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度中国竹笛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在2016年度中国竹笛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刚才郑祖襄教授说在场的都是行家，只有他一个人是外行，其实，目前和音乐圈关系最远的人还是我。台湾文化界一般不说我是音乐人，可以说每五十个人中就只一个知道我跟中乐有关系，恐怕一百个人中就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过去还弹琵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其实还吹过几个月的笛子。那是1965年在台湾建国中学国乐社时的事，就因这件事，才影响了林谷珍去吹笛子，也就这样误了我弟弟的一生。
作为一个文化人，看待问题总会从一个较宽广的角度或历史的轨迹来看，而就此，谈笛子历史，个人也总不免会有一些感叹。我在14日晚“大音出岫·国乐名家音乐会”上曾提到，明代人说：“唐人作闻笛诗，每有韵致”。唐代是中国历史的盛世，是一个在文治武功方面最强盛的时代，而在这个文化最丰富的时代里，却就有这么多人写一手好“笛诗”。昨天音乐会，我提及了李白所写，大家熟悉的“谁家玉笛暗飞声”“黄鹤楼中吹玉笛”这两首诗，而在此之外，王之涣写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高适写的“雪尽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一夜风吹满关山。”都是唐代边塞诗的压卷之作！一位戍首边关的将士，在思乡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是“梅花落”，《梅花落》是唐代的笛曲,它撩勾起将士在外的思乡之情。唐代的伟大诗人，几乎没有不作闻笛诗的，而他们的闻笛诗也多跻身于他们的代表作之林，这可见“笛”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但后世的笛呢？
我们昨天提及，20世纪50年代的南北四大家，而这南北四大家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当笛子在宋朝以降，基本沦为民间小技后，第一次由这四位使得它再次以舞台音乐或笛子独奏的形式来出现。在此之前，笛子尽管在昆曲中有一定地位，但多数时候却就是“短笛无腔信口吹”罢了。当然，一个东西的历史演变，一定有它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而笛子的内在变化在哪？可能是乐曲原来的核心无以显现了，也许是笛曲流失，演奏家流失，或是缺乏文化积淀。而外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家已不关心笛子，笛曲再也不能触动他们的情怀。如此内外交逼，笛子在历史中就开始消亡。
谈笛史，从古至今，这中间笛子基本只能依附于其他艺术而存在，如依附于戏曲说唱，依附于稗官野史等，只有通过这些形式，才能了解笛子。虽然这难免有些偏见，但它却真实披露着，笛就在这八九百年间难登大雅之堂。在谈及中国器乐的历史时，相较于古琴、琵琶、胡琴，笛在这里显得非常特别。古琴在历史中是有略微的没落；琵琶发展至近代产生了一些改变，虽然期间仍积淀了一些东西，但就像章红艳老师所提及的，琵琶的发展其实也仍有它的断层。而二十一弦筝出现以后，近代的年轻人几乎是不去了解筝的历史的。至于胡琴，百年来则是从依附戏曲、民间说唱这类艺术形式发展出来的。所以说，只有笛子是曾经在历史中灿烂辉煌过，虽没落了几百年，如今却又接续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历史的。然而，这样的重续荣光，除了作品之外，是否往后还须有更广的基底？这是我们要深思的。
概括而谈，笛子在行内行外都缺乏它该有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是什么？例如看到画中的高士抱琴，我们即便没有听过琴曲，也能被那种文化气息感染，而悠然向往，自然而然地会心怀尊重。又如，你没有听过笛曲，但你读到历史中的诗作，一句“长笛一声人倚楼”，我们也就会兴起一种想象，这就是文化意象，但目前笛的这种文化意象却稀薄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近代笛艺的兴起，除了优秀作曲与演奏之外，其实一定程度就在唤起这种笛的文化意象。比如，赵老师的《幽兰逢春》、俞逊发老师的《琅琊神韵》、詹永明老师的《听泉》等，都能使得许多非笛界之人，甚至非音乐界的，将笛这个乐器与自己的文化情怀及生命经历连接起来。如果没有这个连接，音乐就只是专业玩音乐的，笛就只是笛界的，不再与其他的文化界面有所相关，那“笛”在这个社会上就无法拥有话语权。在这里直率地讲一句，了解台湾文化界的，应该知道台湾整个国乐界加起来的话语权，其实也还抵不过我一个人，这并非说他们缺乏音乐造诣，也不是说他们在中乐圈没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只做自己的事，而无法将这些事连接于一个广垠的文化意象。这连接对未来的笛乐发展是个关键，若没有这个关联，笛的发展就会遇到明显的瓶颈，而有了这个连接，笛就可以接续历史，会通文化，触动当代。
