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半乌托邦

1997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邀请我写一篇关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章。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对这种或那种乌托邦抱有幻想，可从没有机会写它，因此，我同意写一篇关于乌托邦的文章。我交了稿，《大西洋》的编辑们接受了，可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却再也没有听到过与此有关的消息。我已经得到了这篇文章的稿费，因此最初我并没在意它，可最后，1999年初，我又看了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相当糟糕。前三分之一是各种我记得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著作的回顾，从柏拉图和莫尔（Thomas More）到贝拉米（Bellamy）、韦尔斯（Wells）、赫胥黎（Huxley）和奥威尔。它不是一篇文章；它是一篇世界文学课程的学术论文，而且是篇二类论文。我把它拿给路易丝·温伯格（Louise Weinberg）过目，她马上指出了必须做的事：删去前三分之一。我采纳了她的建议，重写了其余部分，并寄给了《大西洋》，这篇文章很快就选入2000年1月这一期。

还是做孩子时我就读了很多科幻小说。虽然很早就知道我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可科幻小说吸引我的并不是其中的科学，而是未来社会的更好的或者更糟的形式将与我们的现有形式根本不同。这使我从读科幻小说到读乌托邦的著作，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莫尔的《乌托邦》（Utopia）、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还有反乌托邦的著作，读了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近几年我对其他事情更感兴趣，可是现在我们即将开始一个新世纪，很自然地会重新开始思考哪一种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可能在未来等待着我们。

在19世纪末也有过很多这种猜测。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三姐妹》（Three Sisters）（正好写于100年前）中的人物似乎就着迷于乌托邦的梦想。比如，下面是韦希宁（Colonel Vershinin）在第二幕中所说的：

在一个或两个世纪、或者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更快乐的方式生活。我们不会活到那时并目睹它，可是那就是我们为什么生活、为什么工作的缘由。那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忍耐的缘由。我们正在创造它。那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能认识的唯一快乐就是朝着那个目标而工作。

韦希宁的希望在20世纪并没有完全实现。在19世纪乌托邦思想的鼎盛时期，马克思（Karl Marx）本人曾讥讽乌托邦思想，并宣称要代之以历史科学来引导。如果马克思是一名忠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认识到他负有他所要实现的乌托邦社会的责任，可能从一开始就更为明了这种努力会以专制而告终，希特勒的德国也是始于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优秀种族的狂热幻想相结合”这样的花言巧语。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乌托邦贩子的结局。实际上，乌托邦的五种非社会主义风格似乎（以各种结合）正出现在公众的辩论之中。我们最好警惕那些兜售乌托邦的人；这些幻想的每一种都抛弃了曾激发了过去最好的乌托邦思想的一种或者多种伟大目标：平等、自由以及生活和工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