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欧洲干涉与南美大陆平衡政策下的美国外交困局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就使他们认为，只有掌握了文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干预才能使拉丁美洲人摆脱人类堕落的深渊，美国人自以为的新使命促使美国在拉丁美洲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和政策，以让这里的人民获得“文明”。这种改变拉丁美洲不民主和落后的动机在80年代美国海外扩张的需求下又重新开始流行。[17]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认为，拉丁美洲需要外部的力量来使他们获得和平，在智利与秘鲁之间重建和平，是美国在责任上和利益上应尽的义务。[18]美国甚至在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争端中提出美国是中美洲天然的保护者这样的论调。[19]
在美国人自以为高尚的目标下隐藏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对经济利益和领导地位的追求，而美国所谓的唯一性，其根本目的是排除欧洲国家的势力，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战争等手段在这些争端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开始借助争端的契机迅速发展势力，南美大陆的平衡状态逐渐被打破，这种状况显然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造成了冲击。在多重考量之下，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争端进行了积极的介入，以期排除欧洲国家的干涉，保持南美大陆的势力均衡状态，达到最终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然而，美国在拉美国家的外交调解活动中面临了诸多困境。
从1879年开始，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就因巴拿马地区的边界问题产生了纷争，[20]双方很快于1880年签订了仲裁条约，一致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彼此的分歧，并且选择了欧洲国家首脑作为仲裁者。
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向欧洲请求仲裁的行动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一方面，反对欧洲势力干涉美洲事务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涉及中美洲地峡运河的问题。于是，美国以1846年条约[21]为借口，反对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将此次争端提交欧洲国家进行仲裁，这样的行为遭到了两国的强烈反感。
从巴拿马运河工程伊始，美国就频频对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运河公司之间的合同问题指手画脚，以1846年的美哥条约为依据，指责哥伦比亚在没有美国这一利益相关方的同意下就将运河合同给予一家法国公司。出于对美国的不满，哥伦比亚开始寻求废除1846年条约，甚至有传言称哥伦比亚将向欧洲请求帮助，哥伦比亚国内的反美情绪逐渐高涨。[22] 比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在经济和文化上与欧洲联系更为密切。[23] 在这样的国家关系下，哥伦比亚与哥斯达黎加都不愿意向美国请求帮助，不论是调解还是仲裁。
1881年1月，美国驻中美洲公使洛根（C.A.Logan）向国务卿埃瓦茨（William Evarts）报告称，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已经于前一年年底签订了条约，一致同意通过仲裁来解决边界争端，条约中提出比利时国王将会被请求作为仲裁者，如果比利时国王拒绝，那么将会邀请西班牙国王，如果西班牙国王拒绝，就邀请阿根廷总统担任仲裁者。报告的最后，洛根还提出：“从两国对于仲裁者的选择可以发现，哥伦比亚对于美国的观感并不好。”[24]
当条约还在哥伦比亚国会等待通过时，刚成为国务卿的布莱恩就开始行动。他提出，虽然美国政府并不期望成为两国之间分歧的仲裁者，但是哥伦比亚在没有和美国沟通的情况下就将边界争端问题提交他国仲裁，这对美国来说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还提出，根据1846年条约，美国有义务维护巴拿马地区的领土完整，美国政府认为凡是涉及巴拿马地区边界的问题都应该向美国咨询之后再决定仲裁者的人选。[25] 同一天，布莱恩还指示洛根向哥斯达黎加政府表示，“虽然美国认可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但是1846年条约给予了美国参与选择仲裁者的权利”，他还提出，美国不会受制于两国所选择的仲裁者所做出的仲裁决定。[26]
哥斯达黎加对美国的干涉感到非常反感和厌恶，一向与美国关系疏远的哥斯达黎加政府很快做出了回复。哥斯达黎加外长卡斯特罗（JoséMaría Castro Madriz）提醒洛根注意，哥斯达黎加并不是1846年条约的成员，对这个条约也从没有表示过赞同，因此他拒绝与洛根讨论哥斯达黎加与哥伦比亚之间的仲裁条约。哥斯达黎加著名报纸《信使报》（El Mensajoro）于当年8月4日的报道中称，美国的行为是对哥斯达黎加的羞辱，哥斯达黎加根本就没有加入1846年条约，但是美国却要将这个条约的条款应用到哥斯达黎加与哥伦比亚的边界问题中，而且美国在地峡运河上的利益已经决定了美国并没有资格成为此次争端的仲裁者。[27] 哥斯达黎加显然明白美国在此次争端中的真正目的，美国不仅希望能在争端中排除欧洲的介入，更重要的是，美国希望能够在争端中担任仲裁者的角色。
除对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外交施压外，布莱恩还向受邀请的欧洲仲裁者们施压，试图阻止他们接受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仲裁的邀请。从5月底开始，美国政府陆续向几个被邀请作为仲裁者的国家发出声明，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这些国家的首脑作为仲裁者，因为双方的仲裁条约并没有向利益相关方——美国进行询问，不论是比利时国王还是西班牙国王，如果接受仲裁的邀请，都将是对美洲事务的干涉，美国决不能接受。[28]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比利时国王和西班牙国王都拒绝了邀请。[29]但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仍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介入，两国直到1886年才在法国总统的仲裁下解决了争端。
在这次领土争端中，虽然争端的双方试图通过第三方来进行仲裁，但是美国并没有成为双方的选择。与美国反对欧洲干涉介入美洲事务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是拉美国家更加倾向向欧洲请求帮助。[30] 这也让美国意识到，拉丁美洲国家与欧洲之间有着更多的联系。
