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大战中寻求和平
1999年5月，我收到来自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编辑迈因哈特（Maren Meinhardt）的一个电子邮件，问我是否有兴趣评论哈金（Ian Hacking）的书：《什么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我已经在读哈金的书了（正如我告诉迈因哈特的，我已经在索引中看到几篇参考文献是我的文章，我总是以此为好征兆），而且我赞赏《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已有多年了，因此我同意对此做一次尝试。在写这篇书评时我发现，我又回到了与社会建构论者的争论之中，在本文集的两篇文章“一位量子物理学家的深夜冥想”和“索卡尔的恶作剧”中我曾谈过这个话题。这篇书评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与这种论战，因为不太可能还有什么人在对此问题的看法上还会有所改变。
“在我们之间为什么魔鬼出现在你那一边？”默丘蒂奥（Mercutio）说。那是像罗密欧（Romeo）这样的调停者必定会面临的风险，他们只能使争吵更加严重。现在，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哈金正在调停这种或那种“社会建构”的学究们（他们多数是社会建构论者）与那些非难这种论调的其他人（他们多数是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争吵。哈金并不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争论就会平息，而是批评了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彼此叫嚣的这种方式，并且为文化论战而悲伤。我不能肯定他不会使这种争吵更严重，可是我对他参与调停的风格和勇气深表钦佩。
争吵什么呢？我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列有68种书名与“社会建构”这些事体或者其他东西有关的书：你能读到到关性别、厌食、灾难以及在专门学校中的妇女休闲等诸如此类有关社会建构的书。很清楚，这些作者并不完全认为正在讨论的事情部分地或者全部是由社会产生的。那对休闲、厌食等显然也是正确的。他们一般认为我们考虑事情的方式，以及甚至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思考它们的这个事实不完全是世界的运作方式的结果，而是受到了我们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的制约。正如哈金所说，当学究们在写有关社会建构的东西时，有种“脱下假面具”的意味。“去你的”（后面是潜台词），“你认为厌食完全是肉体患有的一种疾病，可是在另一个社会中同样的行为可能并不被看做是一种疾病，抑或被完全看做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有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潜台词，即不论脱不脱下社会建构的假面具，我们都不认真对待它，世界就可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以这种方式谈论社会建构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愚蠢的，这取决于什么是料想的社会建构，虽然我不禁感到这个短语被许多候选的博士过度地使用。关于鲁莽的和孩子般谩骂的社会建构、或者甚至像哈金所强调的我们关于鲁莽的和孩了般谩骂的想法，哈金有一些有趣的事要说。然而，却不是谈论那种在教员俱乐部引起骚乱的人类行为的想法的社会建构。使学究们真正被一方或者另一方所激怒的方法是谈论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这些精确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
要跟上那些采取社会建构论者的科学观的所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态度的思路并不容易。有一度，在爱丁堡大学的一群人推行他们的知识社会学中所谓的强纲领，而且在巴斯大学的另一群人与这些学校以外的许多其他社会建构论者一起聚集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麾下。作为他们所有人的代表，哈金集中评论两本众所周知的持社会建构论者的科学观的书：一本是《实验室生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Laboratory Lif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79年），拉图尔和伍尔加著，另一本是《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a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1984年），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著。此处哈金的目的不是支持谁，而只是要去确认使这些作者与发现他们令人极为不满的科学家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公平地讲，我应该提到，我是哈金所举的反对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家之一，而且可能毫不惊讶，我发现哈金对这些建构论者太客气了。
在两个问题上，我与哈金、或者皮克林、或者拉图尔和伍尔加并没有不一致。第一，社会建构论者们一般不怀疑科学家们所研究的实在。皮克林不怀疑夸克存在，拉图尔和伍尔加也不怀疑缩氨酸存在。正如对厌食和休闲，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想法被料定为是社会建构的。第二，许多社会建构论者（包括皮克林、拉图尔和伍尔加）对他们所写的学科有很好的了解，而且并不是它的敌人。
那么在什么地方有争论呢？哈金提出3个使像我这样的科学家与社会建构论者产生分歧的“黏着点”：
