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

生产力大部分掌握在竞争的私人公司手中，并由本身受独立法院监督的民主政府加以监督；这些公司不断地用伴随着地位和权力的高薪来吸引有特殊才能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并且用股息来吸引资金。获得高收入的那些人，只能留下其中的一部分，为防止他们的其他收入被完全纳入税收，他们把其中的许多捐献给他们选定的博物馆、大学和社会事业机构，他们的获益范围从道德补偿到歌剧院的好座位。这些非营利性社会事业机构，用这些捐赠物投资商业企业，最终以个人公司的业主代替富有的个人。

不是非常原创？没错，它实际上是一些现在趋势的自然发展。在过去的15年中，非营利性社会事业机构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可是现在美国政治的趋势似乎正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正处于放弃我们反对不平等的最佳手段的过程之中：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征集累进的所得税，并附加大额遗产税。如果以慷慨地允许扣除慈善捐赠作为补充，陡增的累进所得税有另一种效能：它为博物馆、交响乐队、医院、大学、研究实验室和各种慈善机构积累了一笔不用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公共补贴。奇怪的是，慈善捐赠的扣除已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像福布斯（Steve Forbes）和斯坦（Herbert Stein）这样的保守党党员的攻击，即便如此，它已成为不增加政府权力并获得政府对文化价值的支持的一种特有的美国方式。

我并不是以极大的热情来提出这种中庸的乌托邦的，因为我怀疑男人和妇女是否满意一种充满爱、有工作做、自由而且平等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人们似乎也需要能使他们超出文明生活的日常圈子的一些令人兴奋的集体企业，即使是有害的。

在20世纪初，有财产的欧洲男人的个人主义的生活几乎像人们所能想像的那样快乐：这些男人出入高雅的咖啡厅、剧院、别墅和相对未受到破坏的乡村；他们的舒适被充满敬意的妇女和仆人所目睹；而且对那些关注这些事的人，有激动人心的科学和艺术创新。然而，还是有许多证据表明，许多这样的男人感到他们为这种乏味与漫无目的而苦恼，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像“游泳者进入清水蛙泳”。现在战争已成为不可容忍的事。在对太阳系进行开拓的过程中也许某一天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动机，可那还太遥远，而且即使是那时，大多数人也将留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自身能改变得足以满意于一个文明社会吗？行为主义者所具有的改变人的本性的梦想在我看来是对科学能力的最糟糕的夸张。在《三姐妹》中，契诃夫让图津巴奇（Baron Tuzenbach）回答韦希宁的乌托邦之梦：

那么，也许我们会乘气球飞行，夹克衫的开叉将会不同，我们也将会发现第六感觉，也许甚至还会发展它，我不知道是否是如此。可是生活将会是相同的，虽有困难但充满未知和快乐。在一千年之后，与今天一样，人们将会叹息着说，唉，活着是多么艰难啊。他们仍将害怕死亡，而且不想去死。

面对一个新千年，我们能分享韦希宁对乌托邦的一些希望，可是一旦遇到要判断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机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疑会站在图津巴奇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