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货币贬值与资本税

Ⅱ　货币贬值与资本税

上一节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为了确保自己入可敷出，会尽可能地利用通货膨胀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但是，通货膨胀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助政府实现目标，那就是通货膨胀可以减轻之前用货币形式来确定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很显然，贬值每继续向前一步就意味着公债的持有者对政府的实际索取额在减少。

我们假设政府（俄国政府可能是个例外）为了确保本节所讨论的这些利益，会有意将其货币贬值，这种看法或许有些刻薄。一般来说，它们是出于必要而不得已这么做的，或者说它们自己认为是这样。财政部需要为一些突发性的财政支出筹措资金——比如战争的需要或者因战败而需要支付赔款——这可能是通货膨胀最初的原因，至少是一时之间的临时起因。但是，货币之所以持续地贬值，或者之所以由于临时危机而导致的货币价值下降的局面被长期保持下去，一般来说，其最具说服力的原因可以在这样的事实当中找到：把货币价值恢复到它以前的水平将会加重每年固定偿还的国家债务负担，以至政府无力承担得起。

尽管如此，只要货币贬值的反对者准备好了随时面对这种局面——通常他们是不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另外一种替代的办法，那就是征收资本税。本节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在以货币形式固定支付的国家契约式债务一旦超出它所应占的国民收入比例时，对食利者阶层索偿权进行适度调节的这两种方法的另外一种特征。

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积极活跃、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都不会认同食利者或债券持有者阶层应当拥有超过其应得的某一比例之外的劳动果实。一旦债台高筑，超出了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它通常就会以下面这三种可能的办法来予以纾解。第一种办法是拒偿。但是，除非它是伴随着一场革命发生的，否则这个办法就显得过于野蛮，而且是蓄意为之，其影响也过于恶劣了。受到侵害之人很快意识到这种侵害的发生，随即就会大声地或谴责或呼吁；因此，在西欧国家没有爆发革命的情况下，解决西欧国家的内债问题可以排除使用这种办法。

第二个办法就是货币贬值，即法定贬值。在欧洲近年来的各交战国中，这种权宜之策已经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予以推行，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债务负担减少在50%和100%之间。在德国，通过这种手段，国家债务几乎已经消弭于无形，债券持有者失去了一切。在法国，如果法郎还维持在票面价值上的话，实际债务负担较之于应该承担的，尚不足后者的三分之一；而在意大利，这个数字只有四分之一。那些小额储蓄者受到的损失比较微小，对于货币的大幅贬值，他们平静地接受了下来，因为经验表明，政府蓄意地以较公平的手段从他们手中取走一部分财产，与推翻政府从而带来一场大规模的掠夺相比，还是可以忍受的。

不过，这样的事实很少能从好的方面来为这种权宜之策进行合理的辩护。它所带来的间接的害处是很多的。这个办法不是根据等级规模在财富的各个阶层之间对损失进行分摊，而是把所有的负担都加在了以固定利率收取利息的公债所有者们的身上，它不但放过了企业资本家，甚至还使他们发财致富，而小额储蓄者和拥有大笔财富之人一样，都受到了损害。它所遇到的抵制最小，而且也没有哪个个人会为此承担责任。可以说，当政治机体要进行自我治疗而退缩时，这种补救办法就会悄无声息地运行起来。

剩下的这个办法，就是科学、便捷地征收资本税，而它还没有被大规模地尝试过；而且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尝试。这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审慎之法。但是，要解释起来却颇有些困难，而且由于它与人们内心深处追逐金钱以自我保护的本能彼此冲突，所以，人们对它持有很强烈的偏见。除非患者理解并且赞同医生进行大的外科手术的用意，否则的话，他是不会屈从的。

