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资者阶层
在货币的各种职能当中，有一些主要是以其实际价值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固定不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这当中，主要的是那些与广义上的货币投放契约相关联的职能。这类契约——也即规定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如何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的那种契约——是我们为了方便而称之为投资制度的特征所在，这一制度与产权制度一般来说是有所区别的。
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阶段上，很多措施都是为了使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彼此分离而设计出来的。这样的措施主要有三种类型：（1）财产所有人与财产管理相分离，但仍然保有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即实际上的土地、建筑和机器或任何成为其财产的东西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体现方式典型表现为持有股份公司的普通股；（2）财产所有人与其实际财产暂时分离，在分离期间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他的财产最后仍然由他收回，这种所有权的体现方式典型表现为租借；（3）财产所有人与其实际财产永远分离，取得的报酬或者是按货币来计算的永续年金，或者是有一定期限的年金，期满之时归还以货币计的本金，这种所有权的体现方式典型表现为抵押、公债、公司债券和优先股。第三种类型代表了投资的充分发展形态。
规定在未来某一时期收回某一固定数额货币的契约（而对于未来收回之时货币真实价值的可能变化则未加规定），只要有了借入借出的关系，就必然已经存在。租借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对政府和少数私营机构如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贷款的形式，在18世纪时就已经非常常见。但是，在19世纪，这些形式不断更新，而且更加重要，到20世纪初，进一步将有产阶级分化成两个群体——“企业家”和“投资者”——二者的利益存在着部分分歧。这两个群体的划分，在个人之间并非是截然分明的；因为企业家也同时可能是一位投资者，而投资者可能也拥有一些普通股；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分还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而且有其重要意义，因为这一点过去很少被注意到。
在这一制度下，活跃的企业家阶层不但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还可以利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来资助他们的企业；另外，职业阶层和有产阶级则可以找到使用他们资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给他们带来的麻烦既少，又没什么责任，而且（据说）所承受的风险也比较小。
这一制度运行已历百年之久，风行全欧，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使得财富获得了规模空前的增长。对于一个人数不在少数的阶层来说，储蓄和投资既是其职责所在，又是其喜爱之事。储蓄很少支取，在复利下进行累积，使得所获颇丰，这一点现在我们都视之当然。同时，这个时代的道德、政治、文艺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达成了一个伟大的心照不宣的密约，其目的就是促进储蓄。上帝和贪财的恶魔玛蒙（Mammon）[1]竟然携起手来，保持着一致的步调。人们找到了尘世上的乐土。毕竟，富人也可以进天堂——只要他能够储蓄。天国响起了新的福音。“这当真是不可思议，经过上天聪明仁慈的安排，当人们所思所想除了自己的利益别无其他时，却对公众的福利做出了最大的贡献”[2]；天使们这般歌唱。
如此的氛围使得扩张企业的需求和不断膨胀的人口对坐享其成的非企业家阶层的成长的需要彼此和谐相辅，携手并进。但是，在普遍享受生活的舒适和进步之时，这一制度运行的前提乃在于投资阶层将其财富寄托在货币稳定之上，这一点却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人们怀着一种无可置疑的信心，认为此种事情已然步入正轨，完全无须顾虑。于是，投资之风越来越盛，投资数额也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中产阶级而言，金边证券[3]成了世间最持久、最安全的资产的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一贯的信念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根据英国的法律，财产受托人受到鼓励把他们的信托资金悉数投在了这类交易之上，而实际上除了房地产（由于它本身就是早期情况下遗留下来的残余现象，故而是一个例外）的情况之外，一般是不准许把信托资金用于其他目的的。[4]
其他方面也和这里一样，19世纪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经验将永远延续下去这一点深信不疑，而对于过去所发生的那些不幸带来的教训，则置若罔闻。不要忘记，即便指望货币可以用某种金属的固定数量来表示，也并没有历史的保证，要指望它用不变的购买力来表示，那就更加渺不可求了。然而货币并非别的，它只不过是由国家随时宣布的一个履行货币契约的适当的法定事物罢了。1914年，在英国，黄金不作为价值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在任何其他国家，黄金不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有半个世纪。每经历一次长期战争或严重的社会动乱，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法定货币（legal tender）的变化，无一次不如此，鲜有例外；但是每一个国家皆有从最初有经济记载以来有关历来次第表示货币的各种法定货币的实际价值不断下降的历史记录。
