和德钦县，20个乡9个镇，181个村民委员会，12个居民委员会，2157个村民小组，89个居民小组。[5]境内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回族、彝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民间信仰“苯教”“东巴教”“毕摩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当地文化多元且交汇融合。而迪庆的广播电视事业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情境中起步和发展的。
1986年7月，迪庆州境内第一座卫星地面接收站在省属中甸林业局建成。同年11月，迪庆州成立了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事业的各项工作得以正常有序开展。迪庆人民广播电台于1990年建立，并在1997年8月6日正式开播汉语节目，同年10月开通5分钟的藏语新闻节目。此后几年，除了广播电台采编设备的升级改造以及藏语节目时间的增加，还未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藏语节目的译制。直到2002年11月迪庆人民广播电台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内部管理时，才单独设立广播藏语部，《藏语国际国内新闻》《藏语迪庆新闻》《哈达连万家》《雪域欢歌》等节目相继开播，节目时间从每天15分钟增加到120分钟。
2001年，迪庆电视台建成。作为国内首家地州级民语电视频道，迪庆电视台康巴藏语频道（DQTV-2）频道于2005年12月20日正式获得批准成立，并于2006年6月1日正式开播，随后成立电视藏语部（2010年升级为藏语频道藏语译制中心）。2012年，迪庆人民广播电台和迪庆电视台两台合并，成立迪庆州广播电视台，整合原广播藏语部人员与藏语频道藏语译制中心人力资源，组建迪庆广播电视康巴语节目译制中心（以下简称“译制中心”）。目前，译制中心有分管副台长和主任各1名，他们不仅负责译制中心的运营和管理，还担任节目的译制工作。普通采编人员12名，其中在编人员8名、外聘人员4名。
自2014年起，藏语广播更加注重广播自制节目的本土化和贴近性，制作了一批本土藏语广播节目。2017年1月1日，迪庆藏语频率（FM99.8）试播，每天播出藏语自制节目4小时，自此结束了在综合频率（FM104.7）上播出藏语节目的历史。其节目设置有5种类型，第一类为《99.8新闻时空》，主要译制中央新闻和迪庆新闻；第二类为《99.8综艺平台》，其中文学节目和综艺节目各15分钟；第三类为音乐节目，即《99.8本土歌舞盛宴》以及《99.8妙音苑》；第四类是少儿节目《99.8少儿乐园》；第五类节目为本地方言直播节目《99.8直播间》，话题涉及藏族传统文化及迪庆民间民俗。
此外，康巴藏语频道的节目制作亦由译制中心承担，设有新闻和专题节目两大板块，新闻节目共50分钟，由《央视新闻联播》藏语版、《云南新闻》精选版以及《迪庆新闻》构成；专题节目板块由《藏文课堂》《香格里拉·民间》《飞旋香格里拉》《五彩迪庆》构成，2016年新增《跟我学藏语》《香格里拉舞台》《电视散文》《香巴拉剧场》等新栏目。
调研中，笔者深入译制中心节目生产和制作的具体场景中，不仅参与节目的制作过程，还对康巴语节目译制中心的全部（14名）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调研大致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观察藏语译制中心从业人员在15个工作日里的日常工作情况，全程参与两档藏语自办节目《99.8直播间》（30分钟广播节目）和《香格里拉·民间》（15分钟电视节目）的策划、制作与播出；第二阶段，离开迪庆后，笔者一直使用微信与译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持续跟踪调研以上两档节目近一年的时间；第三阶段，搜集并整理藏语译制中心工作人员的“微信朋友圈”近4000条，这些信息是个体日常生活和工作借以展开的“档案”，更是藏族新闻从业者在互联网时代给自己开辟的一个饱含个体生活态度、新闻理想及文化自觉的线上空间。这些方法的运用让笔者更加接近译制中心的日常工作，并利于知晓从业人员对那些重要时刻的态度和理解。
三、“叠加”：译制中心的传播实践
康巴语节目译制中心的门口横贴着一张皱巴巴且有些泛黄的A4纸，上面油印出的藏汉双语文字却十分醒目：“
”（进入办公室请讲藏语）。或许，笔者即将跨入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标志，它反映了译制中心及其从业人员在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作为公共的新闻传播机构，译制中心首先充当着少数民族群众获知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传达重要信息的角色，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阐释党中央重大决策、工作部署以及进行舆论引导、传播正能量的历史使命。译制中心的从业者具体从事康巴藏语频道新闻及各类节目的译制、生产、编排和播出工作，负责广播、电视康巴藏语节目栏目设置、制作、引进等全面管理运营工作。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把完成党和国家要求的既定动作以及日常新闻工作事务称为译制中心及其工作者职业化的新闻传播实践，那么，因肩负少数民族文化传递和传承使命而进行的节目生产则是译制中心及其从业人员的文化传播实践。
