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币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

Ⅱ　币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无论是对是错，如果企业界预期价格将会下跌，那么生产的过程就会受到影响；而如果他们预期价格将会上升，那么，生产就会受到过度刺激。价值的标尺发生波动，一点儿都不会改变世间的财富、需求或生产能力。因此，它也不应影响生产的性质与数量。而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即各种不同商品的比较价格的变化，则会影响到生产的性质，因为这也表明，不同的商品并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比率上被生产出来的。但是，一般物价水平（general price level）的变动，情况却不是这样。

对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预期会影响生产过程这一事实，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现行经济体制的特质之上的。我们已经看到，一般物价水平上的变动，也即价值标尺——这一价值标尺将货币借入者（是由他们做出决策来启动生产过程）对借出者（一旦他们将货币出借即不再有所作为）的义务加以确定——的变动会影响到这两个群体之间实际财富的再分配。除此之外，那些积极有为的群体，也即借入者，如果事前预期到了这样的变化，就会抢先采取行动，如果预期的货币价值变化实现时，就将他们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转嫁给另外一个群体，或者从中进一步谋取利益，牺牲另外一个群体。如果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预期到价格将会下跌，那就不妨故意地减少生产，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合算的，但是整个社会则会由于这种被迫的失业而导致贫困。反过来，如果他们认为价格将会上升，那就会广借资金，大兴土木，盲目地扩大生产，扩大到基于努力而获得的实际报酬达到刚好满足社会获得的补偿之外，对他们可能仍然有利的地步。当然，有时候价格标准的变动，尤其是在对这一变化事先没有能预见到的时候，会有利于某一个群体而不利于另外一个群体，其偏颇的程度与这一变化对生产量产生的影响程度相较，也许并不相称；但是积极有为的这个群体对于未卜的前途而言，其行为上的取向当不会出于我上面的描述。[14]简单地讲，这就相当于说，生产的强度基本上是由现行条件下企业家预期的实际利润是多少所决定的。只有当各种利益的微妙调节没有为价值标准的波动所打乱时，这样的判断标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才是一个正确的标准。

为什么现代生产方式要求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和上述所言虽然有关联，但是又截然不同。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由上文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体制的性质当中生发出来的原因，但又被当前生产过程的技术手段给强化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原产地和最终消费地之间天各一方，再加上制造业技术过程的复杂度得到了提升，组织生产所蕴含的风险程度以及这种风险所发生的时间长度，较之于相对规模较小的自给自足社会，都要大得多。即便在农业部门，消费者可以从不同地区得到所需商品的供给，在季节性波动上起到了平均作用，他所面对的风险降低了，但同时，农业生产者的风险却提高了。这是因为，当他的庄稼在产量上低于预期时，他可能没有办法从由粮食短缺而导致的价格提高中对自己进行补偿。这种风险的提高，是生产者为高度专业化带来的其他好处以及市场和供货来源的多样性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能够在不是那么沉重的代价下化解这一风险，需要未雨绸缪，充分地预做准备，此乃现代经济生活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而且这也是迄今为止解决得令人感到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如果这个风险能够降下来，或者如果我们能够为每个企业家设计出一种更好的保险方式，那么，使国家整个生产机器持续运营下去的任务（由此也就避免了失业现象的发生）就会得到大大简化。

这个风险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从生产开始到消费时所必然经历的时间段中一种商品在相对价值上与一般商品物价相比的波动。风险中的这一部分与货币的变幻莫测没有关系，而且一定可以由一些我们在此不作关注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币值不稳定也会直接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在生产的漫长过程中，企业界会发生很多以货币来计的支出——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等——预期到在稍后的某个时期产品售出后较为容易地使货币回笼，这类支出就很容易得到补偿。这就是说，企业界作为一个整体，它一定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地位之上，价格上升时即会有所得，价格下跌时则会有所失。在货币契约制度之下，无论企业界是否喜欢，生产技术总是会为它带来很大的投机意味；如果它不愿意处于这样的地位，那么，生产过程必将陷入困顿。在企业界之内，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投机职能的专业化，其中有一类职业的投机者对于正常的生产者会施予援手，对他们的风险会帮助分担一部分，而这样的事实并不会影响到上述的观点。

