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文教使武功更荣耀，使帝国更强盛

1705年〔1〕的第五个演讲中的论点是：“当一个国家在文教〔2〕上最为繁荣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荣耀上最为显赫，在统治权力上最为强盛之时。”维柯首先用充分的理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然后又用下述一连串的事例证实了它的正确性。在亚述兴起的是迦勒底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学问的民族，也建立了最早的君主专制国家。〔3〕当希腊以其超越过去一切时代的智慧为荣时，亚历山大大帝推翻了波斯这个君主专制国。罗马是在西庇阿大帝的统帅之下，建立在迦太基人的废墟之上的，而西庇阿自己就无比通晓哲学、雄辩术和诗歌，正如在泰伦斯的无与伦比的喜剧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这些作品其实是他和他的友人利略合作写的，但他认为它们不值得以自己的名义问世，所以就以泰伦斯的名义出版了，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泰伦斯的。〔4〕当然，罗马的君主专制政体是由奥古斯都所创建的，这个时代的罗马闪耀着整个希腊智慧和罗马语言的光辉。意大利最为灿烂的王国当属提奥多鲁克（Theodoric）朝代，其时有着卡什阿多鲁斯（Cassiodorus）等大学者的辅佐。〔5〕在查理大帝时代，罗马帝国又在日耳曼复兴起来了，因为各种学问在西欧各王室已经完全绝灭，然而在他的时代却又由于阿尔库恩（Alcuin）之类的学者们开始复兴起来了。〔6〕荷马造就了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是满心渴望在英勇上以阿喀琉斯为范例塑造自己，而尤利斯·恺撒又是以亚历山大大帝为范例成就他的伟大事业的；这两位伟大的领袖谁也不能说谁更加伟大，而他们却都是荷马的英雄的门徒。基麦涅兹〔7〕和黎塞留〔8〕这两位大主教都是极其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而且其中一位更是教会演说家，前者为西班牙，后者为法兰西制定了君主专制国蓝图。土耳其人是在野蛮的基础上建立起伟大的帝国的，但靠的却是一位博学而不虔敬的基督教僧侣塞尔吉乌斯（Sergius）的智谋，他为愚笨的穆罕默德制定了法律，在此基础上才建立了土耳其帝国；然而当希腊人从亚洲开始陷入了野蛮状态，而后便完全沦落之时，阿拉伯人却开始研究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就是凭着这些学问，虽然并不具有最高的人文修养，就已唤醒了极其野蛮而残暴的阿尔曼苏尔斯们〔9〕的征服野心，并以此达到最高的荣耀，最后帮助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废除一切学问研究的帝国；不过，如果不是先靠希腊人而后是拉丁人的基督教叛徒们，陆续为他们提供各种艺术和战争谋略的话，它也许早就自动灭亡了。

［论点］

当一个国家在文教上最为繁荣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荣耀上最为显赫，在统治权力上最为强盛之时

文教和武功这两者何者更为高贵？在极为博学之士中，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且广泛而深入，但是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文人学士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他们的学问研究作了严肃有力、丰富充实的辩护。同样，站在武功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也不在少数，并且其分量之重和力度之大，使得他们的论点也很难被撼动或驳倒。〔10〕因为武功训练所有德性中最为显要的德性，即刚毅（fortitudo），有了这个德性，人们才可能成为英雄。而文人学士的生活则是隐逸闲散的。〔11〕其次，国家的创建和扩张是靠武功而不是靠文教；强大的民族以其战争威力使他人畏惧，而从事于文教艺术之人却轻易遭受他人的侵犯。所以无怪乎君主和国家几乎总是用各种最为崇高和最为光彩的荣耀，来激励战功显赫的将士。一个议员世家要通过数代世袭长袍加身才能勉强达到的尊贵，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却只要在一场战争中表现卓越，就可能如飞般地被提升至相同的位置。对此文教的辩护者们会回答道，如果说刚毅是英雄的德性，那么审慎智慧就几乎是神的德性，它知晓命运的恰当时机，将机缘转化为真正的行动；他们还力图证明，以明哲（consilium）来保有社稷比以德性来打造社稷更为重要，敬畏君主比恐惧君主要更为合理；而且，他们回溯历史说，长袍加身者也常常在国家中赢得最高荣耀和最高权力。虽然如此，但他们的辩驳或者无足轻重，或者疑问重重，或者不分轩轾，最后关于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高贵的问题仍然没有消解。高贵的青年学子们，我们民族的共同智慧不是通过需要或者有用，而是通过荣耀和光荣引导你们走向无比伟大的事业的，于是在这里，为了给你们提供一些对你们的学习研究来说较为确定、较为肯定和较为重要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推出如下论点，即当一个国家在文教上最为繁荣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荣耀上最为显赫，在统治权力上最为强盛之时。

