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是非常基本的一套理论。它是否与事实相符，无须质疑。[2]虽然是这样，但是这一理论还是常被人误读和歪曲，谬种流传。戈申60年前的名言说：“有很多人，如果不是被某种类似于恼怒的情感所刺激，他们根本就听不进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之间存在着关系这样的话”，言犹在耳，放在今日依然成立。
这一理论是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出来的：如果没有了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并没有什么用处，这就是说，货币的用处就在于它可以购买商品。是那些有价值的商品而不是货币，才给我们带来了效用。只要它们可分并且可以转让，则它们所带来的效用总量就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不是与数量成比例地增加，而是直到某一餍足点之前会一直增加。
如果某种商品被当作货币使用，比如黄金，其自身在除了作为货币这一目的之外是有效用可言的，那么，虽然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对货币数量论的严格表述就会稍显复杂。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免于去讨论这种更加复杂的情形。纸币本身并没有什么效用，除了它作为货币所拥有的购买力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价值。
因此，人们所想要的不是多少盎司的黄金，或者多少码布，甚至也不是多少英镑的货币，而是一个数量，这个数量足够一个星期的工资或者足够支付他们的账单，或者能够满足他们出门旅行或一日购买商品的可能的花销。当人们发现他们所拥有的现金超过了上述所需时，就会通过购物或投资、在银行储蓄起来，或者把它贮藏起来的方式来处理这部分剩余。人们手中持有纸币的多寡，取决于它所具有的购买力的大小，而与其他无关。购买力的大小，部分取决于人们的财富，部分则受制于习惯。人们的总财富只会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他们使用货币的习惯——无论收入的形式是周工资制、月工资制还是季度工资制，也不管他们在商店购物时是支付现金还是记账，也不论他们是否在银行进行储蓄，也不管他们短期内兑现小额支票还是长期内兑现大额支票，也不论他们是进行储备还是把货币藏在家里——则更容易被改变。不过，如果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在上述这些方面的习惯均未尝改变，那么他们以货币形式所拥有的购买力的大小就是确定不变的。我们可以根据某个单位来对这种购买力的确定数量进行度量，这个单位我们可以选择一组基本消费品或其他的支出项目的规定数量来表示；例如，为了设计生活成本指数而组合起来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单位称为是一个“消费单位”，并假设人们需要持有具有k个消费单位购买力的货币数量。n为流通中的纸币或以其他形式为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数量，p为每一个消费单位的价格（即p是生活成本指数），这样就有n=pk。这就是著名的货币数量论。只要k保持不变，n和p就会同时增加或减少；也就是说，货币量增加或减少，价格水平就会同比例地提高或下降。
到目前我们一直假设，人们对购买力的全部需要都可以由现金来满足，而且这种需要也是货币需求的唯一源泉；这一假设忽略了公众包括企业界为同样的目的会利用银行存款和透支贷款，同时银行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要持有一定量的现金这一事实。不过，货币数量论很容易就可以扩展到包含这一情况。我们假设公众包括企业界认为持有的现金为k个消费单位，此外还以银行支票的形式持有k'个消费单位，银行持有的现金占其对公众的潜在负债（k'）的比例为r。那么，我们的公式可以写为：
n=p（k+rk'）
只要k、k'和r保持不变，我们就会有和前面一样的结果，即n和p会同时增加或减少。k和k'之间的比例取决于公众对于银行业务的安排；它们的绝对值一般来说是由人们的习惯决定的；而r的取值则取决于银行在留取准备金上面的惯例。这样，只要这些不变动，我们就仍然可以在现金数量（n）和价格水平（p）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3]
我们已经看到，k和k'的大小部分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财富多寡，部分受制于这个社会的习惯。人们经常会在将更多现金握在手中可能带来的便利与将其用于消费或投资得到的好处进行权衡，形成固定的习惯。一旦预计更多现金握在手中带来的好处与将其用于消费或投资得到的利益达成了平衡，均衡点就实现了。有关于此，没有比马歇尔博士总结得更加精辟的了：
在每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之中都有一部分被认为值得以通货形式加以保存；这或许占收入的五分之一，或许占十分之一，或许占二十分之一。以通货形式保有的大量资源，可以便利人们的买卖，使人们有可能讨价还价。但这又使一些资源冻结在不生产的形式之中；而这些资源如果用于生产更多的家具，则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用于生产更多的机器或饲养更多的牲畜，则能带来货币收入。按照适当的比例，每个人在权衡了支配更多的购买力的有利之处，和把更多的财源投入不产生直接收入或其他利益的货币的不利之处以后，就能够得到他所想要支配的现有购买力的数量。我们假定一国的居民（包括各种性格和各种职业的居民）认为值得保存的平均现有购买力等于他们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加上财产的五十分之一，那么该国通货的总价值即有与这两个数量的总数相等的倾向。[4]
