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作为一种税收方式的通货膨胀

Ⅰ　作为一种税收方式的通货膨胀

即便是现在的德国或俄国的政府，凭借着印刷纸币的方式，也可以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可以确保其对实际资源的掌控，这些实际资源与那些由税收取得的资源毫无二致。政府的这种行径值得谴责，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得承认它的效能。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其他的办法苟延残喘时，通过这种手段确实可以让它继续维持下去。这样一种税收的形式，公众是最难以发觉自己受到了侵害的，而且即便是最弱的政府，一旦发现自己别无良策，实施这种税收也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中欧和东欧国家所经历的不断攀升、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具有这种税收手段性质的通胀类型；它与前一章我们所提到的英国和美国所经历的那种有限的、上下振荡的通货膨胀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货币数量论告诉我们，假设企业和银行的既有习惯不变，而且财富水平以及分配方式也不变，那么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现金总量即取决于价格水平。如果实际物品的消费和生产并没有改变，只是价格和工资翻了一倍，那么，要维持经济的运行所需要的现金量也需要翻上一倍。在经过正确的解释和理解之后，要想否认这一事实并不容易。货币数量论由此推断，如果人们的各种习惯和富足程度保持不变，则流通中所有纸币的实际总价值大体上是相同的，与流通单位的计量无关。这一推断的前提条件意思是说，该社会以现金形式保有的对大体不变的实际财富的掌控能力不变，这就等于说，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具有相对固定的购买力。[1]

假设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为900万货币，总共价值3600万金元（gold dollars）。[2]如果政府再多印300万货币出来，那么现在的货币量就是1200万货币；根据上文的理论可知，这1200万货币在价值上仍然等于3600万金元。因此，在货币量为900万货币时，每一个单位的货币等于4个金元，而当多印出300万货币后，每一个单位的货币就等于3个金元了。结果，公众最初持有的那900万货币如今只值2700万金元，而不再是原来的3600万金元，政府新发行的这300万货币其价值达900万金元。所以，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政府可以将公众手中价值900万金元的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就好像它通过收税的形式成功达成同一目的一样。

那么，这些税收来自谁呢？当然是落在了原来持有那900万货币的人们头上，他们手中的货币现在比以前少了25%。通货膨胀等于对所有原来的货币持有者征收了25%的税收。税收负担得以分摊的范围极广，而且不会受到侵蚀，征税成本为零，大体上会随着被侵夺者财富水平的高低而同比例地变化。所有这些明摆着的好处，无疑都会让财政大臣心花怒放。

短期来看，对政府而言，这种税收的好处甚至比上文计算的还要略多一些。这是因为，新发行的货币一开始的时候在价值上似乎和之前发行的货币是一样的，就好像流通中只有900万货币一样。只是在这些新发行的货币进入流通之后，人们开始去花费它们的时候才认识到手中的货币已经不如先前值钱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政府不断地重复这种过程吗？读者们一定会观察到，货币发行的总量仍然只值3600万金元。因此，如果现在政府再多印400万货币出来，加在一起就有1600万货币在流通，根据前文我们的论证方式可知，流通中一个单位的货币等价于2.25金元，而不再是之前的3金元。通过发行400万货币，和之前一样，政府将价值900万金元的资源从公众那里转移到自己手中来。货币持有者再一次承担了占其货币持有量25%的税收。

与其他形式的税收一样，这些强行征收的税收如果征收过度或者超过了社会财富的比例，必然会降低社会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这可能会造成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下货币的总价值下降，但仍足以维持运转的局面。但是这种影响不会对通货膨胀税收效果的发挥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即便货币的实际总价值由于这些原因而下降到只有以前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这可称得上生活水准的极大下降了——也只是说明政府为求达到某种结果而必须发行的货币量，一定要同比例地得到提高才行。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依然可以确保自己在社会的剩余产品中取得较大的一个份额。

对于这种精巧的劫夺，公众还有什么最后的补救办法或保护自己的手段吗？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人们使用货币的习惯。我们的论证所依赖的最初假设就是社会不会改变其在货币使用上的习惯。