而在智利与阿根廷的领土争端中，虽然美国抓住时机获得了仲裁者的位置，但是两国争端最终解决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智利当时正面临两面作战的形势。彼时，智利一方面面临与秘鲁和玻利维亚联盟开战的危机，一方面又面临与阿根廷的冲突。阿根廷利用智利两面受敌的机会，向秘鲁和玻利维亚提出了联合对智利作战的提议。阿根廷方面认为，智利很有可能通过战争掌握更为巨大的硝石资源，从而为该国在边界线上的进一步扩展提供稳定的经济后盾，与玻利维亚和秘鲁共同作战将有效地防止这种趋势，并且为阿根廷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问题上争取筹码。[31]
1880年，当南美太平洋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阿根廷又向巴西提出了共同调解南美三国冲突的建议，试图阻止智利对拉帕卡（Tarapaca）地区的占领，阿根廷并不愿意智利通过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进而对阿根廷的边界造成更大的压力。阿根廷声称智利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已经违背了阿根廷和巴西政府所认可的普遍准则，提出智利应该以现金赔款的方式来解决此次冲突而非领土的侵占。但是这个建议在智利占领了利马之后变得不再实际。
另外，秘鲁也开始主动邀请阿根廷加入战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利不得不在与阿根廷的争端中做出让步。以智利正在进行战争为机会，阿根廷成功和智利签订了1881年边界协议。[32] 在此次争端中，双方都同意接受美国的调解和斡旋来快速解决争端，然而，事实上美国的介入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智利已经决定，或者说不得不做出让步，美国不过是顺势而为。
在南美三国战争中，美国的行动更加清晰地显示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困境。
1879—1883年爆发的南美太平洋战争是拉美国家独立战争后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对南美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美太平洋战争最初由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的领土纠纷引发，其争议领土位于南纬23°至27°的阿塔卡玛沙漠（Atacama Desert），其中沙漠北部的部分领土属于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Antofagasta）。阿塔卡玛沙漠处于殖民地时期的秘鲁总督区与智利都督区之间，在殖民地时期并没有划分出明确的边界，虽然面积广大但是气候恶劣，所以长期荒无人烟，因此虽然属于存在争议的领土，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冲突。独立战争后，这里就成为智利与玻利维亚的边界地区，然其归属也一直没有明确。
19世纪40年代，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秘鲁南部地区和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发现了大量鸟粪，由于此时鸟粪是出口欧洲的重要资源，三国之间逐渐开始对资源进行争夺。到了60年代，鸟粪资源消耗殆尽，而在阿塔卡玛沙漠和秘鲁的塔拉帕卡地区又发现了丰富的硝石资源，硝石开始代替鸟粪成为新的出口欧洲的商品。随着出口的增长，硝石产业逐渐成为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重要产业，三国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变得日趋激烈。
1866年，智利和玻利维亚通过协商暂时解决了两国的争议问题。在协商的过程中，智利提出玻利维亚将整个安托法加斯塔割让给智利，作为交换，智利将会帮助玻利维亚夺取秘鲁南部的硝石产区。玻利维亚表示拒绝，同时与秘鲁之间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联合秘鲁共同遏制智利对硝石资源的抢夺。出于对智利的共同忧虑，双方于1873年结成了秘密防守联盟。在秘鲁的支持下，玻利维亚再一次与智利谈判，1874 年，双方签订《苏克雷条约》，玻利维亚成功地将其南部边界保持在了南纬24°。[33]
但是玻利维亚对智利势力及其对硝石资源的占领仍然感到忧虑。由于玻利维亚并没有大量开发硝石的能力，因此智利的势力在此地迅速发展。智利在安托法加斯塔的硝石与铁路公司不仅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企业，其人口还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智利开始密谋将安托法加斯塔并入智利。[34]在70年代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为了争夺资源，缓解国内压力，1878年，玻利维亚率先采取了行动。
1878年12月，玻利维亚总统为了缓解债务危机，公然违背1874年的《苏克雷条约》，单方面提高了硝石的出口税，并以此为由要求安托法加斯塔硝石与铁路公司补交增加的税款，还以没收财产相威胁。智利方面认为这违反了双方于1874年签订的协议而拒绝接受。[35] 于是玻利维亚总统下令控制了这家公司，宣布将其进行公开拍卖。1879年2月14日，智利采用了强硬手段进行回击，不仅占领了沿海重镇安托法加斯塔，还控制了两国边界的所有争议领土。
面对智利的进攻，玻利维亚援引1873年与秘鲁签订的秘密条约请求秘鲁的帮助，但是秘鲁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而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此次争端。于是秘鲁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行动：一方面，派遣了外交特使何塞·安东尼奥·拉瓦列（Jose Antonio Lavalle）前往圣地亚哥进行调停，另一方面在玻利维亚进行调解工作，希望能够阻止玻利维亚对智利宣战。但是这两方面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智利对秘鲁的调停并没有多少信任，他们更加相信这是秘鲁为了拖延时间准备战争而采取的行动。[36] 而在智利没有退回本国之前，想要玻利维亚放弃对智利开战也已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最终在1879年4月5日，智利正式向秘鲁和玻利维亚宣战，南美太平洋战争（或称硝石战争）正式爆发。[37]
战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外国利益。港口的封锁导致正常的商业活动无法进行；对城市和小镇的炮击使许多外国商人的财产遭受了损失；海军的海上劫掠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损失；[38]而三国争夺的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硝石也一度停止了对外出口。其中，英国的利益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在南美洲运输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其运输业在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英国资本大量地投资在三国的硝石产业中，由硝石停产所带来的损失也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商人。
