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主义与美洲主义之间的抉择——互惠政策下的拉美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开展的自由经济改革也为美国的商业扩张创造了机会。独立战争结束后，围绕着建国理念，拉丁美洲国家内部不同的政治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和政治斗争。
一些崇尚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人士坚持认为，应该废除殖民地时期的社会遗产。他们谴责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削弱天主教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以这些理念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要求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改革的自由派集团。在他们的推动下，19世纪中叶，拉美各国出现了广泛的革新运动。[23] 以对天主教会的处置方法为焦点，自由派和保守派形成了激烈的对峙。
自由派对教会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教会控制着大量的财富，而国家迫切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教会有权向私人地产征收免役地租，致使农业发展滞后；教会的司法特权破坏了国家的权威；教会鼓励内部团结，这会使人民团结在教会而不是国家的周围；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和对所谓的“异端”学说及书籍的谴责，实际上是对人民施加思想控制，将妨碍科学的进步；教会还反对宗教信仰自由，这将使得非天主教信仰的欧洲移民对南美洲望而却步，而这些人掌握的技术和资本对建设独立后的新国家却是迫切需要的。[24] 总的来说，教会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在消除天主教会的影响和推进政治机构建设的问题上，同美国的新教徒们有很多相同的观点。[25]
同自由派对教会的种种抨击不同，保守派认为教会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权威至关重要。教会作为有凝聚力的社会纽带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是一个有用的机构。[26] 因此，他们反对改革，认为过于激进的改革会影响本就非常不稳定的多民族的统治制度，尤其是对教会财产和权力的收回将会影响社会稳定。
保守派们虽然也崇尚政治经济的进步，但是他们更加希望能够严格控制人民，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场斗争在阿根廷和智利分别表现为统一派与联邦派、新派与老派的对峙。在墨西哥、秘鲁等国又表现为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的斗争。[27]联邦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派系斗争与19世纪主宰拉丁美洲政治的两股政治潮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出现。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对于自由改革的不同观念，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类型。[28]
这个被称为“思想冲突和政治混乱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29]在这之后，拉丁美洲的自由派们普遍掌权，终于开始推行他们的改革。
从7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政治建设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由于在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拉美各国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其发展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这些受过欧洲教育或者曾到过欧洲的拉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学所带来的进步和欧洲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使正面对本国混乱情形的自由派们看到了曙光。自由派们开始积极学习欧洲，彼时在欧洲流行的实证主义受到了拉美自由派的广泛欢迎。实证主义崇尚科学，强调物质进步，对那些想要与美国和欧洲进行经济竞争，并且为迫害土著居民和梅斯蒂索人寻求理论依据的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实证主义的阶段理论对许多渴望进步以及在独立之后寻求国家定位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也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30]
