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的恶作剧

12.索卡尔的恶作剧

1996年5月，我从《纽约时报》上读到由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搞的一个关于学术上的逗人的恶作剧的故事。他投给时髦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他自我揭露说，他故意在他的文章中塞进了夸大了的荒谬无用的东西。我对索卡尔略知一二，他在哈佛作大学生时上了我在1974～1975学年讲的量子场论的研究生课程，之后在数学物理方面做了很优秀的工作，我在量子场论的论文中还引用过一些。我好奇地想知道索卡尔搞了什么样的恶作剧，因此我读了他在《社会文本》上的文章。在我看来他所做的似乎是为揭露和讽刺那些他所引证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相对论者的失败做了一大贡献。我写信给《纽约书评》的编辑西尔弗斯，建议写一篇关于索卡尔的恶作剧的文章，下面这篇文章就是其结果。

索卡尔针对的许多目标是法国知识分子。索卡尔引用和讽刺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显然并不理解来自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论据和例子，并引用、讽刺他们热衷于使用晦涩的语言。在我的文章中，对索卡尔的这两点我都赞同，而且特别狠地申斥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持有与一些头面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相反观点的人不只是物理学家。在索卡尔之前对这种晦涩就已有过指责，伦敦大学退休的名誉法语教授韦特曼（John Weightman）1989年的一篇文章[1]对此进行了特别有力的抨击。韦特曼是个有阅历的亲法分子，他哀叹法语写作中清晰明确的老传统被蓄意用难懂的语言所代替。而且他还通过巴特斯（Roland Barthes）、拉康（Jacques Lacan）、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的一系列例子指责了这种讼棍伎俩。

结果，我的文章超出了由索卡尔所谈的问题，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对20世纪物理科学中的发现的任何文化蕴涵的存在质疑。这引起了许多愤怒的评论，其中的一些将在本集的下一篇文章中讨论。

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一样，听到纽约大学数学物理学家索卡尔搞的恶作剧时我感到好笑，他于1994年底向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不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索卡尔评论了物理学和数学中的几个流行论题，并且用讽刺的语调引出了各种文化上的、哲学上的和政治上的教训，他觉得这些教训可能会感染那些质疑科学对客观实在的论断的时尚学术评论家。

《社会文本》的编辑们没有察觉索卡尔的文章是个恶作剧，把它登在该期刊1996年春/夏这一期上。[2]这个恶作剧是索卡尔本人在另一份杂志《混合方言》（Lingua Franca）[3]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自我揭露的，在其中他解释说，他在《社会文本》中的文章里“塞进了大量荒谬无用的东西”，而且在他看来文章被接受只是由于“一是听起来不错，二是取悦于编辑们思想上的偏爱。”整个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和杂志都转载了这个故事，而且索卡尔的恶作剧好像有可能列入著名的学术恶作剧的小队伍，与道森（Charles Dawson）编造的皮尔当人的假头盖骨化石、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写的假凯尔特语的叙事诗《莪相》（Ossian）为伍。其差别在于索卡尔是出于一个公开的目的，使他所发现的学术界严格性标准的下降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恶作剧是由作者本人马上就揭露的。

索卡尔讽刺的对象占知识分子的比较大的范围。人类中的那些“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ms）喜欢到像量子力学或者混沌理论（chaos theory）这种前卫领域中冲浪并以此打扮关于他们的局部的和偶然的经验自然的那些观点。有那样一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把自然规律看做是社会建构。有着一些文化评论家，他们发现男性至上、种族差异、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这些缺陷不仅存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之中，甚至也存在于科学研究的结论之中。索卡尔没讽刺那些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是科学最危险的敌手的特创论者或者其他宗教狂热者[4]，可他的靶的已经够宽了，从而他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或者赞扬。

在取乐于此事的同时，我不能立刻从新闻报道来判断它证明了什么。假设，一个为劳动工会工作的经济学家给《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提交一篇文章，虚情假意地说作者认为反对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是错误的经济学论断，那么如果文章被出版物接受，这证明了什么呢？这些经济学论断可能仍是无可辩驳的，即使这位作者并不相信它们。

最初我认为索卡尔在《社会文本》中的文章是打算对学术上的胡扯做个模仿，这是任何编辑都能识别出来的。可是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我发现并不是这样。我发现这篇文章表达的观点是荒唐的，不过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索卡尔至少把这些观点是什么表达得非常清楚。文章的题目“超越界限：通向量子引力的可变化的解释学”，几乎比文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含糊。（我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一次曾说，面对死亡，他从不用再在从字典中查“圣经诠释”这个词的反省中得到一些安慰。）实际上我得到的印象是索卡尔发现不明不白地写东西是件难事。

