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索卡尔的恶作剧：一种交流

13.科学和索卡尔的恶作剧：一种交流

我的关于“索卡尔的恶作剧”的文章引起了许多评论，而且并非都是称赞的。在投给《纽约书评》的信中有4封被选出在几个月后发表，其中的3封都含有严厉的批评。耶鲁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和该校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斯特灵教授舒尔曼（Robert Shulman）一起对我的文章说了一些令人愉快的话，这却使我开始支持一种二重性的工作：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文化。在拉特格什（Rutgers）中心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分析的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教授反对（由于各种理由）我的关于现代物理学的结论不受文化的影响的陈述。普林斯顿科学史项目的怀斯（M.Norton Wise）教授对他所谓的我的科学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批评，特别是他发现了我对库恩非同寻常的工作的评论。本期《纽约书评》给了我一个答复这些信的机会，我用下面的评论作答。

我非常感谢对我的文章“索卡尔的恶作剧”做出评论的那些人，也包括那些与我意见不一致从而能给我这个机会对所引起的这些问题再一次进行抨击的人。

霍尔奎斯特和舒尔曼教授肯定无疑地抓住了我的被称为二元论的观点。我认为，在现代科学诞生之时所需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在物理科学的世界与人类文化的世界之间产生了一种分歧。[1]贯穿整个历史没完没了的麻烦都来自于从科学发现中吸取道德教训或者文化教训的这种企图。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自然概念，即相信它也具有道德蕴涵和文化蕴涵，比如，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1919年相对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之后，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谨慎地担心相对论会对神学产生影响，并于1921年由爱因斯坦本人打消了这种疑虑，即相对论对宗教并没有任何暗示[2]。为了提出在看待实在的方式之间（比如在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分歧是宗教现象的一个特征，霍尔奎斯特和舒尔曼教授引用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看法，可我认为恰恰是与之相反的才是正确的；如果你要寻求文化价值观或者道德价值观全部混乱的天文学，那你就转向但丁（Dante）的《天堂》（Paradiso）而不是伽利略的《对话》（Dialogo）。为了重现“整体的自然观”，霍尔奎斯特和舒尔曼教授正在探索怎样消除这种非常必要的分歧。

量子力学为在物理学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之间需保持这种分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量子力学在用于支持神秘主义，或者自由意志，或者能用数量表示的合理性的下降方面已被进行过各种引用。现在我会同意，任何有权利要找到任何灵感的人，他或是她就可以从量子力学或者从其他任何东西去找。当我在写反对把科学用于隐喻时我无话可说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在灵感与暗示之间有种差别，而且在谈到量子力学“显著的文化暗示”之时，乔治·莱文教授可能把这两者混淆了。完全没有办法使任何文化结果能由量子力学来暗示。量子力学确实“总是时时处处适用”，这是对的，可是所适用的并不是关于不同观点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东西，而是一种准确的数学形式，其中包括告诉我们量子力学与量子之前的经典力学的预言之间的差别在人类事物的尺度上已变得微不足道，而这些差别对原子的行为却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做一个下面的思想实验。假设物理学家们将要宣布这样一个发现，即在显然的原子的量子力学外表之下，存在一个更为基本的场和粒子的亚结构，其行为遵循朴素古老的经典力学法则。乔治·莱文教授还会发现有必要再考虑他的文化观或者哲学观吗？如果有这个必要，这是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能说这些观点是被量子力学所暗示了的呢？

我高兴地发现，19世纪后期物理学的专家怀斯教授并没在我所说的关于科学史的话中发现错误。遗憾的是，他确实发现了的一大堆错误却是在我没说过的东西里面。我从没说过，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家中没有人曾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发现过文化的或是哲学的暗示，只是在我的观念中这些影响并没有根据。我从没说过量子力学明显的主观主义是“没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我只是认为现在我们认识得更透彻。就像任何人都可以从科学发现中获得灵感一样，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实际上能被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的任何东西所鼓舞，可那并不会使这些文化影响成为科学理论永久的部分。我从没试图从科学史中既抹去“特创论者和其他宗教狂热者”又抹去“所有神秘主义的物理学家”。我确实说过，我从没遇到过一个神秘主义的物理学家，可我的文章中没说过在过去的或者现在的科学家中其他形式的宗教信仰的出现率。

关于神秘主义的物理学家这个议题，有趣的是，当怀斯教授试图找到最新的例子时，他没能找到比主要工作都是在60多年前做完的两位物理学家更近些的例子。没有物理学家以柏拉图式的神秘主义形式提出弦理论，他对此表现出了惊讶，可是我认为我能够解释这点。这是因为我们期望弦理论将会是可以检验的，如果不是通过直接观察弦振动，那么间接地，也可以通过计算弦理论是否能够正确地解释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和广义相对论的所有流行的神秘的特征。如果不是由于这种期望，弦理论就不值得这么麻烦地去研究。