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最初由法国思想家孔德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孔德的三段分析法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超自然阶段。在这个阶段，万物只是被看作是神创造的，宇宙被看作是超自然力所为，拉美人把这个阶段看作是其殖民地时期，在这个阶段，天主教教义统领一切。第二个阶段被孔德称为形而上学阶段，和第一个阶段只有细微的差别，抽象和自然法的力量代替了超自然力。拉美人将这个阶段等同于其独立后的早期发展阶段，自然法哲学（例如卢梭的哲学思想）开始代替早先的天主教教义。第三个阶段是实证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放弃了对神性、超自然力和形而上学解释的追求而强调科学法则，认为科学法则将统领宇宙和所有社会现象的行为。拉美学者将这个阶段看作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更为理性主义、现代化和科学的阶段。[31] 这种三段分析法及其“只有加强秩序，才能实现重大的进步”的核心思想，对一大批拉美精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实证主义理所当然地为拉美知识界和政界人士所接受。实证主义的传播遍及了整个拉丁美洲。[32]
欧洲的物质成就使许多欧美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实证主义所倡导的科学与秩序是社会进步的良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掌权的自由派精英们认为，要尽可能充分地吸收外国资源，包括投资、管理技术以及大规模的移民。他们认为，国家现在面临的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必须由精英们推进物质发展进程。许多实证主义者甚至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才能提高本国人口中欧洲血统的比例，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形成现代社会。[33]
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拉美国家的统治阶层不得不与欧洲国家合作。于是来自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的资本纷纷流入拉丁美洲。欧洲国家开始进入所谓贸易和投资的非正式帝国主义时期。而拉丁美洲逐渐形成了以出口为主的依附型经济模式。[34]这种情况与当时美国的对外扩张趋势相结合，形成了19世纪后半期美拉关系的主要背景，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创造了机会。
墨西哥与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由于地理上与美国邻近，成为弗里林海森最先推进互惠体系的目标地区。比起与遥远的需要借助欧洲航线进行贸易的南美洲，这两个地区显然与美国更为接近。墨西哥即将通过铁路与美国直接连接，为这种贸易带来了更大的便利。除此之外，美国和这两个地区的贸易状况也决定了互惠条约在这里推行的难度较小。随着欧洲甜菜产业的发展，加勒比地区作为主要的糖产区，其糖类出口开始更依赖美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勒比地区国家不得不通过互惠条约的形式来保住他们出口糖业的最后市场——美国。另一方面，当时的拉丁美洲国家所实行的关税基本上处于较高水平。如果以糖、咖啡和烟草这些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产品出口为筹码，将会使得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更有可能获得非常优惠的税收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互惠条约已经具有了帮助美国扩大市场之外的功能，即使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的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与美国捆绑，甚至成为美国的附庸。
80年代，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对于关税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了两党重要的政治资本。阿瑟和弗里林海森都是共和党人出身，在关税问题上，自然很难与持保护主义立场的绝大部分共和党人对抗。因此，在推行互惠条约的过程中，弗里林海森必然不愿意触及比较核心的利益。墨西哥和中美洲加勒比地区是美国主要的糖类进口来源地。同时，在80年代，美国国内糖类产业的游说者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35] 因此以进口糖类制品的免税来换取美国商品的贸易优惠，遭到的反对声音会相对较小。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加勒比地区的关键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国土安全也有重要影响。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将能有效捍卫美国的南部海岸，更加现实地保护美国的贸易通道，使其免受欧洲统治的影响，保证美国能够顺利地进入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
从1881年开始，美国陆续与墨西哥、西班牙、英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等国进行了互惠条约的谈判。[36] 到1884年底，美国仅与墨西哥、西班牙和多米尼加签订了互惠条约。然而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对声使得条约在国会遭遇阻碍。[37]
单从已签订的互惠条约来看，美国显然得到了更多的优惠。在与墨西哥的条约中，美国同意将28种墨西哥商品加入免税清单，包括咖啡、新鲜的热带水果等。作为交换，墨西哥同样将73类美国商品放入免税清单。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业品，如农具、铁轨、蒸汽机、电缆，等等。[38]
在与西班牙的互惠条约中，美国将32种古巴和波多黎各产品列入免税清单。其中大部分是农产品。作为交换，西班牙将56种美国商品列入免税清单，包括生铁、熟铁、机械、棉花、羊毛和木材。另外，西班牙还对更多种类的美国商品采取了减税，降低了歧视性的旗帜税。最后，条约中还确认了对在古巴的美国财产的保护。十年战争中，美国商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条约来看，美国基本上对古巴和波多黎各三分之二的商品给予免税优惠，但是对烟草仍然维持了50%的税率。[39]
