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外交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探索的时期，正如米尔顿·普勒苏（Milton Plesur）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在暗流下对外扩张的时期。[1]在70年代的战后重建完成后，美国国内的经济开始经历剧烈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经济重心逐渐由农业向工业转变。然而，生产力的提升所带来的生产过剩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世界性的保护主义开始盛行，以猪肉贸易为开端，美国遭遇了欧洲保护主义的限制，美国产品在欧洲市场遭到禁令。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寻找新的海外市场。拉丁美洲邻近的地理位置和出口结构上与美国的互补，使这里成为美国开拓海外市场的最佳选择。
就80年代的美拉关系来说，加勒比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这里是美国重要的原始材料产地，比如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都是美国投资的重要市场，地峡运河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拉丁美洲在美国崛起成为全球力量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2]
经济动机之外，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推动着美国开始寻求在海外发挥影响和树立美国的权威。实际上，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就使他们认为，只有掌握了文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干预才能使拉丁美洲人摆脱人类堕落的深渊，美国人自以为的新使命促使美国在拉丁美洲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和政策，以让这里的人民获得文明。这种改变拉丁美洲不民主和落后的动机在80年代美国海外扩张的需求下又重新开始流行。[3]
此时，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自由化经济改革也为美国创造了机会。彼时掌权的自由派们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纷纷进行了经济改革，主张引进外资，推动国内发展，借助外国的力量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然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最先遭到了欧洲国家的阻击。19世纪中期，当美国仍在忙于国内事务的时候，欧洲势力就已在拉丁美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美国仅占有非常小的份额。除了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外，欧洲国家还控制了加勒比地区，欧洲的经济垄断和政治控制，促使美国以新的方式来打开局面。从美国的传统政策来说，欧洲国家势力在美洲的盘踞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由于历史原因，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也充满了警惕，导致这些国家更愿意接受欧洲而非美国的资本。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仅在墨西哥和古巴保持了比较大的经济优势。而且美国在墨西哥的经济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当政的迪亚斯政府在被国际孤立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为了打开新的局面，1881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提出了“老大哥政策”，试图在友好合作的旗号下重新与拉丁美洲建立友好关系，为美国的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同时排除欧洲的势力，这也成为美国这一时期泛美运动的起点。经济利益与反欧相结合，成为“老大哥政策”提出的主要动机。然而80年代初，尤其是南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布莱恩意识到，拉丁美洲动荡的局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美国想要排除欧洲势力，实现经济扩张，那么一个稳定的拉丁美洲将是重要的前提。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美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所谓“文明理想”相结合，导致美国开始介入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争端。
随着美国在解决争端中不断的外交失败，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南美太平洋战争中的外交失利，使美国开始逐渐意识到其影响力并不能让这些国家屈服，反而是这些国家在欧洲国家的支持下，利用领土争端逐渐强大，在西半球成了美国新的竞争对手。而为了保持拉丁美洲力量平衡，美国在调解争端时往往偏向弱势一方而没有采取公正的立场。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这种倾向性的利用，很多时候反而使和平的进程无法推进。
于是，美国在强调友好合作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试图联合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对这些国家施压，并且杜绝其他拉美国家在未来通过领土割让获得巨大财富的可能，美国认为，在自身放弃了领土扩张的前提下，美国有合理的理由对这些国家进行调解。[4] 由此，美国开始逐步推动美洲仲裁体系的建立。此外，从弗里林海森时期开始，美国就积极推动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互惠条约体系，加强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排挤欧洲的经济势力，努力为美国打开拉丁美洲的市场。同时，控制重要的地峡运河，以期有效地封锁欧洲对西半球的势力入侵。最后，召开泛美会议，建立美洲常规的会议体系，进一步促进美国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加强控制，这次会议也成为美国取代欧洲领先的商业优势的积极行动。以仲裁体系和经济互惠体系为主要目标，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加勒比地区之间的联系，19世纪80年代做出的一系列美洲联合行动的尝试，逐渐构建起美国所期待的美洲体系，为20世纪的美国拉丁美洲政策奠定了基础。美洲体系的逐步建构，基本上能够实现美国希望将美洲事务纳入到西半球范围内的目标，这样一个体系最初的出发点是反欧，而美洲体系的逐步形成，也为美国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低谷，而是一个分水岭，是美国为90年代的全面扩张开始准备和探索的时期。从全球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和军事霸权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兼并和统治。而美国在美洲的政策却是一个例外。美国并不进行直接的统治或兼并行动，而是仅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手段在这一地区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这种不以领土扩张为手段而实现扩张的非正式帝国主义正是从8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并在90年代逐渐成熟。
总体来看，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政策仍然受到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虽然经济上的需求使人们开始放眼海外，但是作为美国传统外交原则的孤立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国内仍然有许多人不赞成激进的海外政策，对于海外冒险兴趣寥寥。欧洲的长久和平使美国人觉得大海的封锁使他们很安全。当时的报纸杂志对美国的外交都缺乏基本的兴趣。正如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889年说的那样，我们与外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政治中仅占有非常小的位置……我们将自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事务完全地隔绝开来。国内虽然出现了扩张海外市场的需求，但是直到80年代中期，对于海外市场的兴趣仍然是有限的，维持美国本土市场远远优于扩张市场。[5]
