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与历史

11.物理学与历史

杰拉尔德·霍尔顿是哈佛大学物理学马林克罗德教授和科学史名誉教授。1966年我从伯克利来到剑桥时第一次见到他，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要查明有关科学史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找他帮忙，比我能说出的次数要多得多，他从没让我失望过。因此很自然，当邀请我在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于1996年10月为纪念格里（Gerry）而举行的会议上讲话时，我便欣然应允。这次会议上的讲话都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上，这本杂志是格里在40年前创办的该院季刊。

在这次讲话中，有我与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其他科学史学家有关科学知识在科学史写作中的作用的一些辩论的描述。在由柯林斯和拉宾格（Jay Labinger）主编，并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会继续看到这种辩论。

我是本期《代达罗斯》中少数几个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历史学家的撰稿人之一。我工作和生活在物理学领域，可历史是我乐于以漫游者的身份去游览的地方。此处我希望能从物理学家的角度考虑历史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对历史的作用，以及它们彼此造成的危害。

注意到物理学史最佳的作用之一是帮助物理学家给非物理学家讲授物理学，我应该从这一点开始。你知道，虽然许多非物理学家是很好的人，可是他们相当怪异。从悬拉桥的电缆形状到抛射体的飞行或者氢原子的能量，在计算所有种类的东西时，物理学家们能得到一种自然情趣。由于某种原因，非物理学家在思考这些东西时似乎体验不到可与之相比的兴奋。这令人感到悲哀，可却是真的。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打算给非物理学家讲授用来进行这些计算的方法，就完全不会获得一个颇能接受的效果。

围绕这个教育学难题，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每个人都喜欢故事。比如，教授可以讲电子、质子和其他所有亚原子粒子的发现的故事（就像我在书中以及在哈佛和得克萨斯大学的课程中所做的那样）。[1]在学这种历史的过程中，为了理解在汤姆孙、卢瑟福和我们的许多其他受人崇拜的人的实验室中所发生的事情，学生们必须学习在各种力的作用下粒子如何运动的一些知识，以及关于能量和动量、电场和磁场的一些知识。因此，为了理解这些故事，他们需要学习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知道的物理学。霍尔顿1952年的《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入门》（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Physical Science）一书第一次准确地利用了这种传授物理学的方法；霍尔顿讲述了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故事，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把这作为讲授物理学的一种方法。遗憾的是，尽管有他和许多后来者为此而努力，可是给非物理学家讲授物理学这个难题仍未解决。它仍然是教育学所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即如何把“困难的科学”传授给不情愿的民众。在全国的许多学院中已经彻底放弃了这种努力。考察小的人文学科院校通常会发现，所开的唯一一门物理学课程就是医学院预科学生的传统课程。因此许多大学生将永远没机会遇到像霍尔顿那样的吸引手段。

对像我本人这样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历史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相比较而言，我们对历史的领悟类似于对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些西方信仰的领悟，而其他科学分支的历史观则更像东方的宗教传统的历史观。基督教和犹太教所教授的是历史正在朝着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及审判日而迁移；与此类似，许多基本粒子物理学家认为，我们寻找宇宙本质的更深层的解释的工作将会以我们正为之努力的一种终极理论为终点。一种与之相反的历史观则是由那些相信历史会永远继续，我们受缚于无尽的再生之轮的信念所维系。粒子物理学家的历史观与大多数其他科学家的都大有径庭。前者盼望能不断地发现有关理解意识，或者湍流或者高温超导电性这些有趣的问题的一个永无止境的未来。在基本粒子物理学中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自己置身于职责之外。这给我们所选择的为之全力以赴的工作赋予了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试图找到能使这种历史目标更进一步的问题，不仅仅做那些有趣的、有用的或是影响其他领域的工作，还要做有助于历史进步的、使我们向终极理论的目标迈进的工作。

在对终极理论的探索中，有些问题被忽视了。像在20世纪30年代时核物理学那种曾一度处于前沿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现在位于前沿的是强相互作用理论。现在我们用称为量子色动力学的量子场论的形式来解释在核子内使夸克结合在一起的强力。在我说我们理解这些力的时候，我并不是指我们能够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每个计算；我们仍然不能解决一些诸如计算质子（氢原子的原子核）的质量这种强相互作用物理学中的经典问题。最近在《今日物理》上有封愚蠢的信问道，在计算质子这种由来已久的问题还尚待解决之时，为什么要花心思去谈论像弦理论这种推测性的基础理论。这种批评忽视了注目于历史目标的这种研究的意义。我们用量子色动力学已经解决了足够多的问题从而知道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为了向终极理论迈进并不需要扫平所有未解之谜的岛屿。我们的处境有些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的情况：绕过日本那些像特鲁克群岛或者拉包尔这样的实力雄厚的地方，而直接攻取塞班岛，那里离日本本土的目标更近。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能够绕过某些难题。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实际上，最近我本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把量子色动力学应用到核物理学中。核力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这是我所渴望去研究的一个问题。可我并没有将这项工作认为是向终极理论迈进的一种历史性进步这样的错觉。核力提出了一个仍然吸引人的问题，可这并不是基础物理学历史性目标的一部分。