我看到你们的精神在你们每个人的额头上因为惊奇而耸立，听众们，是不是因为我将会向你们推出下面这个论点，即文教不仅不会因为武功而败落，而且后者还将因前者而受益？当然这是出于你们意料之外的，但我请你们本着你们的人性，静静地听一听为什么这是真理。然而在我们起锚出港之前，我们注意到，在港口还盘旋着敌对论点的猛烈旋风；如果它们还没有在阳光的照射下消解于无形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扬帆远征。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们由于心灵的鲁莽冲动而抱住错误不放，同时我们生来就是要面向真理，追寻真理，所以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路上总是曲折多磨，荆棘满布；我们之所以现在还要来证明这个论点，就是因为我们所讲的真理还尚未被认为是真理。因为有人会问，战争的巨大荣耀和智慧的最高颂扬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不仅相互容忍，而且相辅相成呢？因为军队崇尚肢体之能，文章教化却空耗其身；战争使人的精神野蛮，智慧则对其进行驯化；军人喜斗好战，哲学家却热爱闲逸；军人甘洒热血是战争的需要，而智慧的探索者却苦于知之无涯生之短暂；〔12〕最后，战争和武器给人类造成灾难，而智慧的责任却是使人类社会得以存续。谁如果这样反对我们的话，他当然也会断定我们会这样认为，即一个人要从事于学问研究的话，就必定也要亲自从戎参战。自然，有什么东西制止智者奔赴沙场呢？但这是天命如此，正如无数事例所说明的，它原本如此且社会习俗也如此规定；因为智者是为国家利益而拼搏的，他们所具有的精神与那些为卑俗的私利而殚精竭虑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自然，学问研究使人的体能虚弱〔13〕，军旅生活则艰辛劳苦，背负沉重的辎重行军作战；在炎热的夏季顶着烈日，或征战于沙场，或站岗守卫，或修筑工事，整日汗流浃背；在严寒的冬季，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必须躺在天寒地冻的沼泽湿地里。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真的，但我们是否忽视了精神那令人惊叹的伟大力量？在一切方面都慵懒笨拙的恋人，在女主人的命令下，就能变成无比刚强的士兵，甚至成为审慎智慧的将军；那么请想一想，爱慕德性的智者将能做到什么呢？把智慧看作是闲逸之事的人自然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这实际上是人的修身正心。因为人无非就是心灵（mens）和精神（animus）：心灵毁于谬误，精神坏于贪欲。智慧正是为了医治这两种疾病，她用真理培育心灵，用德性培育精神。德性就像那能动的永恒之火，它的全部使命就在于点燃生命的各种责任〔14〕，其中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祖国的福祉而服务，为国家的利益作贡献。那么智者为什么宁静闲逸呢？其所以宁静闲逸，正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很好地工作；并且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生活节制也是为了使生活有真正的意义；最后，对于他们来说，为国家谋福利就是最高的生命价值。

