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货币贬值对通货紧缩
缩减一国通货的数量与其所需要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购买力这两者之间的比率，从而增进根据黄金或商品而计的通货的交换价值，这样的政策，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货紧缩。
把一国的通货的价值稳定在其当前价值附近的某一点上，而不加考虑其战前的价值，这样的政策我们可以称之为货币贬值。
一直到1922年4月召开热那亚会议时，公众对这两个政策还是不大能够进行清楚的区分的，只是在后来才对这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逐渐有了认识。即便在今天（1923年10月），也几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明确地表示，对于其通货价值，到底要采取哪一项政策，是对之加以稳定呢，还是要加以提高。国际会议[2]所给出的建议是在现有的价值水平上稳定通货的价值；而很多国家的货币的实际价值却是在不断下降，而不是在上升。但是，从其他的迹象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的国家银行无论在国家通货政策方面进行得顺利与否，顺利的如捷克斯洛伐克、不顺利的如法国，在其内心深处，未尝不希望提高它们的通货价值。到目前只有一个国家在稳定通货价值方面迈出了切实的脚步，这个国家就是奥地利。
反对通货紧缩的简单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通货紧缩不是人们想要的，其本身并不受人们欢迎，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总是有害的，它会使现行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化，会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这种财富上的重新分配不但会对企业不利，同时也不利于社会安定。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通货紧缩所引发的财富转移，是将财富从社会的其余部分转移到食利者阶层和所有的货币持有者手中；这和通货膨胀引发的情况适成相反之状。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它将会使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商人、制造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中，从经济上比较积极的人手里转移到不积极的那些人手里。
但是，通货紧缩所造成的主要的持续性后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阶层则可由此而分肥；而处于此过渡时期还会带来另外一个更为猛烈的干扰因素。如果采取逐步提升一国货币价值的政策，根据商品来衡量时，使之比当前价值提高（比如说）100%；这就等于给每一位商人、每一位制造业者发出通知说，在某段时期，他们手中的存货和原材料将会稳定而持续地发生价格下跌的现象，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来的资金为自己经营的事业融资的人说，他迟早会在其债务关系上造成100%的损失（因为对于他所借入的资金，若以商品来计，必须要以加倍的数量进行偿还）。现代企业基本上都是靠借入的资金建立和运营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它们势必会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位企业经营者来说，暂时退出经营总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而对于任何一位意欲有所开支的人，此时尽可能地推迟这样的支出行为，也总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精明世故之人会把他们的资产转化为现金，摆脱一切风险，停止一切工作活动，赋闲在自己的家园，静待其现金价值向着自己预期的方向稳步提升。如若人们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的预期，这已经是相当糟糕的事了；而一旦发生对通货紧缩的确定预期，那就会大祸临头，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现代企业界对于货币价值向上趋势的波动，比之于对它向下趋势的波动而言，其内在的机制会更加不相适应。
其次，即便通货紧缩在很多国家当真是人们所想要的，实际上也根本无法做到；也就是说，要使通货紧缩力度之大足以将通货的价值恢复到战前的平价上去，这样的程度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这将会使纳税人的负担达到其难以忍受的程度。这种在实践上的不可能性或许会使得这项政策最后趋于无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它将会妨碍到另一种政策的实施，这会延长不安定状态和严重的季节性波动持续的时间，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它还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干扰。现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仍然是要把它们的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的平价上来，这一事实阻碍了在这些国家进行有关通货改革的任何合乎理性的探讨。有些人——在金融界像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别有用心，故意把这种政策说成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胡说一通，以乱视听。在意大利，正确的经济观点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已经相当成熟，足可供实行通货改革来采用，但是，墨索里尼先生却施加威胁手段，出言恫吓，要把里拉强行提升到它以前的价值水平上去。对于意大利的纳税人和意大利的企业来说，可幸的是，里拉对独裁者的话充耳不闻，而独裁者亦无法使它俯首帖耳。但是，这样的空言却可以推迟积极切实的改革；尽管人们也许会感到诧异，这样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何以会提议施行这样的政策，虽然他是在一种虚张声势、热烈浮夸的态度下谈及这类建议的，但要知道，这种建议若以另外一种意义相同的措辞来表达的话，内容不外是这样的：“我们的政策是要把工资拦腰斩半，把国家债务负担提高一倍，把西西里输出橘子和柠檬时的价格减少50%。”