一旦货币贬值开始奏效，若欲重新探索一条辅之以资本税的新道路，这种政策并不明智，而且可能也很难实行，对此我不应该赞同。但是，如果债券持有人所要求的收益显然已经超过了纳税人可以承受的限度，而且如果还有时间让我们在征收资本税和进一步贬值的政策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从便利和公平的角度考虑，对资本征税一定更值得我们选择。与征收资本税相比，货币贬值之法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缺陷，对于那些财富是以法定货币的受偿这种形式持有的人们来说，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完全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而这些人在资本家当中则是相对较为贫穷的资本所有者。它的影响所及完全不分阶层；落在小额储蓄者头上的负担和落在大笔资金所有者头上的负担一样的沉重；同时，由于那些我们在第一章所给出的原因，它还会使企业资本家阶层获益。不幸的是，小额储蓄者因货币贬值几乎损失殆尽，他们正是对征收资本税最为警觉的那一类保守分子；而另外一方面，企业家显然更青睐贬值，因为这对他们打击不大，而事实上还可能让他们变富。综合这两种因素，一般的结果将是这样的：国家会更倾向于支持不公平的、充满灾难性的货币贬值，而不是科学的、严谨的对资本课税。

有这样一派受人尊敬而又颇富影响的舆论，它猛烈地抨击对于上述那些权宜之策的采纳，强烈地谴责法定贬值和征收资本税，理由是这些政策破坏了契约神圣不可侵犯的古训；对于既得利益，它表示尊重，因为除了法定贬值和对财产强制征税之外的任何一种替代形式，至少都是具有合法性并且是符合先例的。然而，这些人却忽视了所有社会原则中最大的原则之一，那就是在个人的违约权利和国家对既得利益的控制权利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区别，乃是它们所力求维护之物的最大的敌人。这是因为，除非国家对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合约拥有重新修订的自由裁决之权，否则的话，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确保个人之间契约的完整性。利滚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既得利益不断地累积，持续数代人而没有丝毫减轻的话，一半人口的处境与给另外一半人口做牛做马并没有什么分别。在战争期间，对于国家来说，借款要比征税更容易，这一事实也不可能让纳税人永远成为债券持有者的奴隶。那些认为国家在这些事务中与个人的处境并无分别的人们，如果按照他们的道理，他们就不可能会让个人主义的社会存续下去，这个社会要想继续下去，就必须恪守中庸之道，对任何信条都不能过于极端。

如果经验表明很多保守的银行家并不认为把对于财政问题的公共讨论从逻辑层面转移到所谓的“道德”层面多么合乎自己的身份，而且也不认为这样就节省了不少脑力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可能值得信赖。在道德层面这样的思想领域，既得利益可以不经辩论就取得对公共利益的胜利。但是，在危机四伏的过渡时期，这些结论就经不起推敲，不值得我们去追随了。对于人们在日常事务中为谋求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安全性而采取的行为，其重要性国家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但是，当重大决策需要做出的时候，国家就是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它是以扩大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因此，一旦我们进入了国家行为的范畴，一切都要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来重新被思考和权衡。在所有的时代，遗产税、所得税、土地所有制度、经营许可权、竞技规则、法定宗教制度、封建特权、奴隶制等等之类的变化，无不受到过契约至上主义者们的谴责，他们才是真正孕育了革命的人。

在我们本国，征收资本税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债券持有者收益的大幅提升是否超出了纳税人从长期来看所能够支撑的限度，而之所以他们的收益会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原因正在于这样的事实：通过借贷而不是税收来满足战争费用的一时之需要更加容易，而且可能也更加便捷。遗产税、所得税以及对非劳动所得征收的附加税，这些税种税率如果比较高的话，则债券持有者的净收益将大大减少[12]，那么，对当前这样的情况就会有所改观。虽然如此，战争刚一结束，对劳动收入征收的标准税率如果没有达到6%～10%这样在平时比较普遍的水平，似乎常规预算就很难实现平衡，当此之际，对资本课税看起来是必要之举。时局不安，的确显得越发诡谲多变。如何才能找到解决之法实现常规的预算平衡，仍在未知之数，而且常规预算极其依赖于英镑价格稳定在什么样的水平之上。如果英镑的价格水平大幅下挫，那么无论是出于谋求恢复旧有的金本位制度的政策，还是其他的原因，对资本征税可能都势在必行。不过，如果英镑的价格稳定在诸如战前水平的80%～100%——在其他基础上可能也有值得期待的解决办法——而且如果该国能够逐渐恢复繁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既不进一步对劳动收入征收重税，也不对资本征税的情况下，实现我们未来预算的平衡。从实际执行的角度观之，对资本征税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不会招致过多反对，而开征任何同样规模的新税种都会遭遇比这要大得多的反对意见。虽然是这样，它还是和其他所有的新税种一样，要想没有任何阻力就把税给收上来，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其本身而言，如果只是用它来取代具有同样税率的已有税种，就不值得对它如此抬爱。要在过去的积累和当下努力的成果之间进行税负上的调整，征收资本税可算得上是最公平、也最便利的方法了，不管在什么时候，站在国家的角度言之，打击后者的积极性总是不可取的。判断征收资本税这种办法是否恰当，不应该根据它自身，而应该根据其他那些也可以予以实施的办法来评判。经验表明，社会的积极力量从长远来看不会对既得利益做出过大的让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即便在这个方面没有做出必要的调整，在其他方面也必然会跟上，不征收资本税，可能就会使用货币贬值的办法。