其他欧洲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为了发展国内的铁路建设，秘鲁向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借取了大笔的外债，而硝石出口则是秘鲁偿还外债的重要保证，对秘鲁来说，失去硝石出口这样的重要收入来源不仅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重大的影响，更会影响秘鲁的外债偿还。而且，一旦智利胜利，必将占领秘鲁南部的丰富的硝石产地塔拉帕卡，对秘鲁将来的发展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至于玻利维亚，硝石产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因此智利对硝石产区的占领将给玻利维亚带来巨大的损失。[39]
出于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欧洲国家纷纷开始行动。作为在这一地区有着巨大利益的国家，英国首先提出了和平协商的建议，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就应智利的请求提出调解，但是秘鲁拒绝了这个建议。究其原因，不过是此时战争刚刚开始，秘鲁并不愿意轻易屈服，甚至是玻利维亚也在外交文件中明确表示了对智利作战的强硬态度。[40] 于是英国向其他欧洲国家请求支持，希望能够共同向秘鲁和玻利维亚施压，但这项提议首先遭到了德国的拒绝。德国首相俾斯麦拒绝了英国的建议，提出除非美国同意参与共同的调解，否则德国不愿意介入其中。
事实上，比起与欧洲国家合作进行调解和干涉，美国更加担心的是欧洲国家再一次利用南美洲国家的争端进行势力的渗透。
除欧洲国家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积极行动。智利联合了与秘鲁有领土争议的厄瓜多尔，还指责哥伦比亚违反了中立法，因为秘鲁通过巴拿马地峡地区运送武器。智利的行动将这些国家也拉入了战局。[41]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开始进行活动。
1879年7月，厄瓜多尔派遣特使前往交战国进行调停，由于厄瓜多尔与秘鲁之间存在着长久的领土争端，在国家关系上，也与智利更为亲近，很长时期内都与智利维持着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调停者显然无法获得秘鲁的信任，调解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在厄瓜多尔的失败之后，哥伦比亚也提出了调停的建议，让人难堪的是，哥伦比亚特使在正式向智利提出调停前，就已经被智利拒绝，[42]至于巴西，在战争一开始就提出了调解，但是也被玻利维亚拒绝。[43]
美国对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调停并没有什么不满，甚至表示出了欢迎的态度。当得知哥伦比亚政府派出特使进行调停任务时，国务卿埃瓦茨向美国驻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公使发去指示，表示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调停，但是美国需要密切关注哥伦比亚特使的行动，公使们应该向哥伦比亚特使表明美国对哥伦比亚政府调停行动的关注。
这样的表态完整体现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调停活动的复杂心态。一方面，由于美国遵循门罗主义所提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并不能对于同是美洲国家的哥伦比亚提出类似反对欧洲国家调解行动的抗议。另一方面，美国更加担心如果这些调停成功，美国将会失去一个在南美洲提升影响力的机会。这种矛盾的情绪导致美国对这些调停活动总是产生摇摆的态度，在持保留立场的同时，又隐隐施压。
美国驻智利公使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A.Osborn）曾多次在与哥伦比亚特使的接触中表达美国政府的立场，他一方面表示“美国对所有美洲共和国的福利十分关切，对目前的争端感到遗憾，我们将为冲突的停止感到高兴，希望这些争端能够早日结束”，另一方面又对美国进行调解和斡旋的立场持保守的态度，“在交战双方没有提出希望美国来进行调停，以及美国政府对于进行和平调解有完全的信心之前，任何方式的调停都是不合适的”。[44]
虽然美国在战争初期保持了谨慎的中立态度，但实际上仍然警惕着欧洲国家的行动，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调停行为也表现出冷眼旁观的态度。显然，美国并不希望欧洲国家或者任何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此次战争来扩大影响。虽然英国提出的调停建议被拒绝，但是欧洲干涉的风险仍然在不断增加，不断有传言称欧洲可能会进行联合调停，美国驻秘鲁公使克里斯蒂安斯向国务院报告了这种情况，提出美国要尽量避免与欧洲联合向秘鲁施压，以免引起秘鲁方面的憎恨与反感。[45]
在商业利益持续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威廉·格兰斯顿（William E.Gladstone）再次提出由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同执行和平的新计划，提出秘鲁和玻利维亚赔付给智利一笔由仲裁者们议定的赔款以换取和平。局面的逐渐恶化促使国务卿做出政策上的调整。3月9日，在给美国驻三国公使的密信中，埃瓦茨认为英法等欧洲国家由于利益受损，正在计划向秘鲁施压从而加速战争的终结，而计划的失败，将会为他们提供干涉的借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埃瓦茨指出，若是这三个国家向欧洲请求调解，就一定要劝说他们转向美国请求仲裁。[46]
美国为了阻止欧洲获得调解的主导权，放弃了战争初期的谨慎态度，决定采取更进一步的干涉，这意味着美国对战争开始以来的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两个月之后，在奥斯本的建议下，美国促成了交战国于9月派遣代表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即阿里卡（Arica）会议。但是此次调解会议最终因为三国之间的巨大分歧而失败。[47]
阿里卡会议的失败是早有预兆的，秘鲁与智利两国对和平的条件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然而美国为了争夺此次调解中的主导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美国驻秘鲁公使艾萨克·克里斯蒂安斯（Issac Christiancy）向秘鲁方面施压接受和谈，但是却没有明确传达智利的和平条件，而智利认为秘鲁和玻利维亚是已经接受和谈条件才出席会议，这些分歧最终在阿里卡会议爆发，使得美国的调解活动以失败告终。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智利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智利军队占领了太平洋沿岸重要的硝石产区，包括安托法加斯塔、塔拉帕卡、坦卡纳以及阿里卡。同时，智利还摧毁了秘鲁的海军，1881年1月，智利军队夺取了秘鲁首都利马，基本已经奠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玻利维亚总统被迫辞职，并且逃亡法国，而秘鲁国内也经历了政权更迭，原领导人彼罗拉坚持不对智利妥协，并且在智利占领利马后外逃，成立了以尼古拉斯·德·彼罗拉（Nicolas de Pierola）为首的新的临时政府。而利马成立了以佩德罗·何塞·卡尔德隆（Pedro Jose Calderon）为首的新的临时政府。秘鲁出现了两个临时政府，形势变得更为混乱。
