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运动及其对手

在赫茨尔（Theodor Herzl）领导下，第一届犹太复国者大会于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虽然犹太人从没完全离开过巴勒斯坦，可这次会议通常被看做是为重回祖先家园定居的现代奋斗的开始。1997年，《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主编佩雷茨（Martin Peretz）决定用两倍厚的特刊纪念第一届犹太复国者大会召开100周年。佩雷茨可能知道我对以色列的未来的关注，这是因为我曾请他帮助增加我在1983年创立的耶路撒冷理论物理冬季学校的基金。不管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成了要为此撰写短文的16人之一。

我的文章针对的是一些自由主义的西方人（liberal Westerners）对犹太复国运动的令人诧异的敌对。当然，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面临着更危险的敌人。我集中针对自由主义的西方人，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对我来说，看到我的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同胞对我所钦佩的一种理想和一个国家怀有敌意，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个问题依然与我们同在。

这篇文章与物理学或宇宙学毫无关系。然而，在我看来它的特殊的倾向性使得它适合收入本文集。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使我同情犹太复国运动的原因之一是，它代表了民主的、科学精致的、现世的文化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专制的、技术落后的、沉迷于宗教的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的一种侵入。科学的价值和在西方为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不喜欢的现世主义的价值与我在本文集中所极力去维护的东西是相同的。

我写关于犹太复国运动的文章并不是对保护犹太教（我得赶快补充一句，或者对任何宗教），而是对保护犹太人有很大的兴趣。犹太复国者看待返回耶路撒冷总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将此看作所有犹太人的义务，或是看作那些希望或者需要生活在犹太国家的犹太人的一种机会。作为一名不信宗教的美国犹太人，我并不觉得有改变我的国籍的愿望和义务，而且我也不必对没有多少美国犹太人希望变成以色列人的这个事实感到遗憾。可是我非常希望以色列的领土能像从1948年以来那样，继续为来自任何国家的逃避压迫的犹太人提供一个立足之地。在20世纪比在1897年曾期望的更需要这个避难所，可是由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反对，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个最急需的时期，悲惨的是他们没能获得这个避难所。当今的犹太复国运动部分地反映了这样的意向，即在下一次急需之时，以色列可以作为一个避难所。

犹太复国运动还代表了一种侵入——通过购买和殖民而不是征服，至少在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之前是这样——这是民主的、科学精致的、现世的文化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专制的、技术落后的、沉迷于宗教的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的一种侵入。在我看来，这本质上是犹太复国运动的西方性格赋予了它超越自卫角色的一种吸引力。如果东正教的狂热者得以成功地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那它将有负众望，可是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某种程度上，正是犹太复国运动的西方性格才使得许多其他人对它这么怀有敌意，这些人中包括一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为站在西方文明的对立面感到舒服的西方人。通过攻击犹太复国运动来表示与世界上贫苦的非西方人休戚相关是非常便利的，因为这用不着做出牺牲去帮助他们。反犹太复国运动以这种方式开始扮演贫困地区多元文化主义的角色。

当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尤其哀叹许多自由主义同胞的奇特的不偏不倚态度，以色列人努力在那极小的一部分地方维持其生存，在这与那些希望毁掉它的人的攻击之间，他们不偏不倚看不到二者道义上的差别。犹太复国运动建立的民主、现世的以色列，其长远目标是和平地存留下去，难道还需要我说出这与其周围的对手实际上存在的道义上的巨大差别吗？这种差别应该使得自由主义者把犹太复国运动再一次看作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看作是自由主义日程自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