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改正我们的堕落本性,极大地造福和发展人类社会

六 让我们改正我们的堕落本性,极大地造福和发展人类社会

在1707年10月18日〔1〕所作的第六个演讲中,维柯结合学问研究的目的和学习次序讨论了这个论点:“对人类的堕落本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把握各门高贵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并且提出和说明了正确、顺利而永恒的学习次序。”在这篇演讲中,他引导听众们进入一种对自己本身的沉思之中,即作为原罪惩罚的结果,人与人是如何被语言、心灵和精神〔2〕分裂开来的:在语言上,由于语言常常不是帮助而是背叛观念,因此之故,人与人想要联合在一起但却不能联合在一起;在心灵上,由于各种感官的好恶不同,从而产生了各种意见分歧,因而使人与人之间无法和谐一致;最后在精神上,由于它的堕落,甚至一致作恶也不能使人与人之间达成调和。因此维柯阐明,我们的堕落的惩罚必须通过德性、知识和雄辩来加以改正,只有通过这三种途径,人与人才能达到共通。这样他就抓住了各种学问研究的目的所在。在学习次序方面,他阐明,既然语言是稳固人类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那么学问研究就应该从语言开始,而且由于语言主要依靠记忆力,而在这方面儿童时期〔3〕是特别强的。童年时代人的推理能力是比较弱的,只能靠范例来加以规范,而范例的理解又必须依靠儿童所极为擅长的生动的想象力来推动;因此儿童应该致力于阅读历史,无论是虚构的历史还是真实的历史。儿童时代也是具有理性的,但却不具有推理的材料,所以要在数量科学中训练他们正确推理的艺术,这类科学要求记忆力、想象力以及肉体的想象功能同时削弱,因为这种功能的强盛是我们所有错误和不幸之母。〔4〕在青少年的最初时期,人的感知特别旺盛,并且拖曳着它们的纯粹心灵,故他们应该学习物理学,这可以使他们沉思各种物体的宇宙,并且要求借助于数学的帮助来建立关于世界体系的科学。这样,从广阔的物理形体观念与精细的线和数的观念开始,他们就通过“实体”和“一”的科学来理解形而上学的无限的抽象了。青少年们通过这门科学了解了他们的心灵,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辨识他们的精神,借着永恒真理的帮助,他们看到了他们精神的堕落,从而使他们在这个已经有了一些经验阅历的年龄里,能够主动让伦理学来对其自然而然地加以纠正,无论在这个时期极其旺盛的情欲如何不好地引导着他们。一旦他们自然而然地懂得,异教的伦理学是不够的,因为自爱癖还在驯服和控制着他们;并且通过形而上学的经验,他已经理解到无限比有限,心灵比肉体,上帝比人都要更加确定,而且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运动、感知和认识的方式,那么他们就开始以其谦卑的理智来接受天启神学,并因而下降到基督教伦理学,经过这样的净化之后,最后再带他们进入基督教法学。

[论点]

对人类的堕落本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把握各门高贵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并且提出和说明了正确、顺利而永恒的学习次序

上帝作证,就我看来,教导青少年们学习好的学问的条件确实非常严酷,因为他们的父母对此类事情既非审慎,也不去咨询有关的审慎之人;他们既不考察子女的天性才智,以及它生来向何处发展,也不考虑子女自然本性的能力;他们只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或更多的是从家庭出发来想问题,屡屡违背子女的意愿,强迫他们学习这些或那些科学艺术〔5〕;甚至就算是他们的天资能够引导他们,他们的父母也会因为缺乏其他必要的方式方法,如人所说,“手也不洗”就督促他们去学习这些学问。〔6〕

故而眼中含着泪水,故而让人怜悯同情,〔7〕

因为他们缺乏研究某项学问的必要的帮助,所以毫无进展或进展寥寥,并且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由于他们把父母的过错归结为自己才智的欠缺,于是甚至丧失了一切学业进步的希望;或者即使某些人学业表现较为出色,但是由于他们如此反感于父母给他们规定的道路,例如,或者是父母要他们从事法学研究,以便给家庭带来荣耀,然而他们的精神实际上却或由于谦逊或由于渺小,因而一点也不贪恋门第、束棒〔8〕(fasces)和治权;或者是父母贪慕眼前的收入,而让子女从事医学,而他们的子女却有宏图远志,向往和仰慕在国家各个部门中优秀杰出的高官大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当对父亲的敬畏之心尚在约束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学习研究,但却极不情愿,也极为轻视,既不严肃也不勤奋;一旦他们从这种爱的责任中脱离出来,便将学问研究忽略和搁置起来,在慵逸懒散中度过一生,更常常跌入精神的邪法恶习。谁如果是这样,即为了博取强人之名,而执意坚持一旦开始的道路,实际上他的学习却是父母的草率决定,既无系统,又无次序,那么他对于学问研究必定违心逆意,粗枝大叶,消极冷淡;到了另一个年纪,他又将迫于家庭需要,当然有时也出于国家的要求,必须自己去学习一些无人问津的作家;在这些方面,他们给自己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困难,以至于对于许多人来说,留下来的常常只是对于较为健康的学问的苦涩愿望。