1881年，詹姆斯·布莱恩成为新任国务卿。美国驻秘鲁公使克里斯蒂安斯向国务卿报告了三国当前的情况以供国务卿做出新的政策调整。报告中称，智利正打算在秘鲁建立由他们控制而非欧洲国家控制的新政府，大部分秘鲁人都更加支持美国，厌恶英国，甚至有一些秘鲁人向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兼并秘鲁。在克里斯蒂安斯看来，秘鲁倾向美国，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美国，只有加大干涉的力度，美国才能扩大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同时达到和平的目的。[48]他还提出，智利当局有意让秘鲁维持两个政府的状态，这种相当于无政府的状态将有利于智利对秘鲁的长期占领，这样就相当于“英国在海岸边建立了一个超越美国影响的优势”。由此他提出，美国“只能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通过合理的条款，强制解决和平问题，或者成为秘鲁的保护国，对秘鲁采取庇护的手段，或者直接兼并它”，只有以上方式才能使美国“最有效地控制秘鲁商业”，否则“所谓的‘门罗主义’会继续被所有的美洲国家看作是一个神话”。[49]
布莱恩对美洲大陆体系的抱负注定了他不会向埃瓦茨那样保守。作为长久以来的反英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斯的警告显然让他对欧洲特别是英国在此次战争中的行动有了更多的警惕。同时，面对智利已经占领了利马的情况，布莱恩也急需调整政策。如果放任智利通过战争获得秘鲁的领土，即使不考虑支持智利的英国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虽然布莱恩自己是这样认为的，[50]智利也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和声望，从而打破整个南美大陆的力量平衡，这不仅会让一直寄希望于美国的秘鲁对美国心生怨恨，还会最终影响到美国在整片大陆上扩大影响力、主导美洲大陆事务的目标。因此，不论是从反对欧洲干涉的角度，还是从稳定美洲大陆的平衡局面的角度出发，以割让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领土作为和平的条件都不能被布莱恩所接受。
于是，布莱恩在两方面对美国的南美太平洋政策做出调整：一方面，扶持秘鲁的同时向智利施压，尽可能地以赔款的形式来获取和平，避免领土割让；另一方面，以美洲事务的基调为此次战争定性，将南美三国战争问题纳入到美洲体系的框架中来，从而为美国介入并且主导此次和平调解，阻止欧洲国家的干涉提供正当的理由。
首先布莱恩承认了卡尔德隆临时政府——在此之前这个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布莱恩认为，与新的政治力量交好将帮助美国从之前的外交失败中摆脱出来。除此之外，布莱恩还着手对公使们进行更换。很快，新的智利公使休·胡德森·基尔帕特里克（Hugh Judson Kilpatrick），以及新的秘鲁公使斯蒂芬· 奥古斯塔斯· 赫尔伯特（Stephen Augutus Hurlburt）前往圣地亚哥和利马上任，随着两位新公使的任命，美国对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外交政策和调解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布莱恩分别对两位公使做出了不同指示。在给智利公使的指示中，布莱恩指出，他并不指望智利政府能够接受美国友好调解的建议，只是希望基尔帕特里克能够劝说智利支持卡尔德隆的“临时政府”。“如果你能够利用你作为美国代表的影响力来促使智利政府支持秘鲁政府的重建，并推迟所有关于需要以领土兼并来取得和平的解决方案，而以公正、友好的方式重新恢复外交谈判，政府将感到非常高兴。”布莱恩还提醒基尔帕特里克警惕欧洲国家的干涉：“美国政府希望在这一冲突中成为双方的朋友，但如果任何欧洲政治的干涉试图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将被迫考虑……采取更为主动的干预行动。”[51]
在给秘鲁公使的指示中，布莱恩主要强调了两点问题，一是同智利接触，希望他们能够做出让步，“（智利的）政策越自由，越能确保问题获得更为长效和满意的解决”。另一点则是美国对智利要求割让秘鲁领土问题的立场。布莱恩说道：“需要让智利明白，领土割让不是进行和谈的前提，而是在和谈中可以谈的问题……要求秘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接受割让土地的和谈结果对秘鲁而言是不公平的。”[52]
综合来说，布莱恩在南美太平洋战争调解中所持的基本立场是：美国承认智利有权利获得赔偿，但是不希望以秘鲁的领土割让为代价，同时，美国将此次战争视为美洲国家内部事务，在门罗主义的原则下，美国将不能接受任何欧洲国家的干涉，以上两点基本上贯穿了美国在整个南美三国战争中的调解政策。相比埃瓦茨，布莱恩的外交政策更为主动和积极。
事实证明，布莱恩的新政策并没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派遣的新公使反而使得情况越来越糟。由于缺乏外交经验，对战争情况也缺乏详细的了解，两位美国公使纷纷偏向自己所驻守的国家，为该国利益彼此相争。
在与智利占领军总司令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的会面中，赫尔伯特说道，“美国承认胜利者在文明的战争法则下所享有的权利，但是它不认同以兼并土地为目的的战争。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认同使用暴力去瓜分一个国家……美国承认智利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是这种赔偿应该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或通过仲裁进行支付。此外，秘鲁也应该获得自由讨论和平条款的机会，在没有办法证明它没有能力或不愿意用其他方式做出赔偿之前，仅在智利的审判下就将领土割让作为和平的必要条件，是与文明国家承认的普遍原则相悖的。美国不会赞同智利的这种行为……我们认为，智利占领和兼并秘鲁领土的行为，不管是通过武力还是将它作为结束敌对状态的强制性条件，都是与智利过去所宣称的原则相违背的，这将被其他国家视为智利走上侵略扩张道路的证据。”[53]
虽然赫尔伯特的表态与国务卿传达的指示保持了一致，但是过于强硬的外交辞令反而引起了诸多事端，也让基尔帕特里克在智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因为就在不久前，智利已经表明不会强行索取秘鲁领土。“智利不会同意将它在战争中获得的权利提交给任何欧洲国家进行仲裁。”赫尔伯特的表态引起了智利的强烈不满，智利对美国介入三国纷争的不满也日益增加。
1881年11月，智利逮捕了秘鲁临时政府领导人卡尔德隆。卡尔德隆的被捕被赫尔伯特认为是智利对美国的挑衅。他向布莱恩建议美国对此进行强硬的干涉，而秘鲁临时政府驻美国代表也向美国政府请求进行干预，“当前局势除了美国政府的干涉，已经没有其他方式能够使秘鲁重新建立政府，实现和平了”。[54]
事情发展到了现在，布莱恩明白，基尔帕特里克和赫尔伯特已经无法继续在这场战争中继续执行任务。于是他派出了新的外交特使前往交战国推进和谈事宜，最终，威廉·亨利·特雷斯科特（William Henry Trescot）作为美国特使前往南美洲，这也标志着美国的干涉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特雷斯科特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不仅在美国驻英国使馆担任过秘书，还于1860年担任过助理国务卿，并且在海斯政府时期多次被外派，对南美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也不陌生。比起之前派遣的公使，他无疑具有非常出色的外交能力和丰富的外交经验。