就前者而言，译制中心拥有迪庆藏语电视频道和藏语广播频率（FM99.8）两个播出平台，因此工作人员在完成藏语电视频道每天65～80分钟藏语电视节目的同时，还承担每天120分钟的藏语广播节目的译制。在新闻节目中，将国际和国内新闻翻译成藏语新闻节目是译制中心的重要工作。其中，国际新闻和央视新闻转自康巴卫视，播音稿子是现成的，但本地新闻就需要译制人员集中翻译。在藏语广播节目初办之时，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翻译5分钟的央视新闻摘要，逢周一、三、五播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迪庆藏区第一位藏语播音员、藏汉译制工作者卓玛回忆，当时开办藏语节目是应国家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要求。由于当时人手短缺，短短5分钟新闻节目的采、编、制、播全由卓玛一人承担。
2000年，西新工程[6]实施，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迪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藏语译制工作，增加大量译制费，并更新设备。卓玛的新闻节目也从每天5分钟拓展为10分钟。2001年，现任副台长洛桑从巴塘调过来，按当时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必须要有半个小时的藏语节目”[7]，除新闻译制外，工作人员策划了一档音乐栏目，“主要欣赏藏族歌曲，但不是单纯地播歌，而是介绍歌手和藏文歌词，说上几十秒才放歌”[8]。另有一个文学欣赏栏目，大多是散文配乐朗诵，文稿一部分来自洛桑自己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就是他收藏的藏文作家的散文。
就藏语电视节目而言，工作人员也是先从译制新闻和其他汉语栏目内容开始，再慢慢转向自制藏语电视节目，比如《跟我学藏语》，为观众讲解藏语词汇、对话以及传统藏族谚语。当然，译制中心还完成了特色专题采访活动，如5省涉藏地区电视台联合开展的大型新闻活动，并参与制作“喜迎十九大·藏区万里行”云南站特别直播节目《幸福藏区，格桑花开高原红》。
值得注意的是，在译制中心的日常新闻工作实践中，时常遇到当地藏族受众无法完全听懂节目中康巴藏语的情形。这主要是因为康巴藏语与迪庆藏语[9]（香格里拉方言、德钦方言）存在着差异，那么，一旦按照广电总局的要求，用标准的康巴方言进行译制，就会有很多藏族群众听不懂，且因发音接近，播音时还会产生歧义和误解。这样的困难使得译制中心一方面选择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用标准康巴语翻译国内外新闻，另一方面为了让当地的藏族受众听懂节目，便着手开办本地方言栏目，如《99.8直播间》。当然，本地方言节目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德钦人听不懂香格里拉人讲的话，香格里拉人又听不懂德钦人讲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就把藏族播音主持分组，来自香格里拉的播音主持就用香格里拉藏语来播，来自德钦的播音主持就用自己老家的藏语来讲，目的是让老百姓听得懂。可见，译制中心不再满足于填满国家广电总局规定的节目时间，还想方设法避免让这些节目的播出变为对空言说。
不仅如此，作为藏族群体的一员，译制中心的工作者在民族意识、生活方式上与普通藏民无本质差异，这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他们尝试回到民间，观察、搜寻、记录并呈现藏族受众喜闻乐见的藏族传统文化和迪庆民俗元素。从自制本土节目《香格里拉·民间》和《99.8直播间》来看，藏族新闻工作者走村串寨，从题材选取、场景转换、拍摄方式等诸多方面积极地书写了迪庆。
譬如，藏语电视栏目《香格里拉·民间》把镜头对准民间，在副台长洛桑看来，“真正的藏族文化不在大学里，也不在某个单位里，主要还是活跃在民间。”自2013年11月4日播出的展现茶马古道上锅庄之乡的《奔子栏的祈福锅庄》起，栏目组采编了诸如香格里拉锅庄、德钦弦子之类的藏族传统音乐舞蹈专题，民间节日方面则有“箭友节”“赛马节”和德钦的“西锅休养节”等，其他题材的节目如和气四瑞、吉祥八宝、文化图腾方面的内容。
此外，在《99.8直播间》中，藏族的从业者们也回到地方文化的结构中。以2018年1月15日的节目为例，当日为藏历冬月二十九日，按照迪庆藏族习俗，松赞林寺迎来一年一度传统盛大活动“格冬节”[10]。主播嘉措和初姆便以格冬节引出话题，为听众介绍了默浪钦波节、萨嘎达瓦节、赞林吉桑节、甘丹安曲节等传统迪庆藏族的宗教节日的来历、时间、过程、意义等内容。就在主播们于话筒前侃侃而谈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香客和游客们已经把松赞林寺跳面具舞的僧侣们围了起来，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译制中心借助广播将当地藏族群众民族传统“融入日常生活之中”[11]的同时，也与当地民众一同沉浸在朝佛观光、乞求福祥的生活方式里。