还不止如此，这种历史上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表现，并非昙花一现，偶一为之，在其背后，隐含着两个巨大的推动力量——政府的贫困和债务人阶层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货币贬值所引出的征税权力，自罗马帝国发现它之后，就一直为国家所固有。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政府的最后储备；只要这个工具还留在手中没有使用，就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府会宣告自己破产或者覆亡的。
舍此而外，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能够从货币贬值中取得好处的，并不限于政府。农民和债务人以及其他所有负有义务偿付到期定量货币的人，都可以分享这种好处。现在，企业家是在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积极分子，而在过去的时代，同样的角色却是由前面所说的那些阶层来扮演的。因此，这种在过去使得货币贬值的长期变化，可以帮助到新兴人群，把他们从死气沉沉当中解放出来，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有助于创生新的财富，武装企业而不是蓄积财富。货币贬值的倾向在过去的时代是对复利下的财富累积和财产继承的一个强大的抵消力量，现而今则发挥着对旧有财富严格分配、对所有权和经营活动分离的使之松弛的影响。通过这种手段，每一代人都只能部分地继承先人的遗产；此时，除非社会能够自觉地慎重考虑，另外再想出一套更为公平、更为便利的办法来取而代之，否则要想达成建立恒产之计划，必无可能之径。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之下——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层的政治影响——有时而此，有时而彼，常使得通胀的进程永无间断；如果我们考虑从公元前6世纪首次把货币设计出来开始算起的这样一段漫长时期，放眼观之，这种趋向是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的。有时价值标准自身也会贬值；舍此而外，造成这种趋向的，基本是货币质量的下降所带来的结果。
尽管如此，不管在什么时候，由于使用货币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性行为，将这种情况完全抛诸脑后，而把货币自身视为价值之绝对标准，总是非常容易的；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当100年的真实历程并未干扰到他的幻念之时，普通人就会把错觉当成事实，把三代人皆习以为常的情况，看作是恒久的社会基础结构的一个部分。
19世纪诸般事件的经历巩固了这类信念。在其前四分之一世纪里，紧随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超高物价之后的，是货币价值相当快速的提高。在之后的70年中，偶有短时间的波动，除此之外，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下降，到1896年达到了最低点。这是总体的趋势，但是这一较长时期的令人瞩目的特征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与1915年，以及与这些年份相近的时期，均出现了大体相同的价格水平。1844、1881和1914年，价格水平也处在同样的位置。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这些年份的价格指数定为100，那么从1826年开始直到大战爆发为止，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其最大波动幅度，高不超过130，低不少于70。这也就难怪我们会对长期中货币契约的稳定怀有如此之高的信心了。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黄金这种金属可能并不具有所有这些理论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价值不能被随意地加以操纵，而且实践也证明了它的可靠性。
与此同时，20世纪早些时候，英国统一公债（consols）[5]的投资者们进行得非常顺利，这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在于这一投资的“安全性”，关于这一点，在投资者们看来已经臻于至善之境。其次是这种公债的本金有一定提高，这一点一部分是出于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利率的稳步下降使体现为本金的每年收入逐渐有所增长之故。[6]最终，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整体来说是在不断增长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考虑1826—1896年的这70年（并且忽略掉滑铁卢战后随即而来的显著涨势），可以发现，这种统一公债的本金价值是在稳步提升的，中间除偶有蹉跌之外，价值从79上升到了109（虽在戈申[7]手中公债利率于1889年从3%降到了2.75%，于1903年再次降到2.5%），尽管利率有所降低，而每年所得利息的购买力仍然提高了50%。这种统一公债除了在价值和收益上的增长，在稳定程度上也有所增进。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除危机时期之外，这种公债的价格从未低于90，即便在1848年，君主权位摇摇欲坠之时，这一年的平均价格下降也不过才5个百分点。维多利亚[8]登基之时，价格是90，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达到了顶峰。这也就难怪我们的父辈们会把统一公债视为一种绝佳的投资对象了！
如此一来，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又极受尊崇的人物，从个体上看他们都很富裕，总体而言也是拥有很多财富的一个阶层；可是，他们既不曾拥有房产、土地，也不曾经营企业，或者占有金银财宝，他们所有的不过是一种权利，而基于这种权利，每年就可以得到若干法定货币的收入。这类公债成为19世纪一个特定的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骄傲的一件事物，中产阶级把其积蓄基本上都投到了这里。习惯的力量以及骄人的过往，为这类投资赢得了安全的美誉，让人无可置疑。