布莱恩对特雷斯科特做出了详细的指示：他需要确认智利对卡尔德隆的逮捕是否真如赫尔伯特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羞辱美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指示特雷斯科特：“你需要告知智利政府这样的行为是国际性的无理冒犯……这种不友好的行为最终将会导致双方外交关系的终止。如果智利将这样的行为归咎于赫尔伯特的不恰当行为，特雷斯科特将接受任何的否认赫尔伯特的陈述。”
至于和平解决方案，如果智利坚持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秘鲁政府，特雷斯科特必须向智利政府表明美国政府的不满和失望，因为美国仍然坚持秘鲁可以以现金赔款的方式来取得和平。如果智利以友好的态度接受了这个建议，布莱恩建议特雷斯科特可以方便行事，和智利签订一个临时条约。但是如果这个建议也被拒绝，即智利坚持破坏一个独立国家的政策的话，美国政府将会考虑因为智利政府的行动产生的影响而履行进一步的义务，自由地和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共和国合作，共同避免不好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影响的不止智利和秘鲁，也是对所有美洲国家政体、和平进步和自由文明的威胁。[55]另外，布莱恩还指示特雷斯科特必须提防阿根廷和巴西政府。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言语带来的危险性已经是接近于最后通牒了。[56]在布莱恩的指示中，可以发现，他一方面希望消除由赫尔伯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却又强硬地对智利施压。
布莱恩并不了解智利对此次战争所寄予的期望。为了防止被秘玻联军和阿根廷两面夹击，智利被迫在与阿根廷的争端中做出了让步，这使得智利在与秘鲁和玻利维亚作战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放弃了巴塔哥尼亚的利益后，智利自然不能接受放弃更多的利益。即使在备战不充分的情况下，智利仍在与秘鲁的战斗中取得了众多的胜利，这更加激起了智利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公众压力和扩张主义的野心成为主导智利行动的主要原因。(https://www.daowen.com)
与美国言辞激烈的表态同时传来的，是美国与卡尔德隆政府签订了将钦博特（Chimbote）转让给美国作为煤站的消息。
布莱恩的行动立即引起了智利国内的强烈不满，智利报纸指责“国务卿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置于他肮脏的贪欲和个人财富的卑鄙愿望之下”，“智利人不认为白宫有权干涉此事，领土争端本来就是当地事务，智利应该是自己房子的主人。”
有些人担心，美国想要在秘鲁建立一个保护国，以便将它变成一个北美力量和财富的基地，美国将从那里向外扩张到整个拉丁美洲，因此智利认为，反对美国的干涉，就是在保卫整个大陆。[57]
特雷斯科特到达利马后发现，占领首都的智利军队已经非常疲惫，这让他看到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然而在逮捕了加西亚·卡尔德隆（Garcia Calderon）之后，智利已经控制了他们唯一可以进行和谈的临时政府，这对美国将是不利的。特雷斯科特认为，如果他能在不施加太大压力的情况下消除错误[58]，和谈将会进行得很快。[59]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赫尔伯特对智利的强硬表态后，美国国内对布莱恩的调解政策产生了许多批评。虽然有人认为这表明了美国对领土割让的反对，但是更多人认为如果美国支持赫尔伯特的行为，那么美国就是在执行为了强大自身而进行干涉和侵略的政策。[60]1881年10月8日，《华盛顿邮报》登载了关于一个集团在赫尔伯特处进行游说活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承担秘鲁负债的新闻。两个星期之后，《邮报》又公开指责赫尔伯特是个爱管闲事的大忙人，是一家将拥有业务垄断的鸟粪公司的代理人。[61]随后牵扯出的腐败事件给布莱恩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随着加菲尔德被刺身亡，弗里林海森成了新任国务卿，美国在南美三国战争上的政策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与布莱恩不同，保守的弗里林海森并不愿意过多地介入南美国家的争端之中。
弗里林海森的简单电报和最初期的指示中清楚地写道：“对于智利和秘鲁之间的争端，美国没有任何想要对此表达权威性的言论的想法。”然后他提到了可能会导致和智利关系破裂的布莱恩的那份指示，告诉特雷斯科特决不要在回国的路上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告知他总统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举办一个西半球和平大会的可行性。[62]
除此之外，在没有得到更多的关于调停的消息之前，弗里林海森就将美国所有关于智利和秘鲁之间调解政策的外交文件公之于众。对此特雷斯科特一行一无所知。在与智利外长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e M.Balmaceda）进行了非正式的对话后，特雷斯科特获得了智利接受和解的初步条款，并且将这些条款电报给了华盛顿，希望能够得到展开更进一步对话的指示，但是等来的却是关于美国外交文件的公布和报纸对布莱恩外交政策的指责和攻讦。[63]
智利方面比特雷斯科特预先得到了美国所公布的外交文件信息，清楚地了解了特雷斯科特此行的目标，也基本确定了美国将不会进行武力干涉，在智利已经完全摸清美国立场的情况下，双方的和谈显然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在南美太平洋战争进行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危地马拉与墨西哥也发生了冲突。1880年9月，一群危地马拉人袭击了索科努斯科（Soconusco）的一个小镇，被俘虏的危地马拉人声称此次行动受到了危地马拉总统巴里奥斯的援助。于是墨西哥当局以严厉的口吻谴责危地马拉政府，并且宣布墨西哥政府将使用任何合适的手段来保持恰帕斯州（Chiapas）的安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墨西哥总统冈萨雷斯知会墨西哥国会，称他已经在恰帕斯派驻了相当数量的军队来镇压任何的骚乱以及应对其他意外情况的发生。双方长久以来的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战争似乎即将到来。[64]
1881年5月，美国驻中美洲公使洛根（C.A.Logan）向布莱恩报告了墨西哥的军事行动。洛根说道，他从可靠消息得知已经有1000名装备精良的军人进入了索科努斯科，很可能还有2000名即将到达。他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洛根认为，从各方面来看，墨西哥政府都有和危地马拉完全决裂的倾向。墨西哥人都憎恨巴里奥斯，巴里奥斯的地位也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稳固，如果他将他的军队派去与墨西哥对抗，他在危地马拉国内的敌人可能会集结力量将他赶下台。洛根还讨论了墨西哥政府以及危地马拉甚至整个中美洲的问题。他认为对这个地区的征服对墨西哥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保持统治和控制却非常困难，也超出了墨西哥的能力。