但这里的事情并不在于智者本身是否也应该是士兵，而是在于在哪个国家里智慧拥有最高的荣耀，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战争和统治也会拥有同样的光荣。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在颂扬那种野蛮的战争。只要你们不是真的认为，无论是阿提拉〔15〕（Attila）发动战争还是色诺芬（Xenophon）发动战争都毫无区别，那么与其说这些野蛮战争是由那些野蛮人挑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精神的败坏而发动的。匈奴的铁蹄所到之处，恐怖先行，灾祸相伴，紧跟着就是残酷蹂躏；而哲学家在抵抗的同时奔走呼吁，不屈不挠；及至胜利，处处安宁、祥和、宽厚仁慈。前一种战争是人类的灾难，这种战争为的是鲜血和黄金，结果就是烧杀抢掠；然而在后一种战争中，人们争的却是建立各种制度秩序，因而为人类所必需。那些合法理解的庄严程式规定：“在和平条件下任何不公都应根据法律进行补偿；如果在和平条件下不能得以补偿，那么以武装力量针对施加人所施加的不公进行报复就是合法的。”这些程式如果不是要求用武装的军队来肯定和维护各民族的神法（fas nationum）与最高的万民法（supremam iuris gentium legem），又能是什么呢？那种神法和万民法就是保存人类社会的手段，正如智者们所要求的，它们也是所有人类责任的调控之母。〔16〕

听众们，根据我们迄今为止所作的论述，你们已经了解，从其自然本性上来说，武功和文教不仅不是相互排斥，即两者之间相互分裂、相互对立；而且它们之间是如此恰当地协调一致，即文教不仅给予武功以光荣，并且给它带来秩序上的尊严。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的反对者还要举出许多反例，就像是囊中还装满了弓箭，随时准备射向我们。首先他们举出斯巴达的例子，例如他们的公民并不是用城墙，而是用他们的胸膛来捍卫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凭借河流、山脉、海岸，也不以城堡，而是用长矛来划定他们的疆域边界；他们认为，只要在战场上有了逃跑的念头，就已经是自己的耻辱；同样，他们绝不拿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来祭祀众神，仿佛这些战利品是懦弱的代名词；因为他们认为胜利是属于命运之神的，而失败则是人之能力不济。那么，其中有什么好的文教对他们的战争荣耀起了作用呢？显然他们对此不仅一无所知，而且丝毫没有任何运用；后来他们甚至在莱克格斯法典〔17〕（Lycurgi lege）中禁止法律以书写的形式出现。当然我承认这里的难结有点复杂；但我并不认为这就像戈尔蒂亚斯难结〔18〕（Gordium）一样困难；因为你们只要考虑一下，他们用了哪些制度和艺术才达到这种战争上的辉煌业绩就可以了。小孩刚一出生，就被斯巴达的母亲们赤裸裸地置于盾牌之上；不久，当小孩刚能行走，她们就把他们同样赤裸裸地浸于埃乌罗塔河〔19〕（Eurota）刺骨的冰水之中，以使他们身强体壮，适应未来的军事生活；然后，他们的父亲们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习惯并适应于疼痛〔20〕，将他们带至赫拉克勒斯神像前用鞭子抽打，常常使他们因伤痛不治而亡〔21〕；法律允许他们偷盗，以使他们熟练掌握军事计谋方面的才能；最后，法律规定他们必须死于战场之上，而不是投降做俘虏。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说明了，强者是通过经验和法律的强制，才赢得真正的刚强之赞誉的呢？然而你们从斯巴达人的这些制度上是否看到，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建立在文教的基础上，又想获得战争的荣耀，就需要怎样的残酷和野蛮？你们是否看到，这种国家在重大决策方面，使将士们精锐能干的不是人的高贵本性，而是人的丑陋本性？〔22〕至于斯巴达王国统治之长久和疆域之广大，我就不说了，当它还是希腊半岛上一个小国的时候，确实维持了很长时间；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雅典人战败之后没有多少年，斯巴达王国的一切荣耀就和克莱门农一起陨落了。〔23〕