因为我自己也曾无数次思考过这些情况的弊端,甚至它们给我自己带来的不幸,最后开始抱怨我们的本性本身;这种本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年纪,人们要选择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方式,但却由于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而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选择;当我在探索其中的原因之时,我曾经把它归咎于一切恶的源头,即亚当的过错或者原罪。但是当我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本身时,我发现这本身就不正确〔9〕;因为如果我们沉思我们自身的堕落本性,我们将会认识到,它不仅告诫我们应该学习什么,而且还无比清晰地指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和遵循什么道路去学习。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至于我说得对否,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深入自己本身,并沉思人这个问题。因为他确实会感到,自己无非就是心灵、精神和言谈(sermo);此外,他也会区别出肉体和其他的东西,但却会断定,它们或为无理性之物,或与无理性之物等同。从这里他就会注意到人的处处堕落:首先是语言的幼稚贫乏;其次是心灵纷扰纠缠于各种意见;最后是精神为各种邪恶所玷污。〔10〕他也会认识到,这些就是神的惩罚,最高的神意(summum Numen)通过它们来惩治始祖的罪过,以便分散(dissociaret)、播散(disiiceret)和扩散〔11〕(dissiparet)从他以降的人类。由于宁录〔12〕(Nimrotis)的渎神之罪,神意让无数种语言在人类中传播,并且散布于整个地球,从而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分裂;在漫长的时间中,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变得不同且不确定,即使在同一个民族内,神意也规定,先祖的语言对后代来说将变得不可识知;正像欲望一样,任何一种意见都坚持自身含有某种类似于真理的东西,各人的精神便因为意见纷争而各持一端,并且持之为真;由此产生了各人有各人的认识,正如俗语所说,有多少个脑袋就有多少种判断〔13〕;最后,邪恶又是多么的丑陋,因为邪恶之人对自己的邪恶闭上眼睛,却不愿甚至憎恶看见他人作恶;由此,我们自己也因这些邪恶而痛苦,却指责别人同样的邪恶行为;故而贪婪之人憎恶别人的贪婪,不公之人抱怨所遭受的不公;〔14〕由于这种邪恶,上帝当然从未允许这样一个全是由邪恶的人构成的社会存在。

进而,通过这些惩罚,最高的神意不仅将犯了原罪的始祖人类流放到各地,如我说过的,而且进一步通过同样可怜的方式惩戒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语言的幼稚贫乏,无数事物和场合都无法呈现于心灵之中,并且每当心灵为了表达它的活动,因而想要寻求语言的帮助时,都会失望而归;甚至是在混乱、蹩脚和粗野的言谈中,有失庄重的语词欺骗了心灵的各种认识:或者由于语词肮脏卑俗,从而使语言污秽不堪,或者由于语词含义模糊,从而欺骗乃至背叛了表达,以至于理解与表达全然不同;甚至理解为语言表达本身所蒙蔽。紧跟着这些语言上的弊病的是心灵上的弊病:永恒的愚蠢控制着它;事物的虚假印象戏弄着它,并且往往还蒙骗着它;草率鲁莽的判断将它推向悬崖〔15〕;诡辩会使它迷失;最后,对事物的混淆使它糊涂迷惘,不知所措。然而,以赫拉克勒斯的名义说,精神中的弊病要更为严重得多。在精神中激荡着的是情绪的狂风巨浪,它们比一切风暴和浪涛都还要猛烈。它们使精神因欲望而炽热,因恐惧而毛骨悚然,因愉悦而痴狂,因痛苦而衰弱无力;所有的一切它都有了,但从来就没有在它的才智上得到丝毫的满足;刚不赞成的东西马上赞成,刚赞成的东西马上又不赞成;〔16〕他总是悔恨自己;他总是在逃避自己的同时又追寻自己。然而所有这些痛苦的灾难和折磨,都是那个刽子手,即他对他自己的爱造成的;在他身上,人性由于原罪已经改变,由此,人类的聚集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种社会,然而实际上,在肉体的拥挤中是精神的最深的孤独。这难道不更像是终身监禁的奴隶吗?精神就蹲在分配给他们的各自的牢房,偿还我们上面所叙述的那些罪过。〔17〕

