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联合思想的源流：拉美国家的美洲联合思想与美国的泛美主义的区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泛美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其实并不像门罗主义一样，有一个特定的提出者。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一种美洲联合的愿望，并不是能够被定义限定的。[18] 由于泛美主义的最基本概念是美洲联合，因此许多学者往往将玻利瓦尔认为是泛美主义的最初提出者，但是美国所提出的美洲体系与拉美独立英雄玻利瓦尔提出的美洲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拉丁美洲人民的泛美主义思想源于独立革命时期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联合意识。
1812年12月，玻利瓦尔发表了著名的《卡塔赫纳宣言》，他在其中提到：“即使联邦制度是最完善的、最能给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赐予幸福的制度，它却是最违背我们的新生国家利益的。总的来说，我国同胞还没有具备独立和广泛行使权利的能力，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特有的政治品质……我认为，只要我们还没有把美洲各国政府的力量集中起来，敌人就将取得最完全的优势，而我们必将陷入可怕的民事纠纷之中，必将屈辱地被遍布各地的一小撮坏蛋们所打败。”[19]玻利瓦尔的宣言代表了美洲联合思想最初的雏形。他认为，在欧洲国家维持均势的情况下，整个美洲必须结成一个联盟，同欧洲大陆保持一种均势的状态，防止新生的美洲被欧洲干扰，避免战争爆发。此外，玻利瓦尔还认为，美洲联合将有利于增加美洲的力量。
在《牙买加来信》中，玻利瓦尔提到：“使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依靠一种联系将各部分整体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1821年召开的巴拿马大会讨论了拉丁美洲联合的问题，玻利瓦尔建议建立一个联盟，“以结成迄今为止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或最强大的联盟为宗旨；各国之间及每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将完整地得到维护；任何一国都不比其他国家弱，任何一国都不比其他国家强”。[20]在玻利瓦尔的设想中，这样一个各独立国家平等的联盟是一种多元化的联合，不仅可以帮助调解拉美各国之间的分歧，同时还可以团结力量，抵御欧洲国家的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联盟并没有将美国囊括其中，而仅仅是指拉丁美洲国家的联合。这种理念更确切地说是“拉丁美洲化”而不是“泛美化”。因此，也有学者将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称为玻利瓦尔主义。
虽然美国与拉美国家都经历了殖民地时期，但是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拉丁美洲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而这些大多数起源于欧洲。在启蒙运动兴起以后，许多人都受到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传统西班牙式的自由天主教传统和启蒙运动的影响相融合，使得美洲人民相信，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理念，有着同样的经历，这也成为拉美国家在独立战争之初联合的基础，是泛美主义最初的来源。
“在三百年漫长的历史中，美洲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它的基础是一个由美洲本土出生的白人和混血人种组成的，逐渐成长壮大的人群。他们所代表的新文化表现在语言、艺术、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方面。人群实体和文化融合带来了美洲本土观念和感情的强化，这就是诞生之中的美洲主义。美洲主义是独立倾向的重要因素。”[21]政治理念的相同奠定了联合的基础，而同欧洲的区别和对抗则加强了这种联系。对这些国家来说，驱逐欧洲势力，同欧洲国家区别开来，意味着同旧世界分隔开来，建立和维持一个新世界。
这种新旧世界的分割论同美国当时的论调不谋而合。北美殖民地在获得独立以后，也一直标榜同欧洲大陆旧世界的隔离而执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然而19世纪80年代的泛美主义已经不再是孤立主义下的防御政策，与拉丁美洲的革命领袖们提出的泛美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美国来说，美国提出的美洲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亨利·克莱时期的美洲体系。这种美洲体系思想虽然与玻利瓦尔的拉丁美洲一体化都有抵御欧洲入侵和干涉的内容，但是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人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美国并不认为拉美新生国家同美国是平等的，美国提出联合的倡议也只是为了将拉美国家集合在美国的大本营之下，受美国的领导。杰斐逊总统就曾经说过，美洲“应当自己有一个与欧洲体系不同的独立体系。欧洲体系现在正试图成为专制制度的大本营，而我们的努力目标则当然应该是把我们的半球变成自由的大本营”。[22]“对他们来说，我们将是最好的榜样，我们有着相同的起源，他们采用我们的政治原则，模仿我们的政治体制，甚至用着和我们相同的革命话语。”[23]他还强调：“从我们人口的特征来看，我们必须在合作中占据领导地位，在和南美洲发展关系时，我们必须像英国人一样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而让南美洲从属于我们。”[24]在美国人看来，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能力建立所谓的自治政府，他们并不具备美国人的能力。
1824年12月7日，玻利瓦尔向美国发出了巴拿马大会的邀请，然而美国国内对此却异常冷淡。美国从建立之初就严格遵循华盛顿提出的“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不愿意卷入欧洲的事务中，贸然地派遣代表参加巴拿马大会，会使美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成为“神圣同盟”的敌人。
许多人虽然对拉丁美洲革命报以同情，但都认为美国还是应该严格遵守中立的政策，这将是最明智的选择。唯一的例外是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克莱，他强烈建议派遣代表参加。在他看来，华盛顿提出的孤立主义政策主要面向的是欧洲而并不是同处于一个新世界的拉丁美洲。虽然他也认为美国应该坚守中立的位置，但是这同承认拉丁美洲独立和派遣代表参加巴拿马大会并没有什么冲突。同时，美国加强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也将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克莱最后成功让国会通过了派遣代表参加巴拿马大会的决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代表最终并未成行。这之后美洲体系逐渐被纳入到门罗主义中，并且以泛美主义为口号在80年代再次被提出。