有几个国家，其现有的内债负担已经使货币贬值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如果我们拿法国的局势作为参考，那将有助于对这种情况做出充分的说明。法国可是各类绝对主义者的大本营，因此它也迟早会迈入混乱的深渊。这个国家危如累卵的财政状况如下：

在1922年年底，先把法国的外债完全排除不计，它的内债已经超过2500亿法郎。为接下来的时期所做的预算需要进一步借款，除此之外，还有由政府保证的在经济重建方面的贷款，两者综合起来，到1923年年底，会使法国的内债总额达到大约3000亿法郎。此项债务的利息每年就高达180亿法郎。在1923年法国暂定的[13]预算下，其总的常规收入估计只有230亿法郎左右。也就是说，以1923年早些时候的法郎价值来算，光这项债务的利息一下子就把几乎全部税收收入给拿走了。由于在一般预算当中其他的政府支出（即抛却战争津贴和未来用于重建的费用之外的政府支出）一年中不能低于120亿法郎，所以即便我们假设1923年之后非常规预算中的未来支出皆由德国承担，法国的税收收入必须永久性地提高30%，这才能够既可以支付债务利息，又能满足那120亿法郎的必要的政府支出。而我们的这个假设不可能与现实相符。不过，如果法郎贬值到（比如）100比1来兑换英镑的话，这120亿法郎的一般性政府预算还是可以实现平衡的，只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实际收入比1922年稍微多征收一点税收就可以了。

在这种环境下，要想一点儿也不要货币继续贬值所提供的帮助，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一定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对于那些仍然在严肃地讨论把法郎恢复到其先前的平价上去的人们，这又情何以堪？如果确实恢复到先前的平价水平，则统一公债所造成的已经无法忍受的债务负担还会再翻上3倍。法国的纳税人若能安然接受这样的结果，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即便奇迹真的出现，法郎被拉回到之前的平价上，那它也不会稳定在这样的水平上不变。因政府入不敷出而不得不发起的新一轮通货膨胀，一定会把法郎的价格重新拉下去。而且，我之前所做的假设是完全取消法国的外债，1923年之后由德国承担起来这非同一般的预算负担，但是这样的假设与当前的预期完全不符。单就这些事实而言，法郎不可能恢复到它之前的价值上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到了一定的时候，法郎必然要在或增税，或减支，又或者降低所欠统一公债持有人的资金规模之间找到某种折中的办法。法国公众一贯会认为，加大货币贬值这个药方比起公平设计出来的资本税来，后者显得过于保守、过于循规蹈矩，而且还是代表着小额储蓄者的利益的；政府可以把货币贬值之责归在德国人的“不怀好意”或伦敦与纽约奉行的金融马基雅维利主义头上，而对资本课税，法国财政部长很难不落下坏名声。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把眼光从财富的生生灭灭、起起落落中转移开来，长期来看，法郎的价值既不取决于投机或贸易余额，甚至也不是法国在鲁尔区所采取的冒险行为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法国纳税人愿意从他们的劳动所得中拿出多少比例付给法国的食利者阶层。法郎汇率水平会一直下降，直到要给予食利者的以商品衡量的法郎价值下降到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与这个国家的习惯和心态相一致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