只有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个虽然不大却已经足够的范围内完成了这一实验。比较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既无内债负担之虞，也没有沉重的预算赤字在身，所以它才能够在1922年推行其财政部长阿洛伊斯·拉辛博士（Dr.Alois Rasin）的政策，利用某些对外贷款的收益来提高捷克克朗的兑换价值，使之在前一年曾到达的最高汇率上增加到原来的近乎三倍。这一政策让捷克斯洛伐克付出了工业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代价。它为什么要这般作为呢？我不知道。即使到了现在，捷克克朗也还不到其战前平价的六分之一：而且它始终都不稳定，一旦出现季节性变化以及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它就波动不已。那么，这种升值的过程是要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吗？如果不是，那又将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才会实现稳定的局面？与欧洲任何国家相比，捷克斯洛伐克都有着更好的条件在稳健而固定的币值之上来建立其经济生活。它的财政是平衡的，信用也很好，国外资源充裕，而且不会有人因其使克朗贬值而责备于它，这一政策的失败并不是它自身的问题所致，也不是由哈布斯堡王朝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它以一种严谨的态度，追求一种错误的政策，南辕而北辙，它的工业陷入停滞，币值标准依然波动不止，皆自取也。[3]
因此，要把欧洲多国的通货恢复到战前的黄金平价上来，不但不值得为我们所期待，实际上也是无法办到的；然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欧洲国家把这种既不值得期待、实际上又无法办到的事情作为它们中大多数国家公开宣布的政策呢？我们可以细究一下，它们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理由或者论点。以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点：
（1）战争把一国通货的金值压低了，现在如若听任它处在这样的低水平，那么对于食利者阶层和其他以货币而计的固定收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毁约行为；而恢复通货价值，却是履行债务的磊落之举。
通货价值下降对于那些持有战前定息证券的人来说，势必造成损失，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要做到真正的公正无偏，恐怕还不仅仅是恢复他们货币收入的黄金价值，而且是要恢复其货币收入的购买力，但这一价值尺度却无人提及；至于名义上的公平，实际上并没有受到破坏，因为当初投资之时使用的并非金块，而是当地的法定货币。尽管如此，对于这类投资者若能区别对待，另行处理，虑及公平与满足合理预期之便利，那么若以此原则行权宜之计，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极佳的榜样来。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时公债的大规模发行早已将战前定息证券的持有量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而整个社会也已经与新的局势大体上相适应了。使用通货紧缩的办法来恢复战前持有的证券的价值，意味着会同时提高战时和战后发行的证券的价值，从而也就提高了食利者阶层的总的债权，使得其收入不但超出了其应得的那部分，而且使其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扩大至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当此之时，如若再用公平的尺度来正确地衡量一下，会发现公平已经滑向了另外一端。现在有待清偿的货币契约，签订之时绝大部分的货币价值与现在的价值水平比较接近，而与1913年时的价值则相去甚远。其结果是，为了给少数的债权人主持公道，却罔顾了对大多数债务人所造成的极大的不公道。
有关这一方面，欧文·费雪教授[4]做出了令人钦佩的阐发。[5]他说，当我们忘记了并非所有合约为求保证公平都需要做出同样的调节，也忘记了当我们正在争论是否应该紧缩通货以保证那些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上签订的合约获得不切实际的公平对待时，在新的价格水平上新的合约正在不断地被签订。如果按照合约的签订时间进行分类，对现在仍然成立的合约数量进行估计，我们会发现，有些合约不过才签订了一天，有些签订了一个月，有些已经一年，有些已经十年，有些则已达百年之久，但是，最近签订的那些合约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存的所有债务，其平均的年代，或者偏向的重心，可能总是更加接近于当下。在大战之前，费雪教授曾非常粗略地估计道，美国的合约签订的时间平均而言大概是一年之久。
由是观之，一旦货币贬值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长到了使整个社会都与新价值相互适应的时候，此时再来一场通货紧缩，其后果要比通货膨胀更加严重。二者皆“不公平”，都会使合理的预期受到挫折。但是，通货膨胀可以减轻国家的债务负担，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投资，在造成偏误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尚能多少有些好处，而通货紧缩则一无可取。
（2）将一国通货恢复到其战前的黄金价值水平，可以提高国家在财政上的信誉，提升民众对前途的信心。
如若一国能够将其通货在较早的时候即恢复到战前的平价上来，那么这个观点是不容忽视的。在英国、荷兰、瑞典、瑞士以及（还可能包括）西班牙，这种说法或许不谬，但是在其他欧洲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不能再这样讲了。在有些国家，即便将它们的法定货币的价值略加提升，也不可能使之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对于这些国家，这种观点是不相适用的。这个论点的基本宗旨在于，要使货币毫不含糊地恢复到其战前平价上来。就拿意大利来说，把里拉定在10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还是6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于其财政信誉无伤大雅；相比较来说，令里拉稳定在10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上，比让其在60和100之间变动不居要好得多。