进一步说，译制中心及其从业人员在每日共同的工作中开展了生动、丰富的文化传播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持续积淀，并构成“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与信仰”。[12]而这些知识和信仰不仅让少数民族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实际的节目生产过程中完成了职业化的新闻传播实践，还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在“塑造地方共同体、凝聚社会认同和传播区域形象等方面发挥出独特和重要的功能”[13]的传播实践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实践和文化实践的简单叠加，更意味着工作人员穿梭于这两种工作状态时的自信以及在调用不同类型知识方面的自如，就如本章开头讲到的广播节目“十六条”，主播们在节目中对松赞干布颁布的世间道德规范条目的阐释就被卷入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中。具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将具体条目还原到当时藏族人民生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里；另一方面为这些道德条目寻找现实依据，从宏观的指导思想上讲就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在微观上则从当地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入手进行解释。譬如条目“称斗无欺”，它在传统藏族社会中劝诫人们开展交易时不能耍诈——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的诚信，而节目中，贡布将其延伸至当地藏族朋友熟人之间的金钱借贷往来的关系之中。或许可以说，多种立场和叙述策略同时汇入节目生产过程中，使得译制中心及其从业者的文化传播实践并非只是在节目中呈现藏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样简单，同时也构筑起一个复杂的在地“文化空间”。
四、文化空间的建构
中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对“文化空间”的概念内涵进行过诸多表述。其中一个取向是通过文化地理学的方式，分析具有相似的人类活动、传统和文化属性的空间地理区域如何“重建文化结构以及群际关系”[14]。从这个层面出发，文化被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空间、地点和景观的问题。[15]文化地理学的学者不仅关注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的分布情况，同时也研究文化是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的。[16]这无疑提醒我们，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始终与文化的维持紧密相关，[17]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脱离文化所标出的空间、充满文化意义的地点以及文化所创造的景观来孤立地理解文化，[18]进一步说，空间、地点或是景观并非仅仅存在于单纯的地理环境中，它们还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意义。
从这个视角出发，迈克尔·克朗分析了由电影、电视和音乐所创造出的“成倍扩展的媒体空间”[19]。在他看来，各种媒体是提供地理景观形象的源泉，比如他以一首歌曲为例，分析类似“这个秋天我要去踏那俄勒冈的小路”[20]这样的歌词并非仅是词作者对某一地域或地方的讴歌，它还在更强的意义上创造了饱含文化地理学意义的空间。具体而言，对乡间小路的溢美之词准确表达了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绝望情绪以及流动性在美国的意义”[21]。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及其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文化空间，其构成要素依据不同的文化标准反映了地区内部与地区之间的互动。[22]对译制中心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媒体来说，我们就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和功能层面去理解，更要看到它处在特定地理区域或环境里。继而追问，作为地方性存在的译制中心的日常工作是如何被卷入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中的？而身在其中的藏族新闻从业者又是怎样通过对媒体的熟稔运用与地方社会文化展开互动，并开辟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一）符号的象征空间
在凯瑞看来，仪式观中的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23]。从这个角度讲，地方广播电视台或媒体机构在承担传播信息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加强社区凝聚力的作用，甚至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24]对译制中心而言，这种象征具体体现在，新闻从业者们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运用广播电视节目中的符号系统（语言、声音、画面、说话方式、主持人的显露等），创造出一个充满民族文化符号象征的空间。