与玻利瓦尔利用美洲体系联合拉丁美洲国家共同抵御外敌不同，美国的美洲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将美洲大陆与欧洲做一个切割，根本目的仍然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则更多的是一种泛拉丁美洲主义，虽然这种主义也有分割新旧世界的论调，但是更加强调的是通过拉丁美洲的联合来抵御欧洲的干涉与入侵，而这种联合中并不包括美国，玻利瓦尔明确提出，美国人是“异邦人”。[25]虽然双方都是从殖民地获得独立，但是在文化和历史根源上却截然不同。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主要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更是带有浓重的清教徒思想。拉丁美洲作为西班牙长期以来的殖民地，更多地受到欧洲旧大陆的影响，有些拉美国家认为，通过美洲国家的联合从而与欧洲国家进行分割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在很多方面，拉丁美洲同欧洲反而更有共同之处。从1845年开始，这种因为与欧洲的不同联系而造成的分裂趋势在南北美大陆之间逐渐出现。[26] 因此，虽然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都经历了革命，且对于民主共和制有相互的认同，但是双方对于泛美主义语境下构建的美洲体系的认知却存在着巨大差异。
【注释】
[1]神圣同盟发起之后的同年，英国与俄、奥、普三国建立了四国同盟，这个同盟被看作是神圣同盟的核心，法国在同盟成立的三年后也加入，虽然英国加入了这个同盟，但是实际上英国并没有积极参与这个同盟。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主要是为了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但是当欧洲主要的几个国家团结在一起，不再听从英国的建议而执意要干涉拉丁美洲革命时，英国只能从新大陆寻找新的力量共同反对由法、俄、奥、普组成的同盟。新大陆的美国于是成了最佳的选择。
[2]Manning，William R.，ed.，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atin-American Nations，Vol.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1478.
[3]Thomas L.Karnes，ed.，Readings in the Lati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2，p.26，pp.30-31.
[4]Charles F.Adams，ed.，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Comprising Portions of His Dairy from 1795-1848，J.B.Lippincott＆Co.，Vol.6，1877，pp.177-179.19世纪早期，美国仍然觊觎拉丁美洲的领土，提出的熟果理论就是一例。“熟果”理论认为美国对于古巴的政治吸引力必会在成熟的时机使古巴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就像果实成熟了落地一样。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古巴内部也有一部分上层的克里奥人支持美国并入古巴，这种想法一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消失。
[5]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Toronto，1963，p.43.
[6][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一分册，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27页。
[7]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Toronto，1963，pp.38-39.(https://www.daowen.com)
[8]张德明：《国际机遇的利用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58-165页。
[9]英国的提前表态让美国确信英国不会干涉拉美独立，而英国的表态也给美国以信心，既而利用英国的影响震慑其他的欧洲国家。
[10]天定命运论于1845年7月由美国《纽约杂志和民主评论》主编约翰·奥萨利文提出，具体内容是，“外国政府曾企图阻挠得克萨斯的合并，以便制止上帝为了我们成百万人民的逐年自由反之而把天定命运扩张到北美大陆。上帝赋予我们在整个大陆发展的权利是天定命运”。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11]“First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December 2nd，184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first-annual-message-6.
[12]Richardson，James D.，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1789-1902，Vol.5，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2，pp.2248-2249.
[13]S.F.Bemis，Latin Americ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43，p.101.
[14]洛佩斯本人是委内瑞拉人，但是他组织的三次远征都有美国的官方人士参与，而西班牙当局对这些非法入侵者的扣押与处决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和干涉，某种程度上，美国官方对这种非法入侵的行为是默许的。
[15]美国控制运河论的逻辑是，运河作为连接南北美洲重要的交通通道，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一条由美国控制的运河才是符合门罗主义原则的，即所谓的不得转让原则的实践。
[16]屈从文：《美国崛起与扩张的产物》，《大国》（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Edward Crapol，James G.Blaine：Architect of Empire，Wilmington，DE：SR Books，2000，pp.166-167.
[18]Samuel Guy Inman，Problems in Pan Americanism，George H.Doran Company，1925，p.219.
[19]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20]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139页。
[21]索萨：《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22]魏红霞：《美国在拉美软实力的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10月第31卷，增刊2。
[23]Moore，John Bassett，Henry Clay and Pan-Americanism，Louisville，Ky.，Westerfield，Bont＆Co.，1915，p.4.
[24]Calvin Colton，ed.，Speeches of Henry Clay，A.S.Barnes＆Co.，1857，p.242.
[25]韩琦：《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1期。
[26]Arthur Preston Whitaker，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Its Rise and Declin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4，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