我们已经叙述了人类的堕落本性的三种惩罚,即语言的幼稚贫乏,心灵的诸种意见以及精神的邪恶。同样人也有三种才能来加以改正:雄辩、知识和德性,这就是整个科学艺术王国所绕之而旋转的三个基点。因为,智慧就是由这三种极为高贵的要素构成的,即确定的认知,正确的行动和恰当的言谈;〔18〕这就是为了使人从不会因错误的认识而羞愧,因邪恶的行动而悔恨,因不恰当的言谈而后悔;一个真正的人,就如泰伦斯戏剧中的人物克莱默(Chremes)所完美地表述的:

我就是人:人所应有的我无不具有;〔19〕

另一个人物是代表自己折磨自己的愚人形象的梅内德姆斯(Menedemus)。克莱默既不是想要赚取什么利益,也不是出于某种需求,更不为换取什么酬谢,而仅仅是出于某种亲近,诚恳地询问梅内德姆斯为什么折磨和虐待自己:

不要如此哭泣,无论是什么原因,请让我知道,

不要沉默不语,不要有丝毫畏惧;〔20〕

并且严肃地向他保证:

请你相信我,

我会用安慰、建议或者物质来帮助你。〔21〕

智慧有三种特有的责任:用雄辩术驯化愚人的野蛮,用审慎智慧引导他们远离错误,用德性使他们善用自己;并且由此使他们各尽其力地努力造福于人类社会。那些能够做到这些的人的确已经大大超越了人类,完全可以说,他们是几近于神的人。跟在他们身后的不是虚幻易逝的光荣,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光荣,也就是说,他们拥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丰功伟绩,因而他们声名远播,名垂青史。无比智慧的诗人们在他们的虚构传说中描述道,俄耳甫斯用他的竖琴驯化野兽,安菲翁以他的歌喉移动巨石,这些石头都自动地在音乐的力量下汇聚在一起,筑起了第比斯城的护墙;〔22〕并且由于他们的这些功绩,前者的竖琴和后者的海豚被带到天上,置于众星之中。所谓的石头指的是粗野顽固之人,所谓的野兽就是愚人,俄耳甫斯和安菲翁则是智者,他们将关于神的事物的知识,关于人的事物的审慎智慧和雄辩术结合起来〔23〕,以一种震魂夺魄的力量,引导人从孤独走向联合,也就是说,使他们从对自己的爱转向尊崇人性,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从毫无节制的自由转向遵循法律;通过这些力量,他们用理性的公正原则〔24〕将强者和弱者在社会中统一起来。〔25〕这永远是学问研究的最为真切、最为伟大和最为高贵的目的。许多人正是由于没有将它作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受着各种谬误、邪恶和卑俗的支配;因此,必然要在学问研究上或陷于谬误,或陷于邪恶,或陷于卑俗。关于这些人很容易就可以阐明他们的性质;但是出于荣誉的考虑,我还是对此保持沉默吧。于此我仅仅概略地说一下:谁在这些学问研究中不是去修养智慧,也就是说,他不去培养智慧,以便能改正他的本性,即用真理来改造他的心灵,用德性来改造他的精神,用雄辩来改造他的语言,从而使自己立身为人,并且尽其所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那么他就经常是身处其位,不谋其职;他经常对艺术高谈阔论,说这是必要的,那也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他所从事的艺术本身,却往往是厌恶、忽视,甚至破坏。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诚心想要用智慧来改正他的堕落的本性,他就应该毫不松懈地、永远勤奋而严肃地、永远按照他所从事的艺术的根本目的,来培养这门艺术的所有方面。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各行各业都应该完全从真理出发,并且纯粹为了人性而从事他们的职业和艺术;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的公民如何繁荣,他们的国家如何幸福,为了不至于过于冗长,我就留给你们自己去考虑了。

至此我们已经确定,对堕落的人性的沉思本身要求我们把握各种人文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上述沉思提供了何种次序,以便我们来掌握它们——这也就是我们的论证的第二部分。