如果历史有其自身的价值，那它也有自身的风险。历史的风险在于，在思考过去的伟大工作（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那些伟大而勇敢的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对它们的这种崇敬，在我们想像的一种终极的物理学理论中，我们变得无法再重新评价它们的地位。

广义相对论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1915年爱因斯坦发展了广义相对论，它看起来在逻辑上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一个基本原理，即爱因斯坦的引力与惯性等效的原理，说的是在引力与惯性作用（像离心力作用）之间不存在差别。等效原理可以再表述为如下原理，即引力只是时空弯曲的一种效应，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来自于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漂亮原理。

可此处只是“几乎”。为了得到广义相对论的方程组，1915年爱因斯坦不得不做了一个额外的假设；他不得不假设广义相对论方程组会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所谓二阶偏微分方程组。这里不是准确地解释二阶偏微分方程是什么的地方，粗略地讲就是，一个方程，看起来其中不仅有引力场这些东西，以及随时间和位置而变化的比率，而且还有二阶比率，即比率随着比率而变化。它不包括更高阶的比率，比如三阶比率，即变化的场的变化率的变化率的变化率其自身是变化的。

这是学术上的数学假设，与像引力和惯性的等效原理这种完美的物理学原理颇为不同。这只是对这种方程组的一种理论上所许可的限制。那么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设呢？

一是由于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方程组：支配电磁场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和支配声音传播的波动方程组都是二阶偏微分方程组。因此对1915年这个时期的物理学家而言这是个自然的假设。如果一个理论家并不知道该做其他什么事，那假设这种最简单的可能性便是个好办法；这更像是你提出一种能实际求解的理论，至少提供了能决定它是否与实验相符合的这种机会。在爱因斯坦这一次，这种方法奏效了。

可是这种实际应用的成功本身并不能提供一个能使爱因斯坦满意的基本原理，所有别的人则另当别论。爱因斯坦的目标从来就不仅仅是找到一些能符合数据的理论。记住，正是爱因斯坦说过，他所从事的这种物理学的目的“不仅是要认识自然是怎样的、她的事务是怎样进行的，而且是要尽可能达到知道自然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种乌托邦式的和看似骄傲自大的目的。”当他随意地假设广义相对论方程组为二阶偏微分方程组时，他必定不能实现那个目标。他可以把它们构造为四阶偏微分方程组，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如今，经历了15年或者20年的逐渐发展，我们对这一点的看法与爱因斯坦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把广义相对论看做是一种有效的场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能为更基本的理论提供一种近似，在大的距离——可能包括大于原子核尺度的任何距离——的限制内一种近似有效的场论。实际上，如果假设在爱因斯坦的方程组中含有四阶或更高阶比率的项，这种项在足够大的距离也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方法能奏效的原因。假设方程组为二阶偏微分方程组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即方程中含有的高阶比率的任何项在任何天文观测中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别。可是就我所知，这并不是爱因斯坦的基本原理。

这点在此处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可实际上目前在引力研究中最吸引人的工作恰恰就是在场方程组中存在的更高阶比率会产生明显的差别。引力的量子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进行各种计算时，比如在试图计算一种引力波被另一种引力波散射的概率时，得到的结果是无穷大。另一个问题是经典引力理论中的奇点的存在：物质表观会坍缩为具有无穷大能量密度和无穷大时空曲率的一个空间点。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就是由于在很短的距离，即不是在大的天文距离、而是在比原子核的尺度还小得多的距离，涉及引力而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让物理学家们琢磨了好几十年。

从现代有效场论的观点来看，在引力的量子理论中不存在无穷大。采用与我们在所有其他理论中所用的完全相同的方法能让这些无穷大恰好相互抵消，即只需在场方程组中将无穷大纳入到参数的重新定义之中就行；不过，这只在我们的方程组中包含四阶和所有更高阶比率的项、而不仅是爱因斯坦原始理论的方程组中的项的时候才有效。［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州大学的多纳休（John Donaghue）在表明这是如何起作用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引力理论中的无穷大和奇点这些老问题不能通过把爱因斯坦的原始理论严格看做一种基本的理论来处理。从现代观点来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爱因斯坦理论只不过对长距离情况近似有效，不能期望它能成功地处理无穷大和奇点问题。

