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金本位制度的恢复问题

Ⅲ　金本位制度的恢复问题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当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对外汇率的稳定二者无法兼顾时，大体上来说，前者更为可取；而如果偶然遭到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的两难之境时，可能比较幸运的一点是，为保全前者而牺牲后者，是遭受抵制最少、最便利的一个方法。

恢复金本位制度（而不论是按照战前的平价，还是按照其他某一比率），当然不会使我们的国内价格水平达到完全的稳定态势，即使所有其他的国家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也只能使我们取得汇率上的完全稳定局面。因此，恢复这一本位制度是否明智，整体而言，取决于它是否能使我们在国内价格水平稳定和汇率稳定这两个理想目标之间，取得一个可行的、最为适当的折中方案。

那些赞成金本位制度而不主张实行更为科学的其他本位制度的人，其理由乃是建立在以下两个论点之上：第一，黄金提供的是一种相当稳定的价值标准，过去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因此将来也仍然会是这样；第二，由于货币管理当局过去实际上的表现一贯地缺乏智慧，因此对于通货的管理，早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和怀疑主义携起手来，结合到了一起，它们常常都是这样的，相伴而生，彼此结合。可能这里还有着某些迷信的成分在；因为黄金附丽在其色泽和形态上的魔力，迄今尚未丧失。

在19世纪风云变幻、纷繁芜杂的世界里，黄金在保持其价值的稳定方面能够独善其身，取得相当的成就，的确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后，黄金的价格逐渐下跌，已到了危险的境地；而在南非的金矿得到开采之前，黄金的价格逐渐上涨，又已到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在这每一次的危险当中，它却总能化险为夷，保全自己的信誉。

但是，未来不一定是过去的重现，世易时移，情况会大为不同。大战之前，种种特殊的情形使它得以保持着这样一种均衡态势，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种均衡态势于此之后仍将继续保持。要想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先来分析一下，黄金何以能够在19世纪表现得如此令人感到满意，其基本原因到底又有哪些呢？

首先，有关金矿的发现这个方面的进展，恰好与其他方面的进展步调上大体一致。当然，这种一致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因为在那个时期的进展，其特征就在于对地球的表层逐步进行开发，在那样的情况下，较为偏僻地区的金矿床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样的历史阶段现如今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距离最近一次发现重要金矿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再无重要金矿发现的消息出现。此后在物质上的进步，将取决于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发展，由此对金矿采掘行业造成的影响也许是时断时续的。采掘黄金之法也许会历经多年而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的改进；过去人们曾做过许多的美梦，希望能够把贱金属变成黄金；也曾发生过许多的骗局，说可以从海底捞取黄金；未来也许真的会出现一位天才的化学家，将这类幻想一一变为现实也未可知。总之黄金既可能会很昂贵，也可能会很廉价。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期待着出现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黄金的价格趋于稳定，这样的想望未免有些过分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类影响，过去常有助于黄金价格的稳定。黄金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之中某一个单一的集体的政策或决策；在所供给的黄金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并未在市场上呈泛滥之势，而是流入到了工艺领域，或流入到了亚洲而被贮藏了起来，这是因为黄金的边际价值是在这种金属与其他事物相对照时，由稳定的心理估价所支配的。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具有“内在价值”，而可以免于作为一种“管理”通货的那些危险。决定黄金价值的那些影响，有着诸般独立的因素，这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稳定因素。世界上众多发行货币的银行皆以黄金为储备金，其间的比率上所存在的随意性和变化无常，并没有就此而形成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因素，实际上，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种稳定性因素。因为当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流向这些货币发行银行相对比较踊跃时，这些银行就可以把黄金准备金率略加提高，以此来从容不迫地对黄金的增量加以吸收；当黄金的供给相对不足时，这些货币发行银行也从来未曾打算把黄金准备金用在其他任何的实际目的上，如此一来，其中的大多数银行对这一变化犹可处之泰然，把黄金准备金率适当下调，也同样可以应付裕如。在南非战争结束到1914年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非洲南部的黄金产量大部分流入了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成为了各中央银行的黄金准备金，对价格发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是，这次大战却引起了极大的变化。黄金自身已然成为一种“管理”通货。西方如今也和东方一样，学会了贮藏黄金；但美国积贮黄金的动机跟印度又大为不同。现如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若然这种贵金属的主要使用者以实际使用为量度来保有它，那么世界上黄金的存量就会大大过剩。美国没有能够让黄金下跌到“自然”价值上来，是因为它无法应付由此造成的黄金标准价格下跌的局面。因此，这就使美国不得不采用一种代价高昂的政策，把矿工们在南非千淘万漉、辛苦采掘出来的结晶体，重又深藏到了华盛顿的地下室里。结果，现如今黄金的价值完全出于“人为”，从此之后，它的未来走向几乎将完全取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黄金的价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之下的产物，它已经不受时运的支配，也不再由众多独立行动的政府当局和个人所决定。即便其他各国逐渐恢复了金本位制度，这种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现在的趋势是采用某种变相的金汇兑本位制，黄金这种物什在人们的钱袋里将会永远销声匿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金本位制度下各国的中央银行真正必要的黄金准备金而言，其需求量将大大低于现有的黄金供给量。因此，黄金的实际价值将取决于三到四个最强的中央银行的政策，而无论这几家银行的行动是独立还是彼此一致的，都是这样。否则，有关黄金在准备方面以及流通方面的使用，如果恢复到战前的传统方式上去——在我看来这方面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前一方式小得多——那就会像卡塞尔教授[13]所预测的那样，黄金或许会出现严重的不足，其价值也将逐步提高。