为了使你们能够更容易理解,让我们首先来阐释智慧所具有的一切装备和手段。智慧,正如最常说的,包含了对神的事物的知识、对人的事物的审慎智慧和言说(orationis)的真理与恰当三者在内。〔26〕但是关于言说,正如语法上所要求的,正确的言谈必须真正而恰当地处于演说内容之首。接着就是关于神的事物的认识。关于神的事物,我理解为两种,一种被称为自然事物,自然就是它们的上帝;至于另一种,上帝就是它们的自然,也就是“神圣事物”这个词所特指的。关于自然事物,我们或者考虑它们的形式和数目,关于这些人们之间可以达到恒定一致的理解,数学证明就是处理这些对象;或者考虑属于物理学处理对象的各种原因。关于这方面,在最为博学的人士中争论得最为激烈。关于后者我举解剖学为例,这不过是对于人体组织的沉思;还有研究疾病原因的医学,这无非就是人的病体物理学。由于医学还传授疾病的治疗方法,所以又可以用一个确切的词来称呼:“艺术”(ars),这不过是物理学和解剖学实践的必然结果,正如机械学作为物理学和数学的操作上的附属物一样。神圣事物无非就是人的心灵和上帝;于此,形而上学思考知识,而神学则考虑宗教。对自然事物和神圣事物的认识就通过这些学问加以解决。关于人性事物的审慎智慧关心的则是,人人都要尽责守分,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公民。伦理学说教人正直,公民理论则教导智慧公民;这两者与我们的宗教相适应,也就产生了神学,并被称为道德神学。这三种学说汇合并同流于法学智慧中。法学智慧几乎整个由伦理学构成,因为它既不是知识,也不是艺术,而是法的审慎智慧,并且将正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同时它也来源于公民理论,因为它关心的是公共用益;当然它也源于神学,因为它是在基督教国家中解释法的。此外,对神圣事物和人性事物的讨论或者是在学者之间,或者是在俗人之间,前者需要的是讲求真理,后者则需要讲求恰当。讲求真理的言说也就是要有逻辑,而恰当的言说如果不用诗体就要讲修辞学,如果运用诗体那么就是诗歌艺术的目标和任务了。〔27〕

现在你们还应该了解,我们上述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可以说各种原理或制度(institutiones)追问事物的属(genus),同样历史则给予我们种别(species)或者事例。每种语言各自的优秀作家们就是各种语言的历史,他们留下了无数范本,就是从这些范本中,我们才能确定各个民族言谈方式的不同;那些卓越的演说家和诗人们就是各种演说艺术和诗歌艺术的范例。〔28〕关于物理现象当然也有历史著述,而且每天都在书写。为何对于疾病的特定观察和日志,以及所发现的特定药物,通常被称为“特效药或特种治疗”(specifica remedia)?这难道不是物理学和医学艺术的注释吗?机械学书写着战争、航海以及建筑方面的新发明的历史。你如果说神学教义和伦理有其历史,那一点也不错,因为它们流传着最高的神意所启示的各种诚信教义,以及在不同时代所规定的各种伦理规则。当然神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把圣经看作历史,另一方面,所谓教会传统难道不就是教会教义和教规从不中断的永恒相承?同样,各类评注、编年史、名人传记以及国事记载等,正是伦理学说和公民理论的特有内容,所以用“历史”这个高贵名称来称呼它们。法学当然也是历史,它涵盖了一个国家在各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各项法律,法学家对这些法律的各种解释以及各种各样的判例等。然而数学并没有历史,因为它用不着事例;逻辑学也没有历史,因为它用的是外部事例,每当事例缺乏的时候,它就把它们构造出来;〔29〕形而上学更加缺乏历史,因为它的对象无非是人的心灵和上帝,并且把它们作为最纯粹和最单纯的本性加以沉思,除此之外别无其他。〔30〕

在这一点上我采取了希腊人的划分方法,将一切学说划分为秘传(acroamaticas)和通俗(exotericas)两种,但取意不同。〔31〕所谓秘传学说指的是各种艺术和科学的原理或制度(institutiones)本身,它们必须由学者来讲授,以便能够较易为人所接受;所谓通俗学说指的是每个人靠自己都可以学习把握的东西,也就是围绕着各种艺术和科学而生出的种种历史。

在阐明了人类的各种科学艺术的所有丰富差别之后,现在我们接着以我们自己的堕落本性为向导,来有理有序地学习它们以便达到智慧。毫无疑问,在孩提时代,越是处于理性极不确立的年龄,记忆力也就越旺盛;因为小孩刚满三岁,就已经掌握了几乎所有的词汇和一切表达方式,足以满足生活必需,连巨型词典也很难将它们囊括在内。没有任何其他学问像言语那样,它较少地依赖理性,而主要依靠记忆力,因为它的理性就是人们的共识和习用:

言谈的意志、权利和规则都在他们手里。〔32〕

确实,孩提时代是最适合学习语言的时候。然后你们有人会问,那么我们最应该在什么语言上下功夫呢?对堕落本性的认识本身会解答你们的这个问题。在对堕落本性的惩罚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分裂而带来的各种语言的野蛮、差异、不确定性。这些缺陷必须用语言学习来加以改正,这些语言必须尽可能地富有学养、确定和共通,以便通过它们,我们能尽可能地理解人类社会。〔33〕它们有两种:一种是希腊语,另一种是拉丁语,两者都很确定;但是希腊语较有学养,现今拉丁语则较为共通。这两种语言应为自小必修课程;此外,为了使他们以后能够更好地弄懂圣经的文句——这是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工具——钻研神圣语言对他们也是不无裨益的。

