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以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仍然以一种振作的精神、熟练的笔墨继续写作，表现在写作上越是接近尾声，这种振作的精神、熟练的技巧越是与日俱增，越是扎实。安东尼奥还是每天上午来这里，虽然难堪的局面已经过去，但我还是怀着一种受伤的好奇心，再度仔细注意着他。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纽带在维系着；如果我照妻子建议的那样，将他辞退了的话，这种纽带或许在一开始就被剪断了。但我没有这样做，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要解释这种关系给我带来的感觉是困难的。起初，存在于安东尼奥和我之间的不过是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通常关系；我妻子指控他之后，这种关系变成了：上等人，也就是指丈夫，他的荣誉受到侵犯，或者说，他相信他的荣誉受到侵犯；下等人也就是指侵犯者，或者他相信自己是侵犯者。但是，这两种关系纯粹建立在默契的基础上。第一种是建立在自主者和权力者赠与的一种虚假的关系上。即建立在一种劳动报酬的给予上。第二种是建立在毫不虚假的、受到婚姻约束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依照妻子的建议，我应该辞掉安东尼奥，她建议的实质是要我接受这两种默契中的一个，不要有特殊的金钱关系的情况。不管怎样，我拒绝了她的建议，安东尼奥也没有被辞掉。现在，我感到由于我拒绝的结果，安东尼奥和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从前更真实，是情势所趋，而不是事理必然。只有这种关系才无等级之分，也无拘束之感，它带来许多可能的连锁反应。我知道，我拒绝辞退他，如果换上另一个人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做。这意味着一个上等人，一个堂堂大丈夫，敞开心境，对待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对每一件事态的发展，都依赖于客观情况的发展，不依赖默契。我知道，妻子对我采取的建议态度是传统的、习俗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人的体面。不采取这种态度，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这种态度使我们保持一种公认为有好风气的角色，否则，我们本身就会模糊不清，变幻莫测。

经过一再思索，我明确了道德标准和社会默契是很有用的。它当然是表面的。但却是防止社会失常现象，使它走向正常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我想，万一道德标准和社会默契遭到反对，这同样是失衡的社会现象，就必须制止，而要建立起它自己绝对必需的秩序。换言之，除了我妻子提出的解决办法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任其发展。这颇象一条夹在人工堤岸之间的河流，任河水朝前奔流；或似决堤之水，任其泛滥。这两种情况，尽管方法不同，效果迥异，最终结果，还是殊途同归，汇入大海。然而，这第二种解决方法，是任凭自然、听天由命的，终究不希望发生。依我看来，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因为安东尼奥继续来替我刮脸，我总是做完工作后和妻子出门去散步。我无法知道妻子的指控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现在，我可以有条不紊地清晰地考虑我的见解。虽然它们反映是那么的模糊，仍然是产生于不适当的感觉，但代替了我早先的盲目乐观。

当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那一瞬间，当我珍贵的爱情似乎受到威胁时，我应该对事情有所觉察，然而奇怪的是我却没有。我希望再重复一遍我不止一次说过的：我全神贯注在创作活动中（或自认是这样），而其它一切对我均无足轻重。当然，我对妻子的爱没有休止过，我天性自我尊重。但是，艺术创作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我不得不全力以赴，倾注心力，挥笔染纸，埋首著述。倘若妻子不是指控安东尼奥对她失礼，而是告诉我她看见他用一张我的稿纸来揩拭他的剃刀，我绝不会对他的胆大妄为和无知不加考虑，必然毫不犹豫地辞掉他。因为这种过失比那种莫须有的怪罪，更令人能够懂得是不可原谅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认为他对我妻子的所作所为无关紧要，而对于损坏我的作品会使我反应如此之强烈呢？这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感觉到在安东尼奥身上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也没有因为安基诺对他行为的暴露而消失，可见它的根深蒂固在我比他更甚。这是一种神秘，他的每一言行都令人感到深幻莫测。

至于我妻子，她不再象从前那样当安东尼奥替我刮脸时陪伴我了。大约自理发匠离开前，她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的这种态度使我感到恼火，因为这表明她仍坚持世俗偏见，无意消除，不想象我那样采取一种通情达理的观察态度来接近人。我曾经问过她——我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怎样问的——为什么上午不露面？她没有生气，但有点不耐烦地直截了当地回答：“西尔维亚，说真的，我对你的聪明真表示怀疑……我怎么能露面呢？这家伙的无礼还没有得到惩罚，如果我出现，他会认为我原谅了他——或许会更坏……我不见他，是让他知道我宁愿避开丑恶事情，所以没有告诉你。”

我灵机一动，马上回答：“他可能也认为你没有注意这回事的……而现在却把事情弄糟了；你会使他想到你的确注意到了这回事。虽然如此，你却没有对此做过什么，也没有要我做什么。”

“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她平静地回答：“那天就应该辞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