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合作的开始：詹姆斯·布莱恩的“老大哥政策”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领土扩张依然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作为移民国家，数量不断增长的移民和有限的土地促使美国需要不间断地进行领土扩张，而大量移民的不断到来也让美国人更加确信美国的优越性。[1]
1845年7月，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在《联邦杂志和民主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兼并》的文章，讨论了得克萨斯的兼并问题：“现在，反对兼并得克萨斯的人们应该罢手，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兴起怨愤和争执的风波了……现在应该是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感代之而起的时候”，“拓展到上帝为我们逐年增加的几百万人口的自由发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是天定命运。”[2]天定命运论为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他们相信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天赐的使命，让他们在北美洲拓展他们的文明，这种扩张不仅涉及领土扩张，而且涉及自由和个人经济机会的扩展。在天定命运论的指引下，美国的领土扩张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天定命运论除宣称民族优越性外，还强调地理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引力。简单来说，就是与美国地理邻近的地区，都会因为美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种族优越性而向美国靠近，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熟果理论”就是典型代表。
亚当斯曾说：“就地理位置而言，这几乎从我们的海岸就可望到。从许多方面来考虑，古巴对美国的政治与商业利益已成为超越一切的重要目标……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古巴具有任何其他外国领土所不能比拟的重要性……在展望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时，人们将无法抗拒这种信念，即古巴合并入美利坚合众国将是联邦得以继续存在和保持完整所不可或缺的……就像物理上存在着引力定律一样，政治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法则。由于暴风雨的吹打，从树上掉下的果子只能落到地面，同样的道理，古巴一旦脱离它与西班牙人的那种不自然的关系，又无法维持住自己时，它只能而且也是必然地将倒向北美联邦；而且，由于同一法则的作用，北美联邦也无法拒绝古巴的加入。”[3]这就是亚当斯的“熟果理论”，他认为美国天然的优越性会像地球引力一样，迟早会把古巴吸引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民族优越性和政治引力这两种逻辑基本上贯穿了19世纪的美国拉丁美洲政策。
内战结束后，美国基本上放弃了领土扩张。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中期的领土扩张已经使国内得到了满足，美国的国土面积已经从东海岸扩展到了西海岸，另一方面，内战也打乱了对外扩张的步伐。由于担心很有可能再次引起南北之争，[4]美国不再继续进行扩张。
除此之外，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天定命运论和19世纪后半期开始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种族色彩日益突出，美国人滋生了一种模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得天独厚的人种，负有评判、改造和领导劣等种族的使命的种族观。这种种族观念最初来自美国对于日益增加的移民的态度，因为欧洲移民所组成的廉价劳动力对本土美国人获取工作机会造成了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美国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拥有优先权。这种种族主义也影响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领土扩张的态度。
19世纪70年代格兰特总统当政时期，积极推进圣多明各兼并计划，却遭到了以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物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为代表的反扩张主义者们的坚决反对。在舒尔茨看来，这种兼并行为显然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因此，他加入了马萨诸塞州议员查尔斯·萨姆纳的阵营，并在国会中对此展开了反对活动。
事实上，舒尔茨的反对理由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帝国主义。在他随后发表的讲话中，舒尔茨提到，如果美国兼并了圣多明各，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麻烦，因为加勒比地区向来就充满了争端。在他看来，加勒比地区的居民都是落后、愚昧和野蛮的，如果将这一部分人吸纳进美国，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不合适的，用他的话来说，这将是一种“污染”。[5] 而且，这些居民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舒尔茨持这样一种理论，热带的气候会滋生懒惰，但是偏偏热带的劳作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这种冲突之下，只有奴隶制才能满足这种需求，也就是说，热带的气候是导致奴隶制的根本原因。舒尔茨已经是将奴隶制归结为气候原因了。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美国兼并了这个热带国家，那么美国的一部分也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并且逐渐蔓延到全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反对兼并圣多明各这样一个热带国家。