就这样的文化意象，我在此举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马友友到台湾演出，是一场一个多小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独奏音乐会，当时十分轰动，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而音乐会的标题就叫作《巴赫的后花园》。2000年之前我还与媒体多有往来，许多记者就跑来问我对这场音乐会有什么意见？我说：“‘纯粹音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都知道纯粹音乐，巴赫是代表，巴赫的音乐不需要有后花园，不需要任何意象性的连接。他就在几何数学的美感里完成了一个音乐的整体。但如今像马友友这样的音乐家，在演奏西方音乐之父——巴赫的作品时，还得加上一个我们所能了解的‘后花园’的标题。这就说明了西方古典里所谓的纯粹，至少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时代艺术里所要施展的东西了。”
在音乐圈，很多人冠以西方纯粹音乐一定的高度，但那是西方美学系统下的一种观点，我们其实可以列举很多论点来驳斥这种说法。在西方，他们之所以讲纯粹音乐，是与他们自身的文化有所连接的，西方文学艺术皆与基督教造物主观念有密切连接，正如达芬奇绘画一样，是想透过现象去发掘背后不变的本体，这就是他们的纯粹。但从我们东方人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并不纯粹，因为你一样需要去发掘西方艺术背后的文化根源，才能真正深入他们的纯粹，这样的艺术理念及美学思想并不一定适用于印度、中国、日本等。所以，所谓的纯粹，其实也只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纯粹。这在面对当代的世界化后，尤其如此，所以音乐必须重新回归为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来考量，也就如此才会出现马友友的“巴赫的后花园”（马友友不仅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他也是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博士，其本身就是有文化积淀的），才会出现“丝路乐团”。
正因此，你得回到文化的连接，才能看到笛乐乃至中乐的未来，否则，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就好像今天杜如松老师带着我逛了一下浙江音乐学院，“好大”，这“好大”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内容在哪”？未来浙江音乐学院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了不得的音乐学院，问题一定是在它的内容上面，如果学院是一个封闭性的学院，政府给了这么多资源，学生却依然就只会在这山明水秀间将自己“闷死”。
所以笛乐的未来，我认为，关键就在是否能回归到它的文化连接，而这文化连接与我们今天“高峰论坛”的主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提到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在南北四大家，乃至后来许多笛家中，赵老师真是特殊的，他不只是一位“单纯”的笛家。对笛子，他尽管作曲、演奏、制笛和理论皆通，却又不自限于此，对笛子，赵老师是总体将其当作一个文化来看待的。当我们称其为一个笛子宗师时，其实不该只指他的演奏、作曲、理论，更是指他在笛文化的一种地位。从更大角度看，他不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笛家，笛文化人，更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赵老师的诗写得不错，我自己的诗也还行，所以说这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大家应该都见过赵老师穿长袍的样子，他能将袍子穿得好看，更多的是由其文化底蕴撑起来的，而长袍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中国的文化意象。
从这样来讲，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虽然是一个笛艺中心，但这个中心并不能就仅仅关照这一样。由笛衍生而形成的整体文化意象反而该是它最需去完成的，如此，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不仅仅是笛家，不只是赵老师的学生，还将引起更多文化界的人来关心，会成为一个以笛为核心的文化发展区块，能够带出一种生命动力、文化观照、艺术思考。这其实是我比较期待的，而这也就是杜老师要我来跟各位谈谈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个竹笛国际艺术中心，令我想到在禅门之中，唐代临济宗开山祖临济义玄的一句话，有一天，他的老师黄檗希运问他为何没事就在山上种松树，他说：“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一是让这山门有点景色，更重要的是要在此立起宗门意象，以供后人作榜样。我希望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也能够成为在浙江音乐学院这山门中的一种景致，当提及浙江音乐学院，必然联想到赵松庭竹笛国际艺术中心，不仅如此，“二是与后人作标榜”，希望将来不仅是我们国乐系，我们学习中乐的，还有更多的文化人，都能够在这里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一种笛文化意象，看到一代人所带来的生命风光，这也是我对这里最主要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