在大战前夕，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利率的提高，这类中间财产（与19世纪中叶其鼎盛时期对比）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是，伴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发生的一系列货币方面的事件，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丧失了八分之七，在意大利失去了十二分之十一，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分裂后成立的国家和在原沙皇俄国领土上成立的那些国家，事实上已经化为乌有。
对于战前典型的英国投资者而言，他们的损失完全可以由统一公债投资者的损失来衡量。我们已经看到，抛开那些暂时的波动不计，一直到1896年，这些投资者的收益都在稳步增长，而且在这一年和之后一年，年金的资本价值和货币的购买力双双到达顶峰。另一方面，在1896—1914年，投资者也曾蒙受沉重的损失——其年金的资本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其收入的购买力也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一。不过，自达到顶峰状态后的将近20年间，这一损失是一点一点地发生的，较19世纪80年代早期或40年代早期，这种损失并没有让他们明显地感到境况变得更为糟糕。但是，随着这种趋势到了一个高峰，继之而来的则是战争时期更为严重的损失。在1914—1920年间，投资者年金的资本价值再次下跌三分之一还多，其收入的购买力大概下降了三分之二。此外，标准所得税率又从1914年的7.5%提高到了1921年的30%。[9]因此，根据整数数字进行大致估计，以1914年为基年，这一变化可以由表格中的指数来表示：
第二列的数字充分地表明，自滑铁卢战役[10]之后到蒙斯战役[11]整整一个世纪，即便我们完全忽略有点反常的1896年和1897年，投资于金边证券仍然是一项前景极为光明的事情！这张表格表明，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之际，英国中产阶级的繁荣是如何达到巅峰状态的。但是，它同时也以精确的数字向我们揭示了那些打算像战前一样依靠信托投资收入过活的人，处境又是何其悲惨。1922年统一公债的所有者所拥有的真实收入只有1914年的一半，1896年的三分之一。19世纪蒸蒸日上的日子已经是过眼云烟，投资者今日的处境远不能与滑铁卢战役后的情形相提并论。
注：*对于利率从3%下降到2.5%，并没有给予什么补贴。
战争本身有些塞翁失马的地方，也不应该被视而不顾。虽然说战争时期会造成社会整体资源的浪费，但是，对于储蓄阶层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储蓄的好时候，储蓄阶层持有了更多政府债券，如今时来运转，他们对财政收入的总的货币债权自然也就增加了。同时，那些损失了金钱的投资者阶层，与赚到了金钱的企业家阶层，在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都是彼此交叠在一起的，以至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可以弥补所遭受的沉重损失。此外，英国从1920年的低点开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起色。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冲刷掉以下这些事实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战争的影响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那些货币政策的结果，已然使投资者阶层所有财产的实际价值中极大一部分付之东流。这一损失来势如此凶猛，当其来临之际，又与性质上更加恶劣的其他损失交织在一起，以至仅就这一损失而论，对于它全部的后果，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加以认知。但是，尽管如此，其影响所及，对于不同阶层的相对地位而言，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放眼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战前的积蓄，凡是以证券、抵押或银行存款的形式来投放的，大部分甚或全部被一扫而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经历必然会对储蓄和投资行为的社会心理产生变化。过去认为是最安全的，现在证明最不安全。人们既不胡天海地地花费，也不作投机打算，他要“为家人储备物资以备不虞”，对安全大唱赞歌，他所恪守的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教训，是老于世故之人遗留下来的那些可敬的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愿意行险之人，然而，结果却是受到了最严重的天罚。
就我们当下的目的而言，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哪些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如果把19世纪发展起来的（并且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的）社会体制与对货币价值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结合起来，既不安全，也不公正。如果说我们以前的安排运行得很好，亦是不确之词。如果我们打算继续把社会中的自愿储蓄吸收到“投资”上来，那就必须得把储蓄和投资所表现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把它作为慎重考虑之后的国家大政方针来对待；俟之将来，如果遗产法和资产累积率将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的极大一部分，流到那些坐享其成的非活跃分子的手中，那么，就当以别种方式（使得所有形式的财富同等地受到影响，而不仅仅让无辜的“投资者”受到格外严重的打击）来对国民财富进行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