文章中退化为胡扯之处并不是索卡尔本人所写的，而是他从真正的后现代文化批评家的作品中引用的东西。比如，下面这段就是他引自解构的预言者德里达的一段话：

爱因斯坦常量并不是一个常量，也不是一个核心。它恰恰是变化性这个概念，最终它就是手法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它不是某种东西的概念，即某种从它开始观察者就可以把握场的一个核心，而恰恰是手法这个概念。

我不明白这段话要表达什么意思。

我猜测这段话可能是指出在物理学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对非初学者也是不好理解的。可是我们物理学家是被迫要使用专门的语言，即数学语言。在这种限制之下，我们力图清楚明确，而且一旦失败我们也不希望读者混淆有深刻思想的东西与难以理解的东西。说是只有十几个人能理解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文章，这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可即使真是这样，这也是爱因斯坦的一个失误，而不是他的才华的标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威滕的论文，始终是当今有发展前途的弦理论领域的最有意义的文章，对物理学家来说读这些文章比弦理论方面大多数其他文章都明显容易些。相反，德里达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似乎不是在说需要某种特殊的专业术语的东西，而且他们似乎也不是要极力讲明确。可是那些崇拜这种作品的人也许不会对索卡尔的引用感到困窘。

索卡尔的恶作剧的一部分是他对物理学进展的描述。他的大部分描述是相当准确的，可是其中故意掺杂了可笑的错误，这些错误中的大多数是任何物理专业的大学生都可以发现的。他的恶作剧中有一个是关于“线性”这个词的。这个词有准确的数学意义，来自于表示某种数学关系的曲线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事实。[5]可是在一些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看来，“线性”已变得是意味着缺乏想像力的、老式的，而“非线性”被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洞察力的、前卫的。在论证引力的量子理论的文化重要性时，索卡尔把这种理论的引力场称为“不可对易的（并且因此是非线性的）算符”。这里“因此”是荒谬的，“不可对易”[6]并不意味着“非线性”，而且实际上量子力学处理的东西既是不可对易的又是线性的。

索卡尔还写道：“［广义相对论中的］爱因斯坦方程是高度非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受过传统训练的数学家发现它们是这么难解的原因。”这个玩笑在于“受过传统训练”这几个字。爱因斯坦的方程是非线性的，这确实使它们难解；可是它们对任何人都是难解的，特别是对一些没有受过传统训练的人。还是针对广义相对论，索卡尔正确地评论说，它对弯曲时空的描述允许我们用来描绘自然的时空坐标中的任意改变。可是他接着一本正经地宣告“欧几里得的π和牛顿的G以前被认为是不变的、普适的，现在发觉了它们必然发生的历史真实性”。这是荒谬可笑的；像π这种数学上定义的量的意义不会受物理学发现的影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π和G在广义相对论方程中都是作为普适常量而出现的。

从不同的脉络，索卡尔假装对狂人幻想的所谓的“形态发生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把复数理论称为是“数学物理的一个新的而且仍带有很大推测性的分支”，而实际上它是19世纪的数学，而且和其他一些事物一样已建立得很完善了。他甚至还抱怨［附和社会学家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所有固体物理学的研究生都能在那个领域找到工作，这对他们许多人将是新闻。

索卡尔对他蓄意的可笑错误的自我揭露引起了愤怒的反应，社会学家富勒（Steve Fuller）和英语教授菲什两人都抱怨说，他滥用了《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对身为物理学家的他所寄予的信任。[7]［菲什是出版《社会文本》的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执行主任，被誉为洛奇（David Lodge）的滑稽小说中的学术游戏的主人公扎普（Morris Zapp）的原型］。《社会文本》的编辑们也找到了借口，说这并不是一本需要将论文送专家评审的期刊，而是一本舆论性的期刊。[8]可能是在这些情况下，索卡尔戏谑地辜负了编辑们对他的真诚的信赖，可是如果索卡尔对物理学和数学的叙述完全准确，那这篇文章将会是非常不同的。更多揭示的是，索卡尔通过假装赞同而巧妙地引用了其他人评论中的种种物理学和数学上大出洋相的地方。下面是哲学家拉图尔对狭义相对论所做的评论：

人怎么能确定在火车上做的对一块下落石头的行为的观察与对在堤岸上下落的同样的石头的观察是同时发生的呢？如果只有1个或者甚至是2个参照系，就不能找到解……爱因斯坦的解要考虑3个角色。