首先，与其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机构相似，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媒介语言的译制中心，是典型的民族传播媒介，它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象征。[25]进一步说，语言不仅是一个民族重要的符号体系，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学者将其视为存储过去风俗习惯和历史事件的仓库。[26]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藏语表达，无论书面的词汇和语句，还是讲述中的娓娓道来，都自然流露出制作者地方化和独有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香格里拉·民间》中，有关藏族婚俗仪式、藏族服饰、藏族传统节日、迪庆藏族民俗器物、藏族艺术、迪庆民间传统工艺等话题都被节目制作者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藏语进行实践，即“在特定的地方所说的词语，在特定的地方产生意义，词语和意义在这里而不是那里”。[27]
除了语言文字，节目中还广泛运用各种作用于人们感觉器官的、负载信息的一些标志或记号。[28]当卡瓦格博峰、松赞林寺、藏族民居等场景或物品频繁成为镜头中主角的同时，也是新闻从业者努力调动共同体的象征、情感、集体记忆存储库的过程。进一步说，传统和日常形成了人们生活中熟悉的惯例，也塑造了人们对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记忆，藏族新闻人凭借对这些惯例和文化记忆的理解与实践，传承和维系着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提供给人们来自地域和文化特定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与节目里反复强调的符号紧密关联在一起。比如，在《香格里拉·民间》里，与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29]有关的节目竟有12次之多，主题广泛从格萨尔概述到迪庆的格萨尔文化，再到迪庆各级格萨尔非遗传承人。可以说，节目中反复出现的《格萨尔》是译制中心的文化精英们为自己和藏族观众精心打造的关于格萨尔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化的认同性部分是由民族英雄、偶像构成的，那么格萨尔王便是代表藏族民众认同性与民族差异力量的符号和标记。不仅如此，译制中心镜头中的景物、建筑以及类似格萨尔王这样的象征符号无不饱含着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具有充足的情感力量生成一种团结一致的意识”。[30]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与迪庆藏族相关的符号身份被用来代表一种象征性的纽带，“它体现并超越了人民所隶属的各种各样的本地联系”[31]。
最后，译制中心的藏族新闻人身着传统藏族服饰亮相于镜头之中，也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而存在。按照康纳顿的观点，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身体操演语言，[32]而这种身体操演的背后生成的是文化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藏族新闻人在藏历新年、春节、记者节以及节目开播周年纪念日的热点时刻的集体亮相，是我们感知这个独特文化空间的方式之一。有趣的是，译制中心的部分工作人员还参演了由迪庆州人民政府、中共迪庆州委宣传部联合云南广播电视台、迪庆州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10集轻喜剧《扎西德勒》，全剧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实地取景拍摄，译制中心的知名主持人羊拉次称、次称曲批、扎西德勒等人作为演员连同迪庆的雪山、云朵、乡村一并被摄入镜头，作为代表香格里拉本土文化特色的符号和名片。
从译制中心营造的象征空间来看，我们很难回避诸多符号所指涉的特定地点，如果从地点如何被他们赋予意义的角度来思考，需要追问，镜头里的象征符号同时揭示出一个怎样的空间？
（二）有意向的观察空间
雷尔夫对空间知识类型进行划分时，把以观察者的注意为中心形成的空间称为有意向的观察空间。[33]这个概念提醒我们，观察者的意向和位置影响着特定空间知识的形成。从这个角度讲，节目制作中反复强调的地点或许反映了译制中心及其藏族从业人员组织和运用民族文化的视角。这种根据个体性和相互依赖性去理解地方的方法可以在约翰·阿格纽的著作中看到，在他看来，地点有三个维度：一是从事某一行为的地点，如政府、银行，甚至是乡村、城市；第二为置于广义社会关系中的地点，比如与国家政治或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位置；最后为地点的主观维度，即地方感。[34]上述分类提示我们关注藏语广播电视节目中的地点如何卷入地方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关系中，以及藏族新闻人如何给地点赋予特定的文化意义。