然而，还是有一些职业的量子引力学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花费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爱因斯坦最初的只包含二阶偏微分方程组的理论对涉及无穷大和奇点问题的应用。为了能以更复杂的方式看待爱因斯坦的理论，已经发展了对它的详尽而又系统的阐述，希望这么做能以某种方式消除无穷大或奇点。对初始形式的广义相对论之所以如此痴迷，是因为它的历史性成功所赢得的巨大声望。

可是恰恰是以这种方式，过去的一些非常大胆的思想反而重压在我们身上，阻碍着我们用新的目光来看待事物。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最为成功的思想。否则，我们就会变得像法国军队一样，1914年法国军队试图仿效拿破仑（Napoleon）的成功，结果却几乎输掉战争，后来在1940年又试图仿效1916年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在保卫凡尔登时的成功，结果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这样一些例子在物理学史上也同样存在。比如，有一种称为二次量子化的处理量子场论的方法，所幸的是这种方法在研究中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了，可是在编写教科书时仍继续占有一席之地。二次量子化要追溯到1927年由约尔丹和克莱因（Oscar Klein）写的一篇论文，文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在量子化一种粒子理论时引入一个波函数后应该接着量子化这个波函数。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人仍然认为这就是看待量子场论的方式，尽管它并不是。

我们不得不想到我们现有的理论会有同样的命运。通常用来描述自然的弱力、电磁力和强力的标准模型，在现在的加速器上对其进行检验之下，看来不可能被抛弃或者被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它已经开始被一种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大多数粒子物理学家现在认为，标准模型只是能为更基本的理论提供一种低能近似的有效的场论。

有关历史对科学的威胁已说得够多了，现在让我来开始讲一讲科学知识对历史的威胁。这来自于一种倾向，即发现的取得是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来想像的。在力图指出这些威胁并挑明这些误解方面，霍尔顿所做的与任何人都一样多。比如，在一篇有关爱因斯坦的论文中他提出，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证明不存在以太相对地球的运动，从这个实验能自然地导出狭义相对论，而这根本就不是爱因斯坦得出狭义相对论的方式。

霍尔顿也曾写到开普勒。我一度像别人一样，认为开普勒仅通过研究丹麦天文学家布拉赫的数据就推导出了他的行星运动的三个著名定律。可是霍尔顿指出，除了数据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还有极其充实的中世纪和希腊世界的精神，融入了开普勒的思绪。换言之，很多很多我们现在不再将之与行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事情，都装在开普勒的头脑中。由于假设过去的科学家是用我们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因而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更糟糕的是，我们忽视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忽视了他们所面临的智力挑战。

有一次，在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我不经意地听了一个对旅游团做的关于透纳（J.M.W.Turner）绘画艺术的讲演。导游说，透纳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他预示了19世纪后期印象派画家的风格。我本以为透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创作了优美的画；透纳并不知道他预示了什么事情。人们应该用事情本身所处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待它们。

这一点在政治史中当然也适用。有一个术语叫“辉格党的历史诠释”，这是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1931年的一次讲演中发明的。正如巴特菲尔德解释说的：“辉格党的史学家似乎相信在历史中存在一种发展的逻辑。”他接着攻击了他认为是典型的辉格史学家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阿克顿希望把历史作为对过去做出合理的评价的一种方式。阿克顿希望历史充当“争论的仲裁人，充当世俗的力量和信仰本身倾向于不断地衰落的那种道德标准的支持者……维持将道德作为人和事唯一的公平准则是历史科学的职责。”巴特菲尔德接着说：

如果历史能做些什么，那就是让我们想起那些逐渐损害我们的必然性的复杂性，并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所有评价只与时间和环境有关……我们从来就不能断言历史已证明了任何一个人长久正确。我们从来也不能说最终的问题、事件的后续过程或者时间的流逝已经证明了路德（Luther）反对教皇是正确的或者皮特（Pitt）反对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是错误的[2]。

这正是科学史学家和政治史学家应该分手之处。时间的迁移对一些史实已有明断，达尔文反对拉马克（Lamarck）是正确的，原子论者反对马赫是正确的，爱因斯坦反对实验家考夫曼（他曾提出了与狭义相对论相矛盾的论据）是正确的。换一种情形说，巴特菲尔德对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评论是正确的；辉格党的道德（远远少于辉格党）存在于路德的时代是毫无道理的。然而自然选择在拉马克的时代就在起作用，原子在马赫的时代就确实存在，快电子甚至在爱因斯坦之前就按照相对论在运动，这些都是真实的。当今的道德和政治标准不会与政治史或社会史相关，而现在的科学知识以某种方式与科学史有着潜在的关系。