过了孩提时代,人类心灵或者说理性,就开始从物质的泥潭中越来越高地浮现出来。我们曾说过,原罪给心灵带来的惩罚就是意见纷纭。堕落的本性自从这个时候起,就挣扎着要摆脱意见的控制。然而在少年时代最为旺盛的是想象力。可以佐证这个观点的事实就是,在少年时代,我们一旦构想出了关于某个遥远城市和地区的某种形象和方位,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很难对同一个地方形成其他的印象;最初的印象对我们的冲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很难将它们从脑海中消灭,也不能产生另外的东西来超越它们。没有什么比想象力更为反对理性的了;我们可以通过对女性的观察来证明这一点,因为想象力在她们的心灵之中占据着优势地位,所以较少运用理性,相应地她们也就比男人受到更为强烈的精神激情的袭击。既然事情是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向那些医生们学习,他们给病人服用适当剂量的毒药,最后将病人治愈。为了通过想象力本身使理性获得力量,就必须削弱想象力;同时青少年应该钻研数学,这门学科最需要的就是卓越的形象构造能力;〔34〕因为往往必须由心灵直观到各种形式和数目的最远序列,以便完成论证,并从中得出真理。然而既然它把点和线都看成是既无体积又无质量的东西,那么人类心灵就在这种证明过程中融化,并开始纯化自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青少年们开始习惯于在人们已有共识的事物上,从已知的真理推出真理;最后,即使在争论不休的物理学问题上,他们也能同样胜任。

随着年纪的增长和数学的运用,人类心灵已经越来越脱离形体的羁绊,并且越来越有条理;并且它已能从感官事物身上把握那些逃避一切感觉的东西,尽管它们仍然是形体事物。〔35〕同样仍然应该以数学为工具来研究物理学〔36〕,使他能够沉思那不可见的形体,以及它们的不可见的形状和运动,也就是自然事物的各种原则和各种原因。同样通过数学和物理学,人类心灵就从一种粗糙低俗的思维方式逐步纯化自身,最后达到对精神事物(res spiritales)的沉思,接着通过纯粹而单纯的理智(intellectus)来洞见自身,然后通过自身洞见至大至善的上帝;最后心灵由数学的既定真理和物理学的疑问走向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揭示真正的、确定的和彻底清楚的东西。

这样,在你们掌握了形而上学之后,关于错误、悬疑和真理的判断规则,你们就已经有了精细入微的了解,至于这时如何阐释,就要靠演说艺术本身了。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至大至善的上帝,犹如自然所揭示给我们的,你们就应该逐步去认识他,这也是我们的宗教所要求的;并且要倾心于基督教神学的学习。

紧跟着这些对神圣事物的认识的,是关于人性事物的审慎智慧。在这方面的学习次序上,我们必须模仿那些船长,他们观察天象,观察小熊星座以及其他星座,以便把握确定的航海方向,按照安全无失的航线,指挥着船舰奋勇驶向既定的港湾;同样,我们也必须沉思那神圣之物,沉思人类心灵和最高的神意,并把关于它们的知识当作我们的小熊星座,以便我们能更审慎更保险地引领着我们的人生航线,安然度过各种意见的浅滩、疑问的江河和错误的暗礁。愚人因为缺乏洞察真理的能力,故而善与恶的真正界限,也就是所有人类审慎智慧之首,他们是不知道的。〔37〕许多恶可能呈现出善的外表,相反许多善也可能表现为恶;处事缺乏审慎之人往往跟随肉体的愉悦;人们总是厌恶劳作、贫穷和有尊严地死去;由于这些邪恶,人们既损害了自己,又损害了人类社会。由于这些原因,人类的堕落本性想望知识,因为它想望幸福。

谁如果不是以智慧,从而也就不是以人类的幸福为目的来安排他的学习研究,也许他可以补救语言和心灵上的罪罚,但却不能补救精神上的罪罚。故而就有许多无比博学之士,他们带着抱负上下求索,但却终究生活在对短暂而渺小的学问荣誉的热切渴望之中,同时内心燃烧着对更为博学之士的嫉妒。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学问研究本身当作自己的目的,而学问研究本来只是通向智慧的手段。我们前述所有学问的真正用途在于,让心灵习惯于真理;其目的在于,心灵一旦习惯于真理,也就愉悦于真理;一旦心灵要求真理,也就容易把握真理;一旦能够把握真理,也就要求更进一步把善的真正界限应用于生活实践,也就是说,要培养精神的诸种德性以及各种善的艺术,并且通过这些培养心灵的神性,最后通过心灵接近上帝。