具体而言，在《99.8直播间》和《香格里拉·民间》的节目主题中，包含着不同行政层级的地点。第一层是奔子栏镇（祈福锅庄）、耐热村（射箭）、木斯（赛马会）、谷扎村（锅庄）、羊拉（弦子/婚俗）、阳塘（“纳嚓啦”）、霞若（二十九日驱鬼除秽）、塔曲村（格萨尔）、汤堆（黑陶制作技艺）、塔城（热巴）、东旺（云登寺跳神）、小中甸（竹编技艺）、尼汝（祭山跑马节）、南左（格萨尔）等村（乡）镇；第二层地理位置的行政级别扩大至迪庆藏区（年俗）、德钦（弦子、铁匠世家）、香格里拉（锅庄/藏族传统手工艺）等州县；最后一个层次定位在整个区域，与之相关的文化主题有《格萨尔》、藏族传统图案之吉祥八宝与和睦四瑞、男子九艺、哈达文化、热巴等。除了行政区划外，节目中的主题还指涉了纳帕海、叶卡雪山、卡瓦格博、川滇藏河谷等地理位置。
从以上地点不仅可以看出，迪庆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爱和劳动是如何被编织进那些特定的地点之中。[35]更为重要的是，译制中心在自办节目中所关注的地理坐标是从乡镇一级的“地点”并入州县一级的“地方”，再由“地方”并入整个涉藏地区，这无疑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因为它直接反映出作为文化“观察者”的藏族新闻从业者在节目生产和制作中所具有的可确定的位置。进一步说，身在其中的他们每日在传播实践中审视着自己和地方的关系，并强化着地点给予他们带来的安全感。从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何译制中心《香格里拉·民间》栏目组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家乡做了一期节目，比如贡布的“羊拉弦子”、嘉措的“奔子栏祈福锅庄”、初姆的“纳帕海黑颈鹤”等，而对于从巴塘调来的副台长洛桑，尽管身在他乡，但也在以相同的方式经历着这些地方，尤其在对塔城格萨尔传承人的采访中，他深受震撼，“一个79岁的藏族老人，不仅能讲本地的方言，而且还能说比较标准的书面语言，迪庆民间的格萨尔绝不是吹出来的！”在此过程中，这群职业的藏族新闻人将本民族的英雄、神话、传统、事件与迪庆涉藏地区的地点共同存储起来，使其具备一种原生的性质。而在挖掘和保持这种在地文化空间原汁原味的尝试中，译制中心及其新闻从业者的文化实践无疑有着传承的意涵。
（三）饱含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
“真正的藏族文化不在大学里，也不在某个单位里，主要还是活跃在民间，所以我们把镜头对准民间，才能发掘传播藏族文化”，谈到开办《香格里拉·民间》栏目的初衷，洛桑认为就是传播传承藏族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比如，在《唱腔丰富的格萨尔传》节目中，工作人员让男女老少聚在一起演唱《格萨尔》，明显是想传达藏族传统文化代际相传的美好愿望。而在《春节习俗之印制经幡》的节目里，主持人强巴看见传统工艺师傅印完风马之后，禁不住对他说了一句，“让我也印一番”。尽管风马在涉藏地区到处可见，印风马也极为平常，尤其随着社会物质繁荣和技术的精进，人们到处都可以买到风马，但印风马的传统工艺却有着萎靡之势。强巴从小就喜好藏族传统手工艺，有学习传统手工艺的情结，“那天师傅印风马时，我心中激起了涟漪，所以我想着感受一下，尝试自己动手，师傅还指导我印风马的流程和技巧”。
译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不仅关注藏族传统文化兴衰，还忧心当地日常生活方式的逐渐式微。名为《濒临失传的劳动小调——“纳嚓啦”》的纪录片讲述了藏历三四月间，香格里拉阳塘的村民集体前往山林砍伐一年所需薪柴的旧俗。回家时，倘若团队成员无一人受伤或期间未发生任何事故，他们便会在看见村庄时高唱“纳嚓啦”给家人报平安，并通知在家的妻子和母亲熬茶备饭。相反，一旦有人受伤，伐薪团队则悄悄进村。随着时代的发展，“纳嚓啦”连同集体定期砍伐薪柴的习俗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可见，译制中心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媒体机构，特别是少数民族传播媒介，充当着藏族传统文化及迪庆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并通过影像和音响创造了一个文化传承的空间，它不仅塑造了民族文化的个性，还实现着民族认同。
当然，这种文化传承还发生在老一辈藏族新闻工作者和年轻的新闻从业人员之间。嘉措与《香格里拉·民间》一同成长起来，他负责节目的策划、摄像以及后期剪辑，有时甚至要做节目主持。他担任主持的第一期节目是奔子栏锅庄的“也寻也若”，在藏语里是“请进请坐”的意思，这期节目翻译过来就是“迎宾锅庄”。就在当日，老师洛桑鼓励道：“主持人扎西德勒的节目‘处女秀’合格。”实际上，只要译制中心的新人首次在栏目中出镜，他都会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为年轻人们加油鼓劲。在洛桑看来，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一代广电人的不断努力。他坚持每天收看同事们做的藏语节目，这不仅仅出于审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想在节目中发现后辈们的不足，并对他们严格要求。笔者时常看到，他在微信朋友圈与几个年轻同事聊当天的节目：“嘉措，这一期还可以做得更深入些。”或许，他们之间的传承并非只是体现在传播技巧和职业技能上，更为关键的是在藏族传统文化信念的传递之上。