在与多米尼加的条约中，美国同意将29种多米尼加产品放入免税清单，包括烟草和精糖（虽然这两样都不是多米尼加的重要产物）。作为交换，多米尼加同意将68种美国商品加入免税清单，并且同意对其他的一些商品——包括棉、毛织品以及亚麻纺织品——降低约25%的关税。最惊人的是多米尼加同意将美元作为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使用。[40]
在美国与这些国家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最惠国待遇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即使是接受了美国有限最惠国待遇条约的国家，对这点也并不满意。同时，在互惠贸易中做出的巨大让步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内部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对。
以墨西哥为例，回顾历史上的美墨关系，双方之间的交往并不和谐。1846年的美墨战争之后，双方之间时常发生摩擦。1876年，独裁者迪亚斯（Porfirio Diaz）通过政变上台，取代马克西米连政府，使墨西哥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美国政府向墨西哥的迪亚斯政权提出了苛刻的承认条件：美国政府要求一次性支付由1868年7月4日协定创立的混合委员会所判定的要求款项；支付诺里亚和图斯特佩克两次反叛期间给美国国民个人和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和损失的赔偿费；墨西哥应承诺，不可避免的贷款不得损害美国公民的利益；取消妨碍美国公民在边境地区获得不动产的法律规定；废除“自由区”[41]；同意借助美国军队“自由进入墨西哥境内以捉拿和惩罚扰乱边境安宁者”，实现“边界安定”。[42]墨西哥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同美国的交往使墨西哥政府感到必须尽早恢复与欧洲的外交关系，以避免只能与美国交往的危险局面。1880 年，墨西哥与法国和德国重新建交，英国也开始逐渐修复和墨西哥的关系。马克西米连政府时期的外交困局开始逐渐得到改善。
这一时期的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只有开放国内市场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使国家富强。在经济顾问马蒂亚斯·罗梅罗（Matias Romero）的影响下，独裁者迪亚斯开放了墨西哥的国内投资，希望借助外国资本的力量建设纵贯墨西哥的铁路和电报线路，来推动墨西哥的现代化建设（虽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墨西哥政府财政空虚）。为了吸引美国的投资，罗梅罗甚至派遣代表前往美国进行宣传。虽然美国驻墨公使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指责墨西哥的宣传忽视了种种投资风险（例如动荡的政治环境），[43]但是对于等待了许久的美国商人们来说，墨西哥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墨西哥潜藏着丰富的未被开发的资源，正在等待着资本的投入，以产生巨额的利润。[44] 大量的美国资本纷纷涌入墨西哥，投资于铁路和矿产行业。(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墨西哥国内，对美国的警惕使墨西哥人对这些资本并没有多少感激。报纸上充斥着告诫人们警惕美国的消息。出于对美国的防备，墨西哥政府同意巴黎的法-埃银行（Franco-Egyptian Bank）在墨西哥建立分行，尽管后者提出的条件远不如美国资本那样丰厚。墨西哥报纸评论称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态度。“我们长久以来都在渴求着这种保护，这也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从危险的状况中解救出来的方法。在欧洲银行的庇护下，欧洲资本家们将会来到这里，建立有用的产业。”[45]与美国相比，墨西哥显然更愿意拥抱来自欧洲的资本。
1881年互惠条约提出后，墨西哥总统冈萨雷斯认为与美国的互惠条约将损害在墨西哥的欧洲商人的利益，美国还可能对墨西哥提出领土要求。[46]
与此同时，墨西哥国内对条约内容也并不满意。对于美国所认为的通过商业合作可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目标，墨西哥显然不感兴趣，其中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而美国对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争端进行干涉时采取的不公平立场和施压也令墨西哥感到不满。在签订了条约不久之后，知名墨西哥报纸《十九世纪》（El siglo diez y nueve）就引用了另一份墨西哥报纸的发言，认为这个条约是美国兼并主义的掩护和借口。随后几个月内，墨西哥的报纸媒体都以相同主题发表各种文章，还有许多报纸以腐败和反美主义的论调发表文章。[47]
事实上，由于罗梅罗的宣传，一开始条约确实在墨西哥受到了欢迎。但是随后很多人意识到，将烟草和糖放入免税清单中并不会使墨西哥受益，因为墨西哥的烟草业和制糖业规模很小，条约所规定的短暂时间根本无法让墨西哥的烟草业和糖业得到充分的发展。相反，条约却会使美国的精糖大规模地进入墨西哥，这对墨西哥国内的糖制造者们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美国工业品的流入无疑将延缓墨西哥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墨条约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墨西哥希望实现现代化的初衷。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缓和墨西哥对并入美国的抵制情绪。[48]