这是错误的；在相对论中比较2个、3个或任何数目的观察者的结果都没有困难。在索卡尔做的其他引用里，阿罗诺维茨错用了“统一场论”这个术语。女性主义者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对数学家忽视有边界的空间深表遗憾，尽管在这个论题上有大量的文献。英语教授马克利（Robert Markley）称量子理论是非线性的，然而它却是唯一已知的严格的线性理论的例子。而且哲学家塞尔（Michael Serres）（法兰西学院院士）和首要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严重地歪曲了现代物理学中的时间观。这类错误反映出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社会文本》的编辑实践中，而且涉及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水平。

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进展中得到文化上的、哲学上的或者政治上的结论，索卡尔以恶作剧的这种方式在我看来似乎是最有效的。没有借助任何中间推理，索卡尔一次又一次地从正确的科学跳跃到荒谬的暗示。他单刀直入，从玻尔的在量子力学中的评论“一个物体和与其相同的物体的完全阐述可能需要不能做唯一描述的不同观点”，一下跳到这样的结论：“后现代科学”驳斥“传统科学中固有的权威主义和精英意识。”他冒失地指认突变理论和混沌理论就是能导致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的那种数学。索卡尔指出，人们确实是通过引用其他思路相同的人的著作的方法来谈话，包括将数学的拓扑学用于精神病学的拉康和用于电影评论的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社会文本》的编辑们认为，一个明智的在职物理学家理应采取在索卡尔文章中所讽刺的那种态度，我发现这令人感到不安。在他们为发表这篇文章而做的辩护词中，编辑解释说，他们曾认为“这是一名职业科学家从后现代哲学中为他所在领域的发展寻找某种认同的认真的尝试。”[9]在发表索卡尔文章的那一期《社会文本》的序言中，一位编辑提到“许多有名的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都是神秘主义者。”[10]可能有一些在职物理学家是神秘主义者，虽然我从没遇到过，可是我无法想像任何一个严肃的物理学家会持有像索卡尔所讽刺的那些怪异的观点。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相互误解的鸿沟看来至少与斯诺（C.P.Snow）30年前所担心的一样宽。

索卡尔自揭恶作剧之后，《社会文本》的一名编辑推测：“索卡尔的讽刺文章是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他的供认代表他内心的一种变化，或者是他理性解析的渗入。”[11]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唯灵论者玛格丽特·福克斯（Margaret Fox）的案件。当她于1888年招供说她的降神会和精神交谈的经历都只是个骗局的时候，其他唯灵论者声称不诚实的是她的招供。

那些自以为理解了现代物理学、并想从中寻找超科学信息的人是在掘枯井。在我看来，除了两个大的例外之外，物理学（与比如像心理学这种学科相反）的研究结果无论是对文化、政治或者对哲学都没有合理的启示。（此处我所谈的并不是物理学的技术应用，那当然对我们的文化有巨大的影响，谈的也不是它的隐喻作用，而是谈纯粹的科学发现本身的直接的逻辑启示。）一旦我们了解了宇宙的起源或者自然的终极规律之时，物理学的发现可能会变得与哲学和文化相关，但不是现在。

这里陈述的两个例外中的第一个是所辖权：有时科学中的发现会揭示出像物质、空间和时间这些曾被认为是哲学论证中的合适的论题，实际上是属于普通科学的范畴。我陈述的另一个例外也是更重要的一个，乃是这种发现的意义深远的文化影响。追溯到牛顿的工作，可以看到自然严格地由客观的数学规律所支配。当然，对我们来说仍要弄清这些规律是不是正确的，还要弄清它们的有效范围有多大；可是就所涉及到的文化或者哲学而言，牛顿的引力理论与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的差别、或是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一点上有许多混淆，这是因为如果用普通语言来描述，量子力学可能看起来比较神秘。原子中的电子在测出其位置或速度这些性质之时，它才有确定的位置或速度，而且对电子速度的这种测量使我们对电子的位置一无所知。这种神秘性使得《社会文本》的编辑之一罗斯在其他地方评论道：“定量推理这种科学唯物主义的规范描述不再能解释量子实体层次上物质的行为。”[12]这是完全错误的。通过合理处理，现在用称为原子“波函数”的东西我们得到了对原子完全定量的描述。[13]一旦计算了波函数，就能用来回答关于原子的能量或是它与光相互作用的任何问题。我们已经用波函数这种准确的量子语言代替了粒子径迹这种准确的牛顿力学的语言，可是只要一涉及到定量的推理，在量子力学与牛顿力学之间就没有差别。