结 语
从译制中心及其从业者构筑的充满民族文化符号象征、地方情感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特空间来看，迪庆康巴语译制中心的机构设置及其文化功能，与云南乃至全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体机构都较为相似。可以说，译制中心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广电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向本地区受众进行新闻报道和传播信息的职责，更肩负着少数民族文化传递和传承的使命。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媒体的另一种理解，即不能单纯从专业媒体的一般层面去看待它们，还需注意少数民族地区媒体在发挥塑造地方区域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促进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理解其具有的地方文化象征功能。而对于这类机构中的媒体人来说，他们不仅是职业新闻人，更是地方知识精英和文化传承者，正是这两种身份在这个群体身上的“聚合”或“重叠”，赋予了少数民族媒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传播实践的复杂性。
在此，我们还有必要追问促使藏族新闻人把双重身份的复杂性编织进他们日常传播工作之中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而被他们创造出的文化空间，又意味着什么？
按照詹姆斯·克利福德的观点，“要知道你是谁，就要知道你在哪儿”[36]，这提醒我们，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具体说，地区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它把人们与地区系在一起，不仅让人们为自己定义——我住在哪里，来自何方，我是谁，也让人们与其他人共同经历并组成各个社区。[37]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这个概念与‘本地的（native）’这个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出生于已在某一地点专门固定下来的关系当中。”[38]因此，若想理解译制中心及藏族新闻人复杂的传播实践以及由此创造出的文化空间，我们便不能忽视对迪庆藏区如何成为藏族新闻人生活世界进行场所的、语境的和特别的研究。具体而言，在现代意识“统一”和“全球化”的题旨下——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不同地域的文化因遭遇被迫“打磨掉自己不同的地方”[39]的威胁或经历而不断给“地方”制造出疑惑和焦虑，而这正推动“‘地方主义（localism）’或固守在边界确定的地方、回归‘家园’等期望成了重要话题”[40]。译制中心的藏族文化精英无疑也感受到了自己与地方的关系正在遭受某种程度的破坏。
从藏族文化精英的文化焦虑和困惑中，不难看出，现代经济、技术在创造物质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在地方情感方面陷入危机。[4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译制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以藏族文化精英的观察视角，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创造性地将政治词汇与公共表达融入地方、民族文化之中。可以说，译制中心的节目生产不仅以图像、场景和故事提供大量的主体立场，还通过节目中的地方“生产出可靠的地方主体，同时生产出可靠的地方邻里，以使地方主体在其中被辨认出或组织起来”[42]。从这个角度讲，相互依赖与权利平衡的变化让藏族新闻人更加意识到他们自己与别人之间的象征边界，而他们的“即位”使得围绕着“现代中心”的边沿地区发挥着自我定义的能力，即继续调动和重建民族文化资源来维持这个边界。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地区译制中心工作人员的传播实践，看作“生产出可靠的地方主体”的过程。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我们把译制中心工作人员的传播实践看成是文化空间创造和意义生成的一种方式，并分析了媒体当中的人作为主体去创造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不仅仅是媒体人在利用媒介创造文化和意义，不同民族、职业的人群也都在从自身文化的材料中获取力量来编织媒体故事，并在故事中融入各种各样的情感、性情、信念、观念以及主体立场，用以制作意义、话语和认同性的方式，继而为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创造可供选择的形式。[43]
【注释】