美国或许会通过不再由铸币厂吸收货币这种办法，使得黄金丧失其部分的通货资格，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目前所实行的无限制接受黄金输入的政策，作为一项临时措施而言，也许可以认为是有它的理由的，它能够让我们保持传统上的习惯，增强安然度过过渡时期的信心。但是，如果把这种措施作为长远的计划，那就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愚蠢的浪费之举。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意在将美元价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而不管黄金的流入或流出，那么它继续不断地吸收黄金，而这种贵金属对于它是既无需要，代价又无比高昂，如此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美国的铸币厂不再吸纳黄金，那么除了这种金属的实际价格之外，它在其他所有方面的活动，就仍然和之前完全一样，一切如常。

因此，对于未来黄金价值的稳定性所存的信心，取决于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它也许会采取愚蠢透顶的下下之策，继续吸纳黄金，而这黄金对它来说实在并不需要；也许它会变得聪明一些，吸收了黄金之后，还使这些黄金维持在某一固定的价值水平之上。公众对此完全一无所知，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则了如指掌，在这两方的共同研商之下，或许我们可以得识事态的真容。但是，形势一日三变，极不稳定；对于那些关于将来要采取哪一种本位制度仍然处在观望之中的国家来说，局势不容乐观。

对于那些主张恢复绝对金本位制度的人们来说，上述关于黄金稳定问题的前景的讨论，可以部分地回答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观点，即认为这是避免“管理”通货危险的唯一办法。

世故精明的人们饱尝过往的经验教训，很自然地会认为，此时最为紧要的是确立一种跟财政部长和国家银行均无瓜葛的价值标准。当前的事态为政治家们的无知和轻浮提供了极为充裕的表演空间，极有可能由此而造成经济领域内颇具破坏性的后果。我们现在感到，政治家和银行家们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素养所具有的总体水平，要使具有创新性的规划能够在他们手里顺利进行而没有大的瑕疵，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实际上，之所以要努力地稳定汇率，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限制住财政部长们的活动，不让他们再自作主张地折腾下去。

这些就是人们对新的举措犹疑不定、畏葸不前的原因所在。人们不过是根据其过去的经验来评判这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能力，但是据此来做出这样的评判却有失公道。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那些非金属本位制度，无论我们把它们说成是什么，这些制度都不是在冷静的态度之下所做的科学试验。对它们的采用，就其事实而言，均非得已，都是战争或税收膨胀所造成的结果，当是时也，国家财政已然陷入崩溃之境，或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当时局势的能力，采取这样的措施只不过是在迫不得已之时所采取的最后手段罢了。在这般情势之下，这样的举措成为灾难来临的伴奏曲和前奏曲，实在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据此就推断出在正常情况下采取这类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对价值标准的调节是一件多么难以处理的事，因为许多其他任务和这类举措相对比时会发现其社会必要性要低得多，而我们也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件事呢？