然而，虽然我们的反对者在这方面已经败北，但他马上又重振旗鼓，举出迦太基人的例子来反对我们。他说迦太基人完全是野蛮人，对所有较为人性的艺术都一窍不通，也没有形成像斯巴达人那样的习俗，然而竟然可以和有如此艺术修养和伟大精神的罗马人一决雌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谁也不能肯定大地的统治权将落谁手。〔24〕试想一下，单单汉尼拔一人，就杀死了多少执政官军队和多少罗马禁军！夺取了多少大小部队的军旗、多少将领的顶羽和多少罗马军团的鹰旗！他从陷阵的罗马骑兵身上获取的黄金戒指都不知有多重！〔25〕对罗马人来说，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就是一场黑色的噩梦〔26〕，特雷比亚河战役是他们的惨痛〔27〕，而坎尼战役简直就是一场恐怖〔28〕。让我们避开这种攻击。迦太基人当然只叙述罗马人的失败，但对罗马人的胜利却只字不提。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请你们对比一下双方战争的理由：汉尼拔公然违背万民法和神法进攻萨贡托城，他攻入城池并将其夷为平地，从而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线；罗马人则是出于同盟的义务被迫宣战，为同盟的惨遭杀戮而报仇。〔29〕然后再请你们对比一下，大西庇阿〔30〕在西班牙谨慎克制，而汉尼拔在坎帕尼亚人中却生活放荡；前者有着纯洁的德性和审慎的智慧，后者则背信弃义；在约束军纪和忠诚服从上，前者多么讲求人性，而后者又是多么的残暴无情！再请你们将罗马和迦太基做一下比较，前者即使处于万分危险的围困之中，也要以平等的价格购买敌人曾经占领过的土地〔31〕；后者则只要看见敌人曾经立于某座城墙之下，便要将该城墙连根拔除。最后再请你们比较一下，你们会发现罗马人的战争荣耀是真正的荣耀，而迦太基人的荣耀总是罩着阴影。

但是或许你们中间还有人不愿信服我的话，他在当今世界中找出土耳其帝国来，认为它虽然禁止一切学问研究，但是却仍然成为最强大的帝国，并且拥有非同凡响的武功荣耀。不过，如果不是塞尔吉乌斯〔32〕渎神地滥用基督教学说，并依靠法律创建了土耳其帝国，如果不是曾经一度文教兴盛的阿拉伯人向他们传授了优秀的军事制度，如果不是我们的新型的战争武器以及攻城略地的新型技术流入土耳其，那将会怎么样呢？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我们的敌人，但是，如果不是那样，在今天的大地上，我们还能拥有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吗？