1885年，墨西哥国会提高了关税税率。1886年至1889年间，墨西哥和法国、英国、日本都缔结了有利的商业条约。虽然1883年墨西哥国会也批准了与美国的互惠条约，但数月以后就改变了立场，批准了给予德国最惠国待遇的另一项条约，实际上就是对德国也降低了关税，使美国通过条约得到的许多单方面利益不再特殊。美国大使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德国驻墨公使则直截了当地警告冈萨雷斯，如果不遵守同德国签订的条约，就会危及墨西哥同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49] 至此，美墨条约已然无法推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墨西哥最终接受了美国的有限最惠国待遇条款，但是这也主要是因为就墨西哥国内来讲，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冲突并不大。英国的势力基本上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地区，美国则主要在北部发展。[50]
最惠国待遇使墨西哥站在了选择欧洲还是美国的十字路口。在加勒比地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美国在与西班牙和英国的互惠条约中都提出了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但是西班牙并不愿意因为两个殖民地而放弃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古巴和波多黎各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其制糖业严重依赖美国市场。[51]随着欧洲甜菜产业的发展，古巴糖类的利润持续下降，加上美国对西班牙实行的报复性关税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古巴的经济岌岌可危，美国市场对古巴来说显示出更为突出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巴向西班牙政府请愿，希望能够和美国签订商业条约，以拯救其糖产业。对刚从十年内战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的西班牙政府来说，签订这样的条约并不容易。
西班牙政府一方面担心古巴的反叛余波，另一方面也害怕互惠协定将会进一步弱化古巴与宗主国的关系，而与美国之间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会使美国最终兼并古巴。毕竟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就有兼并古巴的野心，还提出了所谓的“熟果理论”。[52] 因此，虽然美国代表在西班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西班牙上层对与美国签订商业条约并没有多少兴趣。而美国方面则希望能够以糖的进口关税为筹码，与西班牙签订互惠条约，减轻沉重的关税负担，[53]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扫除障碍。
由于西班牙政府对古巴问题的疑虑以及西班牙内战的影响，美国代表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谈判一直无法正式展开。最终在1883年年底，以关税报复为威胁，美国谈判代表约翰·福斯特成功使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Antonio Canovas del Castillo）同意将美国商品从古巴差别性关税清单中的第四栏移到第三栏，这意味着美国商品将享受30%到60%的减税优惠。另外，西班牙方面还同意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差别性税收，包括大部分的领事签证费。相应的，福斯特承诺美国政府将移除对西班牙的报复性关税。[54]
西班牙政府决定将该协议草案提交至立法机构进行讨论。同时为了保证美国关税的废除，西班牙外交大臣于2月13日和福斯特签订了一个临时协定，将双方之前达成的条件囊括其中。[55] 然而这个临时协定在西班牙引起了轩然大波，西班牙的小麦种植主们、磨坊主们举行公开集会抗议这个条约。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高关税的保护，他们将无力和美国在古巴的面粉市场进行竞争。[56]英国也对美国从墨西哥处获得的优惠关税感到警惕并表示密切关注，同时加拿大方面请求英国政府为加拿大争取同样的优惠条件。[57]
从8月到11月，福斯特和西班牙方面举行了多次会议对双方的互惠条约进行讨论。[58]福斯特提出了西班牙应该接受条约的三个理由：首先，互惠条约将缓解古巴对西班牙的不满情绪；其次，如果西班牙不接受美国提出的互惠条件，那么导致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惠协定最终会毁灭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经济；最后，谈判的失败还会引起美国国内的不满和怨恨，最后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使西班牙目前的政治状况更加恶化。[59]
与美墨互惠条约一样，福斯特也开始担心西班牙将互惠条约延伸至其他欧洲国家。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就在福斯特达成临时协议之后不久，英国公使就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英国一直以来都没有限制西班牙商品进入英国，西班牙也不应该限制英国商品的进入，就像它向美国允诺的那样。[60]与此同时，德国也对美西两国的协议表示抗议，并提出在西班牙与德国更早签订的商业条约中，就已经包含了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就意味着西班牙也应该给予德国与美国同等的关税优惠。这使得西班牙不得不考虑德国的抗议。8月28日，西班牙发布皇家法令，给予德国与美国一样的无差别关税优惠。[61]