洛根的判断是合理的，中美洲地区从独立战争以来就频繁地处于混乱的状态，1823年结成的中美洲联邦并没有给中美洲带来真正的和平，危地马拉与其他省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与地方权势之间的冲突，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使中美洲国家常常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65]
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中美洲五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顺畅，彼此之间甚至没有相互连通构成网络的铁路、蒸汽船以及电话线等。[66]除地理上的隔绝造成考迪罗统治频繁外，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还造成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小部分人手里。独立革命并没有彻底地改革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保守派贵族，比如克里奥人的势力，造成民主共和国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另外，英国在中美洲联邦解体后的势力入侵在今日仍然在持续发挥着影响。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征服和控制危地马拉对墨西哥来说显然并不现实。
在随后的几份文件中，洛根持续报告了两国的军事调动。虽然情势紧张，但洛根提出，在得到华盛顿的指示之前他将继续采取回避的保守政策，同时他还提醒政府要注意危地马拉在无法得到美国帮助的情况下可能转向欧洲的危险。[67]
由于危地马拉根本无法在军事上与墨西哥对抗，因此危地马拉总统巴里奥斯派遣图罗·乌必哥（Arturo Ubico）作为公使前往华盛顿请求美国对此次争端进行干涉。
在给布莱恩的信中，乌必哥指出，危地马拉已经采用了所有可能的外交手段，但是这些和平的手段都没有成功，因此危地马拉只能请求美国的帮助，乌必哥甚至称美国是保持中美洲领土完整的天然保护者。[68]
布莱恩很快就答应了乌必哥的请求。他回复称，美国政府很乐意帮助美洲国家保持和平和友谊，并且引用了乌必哥关于美国是中美洲天然保护者的言论。布莱恩提出：“美国不会对边界争端的价值表达任何立场，或者对这些邻国的命运做出任何的仲裁，但是美国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做出努力来强化大陆上的共和国之间不可或缺的天然的联盟……为了追求这个伟大的目标，美国政府急切地希望能够看到中美洲共和国更加安全地联合在一起……美国将不会对两国之间的争端做出预先判断，美国总统将指示美国在墨西哥的代表表达他的看法。总统认为，如果国际边界，或者使用现代行为准则所承认的和平程序而未明确表明的权利被忽视，这些对于共和原则都将是危险的存在。”[69]虽然国务卿表示将在此次调解中站在公正的立场，但是从这份声明来看，他毫无疑问站在了危地马拉一边，同时可以了解到，布莱恩是支持中美洲联合的，或者说是支持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联邦计划的。
危地马拉公使乌必哥的陈述与美国驻中美洲公使洛根对两国争端情况的报告，都使布莱恩相信战争即将到来。于是，在答应了危地马拉的仲裁请求之外，布莱恩还给美国驻墨西哥公使摩根（P.H.Morgan）做出了具体指示。指示中重申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友谊以及美国的公正立场，但是信中引用了大量危地马拉公使对于危地马拉在此次争端中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言论，这种偏向性的描述已经注定了布莱恩的调解并不会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70]
6月21日，布莱恩收到的摩根的报告中指出，墨西哥不仅试图掌握争议地区的领土，还在持续对危地马拉进行敌对行动。摩根认为，墨西哥可能最终通过征服来扩张边境。大批的墨西哥军队正前往索科努斯科，频繁的边境劫掠已经在边界点起了战火，危地马拉正在采取措施进行防守。更多的国务院情报显示墨西哥可能将这种扩张的意图延伸至其他的中美洲国家，最终将整个中美洲纳入到一个墨西哥联邦体系中来。
虽然布莱恩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他提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遏制这样的领土征服，并且通过友好的斡旋来消除任何这样的行动，防止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被打破，“美国拥有的不仅仅是权利，还有道义上的责任”，布莱恩说道，“来保护其邻国免受任何的侵犯。”[71]从这份文件来看，布莱恩已经将墨西哥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扩张和征服行动。
布莱恩警告道，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之间的战争将为欧洲国家提供机会，不论欧洲站在哪一方，都将有利于他们在这一地区施加影响。最后，他明确提出，墨西哥任何攫取邻国土地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利益不友好的表示。布莱恩指示摩根将这些观点传达给墨西哥当局，并且希望他能够从墨西哥政府处得到墨西哥无意征服领土的保证。他还私下向摩根表示，如果危地马拉被逼到绝境，是很有可能将其权利让渡给欧洲国家的，而这些国家正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72]
6月23日，布莱恩电报摩根，要求他知会墨西哥政府总统，恳切要求墨西哥停止任何对危地马拉的敌对行动，提出美国愿意为了和平的目的提供斡旋，同时要求摩根与危地马拉驻墨西哥公使曼努埃尔·埃雷拉（Manuel Herrera）合作，寻求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73] 美国通过美墨战争夺去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却在此时反对墨西哥对危地马拉的行动，即便争议土地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已经在墨西哥的控制之下。这很快就激起了墨西哥方面的强烈不满。
然而，加菲尔德的被刺使布莱恩的行动不得不放缓。7月9日，摩根与墨西哥外长伊格纳西奥·马里斯卡尔（Ignacio Mariscal）谈及关于美国作为仲裁者的问题，马里斯卡尔坚持认为在整个事件中，墨西哥才是受害的一方。从两国发生冲突的状况来看，墨西哥方一直认为争议领土是属于墨西哥的，并不存在什么争议，而且是危地马拉先挑起的冲突。因此，马里斯卡尔说道，墨西哥将军队派往恰帕斯不过是为了保护墨西哥公民，而不是为了与危地马拉开战。
对于将领土争端提交仲裁的建议，马里斯卡尔表示了冷淡的态度。墨西哥认为，不论墨西哥在将来是否愿意承认，但就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可提交仲裁的。简单来说，墨西哥拒绝了美国的仲裁和斡旋的建议。另外，墨西哥已经向危地马拉建议再次成立一个委员会对争议的土地进行调查，双方的领土争议问题正在解决中，在调查委员会给出最终结果之前，墨西哥将不会进行真正的战争。[74]
在随后的一次会面中，马里斯卡尔还说道，危地马拉的行为是狡诈的，他们假装和墨西哥共同商谈关于争议领土的调查，但是私下里却试图寻求美国为其利益服务而进行调解和干涉。他还宣称墨西哥军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重新夺回被危地马拉军队占领的争议领土。对此，摩根向他陈述了一系列战争可能带来的恶果，认为双方都需要接受美国的调解。马里斯卡尔否认墨西哥有任何攫取危地马拉合法领土的意图，坚持认为墨西哥没有对其邻国采取任何的侵略行为。[75] 换言之，墨西哥并不认为双方存在调解的必要，因为墨西哥只是在捍卫本国领土。
