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写作了整整一个上午之后,下午我便照往常一样地生活。只是力图避免突发的情绪激动、烦躁。表面看来,似乎远离了文学的境地,然而实际上,在我的心灵深处,却正暗自为这上午所写出的文章感到欣慰,同时,又计划着明天该如何着墨。晚间,就寝时分,我站在平台上(它把我俩的卧房隔开来),向妻子道过晚安,就径自上床睡了。我怀着从未感受到的一种白信心入睡,那感觉就好象我是在养精蓄锐,准备继续战斗。一觉醒来,我感到一身爽快,精力充沛,头脑清醒,而且注满了在睡眠时出现的新的思绪,犹如草场经一夜春雨后萌发的新草一样。我坐在桌旁,踌躇少时,然后奋笔疾书,一字字,一行行,挥洒自如。好象头脑和纸笔之间,不停地展现着一种阿拉伯图案。它们并非断断续续的,也不是不同材料的。这情形,好比我头脑里藏着一大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线卷儿,我的写作活动就是不断地将线解开,编织成纸上的锦绣文章。这线卷儿没有难解之结或断头,团团整齐地绕在我头脑里,顺理成章,愈理愈顺。如前所述,我总是一气呵成十至十二页,并自我勉励,非达到精力耗尽的时候不住笔,以免某种突发的奇特的原因而忽然减少或中断这浩瀚的思潮。直到最后,我已全部写完我当时的思绪后,才踉跄而起,离开桌边。此时,只觉得头脑晕眩,走到镜前照照,镜子里的我,竟是两个、三个重影,而且在成倍增加,再成倍增加,它们相互交叉,彼此混合。如我所曾说过,尽管我在休息的时间里总是恍惚昏迷,但只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就又精神振奋,一切如常了。
之后,在餐桌前,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好象我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空荡的机器,经过几个小时的高效率的运转,非要加油不可了。我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有时开一些语意双关的玩笑——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稀奇事儿,要知道,我一贯是严肃的、思虑重重的人。现在,莫名的原因便可激起我热情奔放,这种热情近乎轻佻、高傲。过去我早已意识到,曾一度引以为耻而有所收敛,而今,却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引以为乐。我虽然与妻子对坐桌上,一同用饍,却象身在书房,还正伏案握笔,压根儿是心不在焉。一天的空余时间里,我都在一种欢乐的气氛中度过,象醉汉一样如痴如狂。
我曾经是缺乏热情的,很少为幸运的降临而陶醉,现在,在我的作品里,我也许已经认识到了有友善的存在,有时,我想,这种友善在妻子对我的态度上,我该能体察出来。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不加推断地说,我正在写的作品并不是象我相信的那样是一部杰作,我也许会动摇信心的。因为,进入我头脑里的思绪都太美好、太真实。尽善尽美的事物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往往,当谬误建筑在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之中,或是主宰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或我们自己,完美则更多地寄寓在谬误里面,而不是在真理里面。因此,为了避免真理的歪曲、粗俗,一个虚构的故事可以毫无顾忌、不用怀疑地达到此目的,比小心谨慎地紧紧抓住掌握的事实更有效力。我说过,经过十载或更多年的尝试而一无所获之后,现在的写作,却能得心应手,连自己也感到有点不敢相信了。可是幸福的生活,除了使我们自私以外,也往往使我们变得麻木、浅薄。我告诫自己。只是由于我与妻子的结识,才使我犹如星星之火终成烈焰,如果无视这一事实,便不会有今日之我的。
由于我埋头于写作,以致对当时发生的一件虽说小但却怪的事情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我的皮肤很敏感,稍有不慎,便产生皮疹或其他刺激症。因此,我从来就不能自己刮脸,总是求助于理发师,现在还是这样。在这乡间别墅,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我找了一位理发师,每天上午来给我刮脸。他就住在附近村庄里,在那里他开了一家唯一的理发店。说实话,这确是一家最和气的店子。他总是骑车来。在午间十二点他关上店门后,十二点半便准时到达我这儿。他的到来是我停止写作的信号,也恰好与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相一致。这种快乐,表明一天的工作已胜利完成,脑子和体力都该松弛一下了。
这理发师个儿矮、肩宽、秃顶,从前额至后脑没一根头发。颈儿粗短,脸面肥胖,身子结实。他满脸黄黑,好象黄疸病还未治愈似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又大又圆又露白,现出聪明、怀疑、惊讶的神色,带有几分讽刺意味。他鼻子小,嘴巴阔,只是嘴唇很薄,几乎看不见。偶尔一笑,便露出两排黑黝破烂的牙齿。他下颌后缩得厉害,当中一个古怪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凹陷,活象一个肚脐眼。安东尼奥——这是他的名字。讲话嗓音温柔,格外细声细气,他的手异常灵巧,我头一天就注意到了。他四十开外,就我所知,有一妻五子。他不是多斯加尼人,而是西西里岛人,来自西西里中部的一个村落。还当他在部队服役期间,就与人偷情,后来结婚,在这个村庄里定居下来,接着开了这理发店。他妻子平日下地干活,星期六则回来帮忙,给那些总是在休息日前夕群集到这个店里来的顾客刮脸。
安东尼奥很准时。每天一到十二点半,我便听到窗外自行车轮碾着砾石发出的嘎吱声。
这响声是我放下工作的信号。不一会,他必去敲我书房的大门;这时,我起身离桌,高兴地叫唤,让他进来。他小心地打开房门,进来后又轻轻将门关上,接着向我微微鞠躬,道声早安。女仆随后进房,端来一小罐开水,放在备好了肥皂、刷子、剃刀的小轮桌上。安东尼奥将轮桌推近我那时正坐着的扶手椅旁,他背对着我,磨上一阵子剃刀;然后往小面盆倒进热水,在一碗肥皂水里打湿刷子,并将水搅上好一阵子。最后,举起满是泡沫的刷子,象举着一个火炬,再朝我转过身来。他没完没了地往我脸上刷肥皂,直到我整个脸的下部被大堆雪花似的泡沫封住,只有在这时候,他才放下刷子,拿起剃刀。
我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极平常的动作,无非是说明此人之慢条斯理和细致入微,同时让人知道我对于这种动作早已习惯,甚至有欣赏的意思了。通常,我讨厌那些愚笨的理发匠,刮脸时弄得我很不舒服。但是,安东尼奥不一样。我认为,在安东尼奥到来前,只有伏案工作的时间,才算是最有价值的。以后的时间,无论是用来刮脸也好,读书也好,或是与妻子谈话也好,对我全都一样。从我放下笔的那一时刻起,时间就不再计算了,如何支配它是无所谓的。
安东尼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却不是这样。因为,在约束和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觉得有一种不可遏止的需要,希望发泄自己的快乐。因此,我跟他谈论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事情,诸如村庄里的生活及其居民,年成,他的家庭,地方绅士之类的事情。有一件事尤其使我感兴趣,就是比较一下他的出身地与归化地,没有再比西西里岛与多斯加尼的区别更大了。我不止一次成功地套出了他对多斯加尼人的奇怪论点,在他的观点中,我可以察觉出略带有轻蔑和厌恶的情绪。当然,多数时候,安东尼奥的回答是极为冷静的,我还注意到他的回答也是非常中肯的。他说话简洁、精炼,语言不多,好说反话,叫人难以捉摸。有时,我在玩笑中大笑不止,或当我越说越激昂时,他一定停止为我抹肥皂或刮脸的动作,把刷子或剃刀举得高高的,耐心等候,直到我重新归入沉默安静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