经验表明，公众在把握时势和采取补救措施方面一向不尽如人意，行动总是相对迟缓。实际上，最初的时候公众可能会在错误的方向上改变自己的习惯，这确实是便利了政府操控通胀的。公众太惯于把货币当成最终的标准来对待了，以至当价格开始上涨之时，他们认为这种趋势一定只是暂时的，从而倾向于把货币贮藏起来，推迟对商品的购买，结果他们以货币形式所拥有的实际总价值较之于以前还要更大。与此相似，当货币实际价值的下降反映在汇率上时，国外人士认为这种下降是不正常的、暂时的，他们会为了贮藏的目的而购买该国的货币。

不过，第二个阶段迟早会来临。人们发现，谁持有政府发行的货币，谁就会承担税收的重担，为政府的支出买单，然后他们也就开始改变习惯，减持货币了。他们有三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1）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货币形式来持有其最后的储备，而是把他们的钱都花在耐用品、珠宝或者家庭用品上面，以这种形式来保有自己的储备；（2）人们减少他们放在钱柜或钱包里的货币数量，缩短持有货币的平均时间长度，即便这样做带来的个人不便成本不菲也在所不惜[3]；（3）在那些本来使用自己国家的货币更自然、更便利的地方，人们尽可能地在众多交易中使用国外货币。

通过这些方式，虽然货币量所具有的实际总价值大大不如从前，他们也能相安无事，经营如故。举个例子来说，流通中的货币量总共价值2000万金元而非之前的3600万金元，那么政府下一次以通货膨胀的形式征税时，税负就会落在更少的数量上，为了收既定金额之效，则所要收取的税率也必然会更大。

一旦公众惊慌失措，尽可能快地改变他们的习惯时，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地避免损失，尽可能减少以货币形式持有的实际资源量，使其处于日常运营所需的最低量上，对于平时所需的现金，则寻求以借款的方式来满足，正如德国在1923年的遭际一样，他们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货币利率高得惊人。诚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这一利率会升至等于或超过预期的货币贬值率。实际上，当货币飞速贬值之时，通常的可能是出现周期性的通货短缺，这是因为公众总是忧心忡忡地希望尽可能少地持有货币，即便实际生活所需的最低数量的货币，他们通常也拿不出来。

有时候经济学家把这些现象称为流通速度的提高，原因归结为对货币缺乏信心；虽然他们确实曾这样提到过，但是我认为在经济学的文献当中还没有看到有多少篇幅对此进行过清楚的分析的。坎南教授[4]所著《供求机制对货币单位的应用》（The Application of the Apparatus of Supply and Demand to Units of Currency，《经济学刊》，1921年12月）一文，是其中最值得一读的一篇。他指出，我们普遍假设的“货币需求弹性是单位弹性”，与货币数量上的变化不会影响公众以货币的形式拥有购买力的习惯和意愿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在极端情况下，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因为如果它真能成立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从公众手中攫取到任意它们想要达到的金额。因此，假设货币需求弹性是单位弹性并不妥当。莱费尔特教授[5]在之后发表于《经济学刊》（1922年12月）的文章中对此继续进行了研究，就近期的一些情况对货币需求弹性进行了计算。他发现，在1920年7月到1922年4月间，货币需求弹性在奥地利平均而言下降到了大约0.73，这个数值在波兰为0.67，在德国为0.5。因此，在通胀所经历的最近几个阶段的货币流通速度的飙升，对于价格的提升或汇率的下跌所起到的作用，较之于货币流通量的提高所带来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发行当局经常抱怨货币价值下降的幅度在比例上要高过货币流通量增加的幅度，他们认为这一事实不公平而且也悖于常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不过是公众规避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的方式所带来的结果而已，公众比金融家们更早知道他们可以逃脱关于货币需求的单位弹性法则。

尽管如此，显然只要公众还在使用货币，政府就仍然可以通过通胀的手段继续取得资源。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所带来的便利如此之大，只要通胀税还没有达到某个过高的水平，人们还是宁愿支付这笔通胀税，也不愿意放弃使用货币。与其他使生活更为便利的条件一样，使用货币是要征税的，尽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征税方式极度地不明智，但是只要政府以这种方式所征收的税额尚且不是过高的话，即便公众对此一般都已有所预见，政府也还是可以通过持续地实施通胀来获取资源。这就好比车辆在公路上行驶需要交费或贸易往来需要被征收营业税一样，使用货币也同样要缴税。这种税费越高，道路上通行的车辆就越少，贸易往来也会减少，同样人们也就会更少地使用货币。但是，总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车辆在道路上通行，贸易活动总要有利可图，使用货币支付总要有其便利之处，所以，只有非常高的税率才会使道路上车辆绝迹，贸易往来断绝，一切货币支付均被停用。不过，政府一定会记得，即便税收尚且不是太高，它也可能使得贸易无利可图，而相对温和、不极端的税负水平也可以取得最大的利益。