事实上，在随后整理的关于9日的会面的备忘录中，墨西哥基本上对美国和危地马拉所提出的指控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同时还表明了墨西哥对此次争端和美国提出的仲裁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首先，墨西哥方面提出墨西哥一直希望能够和平友好地解决两国之间的纷争，从目前来说，并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将这次争端提交仲裁。马里斯卡尔提出，争端的解决，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两国边界的划分，需要经过详细的调查收集信息和数据。虽然1877年双方共同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但是调查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将边界争端提交仲裁。最后，马里斯卡尔还提出，从中美洲刚独立时期开始，恰帕斯和索科努斯科居民加入墨西哥一直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什么征服行动。
马里斯卡尔还对危地马拉所提出的四点指控做出了回应。首先，危地马拉称其所有的外交行动都已经在墨西哥失败了，无法和墨西哥达成一致，但是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是由墨西哥方面做出的，而危地马拉一直表现出不合作甚至破坏谈判的态度。从1823年开始，墨西哥一直持续地在边界问题上与危地马拉方面进行交涉，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墨西哥提出的许多建议也没有得到危地马拉的回应。
其次，危地马拉提出双方同意组织和派遣调查委员会对两国的边界线进行具体的调查，但是危地马拉代表却被墨西哥当局逮捕。对此，墨西哥方面回复称，危地马拉穿越了边界线进行调查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且墨西哥当局在知悉情况后已经迅速将其释放，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像危地马拉方面所渲染的那样严重。
再次，对于在这一地区进行人口统计和普查的危地马拉代表被捕一事，墨西哥解释称该代表非法移动了两国之间的边界标志，在双方同意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双方的协定。因此，墨西哥认为逮捕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妥。
最后，危地马拉政府控诉墨西哥政府在非法侵占和蚕食危地马拉领土，墨西哥政府对此否认，提出反而是危地马拉一直在骚扰和攻击墨西哥居民。马里斯卡尔再次提出，在任何情况下墨西哥都不会将恰帕斯和索科努斯科地区的主权问题提交仲裁，因为这两个地区长久以来已经成了墨西哥联邦的一部分，而危地马拉在调查委员会没有将双方的边界争端详细调查清楚之前就请求美国的调解和帮助，不过是因为其主张毫无根据，所谓的仲裁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继续其对墨西哥领土的侵略行为。[76]
到了8月，墨西哥仍然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仲裁，摩根承认他没有被授权进行任何调解，但是他仍然坚持两国应将分歧提交美国总统，根据证据来做出仲裁。[77]然而，摩根的行动却因危地马拉驻墨西哥公使的行动而变得尴尬。虽然摩根反复要求埃雷拉远离马里斯卡尔直到仲裁被墨西哥接受，但是埃雷拉还是与马里斯卡尔进行了多次的单独会面，甚至表达了美国支持危地马拉的情况，这些都使墨西哥人变得更加愤怒。[78]
8月中旬，埃雷拉将他与马里斯卡尔的会面向摩根做了报告，报告中称，在危地马拉继续坚持对恰帕斯的主张之前，双方之间的领土问题根本就无法得到解决。摩根指出，墨西哥在与危地马拉的私下谈判之后似乎态度变得更为强硬。墨西哥方面认为，美国绝不会为了危地马拉与墨西哥开战，因为其在墨西哥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危地马拉公使埃雷拉提出的墨西哥以赔款换取争议领土的建议似乎更加坚定了墨西哥对美国行动的揣测。在向布莱恩报告的信件中，他略带抱怨地提到，当我们在促使双方提交仲裁的时候，危地马拉却在向墨西哥出让他的权力，我们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是他仍然明确地向布莱恩表明，在当前墨西哥态度强硬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突然撤出这场争端的调解，危地马拉将失去一切。[79]
9月，摩根向国务院报告了墨西哥总统冈萨雷斯的一次类似于战争宣言的演讲，以及墨西哥媒体强烈的反美言论。报纸文章都反对墨西哥政府给美国商人商业合同，等等，这些都使他认定战争即将到来。摩根将这些事件与马里斯卡尔做了讨论，但是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摩根认为自己已经给出了最好的条件，但是墨西哥却坚称除非美国能够采取一个公正积极的立场，否则战争将无法避免。摩根于是建议美国政府宣布在情况无法挽回之前维持当前的状况，不再多加干涉：“在这个问题上的协商对危地马拉是不利的，而且据我所知，您目前所做的致力于促进与墨西哥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80]
摩根的态度和立场表明他已经认为美国的仲裁将不会被墨西哥接受，但是国务卿布莱恩并不甘心就此罢手。他在给摩根的回信中写道：“置之不理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情况不会永远保持不变……虽然美国和墨西哥的友好关系不会因为墨西哥拒绝了美国的斡旋而得到提升……但是如果将双方置于不顾，就意味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将武装对立，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愤怒和极端的恐惧最终将会导致发生真正的冲突。在危地马拉无法与墨西哥匹敌的情况下，这个大陆上将会出现另一种令人遗憾的所谓的征服权……”布莱恩认为如果爆发战争，墨西哥会像智利一样，认为自己具有所谓的征服权，从而破坏美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破坏美洲的繁荣和稳定。[81]实际上，布莱恩担心的是墨西哥像智利一样通过战争打破中美洲的平衡，在美国向南扩张的道路上形成阻碍。
于是，摩根被指示继续向墨西哥建议将两国争端提交仲裁，这时的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是摩根提出，这种仲裁将是有限的，美国将仅对两国之间的边界进行仲裁而不涉及恰帕斯省的问题。布莱恩认为这种不涉及关键问题的仲裁或许会被墨西哥接受。
在这份文件的最后，布莱恩还指出，如果墨西哥认为中美洲联邦会加强危地马拉总统巴里奥斯的权力而不愿意在两国之间的争端上让步，那么美国将不会接受出于这种目的的敌对行为。“这种行为将对这片大陆上的共和国产生危害，而美国作为这个大陆上最希望西属美洲国家和平发展的国家也将继续其和平的政策。”[82]在当时墨西哥已经掀起反美主义的情况下，这份文件的措辞在墨西哥人看来，就像是对墨西哥的最后通牒。
