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乌托邦

妨碍自由经营的政府消失。政府丧失了它们的大多数功能，只服务于惩治罪恶、履行合同和提供国防。没有了人为限制，使世界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和繁荣兴旺的世界。

这种风格的乌托邦的优点在于不依赖于任何假想的人类本性的改善，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喜欢它。如果只是为了讨论的缘故，我们就说某些东西（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帕累托效率？）由于自由市场而最大化了。不论是什么，我们还是要自己确定这是否是我们想要最大化的东西。

有一种东西显然没因自由市场而最大化，那就是平等。我所说的并不是所谓机会均等这种苍白无力的平等替代品，而是平等本身。不论奖励有才能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从来就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才能的人应得的世界上的好东西就应该比其他人少。除非在自由市场中存在政府的干涉，否则很难理解如何能促进平等，以及如何能为那些不这样做就会从经济底部垮掉的人提供安全网。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平等给予了高度重视。柏拉图就没怎么提到过它，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政体将他所崇拜的英雄苏格拉底（Socrates）处死之后。通过对社会与人类灵魂的对比，他阐述了他的理想国中的严格的阶层结构：保护者是理智的角色；士兵是勇敢的角色；农民和手工艺人是底层角色。我不知道他是对作为身份的比喻的自身还是对自身的比喻的身份更有兴趣，无论如何，这种愚蠢的比拟持续了两千年，让那些舒适的人感到舒适。

在时间的进程中，平等之梦逐渐变成了乌托邦思想背后的一种感情驱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手工艺人反抗封建制度时，他们的口号是鲍尔（John Ball）在布莱克希思极力鼓吹的两行音节数目相同而且押韵的诗句：“亚当（Adam）耕作、夏娃（Eve）纺织，此时谁是绅士？”法国革命时，把平等与自由、博爱一起列为三大目标；路易斯·菲利普·约瑟，奥尔良的公爵（Louis-Philippe-Josepn，duc d'Orléans），希望赢得雅各宾派的善待，将名字改为菲利普·平等（Philippe-Egalité）。［不论是他的新名字，还是他为处决路易十六（Louis ⅩⅥ）投票都没能使这位公爵从恐怖中得救，而且他也加入了国王和其他几千名法国人在断头台的平等行列。］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目标是结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贝拉米在《回顾》之后又写了题目仅为《平等》（Equality）的续篇。它是个残酷的历史玩笑，对平等的热情被用于为某些所谓共产主义国家辩护，在这些国家中每个人都还原成平等地一律贫穷，只有少数政治家、名人及其家庭与众不同地享有好的住宅、好的食物和好的药品。平等主义也许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挫折而大多数失去权威性的乌托邦思想的外表。这些年月，任何极力主张财富更平等分配的人都可能被指控为是力图再现阶级斗争。

当然，存在一些不平等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少数人能成为音乐会的小提琴手、工厂经理或者美国棒球协会的投球手。在革命的法国，平等的思想很快就让位于量才录用。据说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每个士兵的背包中都带着一根帅杖，可是没人认为会有许多士兵能用上它。就我所能做的，我会为反对有关在为我所在的物理系挑选研究生和研究助理时减少名额的任何提议而斗争。可是，由于才智的不平等而无情地引起的头衔、声誉和权力的不平等，为野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真的有必要对这些其他刺激再附加明显的财富的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不能在纯粹的经济基础上来判断。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报酬的不平等履行了重要的经济功能：正如不同食物的不同价格有助于配置农业资源去生产人们想要吃的东西，因此劳动和资金的非同等报酬在引导人们就业和投资时能帮助他们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在这些不同的不平等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自身，麦粒和裸麦的相对价格并不重要；它们只适合于帮助调节产品和资源这项经济功能。可是，不论其经济效果如何，财富明显不平等的本身是一种社会不幸，它毒害成百上千万的生命。

那些在舒适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在认识这一点时常常感到困难。他们把任何减少不平等的努力称做“嫉妒的政治策略”。让拥有小康生活的人对因不平等而产生的危害有所感触的最好的地方可能是美国文学作品，因为在使财富成为等级主要决定因素这件事上，也许是美国在引导着全世界。在镀金时代，美国财富的不平等达到巅峰，而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却在贫困中长大，在他的小说中深刻地描绘了这种财富的不平等的危害。或者想一想凯瑟（Willa Cather）的故事“保罗案件”。男孩保罗（Paul）对有钱人生活的绝望的憧憬驱使他为几日奢华而结束了他整个阴郁的生命。

显然不会因自由市场而最大化的另一种东西是文明。对“文明”我所指的不仅是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指不只是有助于我们生存而且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公共和私有整个范围的物事。每个人都能列出他或她自己的单子；对我来说，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游览一些可爱的古城。它不包括远程交易和拉斯维加斯。文明是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它只是偶尔地符合公众的口味，而且由于这个缘故，如果没有得到个人捐献或者不论是补贴、规定或税收政策哪种形式的政府行为的支持，它是不能繁荣的。

与我的职业有关的文明方面是基础科学研究，像探索自然的基本规律或者探索宇宙或者生命的起源，研究是不能用可预料的经济效益来衡量的。与东欧自由市场经济的开放所带来的所有好东西一起，我们已经看到在那些国家中不能产生利润的科研机构的破坏。在美国，电话业的开放对自由市场的约束力已导致以前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私人科研机构之一的贝尔实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几乎遭到彻底毁灭。

如果作为回报，我们能期望政府的毁灭会作为一种反对压制的保证，那么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获取它们的机会可能是值得的。可那是一种错觉。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专制的危险并不在于政府，而在于雇主或者保险公司或者保健组织，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如果说任一个工人都可以通过换一份不同工作而自由地避开一个剥削人的老板，这实际上就好比是说，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移民而自由地避开一个压迫人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