假定通胀率使得货币价值每年下跌一半，再假定人们到商店零星购买商品所用到的现金一年之内转手100次（也即平均放在自己口袋里半个星期就流通出去）；那么，这仅相当于对每次交易征收0.5%的营业税而已。人们会很乐于承担这样的税负，只要能够避免和商人们进行物物交易所带来的不便与麻烦就可以了。即便货币价值每月下降一半，人们通过在自己的钱包里尽可能地少保有货币，平均每隔一天即转手一次，而不再是半个星期转手一次，仍可使得这一税负下降到每次交易不足0.2%的税率水平，或者更准确地说，每英镑收取4便士的税。因此，就是像这么高的贬值率也不足以抵消在日常生活碎屑的零星交易中，较之于物物交换，使用货币所带来的好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便在德国和俄国，人们仍然愿意使用政府的货币来达成众多零售交易。

不过，出于现代社会赋予货币的某些其他的目的，通胀税在早期阶段是受到抑制的。例如，作为价值贮藏的手段，一旦人们对货币贬值的预期颇为肯定，货币就会迅速遭到抛弃。作为契约和资产负债表的计量单位，虽然当前的通货作为法定货币具有偿还债务的权利，这一权利会降低它原应被抛出去的速度，但是很快它就会变得比一无所用还要糟糕。

在最后的阶段，除了钱包中需要常备的零星支出之外，使用法定货币再无其他意义可言的时候，通胀税最终会把自己打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发行货币的总价值足以满足公众的最低要求，这一总价值相对而言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通胀所能获取的资源数量非常之小，当然，进一步通胀在程度上要止步于人们即便连零星的交易也不打算使用货币的程度之前。这样一来，除非采取一些相对温和的措施，这种极为有效的政府攫取资源的手段反而会毁于那些使用它的人们手中，同时还会将他们的财政体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国家经济生活的起伏之中，一个经过革新、受人敬仰的新体制或许会再次从这样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莫斯科的新卢布[6]和维也纳的克朗，如今已经是比法郎和里拉更稳定的货币了。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近期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况很好地阐释。下面这些表格给出了不同日期这些国家货币发行量的黄金价值。

各个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首先，这些表格告诉我们，在币值崩溃期间，货币贬值率以多么快捷的速度在超过通胀率。从1920年12月开始，在德国马克崩溃阶段，其贬值率一度是通胀率的2倍左右，最终在1923年6月，货币发行量较之于1920年12月增加了200倍，而马克的价值则下跌了2500倍之多。上面给出的奥地利的数据始于该国币值崩溃过程中稍晚的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把1920年6月的奥地利视同1920年12月的德国，那么在该时间点到1922年9月这一期间，事态的进展与德国在1920年12月到1923年5月这一时期差堪比拟。俄国在1919年1月到1923年早些时候的数据也表现出同样的总体特性。

这些表格中的数字都是在已经发生相当大幅度的贬值以及货币总量的黄金价值已经大大低于正常水平之后才开始记录的。[7]尽管如此，其中最早的那些记录仍然属于最终的复苏已经为众人所预期，而一般大众对于他们所置身其中的这场变故一无所识那样的时期。这些数字表明，由于在这些日期之后的局势发展，人们除了一些零售交易之外都弃用了货币，所以所发行的货币的总价值下降了大约五分之四。作为极度恐慌或萧条的结果，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发生进一步的下跌；但是，除非人们完全放弃使用货币，否则，只要货币的使用达到最低限度，那么，即便是最不利的环境也可能由此而产生猛然的好转。