所以,经过神圣事物的知识修养之后,你们应该研修人类的审慎智慧:首先是立身为人的伦理智慧,其次是成就公民的公民智慧。接着,有了这两种知识的修养,你们将很容易投身于道德神学的学习,以便有朝一日,你们能够在君主的谕令之下,辅佐君主安排和管理国事,同样还要提出你们最为明智的建议。然后你们将更为顺利地研究法学智慧,因为法学智慧几乎全部都来自伦理智慧、公民智慧以及基督教教义与传统习俗。最后,在研究了所有这些智慧之后,为了使你们每个人都对人类社会不是稍有帮助,而是要深刻广泛地、竭尽所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这些智慧研究应该和雄辩术结合起来。〔38〕你们不要因为必须学习所有这些学问以求达到智慧,便怀疑你们是否在追随教授们学习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老去。不过,虽然老是老了,而且还会老而无功,如果他的学习毫无章法,也不考虑各门学问本身的目的,甚至次序颠倒的话;在这一点上,昆体良曾极为准确地称这些人“欲速反迟”〔39〕(compendio morari);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可以更尖锐地说——但却丝毫不失真理——他们是在原地踏步,因为他们急躁冒进。为什么一般说来,急于求成者碰到的困难比任何人都多呢?因为谁如果颠倒了正确的研究次序,就像在迷宫里不停地打转,却总是转不出去。最短的路就是笔直(正确)的路;所以正确次序的德性就是能以小容大,以少胜多。这些学问从本性上说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按照我们所说的次序安排在一起,只是由于人类的缺陷才使得它们常常相互分裂混淆;所以虽然它们看起来庞杂,但实际上并不庞杂,只是你将它们理解得过于复杂。各种艺术原理和各种科学学说,我们曾把它们归入秘传一类,必须就学于教授;如果不是从其他学说中、从另外的地方、从外部强加什么东西的话(何必强加呢,如果各种学说都按照各自的位置分别教授的话),那么几乎一切科学艺术都是简洁之极的。至于各种科学和艺术的历史,如我们所说,属于通俗一类,这些内容你们可以自己修习。

充满美好希望的青年学子们,现在,无论在学习的目的上,还是在学习的方法上,你们都有了可以遵照的建议;从荣耀上看,它极为高贵;从用途上看,它无与伦比;从便易上看,它无比顺利。我决不后悔将它奉献给你们,因为虽然我并不是智者,但在奉献给你们的时候,我确实追随了智者。如果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那就说明他们一直有能力这样做;至于我,当我沉思了我自己的堕落本性,并且这种沉思促使我做出了上述演讲的时候,我就是出于这种确信而做的;因为在这种确信中我确已做到,也就是说,既能严肃而认真地从我所从事的艺术本身的目的出发,同时又尽到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即造福于人类社会。

〔1〕尼科里尼认为第六个演讲的正确时间应该是1706年。但是根据蒙蒂(S.Monti)的时历表,维柯所标的时间是正确的。——意译注

〔2〕精神:维柯在这里用意大利语cuore(心)代替了拉丁语中的animus,也就是精神。在意大利语中,mente(我们译为心灵)更多的是记忆、思维,是头脑的活动;cuore(相当于animus,意大利语也可以直接用animo)则更多是感性的精神触动,犹如中文中的心肠。按照维柯的理解,前者事关真假,后者事关善恶。遵照翻译惯例,我们仍然把意大利语的mente译作心灵,把cuore译作精神,尽管cuore在意大利语中就是心,而不是mente。——中译注

〔3〕儿童时期(fanciullezza):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gioventù),大概六七岁到十二三岁,有时也包括幼儿。下面的青少年时期就是从青少年到成年这段时期。——中译注

〔4〕这里从个体的发育过渡到历史的系统发育的论点,映射着《新科学》中文明的演变思想,即“观念的秩序要跟随着事情的秩序”(第238节)。然而在1707年这个阶段,维柯对笛卡尔的研究仍有局限,此时维柯认为理性不仅不窒息感知,而且通过文教、演说、道德和科学等手段发挥它特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调控和约制感知。——意译注