在我看来这都是一回事，即对那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人来说，当他把这些障碍消除之后，也就在一举之中为自己铺平了道路。既然我们已经排除了那些曾经看似对我们的论点构成障碍的东西，我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论点，即各种好的学问的研究对军事战争具有莫大裨益。现在，如果我们要稍为坦然地研究一下其中原因的话，要是我没错，其中主要者看来就是：战争就是正义的裁判。也许你们要惊奇于这个新的定义；那就听一听其中的道理吧。实际上人都有双重公民权（civitas）。其中一个是由自然，另一个则是由出生条件〔33〕（nascendi conditio）赋予的；前者由上天，后者则由某些特定的目的来决定；两者都有其法律基础，前者的基础是各民族的神法，后者的基础则是由人民、元老院和君王的决议；在两者的交易行为方面，前者根据盟约（foederibus），后者则根据契约（contractibus）。如果是某个个人产生了契约责任，也就是说他违反了法律，我们就要根据确定的司法程式来考察法权；然而如果是一个民族践踏了神法，或者说背弃了盟约，那么有什么补救手段可以保障人类法权呢？那就是战争和武装。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市民法（ius civilis）的守护者奉行的是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哲学；如果国家必须依靠智者来创建，才有可能算是按照法律来建立的理想国家；如果极为伟大的哲学家西塞罗把单单一本《十二表法》排在所有哲学家的著作之前〔34〕；最后，既然万民法在多大程度上优先于市民法，整个人类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优先于单个公民或公民集体（civitati）；那么我们再来掂量一下军事智慧，它作为人类法的审慎智慧，对于达到完美的荣耀是多么的有用！确实，听众们，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将领，决不只是用可见的头盔羽饰装点一下就够了，他必须拥有这一系列德性：其一是正义（iustitia），即任何战争必须有正当的原因；其二是节制（moderatione），以便懂得愤怒和宽恕；其三是克制（continentia），即对战败者的消灭仅限于消灭其侵犯能力；其四是宽厚（clementia），他应爱惜生命而不是草菅人命，在士兵中他平易近人，在被平定者中他宁人无害，在敌人面前也讲求诚信。这就是智慧给一个伟大的军事将领所带来的各种精神的德性，以使他们获取战争的最高荣耀；现在你们还要认识心灵的各种德性。辩证法使他在判断中谨慎小心，以免轻率鲁莽，闭着眼睛落入敌人的陷阱；几何学教授他安营扎寨之方、行军布阵之术，教授他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变换他的队形，时而钝角，时而锐角，时而变为方形，时而又变为楔形。数学可以根据敌人所占据的方位推测出敌人的方略；光学可以从远处观察敌军工事的高度和距离远近；建筑学可以帮助建造拱门、加固城墙、修筑堡垒、挖掘沟堑；机械学可以帮助创造战争武器，伦理学可以帮助了解民风习俗。精研历史故事对他也会极为有用，使他可以明了兴亡进退。雄辩术对他也将有所助益，能帮他激励迟钝懒惰者奔赴沙场，能鼓舞因形势不利而萎靡不振的士气，能遏制因胜利而产生的得意忘形。最后，至于自然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有用，一些将军的战例给我们做了肯定的答复，当他们的军队因为日食或月食而颤栗恐慌的时候，他们能通过其中原因的解释，使他们士气更振。〔35〕这许许多多心灵和精神的伟大德性，难道不是只可能存在于这些民族中，即在他们那里，最具智慧的圣贤用战争与和平的最好制度来创建他们的国家，最为博学之人通过文化教育来保有这些最好的国家制度？所以我认为希腊诗人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36〕（factum），即在他们所创造的神话中，把密涅瓦女神（Minerva）和帕拉斯女神（Pallas）看成是同一个女神；因为极为聪慧的雅典人不仅把密涅瓦女神看作是智慧女神，并且把她当作城堡的创建之母和守护神来加以供奉；实际上，在这种神话传说的外衣下暗示着这样一条真理，即要求他们的国家在和平时期文教繁荣，而在战争时期武功强盛。

“但是，如果未来的统帅应该掌握如此众多，而且重要的各门知识的王国的话，那么在他身上的战争德性，这是使他能在恐怖和悲痛中仍然在心灵上保持明智的决断能力的唯一德性，当然也将会冷却下来。”不过，这个论点就像是无花果树做的长矛，中看不中用〔37〕：因为我们并不是奢望在一个伟大的将军身上发现所有的这些德性，而是说，在这个伟大的将军的国家中，即使这些德性并没有在他身上起统治作用，当然这样最好，也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为他所用。因为事实上，民众如果文教贫瘠，又缺乏好的战争与和平制度，就像是一群羔羊；如果他们执意要在武功上博取声名的话，他们就只能靠人海战术，而不是靠正确训练的军队；即使他们统治了在文化上比他们先进的民族，为了保证他们江山的稳固，他们就必然要么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要么就把这种文化彻底消灭；因为学问研究使创造力敏锐，创造力敏锐的民族就像是某种优秀的拳击手，他们不以体格强健取胜，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用他们的文章计谋（articulo）将他们的敌人连根拔除。