在我的文章中，通过陈述这个问题并不是相信客观实在本身，而是相信实在的自然规律，我力图正确地指出是什么把我和其他许多科学家与文化和历史相对论者分开。怀斯教授提出了一个好的观点，在判断实在的自然规律之时，检验的不仅是它们的有效性，也包括它们所缺乏的“多样性”。实际上，正如我在文章中所写的，有关像麦克斯韦方程组这样能让我对它们的客观实在性信服的自然规律的事情之一就是，支配同一现象的有效规律缺少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自然规律这样的多样性。

（准确地说，我并不是说没有其他方式来看待麦克斯韦方程组所描述的电磁现象，因为还存在数学上等价的改写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方式，而且这个理论本身也可以被一种更深层的理论即量子电动力学所代替，而且它还可以从中被导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看待麦克斯韦方程组所描述的现象，不存在不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为数学结果的其他有效的替换方法。）

渗入到麦克斯韦方程组和其他自然规律的发现之中的无论什么文化影响，就像从矿石中除掉矿渣那样都已经被清除掉了。现在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从而正确地理解电磁场。因而发现这些理论的科学家的背景与我们应该从这些理论中得到的教导变得没有关系。这种差别可能会让怀斯教授和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把这看做是他们强调科学发现与它们的文化脉络之间的联系这种“日常议程”的一种威胁；可那恰恰是世界存在的方式。

另一方面，科学与文化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分歧可以被那些具体处理人类事务的科学家缩小或忽视。我在文章中写这种分歧时写到了物理学，而且在我的评论中明确排除了像心理学这样的科学，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专注于物理学还因为我最了解它。霍尔奎斯特和舒尔曼教授误认为在谈论“科学”时我指的只是物理学而排除了“微生物学、遗传学和新兴的脑科学”。其实，在文章中我的确小心地在指物理学时就提物理学，在指科学时就提科学。我不明白为什么著名的分子生物物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舒尔曼教授会因我没有对生物的文化暗示表态而不愉快。

也许在文章中我应该写得更清楚一些，我与大多数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没有什么不一致。我是一个科学史爱好者，在最近的书中我表示了对为数众多的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作品的感谢[3]。与索卡尔形成对比，他在恶作剧中主要涉及到科学和政治左翼间的联盟的毁坏，而我涉及得更多的是历史和社会学被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意识形态所败坏。与乔治·莱文教授可能的看法相反，我反对这些观点并不是由于担心这些影响可以在经济压力方面危害科学。在几年间为使科学项目得到联邦的支持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中，我从没有从哪位国会成员那里间接听说过后现代主义或者建构主义的任何事情。

在科学哲学家中，库恩值得特别注意。他是我的朋友，我常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可是在这几年中，我也偶尔地成了他的观点的批评者[4]。即使在他早期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他还在怀疑“范式的改变促使科学家和那些向他们学习的人越来越接近真理。”从上次1992年在帕多瓦的一次典礼上会面后我们通过信，我发现他的怀疑主义变得更加极端。他寄给我一份他1991年的演讲[5]，其中他写道：“很难想像……‘更加接近真理’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而且，“让我强调一点，我不是提出存在一种科学无法到达的实在。我的观点更确切地是，没有什么感觉能由实在的概念构成，就像它在科学哲学中通常起作用那样。”我这么说，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理”，正如我对库恩的观点的理解那样，他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本质。

乔治·莱文教授和其他几个反对我对德里达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我似乎是以索卡尔出于嘲弄而选出的单独一段为基础的，开头是：“爱因斯坦常量并不是一个常量，也不是一个核心。它恰恰是变化性这个概念，最终它就是手法这个概念。”在读索卡尔的《社会文本》中的文章时，我第一次见到这段话，对德里达所用的难以理解的术语“核心”和“手法”，我并没感到太迷惑。我宁愿假设这些是艺术术语而且德里达在别处解释过它们。让我迷惑的是他的“爱因斯坦常量”一词，作为物理学家，我在工作中从没见过这个词。真的，在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中出现过所谓的牛顿常量这样的东西，如果德里达想称之为“爱因斯坦常量”的话，我不会反对，可这个常量只是一个数（在常规单位中为0.00000006673），而且我也没发现它怎么会成了什么东西的“核心”，更不用说手法这个概念了。

因此我转而向索卡尔引用这段话的德里达的讲话寻找启发。在讲话中，德里达这样解释了“核心”这个词：“然而，……结构，或更确切地说，结构的结构——尽管它总是被包缠，总是被中和或者被归并，而这依赖这样一个过程：给它一个核心或者将它归之于一个存在的点，一个固定的原点。”[6]这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为了避免让读者认为我的引用是断章取义，或者恰恰是愚钝的，我还要指出，在德里达演讲后的讨论中，第个问题是法兰西学院的海波利特（Jean Hyppolite）教授提出的，他坐着听完德里达的整个演讲，却不得不请德里达解释他的“核心”一词的意思。索卡尔引用的那段就是德里达的回答。将“爱因斯坦常量”引入到讨论之中的是海波利特，可同时可怜的海波利特愿意承认他并不明白德里达所说的核心是指什么，德里达只是开始谈论爱因斯坦常量，并没承认（因为看起来很显然）他对海波利特所说的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似乎是，德里达的话在有来龙去脉的文章里面甚至比对其断章取义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