不难发现，舒尔茨的理论在这里更多地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此外，他并不反对扩张，他认为，美国就算要进行领土扩张，也可以向北部扩张。北部的加拿大与美国更相似，是美国对外扩张领土的最好选择。[6]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得土地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种族主义使美国放弃了领土扩张，比起去融合种族、宗教和文化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拉丁美洲，商业扩张显得更为有利也更为容易，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开始成为主导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因素。(https://www.daowen.com)
随着19世纪70年代经济状况的变化，这种与拉丁美洲发展商业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内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即使受到187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量依然跃居世界首位。[7]随着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工业生产不断扩大，美国国内很快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生产过剩的情况，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地寻找海外市场。此时，地理上最为邻近的拉丁美洲就成了最佳的选择。但美国的商业扩张首先就面临着欧洲对拉丁美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渗透两大障碍，而拉丁美洲国家与欧洲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也使得这些国家很难放弃现有的经济关系转而与美国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
从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商业活动来说，虽然美国在墨西哥和古巴保持了相当大的经济优势，但是仍远远不及欧洲国家。据统计，1880年，美国自拉丁美洲的进口额达到1.76亿美元，而出口额却只有5800万美元，英国是阿根廷、智利和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也从英国进口大量的商品，德国和法国则与阿根廷和巴西维持着重要的经济联系，[8]德国还控制了哥斯达黎加的咖啡贸易。在1886年的国会上，负责调查美国与拉丁美洲贸易状况的威廉·柯蒂斯（William Eleroy Curtis）警告道，欧洲的三个商业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在拉丁美洲的贸易中占据了垄断地位，英国更是扼住了巴西人的喉咙。[9]
除了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外，欧洲国家还控制了加勒比地区，除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外，所有的岛屿都控制在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手中。[10]
在国内市场饱和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渗透的情况下，美国显然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打开局面。从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来说，虽然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时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欢迎，但美国在1826年对巴拿马会议的冷淡，以及在19世纪中期对中美洲和墨西哥的领土征服，已经使它失去了拉美国家的普遍信任。“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获得拉丁美洲国家的友谊，如果原本就属于我们的商业帝国能够重新成为我们的，那我们就绝不能将这些拱手让人。”布莱恩这样说道。[11]
1881年，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提出了他的“老大哥政策”，[12]旨在通过经济与外交合作来达到美国经济和商业扩张的目的。在布莱恩设想的理想状态中，拉丁美洲国家将接受与美国之间的兄弟关系，[13]这种关系也将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和我们在这片大陆上的朋友和邻居扩大贸易，从没有一片土地如此充满希望，也从没有一片土地像这样未经开发。”布莱恩在1881年说道，他将不会容忍任何欧洲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签订那些侵犯了美国在美洲大陆上长期享有优先权的合约。[14] 这也说明，“老大哥政策”所内含的商业扩张的最终目的是确立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领导地位。反欧与扩张的结合证明了，“老大哥政策”实际上是门罗主义的扩展，也显示出美国在拉丁美洲政策上从防守性立场到主动性立场的转变。
作为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于19世纪80年代两次出任国务卿，是最出名的泛美主义者。他致力于扩大美国的贸易和影响力，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自他的泛美主义之后，美国外交政策逐渐放弃孤立主义。
美国对在美洲大陆追求领导地位的意图从来是不加掩饰的。早在19世纪早期，美国国务卿亨利·克莱就曾说：“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将是最好的榜样，我们有着相同的起源，他们采用我们的政治原则，模仿我们的政治体制，甚至用着和我们相同的革命话语。”同时，他又强调：“从我们人口的特征来看，我们必须在合作中占据领导地位，在和南美洲发展关系时，我们必须像英国人一样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而让南美洲从属于我们。”[15]
但是布莱恩很快意识到，即使排除欧洲国家的因素，改善与美洲国家的关系，拉丁美洲混乱的政治状况和频繁的动荡也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商业扩张，而这也进一步为欧洲势力的更多介入创造了机会。
因此，为了促进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商贸关系，拓展美国商业，布莱恩的外交行动首先着眼于调解拉丁美洲国家的冲突与争端。这表明美国开始放弃保守的立场，在拉丁美洲问题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在1882年发表的关于加菲尔德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詹姆斯·布莱恩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加菲尔德政府的两大外交政策目标：和平与繁荣，而和平是繁荣发展的前提。[16]随着美国调解拉美国家领土冲突行动的展开，布莱恩所倡导的合作关系也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