然而我们现在谈的是战争艺术的光荣，而不是侵略、屠杀和蹂躏；是如何创建伟大的国家，而不是如何摧毁国家文明；是关于亚历山大和恺撒，而不是关于野蛮民族的残暴将领。〔38〕文教兴盛的民族，即使他们仅靠和平的制度来正确安排他们的国家，即使他们或由于自然屏障，或由于牢固的防御，从而远离战争，也没有什么理由阻碍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拥有极为广大的疆域，并且有能力建立起极为伟大、极为繁荣的国度。中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特别是在其伟大的长城被锡西厄人〔39〕攻破之前。另外有些民族，尽管他们的前贤智者留下了优秀的战争与和平制度，但后来却文教贫瘠；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这些制度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时代还与这些制度相适合，然而由于这两者都不长久，所以他们的统治从来都不能达到战争的辉煌荣耀，成为极其伟大的国家。即使有也非常短暂。因为如果敌人的军事武器改进得较好一些，同时他们由于仍然处于文化教育的野蛮状态，因而不能发展出新型的战争手段，当他们想要扩张他们的统治的时候，就是文教平庸稍知军事的民族，尽管财富贫乏，政权弱小，也能以其德性和艺术与之相对抗，例如匈奴王国就曾经构成土耳其帝国的一大威胁。一旦他们受到为他们所不知的先进战争手段的攻击，毫无疑问，他们势必崩溃。所有这些统治政权就是这样，他们一旦受到敌人陌生的布阵艺术或者新型的战争器械的挑战，由于他们的文教不允许他们模仿敌人，或者用其他方法巧妙地胜过敌人，最后只能走向毁灭。

然而无论和平的还是战争的制度，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如果缺乏极为精深的文化教养，那就不能赢得战争的伟大荣耀，也不能创建真正的君主国；因为在战争艺术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要把握战斗时机。关于这方面以及审慎智慧的其他方面，都不可能是任何制度；因为假如它们是法律，而你要坚持它们的话，由于法律总是确定的，然而机遇却无限，所以无数胜利的时机都会在你眼前逃走；当你正在盼望着某个法律保证的时机之时，你可能已经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君主国是在和平中创建起来的，总是要通过战争和军队。事物之最善只有哲学家才看得到；因为只有哲学家知晓事物的属性。的确，所有君王中最伟大的两位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斯·恺撒。亚历山大之所以成为大帝，因为他在阅读荷马史诗时受到了阿喀琉斯的激励，并把他自己塑造成和他一样伟大。〔40〕恺撒则要和亚历山大在统帅的德性和荣誉方面一竞高下，因为他在阅读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事迹时受到激发，意欲与此类最伟大的统帅比肩并列。〔41〕所以我们可以很有道理地把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都归功于荷马，也就是说归功于文学艺术。

实际上，当我们从历史的永恒秩序角度来观察时，就可以发现，哪里的文教兴盛，哪里的武功也同样兴盛。希腊在所有知识和艺术方面都曾繁荣一时，武功也同样强盛。罗马在智慧研究上闻名遐迩，同样军队也威名赫赫。在基督教的漫长黑暗世纪里，哲学研究在阿拉伯世界中重新发现自身，因而他们也因为战争荣耀而为人称颂。基督教世界由于复兴、培育和发展了文教事业，因而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中，他们因其能征善战而声名卓著。故而可以说，由于在这些民族中有着伟大智慧，自然而然也就能在那里建立起大地上伟大的君主国家。根据我们的历史作家们，有四大君主国家：请你们考察一下，这是否有道理。在亚述民族中是卡尔迪亚人，也就是这个民族中的智者们在统治，不久尼努斯〔42〕就创建了第一个君主国〔43〕；在波斯是他们的祭司僧侣，同样也是他们的智者们在治理王国，居留士（Cyrus）则创立了另一个君主国〔44〕；在希腊，高贵伟大的哲学家们极负盛名，整个大地的统治都以他们为中心。学问研究在罗马人那里更是倾心培育、备受推崇，于是出现了奥古斯都大帝，

他以海洋来划定其统治的界限，用星辰来定义他的威名。〔45〕

既然如我们所说，优秀文化的培养教育对武功的荣耀和国家的强盛有如此大的助益；如果你们，青年学子们，从我们的论述中感到有必要对它们倾心研究的话，把你们的精神投入其中吧。我们这所大学就是一座圣殿，这里培养着战争心灵（mens belli），在学习研究中孕育着战争的审慎智慧（belli prudentia）；从你们身上将会诞生出对于武功的高贵意识，对于军事事务的卓越谋略、非凡的领导艺术以及最后，战争的荣耀和国家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