如果真有那么一位高高在上的神灵眷顾着黄金，或者说，如果造物主真的已经为我们预备下了一套现成的、稳定的本位制度，那么，我是绝不会在对它略加改进之后就试着把这套制度交到银行董事会或政府手中进行管理的，它们很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弱点或愚昧无知而把事情办砸了。但是，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假设不是现实，并没有这样现成的本位制度存在。经验表明，每当危急关头，我们是无法限制财政部长们的活动的。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世界，到处都是纸币和银行信贷的天下，面对“管理”通货，我们无处可逃，这种情况并不会因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而有所改变；纸币是否能够兑换成黄金，并不会改变黄金的价值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一事实。

前述最后一点，值得我们稍作深思。它与我们在大战之前所学习和教授的黄金储备原理大相径庭。我们过去常常这样认为，没有哪一家中央银行会如此铺张无度，保有超过其需要的黄金数量，也不会有哪一家中央银行会如此轻率不智，让它的黄金储备低到它应该保有的数量以下。黄金会时不时地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或者被运送到国外；经验表明，这些地方所需要的黄金数量与中央银行的负债大体相合；为了预防万一，也为了提升公众的信心，银行方面必然会把准备金的比例提得更高一些；而至于信贷的扩张，则应主要参照这一黄金准备比率随时加以调节。就拿英格兰银行来说吧，在黄金大潮的起伏之中，它也随之而动，并不横加阻遏，听任黄金流入流出，让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不使任何有关阻止价格造成影响的观点对它有所抑制。但是，在大战之前，由于人为的因素，这种体制已然有些不够稳定。随着时间的逝去，黄金准备率的这个“数值”逐渐与事实脱离了关系，而基本上成了一种因袭的常规。某一个其他的数值，无论是比现在这个比率高还是低，原也皆可同样胜任。[14]是大战打破了这一因袭的常规；原因在于，黄金退出实际流通领域，摧毁了处在这一常规背后的一个现实因素，而纸币的不可再兑换成黄金，又摧毁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时候，根据黄金准备金率这个已然失去其全部意义的数值来对银行利率进行调节，就实在有些荒谬不堪了；过去10年，已经演现出来了新的政策。现在的银行利率，无论其如何不够完善、如何存在缺陷，都是为了企业的稳定和价格的平稳而被用来调节信贷的扩张和紧缩的。而至于用它来取得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则是战前政策的遗风所致，要知道这一目标与国内价格的稳定这个目标彼此是不一致的，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希望在这两个不相一致的目标之间取得某种折中。

那些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人们，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对原来的方向有所漂移这样的演变状况，不一定有着充分的了解。如果恢复金本位，那么关于银行利率，是不是也要回归到战前的概念上去，让黄金的跌宕起伏按其所喜而对国内价格水平任意摆布、玩弄花巧？再者，关于信贷循环对价格稳定和就业的严重不利影响，是不是也将听任自然，不再从中做出努力，加以节制呢？又或者，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对现有政策的种种创新举措试验和发展下去，从而对“银行黄金储备率”置之不理，还是如果有必要的话，让黄金准备金堆积起来，使之远远超过实际的需要，或者就让它减少下去，远远低于必要的储备量呢？那些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人们，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说实话，金本位现在已经是野蛮遗风的残余了。我们所有这些人，从英格兰银行总裁以降，现在所主要注意的是该如何保持企业、物价和就业的稳定，当这些选择使我们陷入两难之境时，我们绝不会刻意牺牲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来迁就那过时的教条，那种东西过去曾值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又何必理会。那些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人们没有观察到，这个制度离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相去已是何其之远。一种在管理之下的非金属本位制度，已经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悄然溜了进来。这种本位制度已经赫然成为事实。就在经济学家们打瞌睡的空当，那个百年来学术上的梦想，脱去了它那峨冠与华服，穿上破衣烂衫，在离经叛道的财政部长们的引导之下，悄然进入了现实的世界，这些部长们时常因此而受到指责，但是这比起那种循规蹈矩、墨守成例的作风，却总是要有效力得多。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那些主张恢复使用黄金的开明之士，例如霍特里先生[15]，才不欢迎黄金复归而重新成为“自然”通货，这些人士坚决主张要把它变成“管理”通货。他们只允许黄金复归之后，成为一名宪政君主，把它在古时候的专制权力一概褫夺，强迫它接受银行们的国会所形成的意见。那些起草热那亚会议决议中有关通货部分的人士，盘踞在他们脑海中的，主要也就是霍特里先生对黄金问题所坚持的主张。他是这样打算的，“各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彼此之间应保持持续的合作关系”（决议第3条），应把以金汇兑本位制度作为基础成为国际通例，“目的在于防止黄金购买力过度波动”（决议第11条）。[16]但是，霍特里先生并不赞成在不管“对于黄金购买力将来出现的困难是否做好了防护准备”的情况下，就来恢复金本位制度。他也承认，“国际合作是很不容易推动的，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目前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应该是集中力量于英镑之上，确保英镑对商品的稳定，而不是把英镑绑缚在对一个前途变幻莫测的金属的关系之上。”[17]