许多科学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把对历史主义的要求和对跌入辉格党的历史诠释之中的担心引向了极端。这里引用一句霍尔顿的话：“许多最近的哲学文献宣称，科学只不过是以一种永无止境的、没有意义的布朗运动的形式，从一种形式、一种转化、一种变革或者一种不可比较的样本，不辨方向或者漫无目标地摇晃到下一种。”[3]大约一年半之前，我在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也做了类似的评论，当时我顺便提到，有人把科学理论完全看做是社会建构。那次讲话被该院传播开了，实际情况是，其中一份落到了在20多年前就与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手里。他给我写了一封令人不悦的长信；我说过由爱丁堡大学发起的强纲领体现的是一种极端的社会建构论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抗议了我的这种评论。他寄给我一大捆论文，说它们证明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确实认识到实在在我们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把这种批评放在心上并且决定读读这些论文。我还重新翻阅了过去的一些与柯林斯的通信，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巴斯大学领导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小组。我做所有这些事的目的是，尽我所能地从体谅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力图去理解他们所说的，并假定他们必定是在讲一些并非不合理的事情。

在一位爱丁堡小组的成员布鲁尔（David Bloor）的一篇文章里，而且也在我与柯林斯的通信中，我确实找到了其中描述（虽然未被采纳）的从表面来看并不荒谬的一种观点。就我所能理解的，存在一种称为“方法论理想主义”（methodological idealism）或者“方法论反现实主义”（methodological antirealism）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什么是最终正确的或者真实的这个问题上应该不表态。这种论点认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尽量观察那个在当时科学家进行研究时可能呈现的自然，而不是用当今的科学知识作为他们工作的指导原则。从其自身而言，这并不是一种不合理的见解。具体来讲，它能帮助我们防止做这类傻事，（比如，）当我们按照如今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行星运动的知识来解释开普勒的工作时就是错的了。

即使如此，这种方法论反现实主义的看法还是困扰了我，尽管我一时还不能指出我发现它有什么错。在准备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曾经尽力对此进行了思考，而且我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方法论反现实主义在许多小事情上是错误的：它能妨碍历史研究，常常是令人厌烦的，而且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大体上从字面意义上讲，它失去了科学史的意义。

让我首先来提出次要的几点。如果真的可能再现在过去的某些科学发现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那么这可能有助于忘掉从那以后所发生的每件事情；可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中的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未知的。只考虑一个例子，在使汤姆孙成为电子的发现者的实验中，汤姆孙是在测量一个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量，即电子的质荷比。正如在实验工作中常有的事那样，他发现的是一种值的范围。虽然他在发表的论文中引用过各种不同的值，可是他最喜欢参照的还是在这个范围的高端的那些值。汤姆孙为什么把高端的值作为他特别喜欢的值来引用呢？这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些情况：汤姆孙知道在得到那些值的日子里他做得更为仔细；也许在那些天他没有磕碰实验台，或是在那之前睡了一个好觉。可是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也许他最初获得的值是在范围的高端，而且他决意表明他从一开始就做得正确。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完全不存在再现过去的办法。不是靠他的笔记，也不是靠他的传记，没有东西能让我们如今再现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那些日子，并从中找出在哪些天汤姆孙比平时更笨拙或是感到更困倦。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这样一件事，即电子的质荷比的真实值在汤姆孙的时代和在我们今天是相同的。我们知道，实际上真实值并不在汤姆孙实验值范围的高端而是偏向低端，这有力地表明，当汤姆孙的实验得到高端值时实际上并不是更为仔细，因而更为可能的是，汤姆孙引用这些值是因为他试图证明他最初的测量是正确的。

这是把现有的科学知识用于科学史的一个平凡的例子，因为此处我们谈论的只是一个数，而不是一个自然规律或是一个本体论的原理。我选择这个例子只是因为它如此清楚地表明了，忽视现有的科学知识的决断往往会丢掉一种有价值的历史工具。