〔5〕西塞罗:《论义务》Ⅰ,110:“然而每个人都要坚决地牢牢把握住他自己的特有天赋,只要它们仅仅是特有的,而不是有害的,以便我们这里所要探究的主题——恰当性,能够更为容易地得到保证。因为我们必须如此,方能不违背人类本性的普遍法,即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些法律,就要遵循每个人自己特有本性的倾向;即使其他的职业生涯可能更好更高贵,我们仍然可以以我们自己的本性为标准,来调控我们的追求。因为违背自己的本性而战,或者把目标定在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事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事实来看,我们上面所定义的恰当性的本性,那就更加清晰了,正如谚语所说,任何‘格格不入’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如果它直接违背一个人的自然天赋的话。”贺拉斯:《诗艺》,385。——英译注

〔6〕普劳图斯:《小迦太基人》(The Little Carthaginian),312。——英译注

〔7〕泰伦斯:《安德罗女子》,126。——英译注

〔8〕束棒(fasces):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中译注

〔9〕泰伦斯:《安德罗女子》,378。——英译注

〔10〕卢克莱修:《物性论》Ⅴ,1031:“自然促使人们发出各种舌头的声音,而需要和使用则形成了事物的名称,其方式大抵正如不能说话的年龄迫使小孩子们去运用手势,叫他们用手指在这里那里指着他们面前的东西。”(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6页)——英译注

〔11〕这三个词均有贬义,都含有不和谐、矛盾和衰败的意味。中文翻译并没有体现出这层意思,读者宜加上这层体会。——中译注

〔12〕宁录(Nimrod):圣经旧约中一个英勇的猎人和史那之王,是含(Ham)的孙子,诺亚(Noah)(创世纪,10:8)之曾孙。——中译注

〔13〕泰伦斯:《福尔弥昂》(Phormio),454。——英译注

〔14〕泰伦斯:《安德罗女子》,639。——英译注

〔15〕同上书,214;萨卢斯特:《朱古达战争》,63.6。——英译注

〔16〕贺拉斯:《书信集》Ⅰ,1,98。——英译注

〔17〕柏拉图:《斐多篇》,62b,67c—d,《阿克西奥丘斯篇》(伪作),365e;西塞罗:《西庇阿之梦》,14;《图斯库廊辩论》,Ⅰ,75:“所谓的精神脱离肉体不就是学习如何死亡吗?所以,相信我,让我们为此而做好准备,并且将我们自己与肉体分开吧,也就是让我们使自己习惯于死亡。这既会使我们在尘世逗留的时候,能够过着类似于上天的生活,又能在我们将从我们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让精神的旅程能够较少地受到阻碍。因为那些一直被困在肉体的桎梏中的人,即使在他们获得了自由的时候,也行进得较为缓慢,就像被锁链囚禁多年的人一样。我们只有到达那里的时候,而不是之前,我们才能过上真正的生活;因为现在的生活实际上是死亡。如果我竟然还这样生活的话,我将为之悲哀。”Lactantius Firmianus Divine Institutes Ⅶ.8.——英译注

〔18〕Gerhard Johannes Voss(1577—1649),Gerardi Ioannis Vossii De Ratione Studiorum nec non Introductio in Chronologiam.G.I.Vossi et aliorum Dissertationes de studiis bene instituendis.Traiecti ad RhenumTypis TheodAchersdyk et Gisb.Zyliianno 1658.其中在第22页写道:“一个最终达到有教养层次的人具有三种德性——他应该能够理解、明智和正确地说话。”——英译注

〔19〕泰伦斯:《自责者》,77。——英译注

〔20〕同上书,84—85。——英译注

〔21〕同上书,86。——英译注

〔22〕贺拉斯:《诗艺》,391—396;奥维德:《罗马时历》(Treatise on Roman Calendar)Ⅱ,79—118:“那海豚座,最近还可以看见它被众星辰包围,下一夜就会逃脱你的视线。(他被升上天界)或是因为他是恋人私情的幸运媒人,或是因为他背负着七弦琴和那七弦琴的主人。什么海洋,什么陆地不知阿里翁?他用他的歌声使奔流的河水停下脚步。他的歌喉常常令追逐羔羊的狼静静矗立,常常使逃避恶狼追袭的羔羊歇息下来;[在他的歌声之下,]猎犬和野兔常常在一起同眠,岩石上的母鹿站在雌狮身边,聒噪的乌鸦安坐在帕拉斯的鸟儿身边,而鸽子也成为鹰的邻居。”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y)Ⅰ,23—24。——英译注

〔23〕西塞罗:The Divisions of Oratory 79:“因为雄辩术无非就是畅达演说的智慧;当演说出自更高的阶层,即这个阶层的德性高于问题所涉及的对象的时候,演说就会更加丰厚、广博,并且更加切近和适合群众的激情和感觉。但是所有德性的守卫却是谦逊,它能使你远离耻辱,并且使你获得最高的荣誉。”《论演说家》Ⅱ,187;帕库维斯《赫敏》(Pacuvius,Hermiona,177)。——英译注