德国在1923年2月币值崩溃之后，曾有一段短暂的复苏。这段短暂的复苏表明，如果人们继续使用货币，一旦触底，反弹的时点以及使得某种复苏成为可能的那些技术条件是如何达成的。当货币的黄金价值跌至极低水平时，如果政府还握有任何的外部资源，那么，要想给予充分的支持以使得汇率暂时不再继续下跌均非难事。到了那个时候，公众也会尽可能地减少对货币的使用而至几乎无可为继的不便境地，正是由于这一点，哪怕他们对货币未来价值的信任程度稍微增强，也会提高人们对它的使用；故而，所发行货币的总价值就会趋于好转。到1923年2月时，这些条件在德国皆已足备。德国政府在极为不利的政治环境下，两个月之内即取得了马克的汇价提高一倍的结果，而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不止一倍。不过，即便如此，所发行货币的黄金价值也仅回到了6个月之前的水平；如果人们对货币的这种相对信心能够得到恢复，那么，把德国货币流通量的价值拉回到至少（比如说）20亿金马克（合1亿英镑），原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除非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少持有货币而甘愿忍受由此带来的不便，否则的话，这个数字可能是长久地维持马克的现有汇率所需要的最低数值了。顺带说一句，在这一走向复苏的过程中，德国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可以再次取得对相当数量实际资源的掌控。

在奥地利，就在本书写作之时，汇率已经稳定下来有一年之久，随着信心的提升，同样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所发行货币量的黄金价值较之于1922年9月的最低点提高了将近两倍半。在外国的帮助下，正是不断提升的信心才使得虽然货币发行量增加，却没有危及这种趋于稳定的局面，而这种趋于稳定的局面可能最终还会使发行量进一步增加。

即便是在俄国，态势似乎也已达成了某种均衡。截至1922年年中，通胀趋势走到了最后的阶段，此时，6个月时间[8]里10倍的通胀幅度使得所发行货币量的总价值不足400万英镑，这一数额哪怕是维持当前条件下俄国的商业交易也是不可能足够的。这样的程度，乃是人们完全弃用纸币卢布之时才会达到的。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曾有机会在日内瓦与俄国的一些金融家进行交流。对于他们的货币政策，这些金融家自然比其他人在认识上更为熟悉，在思虑上也更加深远。当时，他们认为，不管公众对于这些卢布最终将分文不值这一点多么地肯定，而只要法律强制在某些类型的交易上必须使用纸币卢布，那么这些卢布就总可以保持流通，最终达到某个最低的实际价值水平。如果按照这样的盘算，即便纸币卢布每年有规则地以十倍或百倍的速度贬值（唯一的麻烦是为了计算的方便，每年在货币计量单位上删掉一个零或几个零而已），通过这种方法每年从（比如说）300万英镑提高到400万英镑也就总有可能。事实上，在之后一年中，他们的确做得比之前更好，而且通过把通胀率降到每3个月略超出1倍，他们还可以把货币总价值提高到之前最低点的1倍以上。在这一年中（1922年4月到1923年4月），通过这种方式政府筹集了价值1500万英镑的物资来满足政府的支出，其代价不过是在这一整年的货币单位上抹掉一个零而已！[9]与此同时，为了提供可靠的价值贮存手段，也为对外贸易提供基础，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2月引入了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即新卢布（chervonetz），或称金达克特（gold ducat）］，这种货币根据英镑汇兑本位原则可以与外币自由兑换，与纸币卢布并行不悖，纸币卢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税收工具。截止到1923年，银行发行的新钞票在流通中仍然颇受肯定。到1923年8月，这种新货币的流通量已经上升至1600万货币，其价值约为1600万英镑，而其交换价值也较为稳定，国家银行兑换1单位新卢布的平价是1英镑。[10]这样一来，到了1923年年中的时候，无论良币、劣币，俄国发行的纸币总价值已经达到相当高的2500万英镑，这与1922年5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时的400万英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表明人们的信心在回升，新的货币制度得以重新建立。俄国的例子颇有启发意义（至少暂时来看是这样的），它告诉我们，在不使日常生活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为大量的交易提供所需的货币是完全可能的，这种货币持续的贬值只是代表着它作为一种营业税率，尚且处在公众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德国币值的崩溃是导致1923年库诺博士所领导的政府倒台的主因。德国货币体系之所以会崩溃，并非由于通胀税负过于沉重——因为多年来一直都如此——而是通胀的速度过快，几乎连日常的交易都难以为继，摧毁了法定货币作为会计单位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日常零售交易中使用货币，关心的乃是货币贬值的速度，而非与以前相比货币贬值的绝对数量。

