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献综述
在我国，对美国的拉美政策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当时冷战的铁幕已然落下，国内的美拉关系研究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美洲国家组织。因受到苏联的影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组织是美国用来侵略、控制拉丁美洲的工具。此类学术成果主要有谷纪的《美帝国主义怎样利用“美洲国家组织”侵略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3]、章叶的《美洲国家组织——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的工具》[4]和刘光华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5]，等等。这些文章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为我们了解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开启了道路。
到了8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对美拉关系更为系统的研究，如以泛美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泛拉丁美洲主义初析》[6]。80年代末，一大批以美拉关系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王晓德的《十九世纪末美国提倡的“泛美主义”剖析》[7]（以下简称《剖析》）、陈海燕的《19世纪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历史演变》[8]和张文峰的《从门罗宣言到“睦邻政策”——兼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思想》[9]等就是典型代表。尤其是王晓德教授在《剖析》一文中，提出美国打出泛美主义的旗号，就是要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势力从拉美排挤出去。他认为泛美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对泛美主义比较详细的研究论述。
到了90年代，国内出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拉关系研究专著——洪国起与王晓德两位学者合著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10]。该书在理论框架和背景材料上成果斐然。两位学者认为冲突与合作是美拉关系的一条主线。徐士澄教授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11]中提出，美国在拉美政策上基本上是连续的，扩张和争霸是其政策主线。另外，从9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系列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专著对美国所倡导的泛美体系也有提及，代表作有杨生茂先生所著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作为我国在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杨先生的著作填补了国内空白，认为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主线，对于美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冷战研究的大热，以冷战为背景的美拉关系研究也开始得到关注，但是完全地以美洲体系为中心的研究却不多。此类学术成果的代表主要有李巨轸的《略论早期泛美体系的历史演变》[12]、唐庆的《论美国拉美政策中美洲体系的演化》[13]、高静的《美洲经济一体化中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从理论到实践》[14]、王萍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与拉丁美洲一体化》[15]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为美洲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美洲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的美国拉美政策与美洲体系的研究。
在国外，美国仍然是集中研究美国拉美政策的重要地区。美国学界最早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美拉关系的研究。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门罗主义和美拉关系。如威廉·柯蒂斯（William Eleroy Curtis）的《美国与外国力量》[16]里就有关于拉美关系、门罗主义以及中美洲运河的研究。此外还有约翰·拉塔内（John Holladay Latane）《美国与美洲外交关系史》[17]。此书被认为是当时研究美洲国家关系方面最好的参考书。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成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开始出现。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等一批以美国对外关系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学者受到当时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以进步主义史学的方法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当时的研究领域比较狭窄，大多是以门罗主义和美拉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观点是，美拉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并认为门罗主义对于防止欧洲的干涉和维护西半球的独立意义重大。他们提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作用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否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塞缪尔·比米斯。他在《美国外交史》[18]和《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19]中提出，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具有连续性，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也都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在认可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为拉丁美洲提供保护的同时，他还否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
除塞缪尔·比米斯外，同时代还有托马斯·贝莱（Thomas A.Bailey）、朱利叶斯·普拉特（Julius W.Platt）等美国外交史家。与比米斯一样，这一时期美国拉丁美洲政策的研究者都为美国的扩张辩护。此外，另一些美国学者们也开始对泛美主义的定义展开研究。这些学者认为构成泛美主义的要素应该包括独立于欧洲国家的主权政治、民选政府和领土完整。[20] 这一代外交史学家们虽然在研究上相对保守，但是他们的研究采用了丰富的多国档案，还结合了当时的国际背景进行分析。这些学者主导了二战前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其研究成果奠定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基础。
除了研究美国同拉丁美洲关系的专著外，另一类专著也对美国的拉美政策进行了阐述。如以泛美主义概念的提出者——詹姆斯·布莱恩为研究对象的《詹姆斯·布莱恩的外交政策》[21]一书就是典型代表。这也是后世对詹姆斯·布莱恩进行研究的重要参考。该书的作者爱丽丝·泰勒（Alice Felt Tyler）认为，时任国务卿布莱恩在拉丁美洲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为了实现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共同发展，以防范欧洲势力的侵入。这一泛美体系的构建对美拉双方都是有利的。总的来说，早期的第一代外交史家都以美国为中心来阐释美国同拉美的关系。