〔24〕西塞罗:《论创造》(On Invention)Ⅰ,2;《论演说家》1,33.35;《论众神的本性》Ⅱ,148。——英译注

〔25〕李维:《建城以来史》Ⅰ,7,5;Ⅶ,5,6。关于俄耳甫斯和安菲翁的神话的寓言诠释,参见贺拉斯《诗艺》,391—407;但丁:《宴会》(Convivium)Ⅱ,1;彼特拉克:《家信》(Petrarch Letters to Family Members)Ⅰ,9,7;彼特拉克:《霜》(Rime),28,68—72。维柯自己在他对贺拉斯的《诗艺》的评注(尼科里尼,《维柯全集》(Vico.Opere),7:75—76)中,在重复了对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ⅩⅧ,14的评注之后,提醒他的读者说,人类理性的第一阶段就是诗性本性,参见《新科学》1944年版第81、523、661和734段。——英译注

〔26〕西塞罗:《论义务》Ⅰ,153:“所有德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因为通过审慎……我们理解的是另外一件事,即关于何者应求,以及何者应免的实践知识。又,我所赋予最重要地位的智慧,就是关于人的事物和神的事物的知识,它考虑的就是神和人之间的统一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英译注

〔27〕注意维柯和沃斯(Voss)的《论研究方法》(De Ratione Studiorum,pp.5—6)的相似性:“哲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由审慎和智慧构成的。智慧像医学一样是对自然的反思,正像我前面所说的,它依赖于自然;审慎处理的则是道德的和公民的原则。法学就是从后者而产生的。雄辩术要使人学会恰当的言谈,以便能说服对象,或者像在演说术中一样,以散文形式发表演说;或者像在诗歌艺术中那样,以诗的形式赋诗作歌。”——英译注

〔28〕这个观点也就是后来维柯哲学—语言—历史观的最初萌芽。——中译注

〔29〕沃斯(Voss):《论研究方法》,第14页。——英译注

〔30〕这里所作的区别与后来维柯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关于形而上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以及逻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还有形而上学与其他各门知识的区别与联系的观点有着直接联系。这里是用历史(事例)原则,而那里是用真理与创造的原则来对各门知识加以区分的。——中译注

〔31〕葛留斯(Gellius):《雅典之夜》(Attic Nights)ⅩⅩ,5,1—4:“据说亚历山大的老师,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对学生讲课和教育时采取了两种形式。其一被称为通俗的,其二则是秘传的。所谓通俗的,就是训练他们运用修辞、精通逻辑以及熟稔政治学;所谓秘传的,就需要讨论更为深邃和隐秘的哲学,与此相关的就是对自然本性的沉思和辩证的讨论。我所提及的他的秘传教育,一般在学园的早课教授,通常不是任何学生都可以去听的,除非老师已经测试了他的能力,他的基础知识以及他对学问的热情和投入。所谓的通俗讲堂和训练,通常安排在傍晚同一个地方,一般是无差别地面向所有年轻人而开的。后者也被称为‘晚间散步’,前者即‘早间散步’;因为在两种场合中,他都是边讲边散步。他也把他的书不分主题地分为两类,一类是通俗的,另一类则是秘传的。”——英译注

〔32〕贺拉斯:《诗艺》,72。——英译注

〔33〕《尤士丁尼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 Iustinianae)Ⅲ,276。——英译注

〔34〕柏拉图:《理想国》Ⅶ,521c—d;522b—c;526a—c。——英译注

〔35〕卢克莱修:《物性论》Ⅰ,269—270。——英译注

〔36〕原文是Itaque a mathesi physicae opera danda est,英译本和意大利译本相同,将这一句译为:这样,心灵从数学过渡到物理学研究……——中译注

〔37〕西塞罗:《论最高的善》Ⅰ,12。——英译注

〔38〕维柯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他在1708年的第七个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的主要观点。简要地说,在那篇演讲中,维柯阐明,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哲学和雄辩术是如何结合的,以及这种结合如何产生了法学。法学实际上已经成了智慧,即关于人的事物和神的事物的知识。关于维柯对哲学、雄辩术、修辞学、法学以及智慧的关系的探讨,也可参见《哲学和雄辩术之间的关系与学园》。——英译注

〔39〕昆体良:《雄辩术原理》Ⅰ,4,22:“孩子们首先应该学会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要不然他们就永远也不能理解学问研究的下一个主题。这个警告似乎是多余的,但事实是,有许多教师由于被一种迅速进步的欲望所误导而本末倒置,他们具有某种热情,急切想要展示他们学生的天资与他们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但这种热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耽误学生的进步,他们的知识捷径也仅仅是延长了他们的路程。”——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