如果考虑墨西哥和美国的关系，布莱恩就应该明白不能如此草率地处理两国之间的争端。与危地马拉相比，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商业和经济联系正处于上升的阶段。在海斯政府正式承认了迪亚斯政府后，美国铁路建造业者就得到了墨西哥政府两份主要的铁路建设合同。墨西哥正在积极引进外资，发展铁路建设，墨西哥正在成为美国人新的经济扩张之地。[83] 相比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联邦计划所带来的利益，墨西哥巨大的经济潜力对于美国来说更为现实，墨西哥政府不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保持了友好的态度。
从布莱恩的行动来看，洛根报告的关于墨西哥的行动所带来的威胁让布莱恩异常紧张，尤其是对墨西哥吞并危地马拉的可能性的报告。美国并不希望墨西哥在中美洲地区获得主导权，若墨西哥在中美洲地区建立联邦，意味着中美洲地区出现了一个联合体，这对美国来说将成为向南扩张的阻碍，更是对布莱恩所期待的一个美洲体系的重大威胁。因此出于中美洲平衡的考虑，美国势必不会放任墨西哥在此次争端中获利。与南美三国战争时一样，美国采取了扶持弱小国家，施压强大国家从而保持力量平衡的政策。在1881年6月16日给墨西哥公使乌必哥的回复中，布莱恩就明确表示美国对弱小国家的保护是理所当然的。[84]
另一方面，防止欧洲干涉的基本立场导致美国在处理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领土争端问题时，出于支持中美洲联邦的目的而对墨西哥施压。
早在1880年，巴里奥斯就将中美洲联邦计划告知美国驻中美洲公使洛根。他声称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已经决定和危地马拉合并，尼加拉瓜也将加入这个联邦。巴里奥斯对洛根说，他将支持美国对尼加拉瓜运河的建设，同时希望美国能够支持他重新建立中美洲联邦的行动。[85] 美国政府认为，重新结成的中美洲联邦不仅将有效地防止欧洲势力的入侵，还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与利益。
两个月之后，洛根向政府建议国务院对中美洲地区实行保护，至少要让巴里奥斯能够成功结成中美洲联邦。他担心欧洲力量很有可能反对已经签订的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的运河条约。作为中美洲相对来说较为强大的国家，危地马拉具有影响尼加拉瓜运河的实力。此外，如果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联邦计划能够成功，也将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服务，这不仅关乎一条美国的运河，还意味着在中美洲驱逐欧洲的势力。
1881年，洛根再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美洲实行保护，警告称英国和德国为了中美洲太平洋沿岸的经济利益都希望能够控制任何未来在这里将建成的运河。[86]比起英国来，洛根更加担心德国在中美洲的行动。德国人不仅控制了危地马拉主要的出口商品咖啡的生产，还和危地马拉缔结了商业条约，德国产品更是和美国产品在此地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在得知美国对中美洲的保护意图后，德国在此地的负责人和总领事就联合法国和英国共同提出了反对。[87]此前关于中美洲联邦可能性的讨论中，美国公使认为只有危地马拉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美国在此次外交调解活动中自然不希望危地马拉的实力受到削弱。事实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危地马拉既希望在与墨西哥的争端中能够借得美国的力量，又可顺势与美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以便在它的中美洲联邦计划中进一步得到美国的支持。从墨西哥代表罗梅罗对布莱恩的政策分析中可以发现，两国代表都意识到了布莱恩对推进美国主导的仲裁的愿望，因此危地马拉希望利用美国的这个意图，在与墨西哥的争端中获利。[88]
在实力远不如墨西哥的情况下，危地马拉成功地以中美洲联邦的计划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然而，不论是危地马拉总统、外交官，甚至是美国政府，都高估了美国对墨西哥的影响力，简单地认为美国对墨西哥的施压可以使墨西哥屈服。
基于美国在墨西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在此次纠纷上墨西哥对于自身主张的合理性的认定，可以合理推断墨西哥不会因为外交说辞就退却。这从墨西哥对美国的强硬回应上就可以得到证明。对美国来说，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是两种利益的选择：一方面是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和逐渐增长的贸易，另一方面是渺茫的中美洲联合的前景以及美国对于穿越一个稳定的联合国家的运河的希望。
在墨西哥的强硬表态之下，美国在此次事件中的目标最终也没有实现，从美国方面来说，虽然布莱恩明确提出了仲裁的建议，但是不论是对危地马拉的保证或者是对墨西哥的施压，美国都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诸如派遣军队或者占领争议土地，等等，这就导致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无法预料美国的具体行动，导致双方的和平一直无法达成。美国防止墨西哥对中美洲的所谓征服行动也显示出美国并不愿意坐视墨西哥的强大。这点与南美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对智利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论是智利还是墨西哥，美国都不愿意看到他们因为从领土冲突中获利而变得强大，从而影响美国在美洲扩大影响。美国更希望看到的，是南美大陆的一种平衡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在美洲建立领导权，控制整个美洲体系。而美国之所以支持中美洲体系，也只是因为危地马拉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依靠美国的力量。从洛根的报告中可以得知，美国自信能有效控制危地马拉，因为危地马拉总统巴里奥斯的上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武器和物资，而且巴里奥斯政权的不稳定也将使他更加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由这样一个亲美的政府所组成的联邦将帮助美国有效防止欧洲势力的入侵。
总体来说，美国在这一时期对领土争端的介入基本上面临了两个困境。一方面，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更加亲欧，主动引入欧洲的力量来介入美洲的事务，而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调解，这与美国拉丁美洲的基本立场——反欧是相悖的。另一方面，以智利和墨西哥为代表的国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调解，而且很有可能通过这些争端获得发展的新机会，从而打破美国所希望保持的美洲大陆的平衡状态。在传统的调解手段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提出了新的方式，即美洲仲裁计划，旨在通过美洲合作的方式，共同对争端国家施压，并且将领土争端的问题有效地纳入到美洲内部，从而在压制新兴国家的同时，防止欧洲的干涉。而美国也可以因为远离争端的原因，成为这些争端天然的调解者和仲裁者，最终扩大美国在美洲大陆的影响力。[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