到目前为止，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之所以货币数量论没能被广泛地接受，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犯了下面的经常会犯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承认，人们在使用货币以及银行工具方面的习惯以及银行在留存储备方面的惯例，总是不时地因为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些习惯和惯例反映出来的是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变化。但是人们经常是在更进一步的假设之下对这一理论进行解释，这个假设说，只是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k、r和k'——用数学表述就是，n是与这些数量无关的自变量。由此可知，n任意翻上一倍，由于它本身被认为不会影响k、r和k'，所以，这就会使得p较之于原来的情况也翻上一倍。货币数量论通常是以这种或其他类似的形式来表述的。
现在来看，“在长期”这或许是对的。如果美国内战后美元取得了稳定，法律规定美元低于其现值1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认为n和p要比其实际上的情况多10%，而且k、r和k'在此时的取值完全不受影响，倒是无可指摘。但是，这个长期对当前我们要讨论的事务而言是一个颇具误导性的概念。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如果在风雪交加的时节，经济学家只是告诉我们一旦风暴肆虐足够长的时间后，大海会再次恢复平静，那么，这群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也就太简单、太无用了。
在实际的经验中，n的变化很容易就会引起k、k'和r的变化。在这里只要给出几个例子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在战前（实际上是从战争开始时），银行的储备政策，尤其是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政策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这种储备的惯例在选择上的随意性。保有储备乃是为了向外显示银行做了这样的准备，而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可能会使用它，对储备的数量的选择，并不是经过严密的论证得来。1900—1914年间，在部分银行身上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当黄金流入时就尽可能留住黄金，当黄金流出时则颇不情愿把它割舍掉。因此，当黄金相对充裕时，它们倾向于把它贮藏起来，从而提高储备的比例，结果南非新增的黄金都被吸收掉了，对价格水平造成的影响，较之于n增加完全不会影响到r值时的情况还要小一些。
在农业国家，农民喜欢贮藏货币，通货膨胀并不会相应地提高价格，这在通胀初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由于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的上涨之后，农民口袋里的钱更多了，这时候农民喜欢贮藏货币的习惯发挥了作用，钱留在农民的手中不再流动了；自我感觉更加富裕的农民们，就会提高收入中用于储存的比例。
如此一来，我们等式中的各项，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在其变化过程中倾向于使p稳定下来，而且还存在着某种摩擦，阻碍n的适度变化对p造成完全相称的影响。
另外，n的变化如果较大，就会消除原有的摩擦，尤其是n的变化来自在同一方向上会产生更大变化这样的总体预期时，可能会对p带来超出正常比例之外的影响。经过第一章的一般分析和第二章给出的对灾难性通货膨胀的描述之后，我们基本上已经没有必要对此再做深入的阐释了——较之于10年之前，这一点要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p的较大变化，对个人的财富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这种变化一旦发生，或者很快被人们所预期到的话，公众试图保护自己而免于在未来遭受同样的损失，或者在从与原来的n值相对应的均衡向新的n值相对应的均衡过渡期间希望从中获利并避免损失，由此形成的那些持有货币的习惯，可能会大大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因此，在n的取值变化之前（只要这种变化可以预期得到）、之中和之后，它都会对k、k'和r的取值造成一定影响，所以，p的取值上的变化将不会与n的变化适成比例，而无论p的这种变化是暂时性的，还是可能永远地被改变（因为习惯和惯例一旦改变就不会恰好恢复到其原来的样子），结果都是一样。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术语，在不同的作者那里有着不一样的含义。我们把n的增加或减少称为现金上的通胀或通缩，把r的提高和降低称为信用上的通胀或通缩，如此会带来很多方便。“信用周期”（现在用这个词来描述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情况）的特征，是由繁荣时期k和k'趋于下降，而萧条时期趋于上升这样的趋势所表示的，这种运动趋势与n和r的变化无关，它们分别代表着“实际”余额的减少和增加（即人们手中或银行里的以购买力来衡量的余额）；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实际余额的通缩和通胀。