现在我们知道，不仅价格变动实际发生时会有利于某些阶层，而不利于另外一些阶层（这是本章第一节的主题），而且对价格低徊产生普遍的恐惧心理时，整个生产过程可能也会受到阻抑。因为如果预期价格将趋于低徊，那就不再会有足够多的冒险者愿意让自己身处投机的“多头”地位，这就意味着企业家将会畏缩不前，不敢参与到漫长的生产过程中去，事先垫付货币支出，事后收回长期的垫付——由此产生了失业。价格低徊这一事实使企业家遭受了损失；因此对价格低徊的恐惧之情，促使他们减少活动，防止亏损，保护自身；然而，正是各个企业家对风险估计的加总以及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决定了生产的活动和就业的水平。

还有足以将事态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关于价格趋势的预期普遍一致，那么在结果上就会有累积之效，最终会达到某一具体之点。如果企业界预期价格会上涨，而且据此行动的话，这一事实会带来价格的一时上涨，而达到某一具体之点，证实了价格上涨的预期之后，原有的预期就会得到特别的强化；如果预期价格下跌，情况与此相类。这样，即便是一个相对微小的初始推动力，都可能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已经有三代经济学家认识到，有一些影响会使货币价值产生向上的持续变化，另外一些则会使其产生振荡变化，后者在初始阶段不断累积，到达某一程度之后，就会为反作用力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是，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对振荡变化的研究都还局限在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最初的突破这个问题上。有些经济学家沉迷于这样的想法之中，认为初始原因总是相同的，在出现的时间点上体现着惊人的规整性。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更合理一些，他们坚持认为有时候是这种因素在作祟，有时则是另外一种原因在发挥作用。

要根治这种个人主义的致命恶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釜底抽薪，将任何能够使得价格上涨或下跌的有信心的预期根本失去存在的可能；或者说，能够做到这样，即使价格发生了变化，也不会扩大事态，不会由此引发重大风险。这是本书的目标之一。设若出于意外或偶然的原因，价格发生了适度的变动，由此发生的后果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在所难免，但财富的数量却不致减少，这样就不会发生严重的扰动。

要想彻底消除这类初始波动带来的一切可能影响，然后又同时取得上述的这些结果，此种希望似无实现之可能。比较合理的补救方法，似乎可以这样：当价格标准方面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听任自然，将会引起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预期时，货币管理当局即当采取步骤，将与当下趋势相反的那些因素调动起来，以抵消尚在襁褓中的这类预期。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消弭预期，避免发生实际的变动，即使实施的效果不能尽如人意，也总比袖手旁观、一切不闻不问的政策要好得多；如果将价值标准拱手让与命运的机缘来支配，刻意使之脱离中央的控制，自不免会发生无可约束的预期，使生产的治理陷入瘫痪或过度兴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上涨和下跌，各有其特有的不利一面。通货膨胀会带来物价的普遍上涨，结果对个人或阶层，尤其是对投资者们会造成不公，因此对储蓄是不利的。通货紧缩会带来物价的普遍下跌，结果企业家们为了避免损失，将会限制生产，而这对工人和企业而言，都不是能带来利好的事情，将造成贫困的后果，因此对就业是不利的。当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二者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如此泾渭分明，后者于借入者而言，也会造成不公的后果，而前者会过度刺激工业生产，同样也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但是，这些后果并没有像前面特别指出的那般严重；因为借入者为了避免受到通货紧缩最坏的影响而自我保护时，总是相对更有办法，所处地位也较为有利；而且工人阶层在市场状况开始好转、身疲力倦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也比市场状况恶化、就业不足的情况下要更为容易、有利得多。

由是观之，通货膨胀有欠公允，而通货紧缩则不合时宜，二者皆非所欲。但是，如果把像德国发生的那种极度恶化的通货膨胀的情形排除之后，那么两者之中更不为我们所欲的似乎是通货紧缩；因为在贫困的情况下再引发失业，比让食利者生活受到挫折要更加糟糕。然而，对于这两种不利情况，应该如何权衡轻重，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大家很容易便可得到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二者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灾祸。以今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观之，正是因为它将储蓄委托给个人投资者，把生产交给了个人雇主，所以才必须有赖稳定的价值标准的存在，若然没有这一前提，资本主义万不能行之有效——甚或根本无可生存。

基于上述这些重要原因，我们一定要打破这样一种深信不疑的偏见，即认为对价值标准的规制，不是可以由人们深思熟虑所能做出的决策。有人认为价值标准问题自有其独有的特征，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与这一特征难以解分的是气候、出生率、宪章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乃是一些天然的原因，或者是众多个体单独行动的综合结果，或者认为除非通过革命，否则无法改易局面；同样基于上述那些重要原因，我们绝不能再存因循之念，绝不能再把价值标准问题列入这样的范畴进行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