西班牙给予德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这意味着美国所获得的贸易特惠不再具有优势。于是，福斯特与西班牙代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与谈判。最终双方同意，这种最惠国待遇需要在满足相关条件下才能被给予，即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美国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西班牙认为，这样的条件可以被德国所接受，不再会引起纷争或抗议。美国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在双方的妥协下解决。[62]
在与多米尼加的谈判中，弗里林海森坚持美国对于有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解释，即美国所享有的优惠将是独有的，不得扩展至欧洲国家。多米尼加驻美国公使曼努埃尔·德·赫苏斯·加尔万（Manuel de Jesús Galván）很快表示同意。从多方面来说，多米尼加政府比西班牙政府更轻易地接受了美国的条件。
5月28日，在与英国就西印度群岛的互惠贸易谈判中，英国外交大臣格兰威尔伯爵（Lord Granville）指示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萨克维尔·韦斯特男爵（Sir Lionel Sackville West）向弗里林海森指出，美国商品实际上已经在西印度群岛享受了最惠国待遇，因此要求美国将新的关税税率扩展至西印度群岛的出口商品也是合理的。[63]对此，弗里林海森回复称，美国签订互惠条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是为了确保美国享有的贸易特权不被其他竞争对手所享有。因此，如果英国希望美国能够将一些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加入免税清单的话，那么英国政府需要将当前影响美国与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关税取消。[64]
1884年11月7日，韦斯特向弗里林海森提出，西印度群岛以及英属圭亚那愿意对9种美国农产品废除进口税，以换取西印度群岛的糖产品自由进入美国，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增加一两种美国产品。[65] 弗里林海森在浏览了英国的草案后，表示可以开启双方的谈判，并且于12月4日向韦斯特提交了美国的互惠条约草案。条约显示，美国愿意给予西印度群岛的糖免税进入美国的优惠，作为交换，希望英国能够将一些美国产品比如煤、木材、机械以及一些纺织品加入免税清单，同时美国还坚持其对于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解释。[66]
虽然意识到了美国人正试图通过商业利益将西印度群岛吸纳到美国，[67]但是韦斯特仍然表示对条约满意，认为这些条款对于群岛来说是唯一的希望，因为如果与西班牙和多米尼加的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的话，那么英国殖民地将被真正地冷落。[68]但是在回信中，格兰威尔表示，鉴于目前西印度群岛已经存在的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条约，英国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享受最惠国待遇并且不再将这种特权给予其他国家的条件。[69]
美国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要求签订条约的拉丁美洲国家不得将这些关税优惠扩展至其他国家，这引起了许多与拉丁美洲国家有商业协定的欧洲国家的不满与抗议，最终导致这些已经与欧洲有着重要经济联系的国家不得不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做出抉择。但是，美国显然高估了自身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许多国家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彼时的它们仍然对欧洲有更多的好感。这种美洲主义与欧洲主义之间的抉择实际上也反映出了美国与欧洲在拉丁美洲竞争的现状。
以墨西哥为例，虽然美国在墨西哥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墨西哥更有亲欧洲的倾向。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尽一切努力帮助推动欧洲人的投资，而不像对美国人那样予以种种限制。直到19世纪末，墨西哥都只给欧洲投资者提供贷款，并对欧洲银行家专门给予银行业贷款。墨西哥新统治阶级的财富来源，除了土地之外，便是充当外国公司的中介人。这一新兴阶级中最有发言权的部分便是被称为“科学派”（Los Cientos）的人士。这一包括金融家、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在内的集团是由迪亚斯政府的内政部长曼努埃尔·罗梅罗·鲁维奥集合起来的。墨西哥这一统治阶级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便是他们的亲欧洲倾向。他们认为欧洲的支持对于维护墨西哥的独立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人在墨西哥的势力相对薄弱，更愿意对墨西哥人做出让步。[70]
虽然美国从很早开始就试图以西半球理念来团结拉丁美洲国家，并以美洲体系的形式来呈现，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半球理念下的两块大陆却开始逐渐分离，拉丁美洲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与欧洲的联系，并且这种意识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加强。[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