我在1922年年中曾粗略地估计，德国政府通过印钞，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每年取得了价值为7500万英镑到1亿英镑的资源。然而，到1922年年中的时候，这些收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国投机者购买马克而贡献的。尽管如此，德国公众可能还是通过这种税收形式支付了5000万英镑。由于直到1920年12月德国发行的货币价值仍然高达2.4亿英镑，甚至到1922年年中时也没有跌至1亿英镑以下，所以可以这样说，上述的贬值速度对于马克作为价值贮藏或作为会计计量单位而言已经构成重大打击，对于马克在日常生活中的继续使用，这种贬值速度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不过，在1922年晚些时候，公众认识到要尽可能地少使用马克这种货币，这使得货币总量的价值缩减到了大约6000万英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占领鲁尔区所造成的首要影响，就是把货币量降到了公众可以就其使用货币的习惯进行调整所需的最低限度，这最终导致1923年3月出现了货币的短暂复苏。虽然是这样，到了1923年年中的时候，公众已经习惯价值为2亿英镑的货币发行量了。通过印钞这种手段，德国政府每周攫取大约100万英镑的日子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每周攫取100万英镑，即便公众已经没有能力进一步降低货币总量的价值，它也意味着马克每周要贬值5%，而且，如果允许人们进一步减少对马克这种通货的使用，那么每周贬值10%亦不在话下。

但是，鲁尔区抵御侵占的费用，再加上其他税收来源彻底归于崩溃，到1923年5月和6月，已使政府通过印制钞票的方式每周攫财先是200万英镑，嗣后又攀升到每周300万英镑。印钞之举使得总价值下降，此时只有大约2000万英镑那么多了，这是在把通胀税推到愚蠢至极、自取灭亡的地步。人们开始迅速地朝向完全放弃使用马克这个方向前进，社会因此而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也使得库诺博士的政府快速倒台。[11]在库诺博士在台上的最后那段日子里，通胀达到了顶峰，政府一周之内发行的货币量增加两倍，在这一时期，政府发行全部价值约为400万英镑的货币而取得300万英镑的等值物——其表现远远超过了苏联最疯狂时期的情况。

到本书出版之际，库诺博士的继任者对于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也可能没有解决。然而，无论怎么样，恢复货币有效计量单位的功能似乎应该是他们所要走出的第一步。这对于目前德国从深陷恶性循环的金融体制中逃脱出来是必要的前提。德国政府没有办法引入良性货币，这是因为在缺乏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印刷劣币是维持生存的唯一出路。然而，有效的货币计量单位又是从正常的收入来源中获取资源的先决条件。因此，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先满足于劣币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但要马上引入一种稳定的计量单位（它与劣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可以由官方每日或每周来确定一次），以此作为恢复正常收入来源的开端。

近年来德国财政的历史可以这样概括。在其早期阶段，尤其是国外投机者仍然在购买马克纸币时，对于国库来说，通胀税非常好使，而由此带来的对通胀税的依赖，则渐渐地破坏了马克作为计量单位的有效性，其中的一个影响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征税机器的其他部分的运行效率开始变低，要知道，大部分税收在它们被征收上来之前必然都是在某个时间间隔上进行估价的。除了通胀税以外的其他税收收入的丧失，使得财政越来越依赖于通货膨胀，直到最后，公众完全弃用法定货币，以至哪怕是通胀税也不再有效，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在这个阶段，国家的财政机构彻底遭到了破坏，其社会经济组织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与俄国在18个月之前的情况一样，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如何设法维持政府的运行已然成了一个令人大感棘手的问题。当此与法国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重建常规国家征税机器的任务更是迫在眉睫。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还是可以给出许多的建议；无疑，最后一定可以找到一条突围之路。

当一国政府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维持运行时，人们一般会认为，似乎该国的人民避免了税收的负担。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印制钞票而从公众身上获得收入，与征收啤酒税或所得税的行为是一样的。政府的支出是要公众来买单的。像不能抵消的赤字之类的情况一样，不需要公众买单的政府支出并不存在。但是，在有一些国家，为了取悦公众，作为他们纳税的回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在纸币的水印上精致地印上政府的致谢之语，似乎也是有其可能的。在英国，我们从检查员手上拿到所得税的票据后，就把它们丢进废纸篓；而在德国，人们则把它称为银行支票，要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去；在法国，人们把它称为统一公债，要把它们锁进自己家的保险柜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