面对这一类主张，我们很自然要问的是，把黄金这件东西扯到这个计划里来，又是何必呢？很显然，之所以霍特里先生支持这种折中主义的路线，主要还是出于情感和传统势力的影响，英国人宁愿把君主的权力一概剪除，也不愿把君主本人送上断头台。但是这一点他可没有言明，而是另外列举了三点理由：（1）必须用黄金作为一种流动储备来清算国际债务；（2）在不与旧制度完全脱离开关系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计划下可以进行实验；（3）必须对黄金生产者的既得利益加以照顾。不过，这几个方面在我自己于下一节所给出的建议中基本上都会谈到，所以这里暂且不做深究。

另外，有些人对通过国际合作来维护秩序抱持着虔诚的希望，希望以此来恢复金本位制度，我却认为，这种想法本身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世界黄金储备的现行分配状态之下，若是要恢复金本位制度，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关于价格水平的调节以及信贷循环的处理这些方面的主权，将它拱手让给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便联邦储备委员会与英格兰银行之间建立起了最为亲密、最为诚恳的合作关系，但是，在权力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仍将会占尽优势。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可以不把英格兰银行放在眼里而我行我素。但是，如果英格兰银行竟敢不把联邦储备委员会放在心上，那它就要吃尽苦头了，随着情况可能发生改变，黄金的储存量很容易就会出现过剩或不足，英格兰银行对此是束手无策的。此外，我们事前即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人必然会猜忌有加（因为这正是美国人的性格特点），会认为英格兰银行为了英国的利益而干预他们的政策，或是对美国的贴现率进行操纵。到那个时候，世界上过剩的黄金储备量可能会蜂拥而至，徒然增加我们的费用负担，对此我们不能不未雨绸缪。

在当前的环境下，贸然实行金本位制度，把我们行动的自由权利拱手让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可称得上是轻率鲁莽之举。在危急关头，如何勇敢、独立地采取行动，对此我们尚且缺乏足够的经验。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如何摆脱来自局部利益方面的压力；但是，它能否全部实现其目标，在我们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它仍然有可能屈服于低息贷款运动的威力之下。这个时候，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英国的行为产生疑虑，那么它的地位绝不会因此而得到加强，恰好相反，这反而会大大削弱它在抵御民众的鼓噪方面的地位。除此之外，如果英美两国采取了相同的政策，撇开政策上的弱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之外，这样做对双方是否一定有利，也同样是一个未知之数。在大西洋的两岸，关于信贷循环和企业形势的发展，两地之间有时会出现云泥之别。

由是观之，我以为，价格、信贷和就业的稳定方才是重中之重，而对于那已然过时良久的金本位制度，我却毫无信心，它过去确也曾对经济形势的稳定有所贡献，然而，时过境迁，一切都不同了，这一制度在今天是否仍然能够略有微劳，我表示怀疑，因此，我反对恢复战前的那种金本位制度。同时，对于霍特里先生所建议的方式，让我们和美国一起来“管理”金本位制度，此法是否可取我亦表示怀疑，因为关于旧的制度下许多的弊端，它仍然未能摆脱，而原来的一些长处反而不见了，而且，这一方案还将会使我们过于依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和意图，不得不屈身事人，仰人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