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的影响日渐扩大，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同早期并无二致，仅在研究范围上有所扩大。此时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研究材料也基本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档案材料。但是现实主义学派基于权力政治的观点，将国际地位的考量作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他们批评早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者过多地从道德因素，而非国家利益、国力、战略格局等出发考虑问题。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对战后美国外交的批判，并更为关注冷战这一大环境，对美拉关系的详细研究并不多，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史学兴起，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美拉关系的研究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修正主义学派对美国外交政策总体持批判态度，承认并批评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扩张政策。他们认为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的外交史家如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 Feber）在《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22]的第二卷中就提出，鉴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军事力量的突出地位，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主要并不是为了寻求秩序与稳定，而是获得经济利益和战略立足点，以便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的机会。然而这些政策却在19世纪90年代初导致了混乱和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迫使美国政府发展必要的海军力量。(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对经济因素的过分看重也是修正主义学派的缺点之一。这一派的学者们认为，经济扩张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持续不断的过程。但以本文研究的19世纪80年代美国拉美政策为例，想要在拉丁美洲实现包括修建铁路、开凿运河、签订互惠协定等经济扩张目标，从经济因素的角度看并非难事。但是美国的两党政治、孤立主义传统以及其他因素都让时任国务卿布莱恩在拉美国家实施上述政策时遭遇失败。这也就表明，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这同时也表明，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扩张过程并不是持续的。
在此之后，修正主义学派的学者们对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他们认可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影响，但也承认这并不是决定因素，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也在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史》[23]中，就提出美国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但是“国内政局、政客个人的观点和对立以及行政与立法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都可能产生干扰”，而且“美国缺乏军事力量和有效的外交力量”。
以修正主义学派为起点，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美拉关系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如拉曼·C.威尔逊（Larman C.Wilson）与哈罗德·尤金·戴维斯（Harold Eugene Davis）合著的《拉丁美洲政策：一种分析》[24]就从拉丁美洲的视角来研究美拉关系，认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是担心其陷入敌对势力——特别是欧洲势力——的控制之中，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且该书习惯于将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又如汤姆斯·M.莱纳德（Thomas M.Leonard）在其所著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1850—1903》[25]中更多地考虑了国际因素。他认为在研究19世纪末的美拉关系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碰撞。
除了国际因素在美拉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拓展到了除政治和军事以外的方向。一方面，研究拉美历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历史学家们合流。另一方面，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政治学的理论——在其中的应用更为明显。比如，沃尔特·拉夫伯就以依附理论来解释中美洲国家经济落后的现状。
除了探究各国政府互动的传统视角，更多的如民主、财政、商业、环境等方面都开始得到关注。历史学家们也开始集中于特定国家和国家组织的研究。如戴维·M.普莱彻（David M.Pletcher）所著的《贸易和投资的外交：美国在西半球的经济扩张（1865—1900）》[26]就以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和投资为研究对象，克里斯托弗·R.托马斯（Christopher R.Thomas）和朱莉安娜·T.马格洛（Julianan T.Magloire）所著的《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全球环境中的美洲国家组织》[27]则通过对美洲国家组织的论述，同时结合西半球和国际情况，来讨论美洲国家组织所追求的目标。
这些发展全都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的质疑。此时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将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过于简单化，不仅忽视了美国外交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时对国际环境对美国外交的反向作用也缺乏关注。基于此种认识，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展了大讨论，认为美国外交史不能再单纯地局限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而应该以国际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对19世纪80年代的政策鲜有单独的论述，研究中更加习惯于将整个镀金时代（1870—1900）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这些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詹姆斯·布莱恩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外交政策，如《詹姆斯·布莱恩：帝国的建筑师》[28]《詹姆斯·布莱恩与拉丁美洲》[29]。由于研究者们对于布莱恩的个人观感上的差异，这些专家对其外交政策的阐述往往也大相径庭。总体来说，此类研究的参考价值一般，只有部分对布莱恩的泛美思想来源的研究以及同后继政府之间的政策的比较具备一定参考意义，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则无太多新意。
第二类以美国同特定拉美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或是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建立一种关系》[30]一书中，作者汤姆斯·M.莱纳德叙述了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在美国外交上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各个国家同美国外交关系的因素，例如墨西哥和古巴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边境安全的影响。本书提出，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对外政策并不具备连续性，反而遭到了很多失败。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私人企业和政府的行动，美国扩大了其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他们也逐渐把美国视作主要的合作对象，这也给美国打上了“帝国主义”的标签。类似的著作还有斯蒂芬·兰德尔（Stephen J.Randall）的《哥伦比亚与美国：霸权与独立》、威廉·萨特（William F.Sater）的《智利与美国：冲突中的帝国》和汤姆斯·麦肯（Thomas F.McGann）的《阿根廷、美国和美洲体系（1880—1914）》。[31]
第三类研究将美国同欧洲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分析美国的拉美政策。如李斯特·D·兰利（Lester D.Lanley）的《为了美国的地中海：美国和欧洲在加勒比湾的竞争》[32]就是此类研究的典型代表。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在《冲突的幻觉：美英对拉丁美洲的政策（1865—1896）》[33]里提出，美国将英国视为这一时期在拉美地区的主要对手的观点，不过是一种错觉。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是谨慎、保守甚至可以说是退让的。但是美国的这种错误认知反而使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扩张变得更为主动。
虽然研究美拉关系、泛美体系的专著和论文并不少见，但多散见于各类综合研究中，对19世纪80年代的拉美政策的研究也散见于各类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