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工资劳动者

工资变动滞后于价格变动，因此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所得在价格上涨时期总会有所降低，这已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老生常谈。在过去，情况大抵如此，即便在现在，对某些部门的工人来说，要改善他们自己处境相对不佳或组织较差的地位，情况可能依然是这样。但无论怎么样，在英国，也包括在美国的工人，就某些主要的部分来说，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具体的情势，结果不但所获得的货币工资在购买力方面同以前所获得的一样，而且还能够在实际上有所改善，使工资的增长与工时的缩减相结合；以英国为例，这样的情况是在整个社会总财富有所减退时实现的。而这种反常现象并非偶然所致，其间有确切的原因可供探究。

某些部门的工人——铁路工、矿工、码头工人，等等——为了确保工资上涨，在工作的组织上较以前更为先进。可能是破天荒头一次，在战争的历史上，军队的生活相对于传统的要求标准，在很多方面都有提高，士兵们穿戴普遍比以前好，饮食方面也常常好过工人阶级，他们的妻子除在战时享受离居津贴，就业的机会比以前有所增加之外，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有较大的提升。

尽管这些影响足以刺激工人要求生活改善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的超额利得这一因素，还是会缺少达成目的的手段。企业家财源广进，连绵不绝，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所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商业的正常利润，这一点让他们容易招致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来自他们的雇员，而且来自一般的公共舆论；而要使他们去满足这些压力的要求，并无财务上的困难。实际上，他们也是愿意付出一笔赎金，将所得的横财与工人们同享，以便息事宁人的。

这样，大战之后的数年间，劳工阶层改善了其相对地位，除了那些“暴发户”之外，这一点与其他阶层形成了对比。在有些重要的情形下，他们甚至还改善了其绝对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只需工作更少的时间，却提高了货币工资；虽然物价更高，但是有些部门的工人就完成工作每一个单位所得的实际报酬而言，较之以前也更高了。而这种情况虽然为我们所想望，但它是否稳定，则非我们所能逆料，除非我们能够对劳工阶层报酬增长的来源予以准确地把握。我们想知道，工人收入的增长情况，是源于决定国民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的经济因素的永久性改变呢，还是因为通货膨胀以及由之引起的价值标准的变动所带来的某种暂时性的、终将耗竭的影响所致？到底鹿死谁手，着实颇费思量。

价值标准的极度紊乱遮蔽了实情，某一个阶层一段时期内所得的好处，暗地里则是以另外一个阶层的损失为代价的，只是还没有马上遭到对方的反抗罢了，而这种反抗迟早会来。在对实情不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当前消费中花掉的，乃是它认为需要用在未来投资上的那些储蓄；它甚至会侵害到现有的资本，或者无法有效地制止该国的货币贬值。一旦货币价值开始大幅振荡，那么资本和收入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迷离起来。它会使一个社会坐吃山空，以资本为生而不自知，而这正是货币贬值的积弊之一。社会资本品的货币价值不断提高，暂时遮蔽了实际存货量的缩减。

萧条时期的到来，不免使得劳工阶层受到不利的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失业，而不是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且有国家对失业的救济，这种情况当不至于变得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时期，货币工资自然会随着物价水平而下降。但是，1921—1922年的萧条并没有逆转、或者大大降低了劳工阶层相对于中产阶级所具有的优势。与战前相比，若然把工时缩短这一因素考虑在内，1923年英国的工资率显然要比生活费用要高得多。

德国和奥地利也同样遭受了货币价值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在程度上较英国或法国则远为剧烈，它把这艰难时势的沉重负担加诸在了中产阶级身上，到目前为止，劳工阶层是绝对没有承受起完全相宜的那一部分负担的。如果德国的大学教授们当真对煽动战争气氛负有一定责任的话，那么，这个阶层已经受到了惩罚。中产阶级所遭受的这种遍布欧洲的困厄，其影响渐渐累积起来，必将会造成科学和艺术的衰败。要知道，那些精美的事物多半是从这个阶级手中涌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会以一种对投资者极为不利的方式来分配财富，这种方式对企业家则非常有利，而且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可能还会对工资劳动者也颇有好处。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最为惊人的后果，乃是对那些对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威高度信赖，从而将他们全部的储蓄都以货币所有权的形式而不是以其他实物的形式来持有的人所造成的不公。而且这种巨大的不公还带来了更为深重的后果。由于这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是以所有阶级的消费缩减为代价，而是以资本积累降低为代价，所以，我们上面的讨论也就意味着欧洲财富生产水平的下降。此外，通货膨胀不仅削弱了投资者阶层储蓄的能力，而且也摧毁了人们愿意进行储蓄的信心。然而，要想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准，一定比例的资本积累又是人口增长所必需的。就英国接下来许多年的情况来看，且不说现如今出生率一直在走高（目前每日出生人数接近死亡人数的两倍），每年将要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人口数超过25万，这个数字比退出劳动市场的人数大得多。对于这些新增劳动人口，要想使他们的生活水准维持在和之前的劳动者相同的水平上，我们需要的就不止是市场的扩大，还需要资本设备投资上一个台阶。为使我们的生活水准不至于恶化，国家资本的增加一定要赶得上国家劳动供给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在当前情况下每年至少要新增储蓄2.5亿英镑。[13]19世纪那些对储蓄颇为有利的条件，尽管我们对之多有讥嘲，但是，它们的确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各阶层之间先前所存在的这种平衡被打乱，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货币价值的变化上来，这可能使那些有利于储蓄的条件遭到破坏。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第二节看到的那样，在以法定货币表示庞大的国家债务的当今来观之，通货紧缩经常会打破原来的那种平衡，迄今为止，这种平衡乃是以使社会中的生产阶层不堪税收重负，而对食利者阶层颇为有利的另外一种方式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