偶然性：虽然皮克林不怀疑夸克的存在，但他提出物理学应该以不考虑它们的存在的这种方式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平庸的真实：比如，对科学的社会支持的突然减少可能使我们没完没了地摆弄倾斜的木板和木髓球。真正的问题是，不考虑夸克的存在，我们是否能在物理学的客观前沿上不断地取得进步。我不这么认为。我经历了皮克林所写的理论物理学中夸克思想被普遍接受的这种转变。在有夸克之前，强相互作用（在原子核中使质子和中子结合在一起的力）的研究尽其所能已走得足够远了。我们可能已经在继续研究由其他粒子对撞产生的粒子簇射，皮克林将此作为与夸克有关的实验的一种项目，可是要点会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理论支配着这些碰撞，而且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用它去计算任何东西，尽管没有尝试的念头。所取得的唯一进步是在应用对称性原理方面，对称性原理就像是，支配强相互作用的方程组（不论是什么方程组）并不因交换质子和中子而改变。可是没人知道这些对称性原理来自何处。它们不可能是真正基本的，因为它们甚至并不精确；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只是近似地相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茨威格（George Zweig）的工作开始，夸克思想就萌生了，可是由于从没有人检测到过夸克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思想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自己在最初做弱力与电磁力统一的工作时，也把自己局限在感觉不到强相互作用的诸如电子和中微子这些粒子中，因为我对这种夸克理论或者当时的任何其他相互作用的理论都没有信心。只是后来我才愿意把夸克引入这种理论，尽管也没有多大信心。所有的事情都随着1973年的一种发现而有所改变，这是一种夸克和强相互作用理论的发现，在该理论中夸克从原则上讲不能单个被看到。使我相信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以及夸克确实存在的事情是，这个理论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解释了强相互作用的近似对称性。我没法想像，若没有夸克思想，我们怎么能取得这种进步或者怎么能继续取得在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其他任何进步。皮克林所建议的研究像核子对撞这种与夸克思想不相干的现象的早期项目并没有被彻底抛弃，可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果。
“啊哈”，社会建构论者会说，“社会建构的正是你们取得进步的想法！”我对基础物理学进步的想法是，能带领我们更接近能够以一种自然的和统一的方式解释所有物理现象的简单理论。不论在何种程度上，这个目标在过去可能都是社会建构的，在建构中所用的栋梁现在却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而目标本身依然屹立。从牛顿时代起，物理科学的风格已在世界文化中传播；它并没有因为来自东亚的物理学家参与者的增多或者（与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以及性别沙文主义者的期待相反）物理学中女性的增多而改变。一种结构单一的统一理论这个目标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就在那里有待于发现，而且我们能够发现它。而且，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所发展的理论，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相同的。
稳定性：正如哈金所提出的，社会建构论者的科学观中最严重的症结之一是科学知识的非凡稳定性。任何科学家都愿意做些真正的新东西，可是我们并不像某些艺术家那样为了创新而以一种疯狂的探求来不断地抛弃过去。如果（就如我认为的）电磁学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和夸克理论在未来的所有社会变革中是能够存留下来的科学知识的永恒的一部分，那我们又怎么能说它们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纯粹发现呢？哈金引用了我在这一点上曾与历史学家怀斯和库恩的分歧，而且似乎总的来说他站在稳定性的一边。哈金提出，库恩可能已经认识到科学知识的稳定性，因为他是生活在目睹了物理学理论的意义深远的变化的世纪。我会说，在这个世纪中，物理学提供了稳定性的一个卓越的范例。每种新理论都保留了前一种理论，而且甚至在适当的状况下将前一种解释为有效近似。库恩对作为“范式转变”的革命性科学变化类似于宗教转变的描述不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物理学，但却适用于在现代物理科学诞生之时从亚里士多德学说向牛顿物理学的转变。我认为正是这次转变激励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观点。
唯名论：这是一种教条，即像“松树”或者“强相互作用”这些名词只是我们随意发明的类目的名字。哈金将“唯名论”这个词追溯到1492年，可是当然这种想法更为古老，至少早到阿伯拉尔（Abelard）。唯名论与通常所谓的唯实论对立，唯实论的见解乃是，在与我们的类目相应的客观实在中存在某种东西。在科学家与社会建构论者之间的现代论战的核心是科学事实和理论的实在性而不是类目的实在性，但这并没有什么大差别；毕竟，将事物分类是科学推论的一种基本形式。科学家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理论的实在性，而社会建构论者倾向于怀疑这一点，后者认为科学理论就像把诸如树这样的普通东西纳入类目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整理我们的经验的人为方式。哈金没偏向任何一方，强调一种科学理论是实在的，赋予这种陈述的精确含义是多么困难。足够真实，可是当我们说一块岩石是实在的时候很难说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在没有声称去解决这种古老的哲学问题时，我会提出科学理论享有岩石的这些性质的论点，我们之所以说岩石是实在的，是因为它具有稳定性和不依赖于社会背景这些性质，而科学理论同样如此。
有一点，哈金倾向于支持建构论者。他与拉图尔和伍尔加一致认为，人们不应该说科学家开始相信像大爆炸理论这样的理论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他会让我们说科学家开始相信大爆炸理论是因为观测，诸如似乎是从宇宙所经历的炙热的早期留下来的一种均匀的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可是，如果我们相信一种理论是因为它与观测一致，而且它与观测一致因为那是实在的（并不总是如此），那么，难道这不是一种无害的缩略语，即我们之所以相信它是因为它是实在的？哈金是否会反对像美国对日本宣战是因为珍珠港遭到袭击这种陈述，并坚持代之以宣战是因为罗斯福（Roosevelt）总统收到了珍珠港遭到了袭击的报告这样的陈述？
最后一点。我是那些不喜欢阅读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到现代人的大多数哲学著作的不幸生灵中的一个。我不相信真的可以去证明他们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除了数学逻辑）中的任何事情，而且我也不喜欢不断地被灌输诸多预备定理和三段论法。无疑这是我的一个弱点，怎奈生性如此。哈金良好的幽默感和流畅的文笔使他成为我能愉快阅读其作品的少有的几个当代哲学家之一（还有哈克、诺齐克和威廉斯）。可是他对卡普莱特家族（Capulets）的人们还是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