如果我们在货币数量论的代数方程中设法填入实际的数值，一般来说就可以把货币数量论方程、尤其是实际余额的通缩和通胀现象解释得比较清楚。下面这个例子是我们虚构出来的，其目的只是为了对这一思想进行说明，并不是给出统计上的精确事实。1920年10月前后是近期繁荣时期的结束阶段，而1922年10月则是接近萧条时期经济探底的时候。在这个时期，价格水平（把1922年10月取值为100）、现金流通量（纸币流通量加上在英格兰银行的私人存款）[5]以及英国的银行存款的数值，大体如下：
r值在两个时期差别很大，相差约12个百分点。因此，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程运行结果如下[6]：
1920年10月 n=585 p=1.5 k=230 k'=1333
1922年10月 n=504 p=l k=300 k'=1700
这样一来，在萧条时期，k就从230提高到了300，k'则从1333提高到了1700，这意味着前一个时期公众持有的现金在价值上是后一个时期的
，它的银行余额是后一个时期的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看到，在两个时期之间，k和k'的升幅要高于“现金”通缩所带来的价格的跌幅。如果k和k'下降到1920年的数值水平，那么，在现金量以及银行的储备政策都不变化的条件下，价格将会提升30%。这样来看，即便是在英国，k和k'的波动也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更不要说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俄国和中欧国家在近来的情况下它们的变化是何等骇人了。
这一讨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价格水平并不神秘，它是受若干明确的、可以分析的作用力所控制的，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到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之前留个印象。在这些作用力中，n和r是其中的两个，它们直接（或者说应该）受到中央银行的控制。第三个作用力，即k和k'，则不是直接可控的，而是取决于民众和企业界的情绪。我们不仅要在长期把价格稳定下来，而且为了避免周期性的波动，稳定价格的工作部分也是要对k和k'施以稳定性的影响，如果无法实现k和k'的稳定，或者这样做并不现实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刻意变化n和r来抵消k和k'的变动趋势，重新恢复平衡。
稳定k和k'的常用办法是调节银行利率。k'的上升趋势可能多少可以由银行利率的下降予以抵消，这是因为银行更容易把钱借出去会使得持有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的好处减少。廉价的货币也会拉低k'的升幅，因为通过鼓励人们从银行借钱，可以阻止r提高，甚或使r下降。不过，银行利率本身是否总是一项充分有力的工具，尚且不得而知；而且，如果我们打算取得价格水平的稳定，我们就必须随时准备改变n和r的值。
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的首要职责是要确保n和r完全处在掌控之下。例如，只要我们关注通胀税，n就会受到货币目标之外的因素影响，因此就不可能完全受控；此外，在另外一个极端情况下，即在金本位制度下，n并不总是在掌握之中的，因为它取决于那些不受规管的力量，这些力量决定了全世界的黄金供求。再者，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体系，r也不会被我们很好地掌控，因为它是由众多不同的银行互不协调的决策所决定的。
在英国，目前r是完全可以被控制的，只要我们一方面限制通胀财政，另一方面不要回归不受规管的金本位制度，n也完全可以被控制。[7]因此，货币当局的第二个职责很值得讨论，那就是运用对n和r的控制来抵消k和k'的变化。即便k和k'完全不受相关政策的影响——事实上并非如此——哪怕是这样，通过适当地对n和r的值进行修正，也可以使p保持较为合理的稳定。
对稳健货币的旧式拥护者来说，他们对于保持n和r的稳定强调得过多了，他们认为，好像这一政策本身就会产生正确的结果。事实远不是这样的，当k和k'不稳定时，n和r的稳定必然会带来价格水平的波动。这种周期性的波动主要不是以n或r上的变化，而是以k和k'的变化为其特征的。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打算刻意地增加或减小n和r，一旦k和k'的值表现出趋势性特征时，这些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决。不过，这里我正在引导大家进入一个超出我的直接目的之外的更大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正是本书第五章所关注的问题。虽然到第五章我们还会来深入讨论，不过在这里还是有一些提示留给我们的读者：经过对本章伊始所提到的简单货币数量论方程的含义的理解，我们也许可以取得更多对事务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