因此，这个观点只能适用于这样一些国家：其货币的黄金价值与原来价值的差距（比方说）在5%～10%以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观点的真正含义取决于我们打算对下面这个问题如何进行答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将来是否也准备像过去一样，把我们自己牢牢束缚在绝对的金本位上。如果我们依旧认为最好的还是金本位制度，任何别的货币制度都不如它，如果我们对通货前途的“信心”并不取决于它的购买力的稳定，而是取决于它的黄金价值的固定不变，那么长期保持5%～10%这个程度的通货紧缩或许值得一试。此见解同100年以前李嘉图在相类似的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如出一辙。否则，如果我们决定把目标锁定在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黄金平价的固定不变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辩论应该马上结束。
不管怎么样，这种观点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要结论，即对于那些货币购买力减退已经持续很久且极为严重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乃是正确之举，而且要把币值固定在商业活动和工资水平已经对之做出调整的现有价值上下。
（3）如果能够提高一国通货的黄金价值，生活费用的下降将有利于劳工阶层，外国商品就可以在较低的价格下得到，按照黄金来计算的对外债务（例如对美国的负债），在清偿时也可以减轻些压力，相对容易一些。
此种观点纯属谬见，所产生的影响不输于前面两个。这个观点认为，如果法国法郎的价值提高了，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额工资就当然可以多买些东西，用法郎来支付的法国的进口品，价格上就会更加低廉。这种说法实在是大谬不然！假若法郎的价值提高，那么它不仅可以多购入商品，而且也可以多购买劳动力——也就是说，工资水平将会下降；而用来偿付进口品的出口商品以法郎来计时，在价值上会和进口品一样以完全相同的程度下跌。而且，长期来看，当英国向美国偿还其美元债务，因之须将某一数量的商品转移至美国，无论这个数量是多少，最后进行结算时所依据的换算比率，不论是1英镑兑换4美元还是战前的平价，从根本上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一债务的负担取决于黄金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固定不移的——而不取决于英镑的价值。看来，对于货币，人们是不大容易看穿它的真面目的：它不过是一种交易的媒介，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只是不断地从一个人手中流到另外一个人手中，流转来流转去，不断地收进来又被分散出去，聚散无时，最后，当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就从一国财富之中消失不见、杳不可寻了。
为了对本节进行总结，我来引用两位古典大家有关通货紧缩与货币贬值这一议题所做的论断，这两位古典大家就是吉本和李嘉图，一种论断代表了那种或许很正直的政治家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却是错误的名言，另一种论断则以清晰的语调道出了具有建设性的理性的声音。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第11章，吉本认为，公元274年奥勒良热衷于以通缩手段来恢复金属货币的统一标准，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造成7000名士兵丧命的叛乱，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也许会十分自然地想到，”他这样说道，“改进钱币质量的工作则只会和在图拉真的广场烧毁一些废旧账单的行动一样为人民所欢迎。在一个对商业原则的理解还极不完备的时代，采用严酷的极不明智的办法也许完全可以达到最理想的目的；但像这样一种偶然的不满却很难引发起并支持着一场内战。不断征收加在土地或生活必需品上的难以承受的赋税，最后可以激怒那些不愿或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国家的人们。但那情况和不论采用任何方式来恢复钱币的正当价值的做法是绝对不同的。”[6]
在3世纪，罗马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商业的原则，彼时的罗马与20世纪的情况也非全然相同；但是，这并没有使今天的公民们免遭重蹈覆辙的命运。墨索里尼先生可能出于兴趣研读过奥勒良的历史，奥勒良“对民事制度的种种限制全然无知或不屑一顾”，在其实施通货紧缩的那一年里，死于刺客之手，“军队的人感到惋惜，元老院对他厌恶，但是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好战的、幸运的皇帝，他对一个已日趋堕落的国家所进行的改革虽然过于严厉，却是十分必要的。”[7]
李嘉图在1822年6月12日于英国下议院发言时[8]给出了他的观点：“假使于1819年的时候，通货的价值是1金镑纸币14先令，那就是1813年时的情况，那么于通盘考虑、权衡得失之后就会想到，通货价值还是按当时的价值来确定为妥，当时已经订立的多数契约就是以那个价值为依据的。但是，当通货价值在距离其平价的5%的范围以内时，需要考虑的却是，按当时的黄金价格4金镑2先令确定标准呢，还是回到旧有标准。”[9]
同样的内容在其《关于对农业的保护》（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10]中重又得到说明，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是赞成在当每标准盎司下黄金价值4英镑2先令时恢复旧有标准的，但是他同时补充道，如果每盎司黄金是5英镑10先令，“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恢复旧标准，那就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合时宜的措施了，从而对一切现存债务将给以极其猛烈的冲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