方法论反现实主义的一个次要的缺点是，一个对自然的现今认识一无所知的读者很可能会发现科学史相当烦人。比如，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描述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昂内斯（Kamerlingh Onnes）是如何测量低温水银样品的电阻的，并认为他当时发现了一种短路现象。历史学家接着还会一页又一页地描述昂内斯是如何探究这种短路现象的，讲他怎样怎样地把导线拆开又连接上，也没能找到短路的根由。昂内斯所观测的实际上就是当温度降低到某个确定值时水银电阻的消失，而这正是超导电性的发现，如果事先并不知道根本就不曾存在短路的事，那还有什么能比读这些描写更烦人的呢？当然，今天的物理学家或者物理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超导电性。实际上，在阅读有关昂内斯实验的介绍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想像他的问题仅仅是个短路问题。即使从没听说过超导电性，读者也会知道在短路之外还会有些事由；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对这些实验另找麻烦呢？许多实验物理学家都发现过短路，而且没有人去研究它们。

可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方法论反现实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它忽略了使科学史与别类历史不同的关键之处：即使一种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共识，它也不像任何其他种类的共识那样，因为它是不受文化影响的，而且是长期不变的。

这恰恰是许多科学社会学家所否认的。布鲁尔一年前在伯克利的一次讲话中讲道：“重要的事情是，实在不足以决定科学家的认识。”我推测他的意思是，虽然他认识到现实对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有些影响，因此科学理论并非“不过是”社会建构，科学理论也并不完全因为自然之道如此它就如此。与这种精神类似，菲什（Stanley Fish）在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物理学规律与棒球规则相似。二者都必定受外界现实的制约，毕竟，如果在地球引力的影响下棒球的运动有变化，那规则就会让球垒更靠近一些或者更分开一些，但棒球规则仍然反映了这项赛事的历史发展方式以及运动员和球迷们的偏好。[4]

布鲁尔和菲什所说的关于自然规律的话在这些规律被发现时是适用的。霍尔顿论爱因斯坦、开普勒和超导电性的著作已表明，许多文化上的和心理上的影响已经融入了科学工作。然而，自然规律并不像棒球规则。它们是不受文化影响的，而且是长期不变的，这不在于它们是否正值发展之时，不在于它们是否还在首先发现它们的那些科学家的头脑之中，也不在于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称为“谈判”的什么理论将被接受与否的过程，而在于它们的最终形式，此时文化的影响已被清除掉了。我甚至会用这个非常冒险的词“仅仅”：除了像我们所用的数学符号那种不重要的东西之外，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些物理学规律仅仅是对实在的一种描述。

我不能证明物理学规律的成熟形式不受文化影响。生活在20世纪后期西方文化氛围之中的物理学家，如果我们说我们对麦克斯韦方程组、量子力学、相对论或者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的理解不受文化影响，这自然是让人难以相信的。而我却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些理论的纯科学论据对我来说似乎是过于令人信服了。我还可以补充说，由于物理学家的典型背景已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由于物理学界的妇女和亚洲人数量已有所增加，可我们对物理学认识的本质却并没有改变。这些规律的成熟形式具有能不受文化影响的不易改变性。

科学史与政治史或者艺术史有更为明显的差异（如此差异以致强化了我所说的关于文化的影响），因为科学成就能成为长期不变的东西。这种断言可能看似与本文开篇处的一个提法相矛盾，即现在我们是以与爱因斯坦不同的方式看待广义相对论，而且我们甚至开始是以与最初发展它时不同的方式看待标准模型。可是所改变的只是我们对于为什么理论是正确的以及它们的适用范围这两者的理解。比如，一度我们曾认为在自然界的左和右之间有种精确的对称性，可是后来发现这只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似的。可是在左和右之间的对称性并不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被抛弃；我们只是对它有了更好的理解。在其有效范围内，这种对称性成了科学的一个长期不变的部分，而且在我看来这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记住社会建构论者遗漏了这点的同时，我心里有种数学物理中所谓的逼近不动点的现象。在物理学中有处理某种空间的运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由这样一些方程来解决，即表示从空间的某一点开始，通常就结束于同一点，即所谓的不动点。古代地理学家在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时，在他们意识中也有种与此类似的东西。物理学理论就好像是一些吸引我们走向它们的不动点。起点可能由文化所决定，过程可能受个人哲学的影响，可是不动点仍然在那里。那是任何物理学理论都会朝着它们运动的某种东西；一旦我们到达那里我们就会知道它，然后就停下来。

我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所从事的在场论和基本粒子理论方面工作的这种物理学就是朝着一个不动点运动。可是这个不动点与科学中任何其他不动点都不相同。我们向其运动的这个终极理论将会是一种有效性不受限制的理论，一种能适用于整个宇宙中所有现象的理论，一旦最终达到，这种理论将会成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的一个永恒的部分。那时我们作为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的工作将会结束，而且除了成为历史之外将变成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