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意大利全国研究理事会（CNR）下属维柯研究中心（Centro di Studi Vichiani）特别满意地欢迎维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是其中第一卷。加姆巴迪斯达·维柯（Giambattista Vico）是意大利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张小勇在从事翻译工作的这几年中，跟我们有过多次合作。我们最初认识他是在2005年10月，那时他来到那不勒斯参加“维柯与东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际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解释了他在将维柯的拉丁文作品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标准。〔1〕后来他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奖学金，从2008年至2009年整个学年做客我们的研究所。他泡在我们的图书馆，跟我们的研究人员时常见面探讨，既探讨单个术语的意义和翻译，也探讨维柯思想的总的解释。

维柯研究中心是在皮埃特罗·皮奥瓦尼（Pietro Piovani）的倡议下，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于20世纪60年代末成立于那不勒斯的，其后继者先后有福勒维奥·特希托雷（Fulvio Tessitore）和朱塞佩·卡恰托雷（Giuseppe Cacciatore）。在80年代初成为意大利全国研究理事会的分支机构。维柯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曾是，现在也仍然是推进自由而开放的维柯思想研究，自由是指不拘于成见俗套，开放则是面向不同的解释，但前提基础是要对文本从语文学角度来精心释读。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维柯研究中心自成立之日起承担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任务就是，开始并完成维柯著作的系列批判版。该版本的初级目标是仔细严谨地对照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在19世纪和后来由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与福斯托·尼科里尼（Fausto Nicolini）在20世纪提供的文本。克罗齐和尼科里尼的版本作为拉泰尔扎出版社（Editore Laterza）的宏伟系列“意大利作家”（Scrittori d'Italia）其中之一，出版于1914—1941年间，它提供了一个有意简化和现代的维柯著作版本，其目的是将维柯从被意大利传统诅咒的文化隔离中拯救出来。在使被传统忘却的这些作品便于阅读的过程中，克罗齐和尼科里尼将其定格在一个漫长不休的鲜有逐字逐句忠实于原文的传统里。他们大量修改标点符号，翻改拼写形式，插入方便阅读的段首，不拘小节地干涉文本。所有这些都属于一个特别的语文学时期。感谢维柯研究中心的工作，人们可以认为，这个时期如今已经彻底宣告结束，同时已经被更为可靠的标准所代替。

迄今为止，已经按照批判版预定的总计划出版了八卷〔2〕，其中包括维柯未曾出版的主要著作《新科学》1730年版，紧随其后的是2012年即将出版的最为人所熟知的最终版本1744年版的批判版。这几卷书不仅在语文学规则，而且在外语翻译问题上引起了活跃而持久的争论。维柯翻译自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增长，而后逐渐扩散到新的国家和地区〔3〕，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了那不勒斯研究中心的批判版文本。

除了批判版工作，还有其他重要的编辑创举，特别是“维柯研究”（Studi Vichiani）这一研究文库，以及杂志《维柯研究中心学报》。这些编辑活动总是追随维柯的教导，即总是使语文学层面与哲学层面保持平衡。

这个立场在2001年由于有了新的动力而得以保持并发展。那年，维柯研究中心并入意大利全国研究理事会下属现代科学与哲学思想史研究所，从而不仅在学术地域上，而且在学术领域上都得到了扩展。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帮助和网络的利用〔4〕，这些年里我们同全世界关心维柯思想的学者们加强了关系，维柯研究中心总是给予他们特别的高度关注。维柯研究中心永远有兴趣来了解维柯思想的传播，也跟来自欧洲、美国、南美洲的学者们保持紧密联系，但在最近十年来，这些联系要比以前来得越来越紧，特别是跟远东国家的联系，首先是跟中国的联系。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帮助我们跨越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仍未探索的区域所带来的语言障碍。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阐释了中国维柯研究的起源，特别还有最近的研究方向。他表明，对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的兴趣已经扩散到许多中国大学校园，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延安。〔5〕维柯研究中心每隔五年就编纂一部《维柯文献索引》，包括全世界出版的维柯本人和关于维柯的著作。其中就介绍了在2001—2005年间出现的十篇中文评论，而在2006—2010年又有两篇。〔6〕正如马西尼所强调的那样，也正如在“维柯与东方”学术研讨会上所显现的那样，维柯在中国以及其他邻近国家所引起的兴趣似乎有着不同起源。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和英美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这种兴趣起了作用。实际上，维柯思想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批判笛卡尔所表述的西方理性主义，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维柯才被借来代表东西哲学的碰撞点。

2005年的研讨会自然而然体现了发展意大利和中国维柯学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7〕值此机会，意大利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将维柯完成的重要的独创性工作凸显出来，以便将东方也融入他的历史理论、社会起源理论和语言理论当中。而东方世界在维柯的时代，在意大利还只有很少的资料，由旅行者和传教士传递过来。但从亚洲来到这里的学者们向我们揭示了在他们国家的维柯研究是多么丰厚。中国北京大学现任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高毅描绘了中国的西方历史研究的一般画卷；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陆晓禾研究员用中文和英文写过许多维柯研究作品，她在会上解释了参考研究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的著作，如何能够在下述方面起到根本作用，即重建中国哲学基础，并使之有能力对当代社会问题做出回答；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张隆溪强调了维柯遗产在跨文化研究和东西方沟通上的重要性。在该研讨会上，另一位汉学家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深化了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朱光潜的形象，后者是将维柯《新科学》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该译本最初出版于1986年。

朱光潜并没有从原文意大利文，而是从英译本来翻译《新科学》，〔8〕后来维柯作品的翻译也大都是以英译本为基础转译的；只有陆晓禾在从利昂·庞帕（Leon Pompa）选编的《维柯著作选》（Selected Works）英译本翻译的同时，参考了意大利原文。相反在日本，首先是上村忠男（Uemura Tadao）直接从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了许多维柯作品，韩国的Cho Hanook在翻译《新科学》时也是如此。张小勇的新的译作之所以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它们是最终直接从原文将维柯作品译成中文的系列翻译的开端。维柯是一位思想复杂、难于解释的哲学家，他的作品也充满了细腻色彩，而这只有熟知他的语言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因此，张小勇的翻译满足了深入了解维柯文本的急切需要，而这也是维柯研究中心所开展的批判版工作的基础，同样也是对18世纪那不勒斯思想家编纂的原始文本的尊重。由于我们研究所提供的电子复制光盘，张小勇才能在那不勒斯留学期间，以及回到中国之后有幸参考利用这些原始文本。

在这部珍贵的译著中所包含的维柯作品从语言角度来看特别复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保罗·克里斯托弗里尼（Paolo Cristofolini）编的《维柯哲学著作选》（Opere filosofiche）所提供的维柯拉丁文本，因而避免了通过意大利文转译的障碍。这展现了一种正确的方法论立场，当然也应作为典范，但首先是使得更多的、广泛的读者大众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厘清，什么是久存于我们心中的“维柯问题”。我们祝贺张小勇获得成功，并祝愿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意大利维柯研究中心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