[1]原文《迪庆媒体人的传播实践与文化空间建构——对康巴语译制中心的田野考察》，发表于《当代传播》2020年第2期，作者王东林、孙信茹。
[2]文中出现的人名皆为化名。
[3]陈永胜：《松赞干布时期藏族基本法律制度初探》，《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
[4]杨星星、孙信茹、薛园：《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
[5]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迪庆年鉴·2017》，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6]“西新工程”于2000年9月正式启动，它是“西藏、新疆等边远省区广播电视覆盖工程”的简称。
[7]内容源自2018年1月8日访谈资料。
[8]内容源自2018年1月8日访谈资料。
[9]迪庆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康方言南路土语。
[10]格冬节，又称跳面具舞节，是藏传佛教寺院专门组织的宗教活动，节日当天，寺院僧侣们利用面具舞蹈“驱鬼”祈福，有辞旧迎新之意。
[11]［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3]孙信茹、赵亚净：《新媒体与区域社会文化互动——以〈德宏团结报〉微信矩阵为例》，《当代传播》2018年第1期。
[14]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3期。
[15]［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16]［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7]［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8]［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9]［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20]［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2]［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3]［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24]杨星星、孙信茹、薛园：《权力的“微观实践”与话语想象——对某少数民族自治县电视台的考察》，《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
[25]周德仓：《民族区域自治与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构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S1期。
[26]［美］段义孚：《回家记》，志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27]［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28]熊平：《论电视新闻“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功能》，《长江学术》2010年第1期。
[29]《格萨尔》是一部篇幅极其宏大的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这是我国藏族人民用集体智慧创作出来的一部极为珍贵的文学巨著。
[30]［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31]［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32]马艳红：《作为身体实践的社会记忆——读社会如何记忆》，《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3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34]［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35]［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3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37]［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3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3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40]［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4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42]［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1页。
[4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