在这点上我不得不承认物理学家对这种事情的广为流传的混淆负有责任。索卡尔引用了海森伯在哲学方面胡言乱语的一些糟糕的例子，比如：“科学不再作为客观的观察者来面对自然，而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中把自身看做是一个角色。”（海森伯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可是不能总是指望他认真细致地思考，正如他在德国核武器计划中所犯的技术错误那样。）[14]最近，更多像普里高津[15]（Ilya Prigogine）这样的科学家已宣称非线性动力学[16]工作有更深刻的哲学意义，非线性动力学是无需大肆宣传就足够让人感兴趣的一门学科。

科学发现的文化启示如此之多。科学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对科学又有什么启示呢？对此，像索卡尔这样的科学家发现，他们自己已经与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处于对立地位，就像与后现代文学理论家对立一样。在这场辩论中，看起来双方通常都是在谈彼此的过去。比如，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时写的东西里，就好像自从培根那个时代以来科学家就没学过任何与科学方法有关的东西，可是我们当然清楚地知道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复杂，而且知道科学工作是多么地依赖于适当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另一方面，科学家有时指责其他人采取彻底的相对主义者的观点而不相信客观实在。出于绝对认真，在对后启蒙运动的“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其性质不依赖于任何个别人而且实际上也不依赖作为整体的人类”这一教义质疑的同时，索卡尔的恶作剧引用了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学习”。这段特殊的讽刺文章的麻烦在于，大多数索卡尔的讽刺对象否认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存在有任何疑问。为回击索卡尔的恶作剧，《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17]和在菲什写的专栏文章中，都再一次肯定了他们对客观实在的信服。

我并不是说，索卡尔讽刺文章的这一段是不合理的。如果客观实在存在的话，在我看来（而且我推测索卡尔也会这样看）他的讽刺对象所采取的态度常常是没有意义的。简单一些说，如果科学家在谈论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么他们所说的不是对就是错。如果是对的，那么它如何依赖于科学家的社会环境呢？如果是错的，它又怎么能有助于解放我们的思想呢？科学问题的选择和处理的方法可能依赖于科学之外的各种影响，可是一旦我们找到正确答案就会发现它就是那样，因为那就是世界存在的方式。然而，这对你的对手所否定的讽刺观点没有好处。

我自己也碰到过同样的障碍。在我的《终极理论之梦》[18]一书的初稿中，我批评了女性主义者、科学哲学家哈丁（Sandra Harding）（《社会文本》的一名撰稿人），因为她采取否认物理规律的客观特征的这种相对主义者的态度。在论据中，我引用了她对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评说：“不仅是男性至上的，而且是种族差异的、等级化的和文化强制的”，“物理学与化学，数学与逻辑学，它们带有的不同的文化创造者的手印不比人存原理和历史带的少。”[19]在我看来，这种论述似乎只对相对主义者才会有意义。如果这些结论会成为对客观实在的准确描写，那么声称科学研究的结论对多重文化或者男女平等事务应该更友善有什么好处呢？我把这部分的一份草稿寄给了哈丁，她向我指出了她的作品中已明确否认了采取相对主义者态度的各个地方。我选取了这条轻松的出路；我删去了对相对主义的指责，把它留给读者去判断她的评论的蕴涵。

如果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关于自然是否真实，而是关于更有争议的问题，即一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学的规律）是否真实，也许我们的讨论会更明确。

我在康内尔做大学生时听过一位哲学教授［可能是布莱克（Max Black）］的演讲，他陈述说无论何时何人问他某种东西是不是真的时候，他总是给出相同的答案。他总是回答“是真的”。牙仙是真的，物理学的规律是真的，棒球规则是真的，田野里的石头也是真的。然而它们真实的方式是不同的。当我说物理学的规律是真的时，我的意思与我说田野里的石头是真的是完全一样的（不论它是什么意义），但和棒球规则不一样（像菲什所暗示的那样）[20]。我们未曾创造物理学的规律或者田野里的石头，当被没注意到的石头绊了脚，或是犯了与某种物理学的规律有关的错误（正如许多物理学家曾犯过的那样）时，我们有时会不愉快地发现我们以前搞错了。可是我们用来描述石头或者叙述物理学的规律的语言却的确是社会创造的，因此我正在做一种含蓄的假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石头都这么做），我们对物理学的规律的叙述在客观实在方面是一对一的对应。换一种说法，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发现了智慧生命并把他们的科学著作翻译过来，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和他们所发现的是相同的规律。

这里有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现在所认识的物理学的规律（量子力学的普遍原理可能是个例外）没有一个是精确的、普适的。然而，其中有许多已归结为最终的形式，在某个确定的情况下是有效的。现在所知的电和磁的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组——并不是麦克斯韦最初写下的方程组；这些是经过其他后继物理学家们，特别是英国科学家亥维赛（Oliver Heaviside）几十年的工作才定形的。如今认识到它们只是在有限的情况下（弱的、缓慢变化的电场和磁场）近似有效，可是它们以这种形式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已存在了一个世纪，并且可望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是那种我认为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真实的东西相当的物理学的规律。在这点上，像索卡尔和我本人这样的科学家显然与索卡尔所讽刺的那些人不一致。科学知识的客观本质已经被罗斯[21]和拉图尔[22]，还有（如我所料的）有影响的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和新近的库恩[23]所否认，但对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开始思考，物理学的规律是真实的这是因为我对物理学的规律的经验与我对石头的经验在方式上看来并没有很大差别。对那些未曾与物理学的规律打过交道的人我可以提供一些明显的证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学的规律在发挥作用，没有其他看待自然的方式能对任何事情起着同样意义的作用。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与索卡尔在《社会文本》上的恶作剧同一期上有一篇他的文章）质疑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一个论点，由于依赖于飞机的作用，我们表现出能接受自然规律的作用，注意到一些班机在起飞时放映祈祷影片，为保持飞行安全而祈求上帝的帮助[24]。富兰克林认为道金斯的论点对她不适用吗？如果是这样，她会愿意在设计飞机时放弃使用物理学的规律而代之以依赖祈祷吗？

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比较遥远星球上的生物的评论，我们却可以看到各民族的、种族的、而且还有不同性别的科学家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来认识地球上的物理学的规律的。有些被索卡尔引用的科学评论家希望妇女或者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参与将改变科学的特征，可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妇女和第三世界的物理学家是以与西方白种男性物理学家完全相同的方式工作的。可能有人会说，这仅仅是顽固的科学权威的威力或者西方社会普遍性的影响的一种迹象，可这些解释似乎不能让我信服。虽然自然科学是智力支配的，但对一种理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有明确的见解，从这种意义上讲它的运作不是社会支配的，权威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有时，像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海森伯和法国的德布罗意那些已过了他们最佳年华的著名物理学家曾力图强迫物理学按他们自己的思路的方向发展；可是这些名家的这种企图即便得逞，也只是在一个国家，而且也只是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当今物理学的方向势必是由年轻的物理学家来确定，他们还没有被荣誉或者威望所压倒，而且他们的影响——他们搅起的激动，来自于他们所能取得的客观进展。纵使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表达是社会建构的，那它也是在科学家的社会建构的，主要是通过把握自然规律而逐渐形成的。

一些历史学家并不否认自然规律的实在性，可是在描述过去的科学工作时，却总是不愿意考虑现在的科学知识[25]。这点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时代错误，比如假设过去的科学家应该以我们所用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一方面是为了越出维持历史学家的智力性的成见之外[26]。问题在于这些历史学家忽视了现有的科学知识，就等于放弃了不能由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的通向过去的线索。

一个忽视我们现有科学知识的科学史学家在我看来似乎像美国内战时的一个军事情报史学家，讲述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在弗吉尼亚半岛面对他认为是势不可挡的美国南部联邦部队时迟疑的故事，而没考虑我们现在认识到麦克莱伦错了。甚至连吸引史学家兴趣的话题的选择也必然受到我们现在所知的什么是成功之路的影响。巴特菲尔德所谓的辉格党的历史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在科学史上是正当的，而在政治史或者文化史中却不当，这是因为科学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容许成功或者失败的明确判断。

索卡尔不是第一个谈论这些论题的人[27]，可是在促使它们变得如此显要方面，他却做出了很大贡献。无论从“学术”这个词的哪种意义上讲，它们都不完全是学术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科学规律的适应性足以受发现它们的社会背景的影响，那么出于一些可能的诱惑而迫使科学家去发现更无产阶级的或更妇女化的或美国的或宗教上的或印欧语系的或任何其他什么的他们所需要的规律。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而且比科学的最佳状态本身更有引起争议的危险。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的文明极大地受到了自然严格地由客观规律支配这个发现的影响。作为一个例子我愿引用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评论：这个发现的初期影响之一就是减少了对恶劣的巫婆的热情。如果要从仍然包围着人类的不理性的趋势中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务必要巩固和强化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