这种观念导致了对本国外交能力的忽视，这种相对于国家发展的严重滞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施行。当时的外交活动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花费，甚至有人觉得随着蒸汽交通的迅速发展和电报的普及，外交活动更显得多余。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都认为外交活动过于消耗成本，甚至在猪肉禁运问题上也很少有人愿意借助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
除公众对外交轻视外，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外交部门架构也十分简单，聘用的外交人员往往缺乏专业素养。这都反映了对外交能力的普遍忽视。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是国务院，最高负责人国务卿之下仅设有三个助理国务卿、一个事务专员以及八个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仅有一位主管和若干办事职员。此外，外交官们都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以1880年为例，驻外的美国外交代表共有13名全权公使、12名常驻公使以及5名代办。除此之外，国务院还控制着不到300个领事馆和为数不少的商业办事处，且多数由商人或者当地人充任职员。虽然这些人也有提供政治服务的经验，但都没有受过专业的外交训练。[6] 外交能力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美国这一时期拉丁美洲政策的推行。当时的国务卿们更多地以国内政治为本位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交代表们的任命也更多是政治性的需要，这就导致美国外交的局限性和随意性。不同的国务卿往往因为政见不同而采取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
此外，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而这两方面的因素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民主、共和两党的争斗上。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和经济重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代表南方的民主党受挫，元气大伤。代表北方制造业的共和党则确立了在联邦政府的主导权，并将南方纳入了北方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在推行经济政策方面不再受到重农主义者的抵制，可以放手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仍然以南方农业地区为大本营，还得到了一些金融资本家的支持，继续反对高额关税的政策。双方都利用关税作为政治资本，争取选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
从1880年开始，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不断上扬，而关税收入则持续上涨。民主党人主张降低关税，拓展海外市场，从而降低国内商品的价格。[7]但共和党人认为高关税可以减少出口，以此减少关税收入，同时进一步发展国内市场。以此为契机，民主党人开始提出关税改革，并不断对总统和国会施压。弗里林海森所主张的互惠条约体系其实就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一种妥协。
从1865年到1884年，民主党一直无法与共和党抗衡，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低关税的立场，反对以互惠条约这样的形势来做出妥协。而共和党的党内分裂也导致政府的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持。阿瑟总统和国务卿弗里林海森同属于共和党内部的激进派，与布莱恩所领导的温和派相互对立。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威信远不及布莱恩，因此在贸易互惠政策的推行上遭遇了来自党内的巨大阻力。1881年美洲和平大会的破产，以及民主党对共和党在拉美政策上的嘲讽和攻击，无一不体现着国内政治分裂的影响。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从80年代开始，西半球的局面已经不仅仅是欧洲与美国的竞争，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逐渐开始成为这一地区新的力量。
在美国倡导的美洲体系中，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远超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时候，这种新政策最终的结果只是美国成为拉美国家的仲裁者和保护者。而泛美主义不过是将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粉饰为文明开化的先进国家对管理混乱的落后国家的帮助和领导，从而将整个拉丁美洲囊括到美国所建立和主导的、独立于欧洲之外的美洲体系当中。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泛美主义仅限于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却无法满足拉丁美洲国家的需求。[8]事实上，19世纪80年代已经有拉丁美洲政治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阿根廷政治家胡安·鲍蒂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就认为真正的泛美会议应当只允许西属美洲国家参加。[9]
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一系列拉丁美洲政策，导致双方无法进行真正的联合，在反欧的动机之下，往往使拉丁美洲面临美洲主义与欧洲主义的抉择，然而与欧洲长久以来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使得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更多的时候选择转向欧洲，美国在调解争端中的偏向性立场更加深了这种倾向。泛美主义下所谓的政治合作不过是美国主导下向拉丁美洲国家施压，新兴拉美国家逐渐与美国形成竞争关系，反美情绪与经济合作的意愿时常此消彼长、交替出现。欧洲开始成为拉美国家节制美国的重要力量。
为了摆脱美国的主导，一些国家开始借助欧洲的力量来节制美国的影响。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一时期组织了几次美洲联合会议，以促进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泛拉丁美洲主义来对抗美国的泛美主义，拉美国家美洲意识开始逐渐觉醒。[10]综合来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最多延伸到中美洲地区，对于更加遥远的南美洲，美国仍然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南美太平洋战争后，智利的影响开始扩大，美国对智利强大的海军感到担忧，国会内部不时流传着关于智利海军的故事。而且智利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认为智利将会对美国在地峡上的控制行动造成冲击，使美国成为太平洋超级大国的希望逐渐消失。[11]1885年，当美国借巴拿马叛乱之际占领科隆以后，智利认为美国利用政治动乱抢占势力范围，还可能对厄瓜多尔采取行动，于是智利海军立即前往巴拿马地区“维持秩序”。智利军队直到美国撤离后才离开。智利在巴拿马的行动表明，智利已经开始与美国竞争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12]阿根廷也追求在美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美国抱有警惕的态度，一些国家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展国家经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就是典型的例子。危地马拉总统巴里奥斯为了他的中美洲联邦计划，频频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不仅对美国的投资持欢迎态度，甚至向尼加拉瓜施压以帮助美国获取尼加拉瓜运河条约。巴里奥斯说道：“我不像很多中美洲人那样，认为美国在产业中的干涉对于中美洲的独立和完整是危险的……如果整个国家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在消除了大多数人的忽视后，通过刺激工作来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13]甚至于现今与美国尖锐对立的委内瑞拉，在19世纪末仍在积极寻求美国的帮助，以防御欧洲的干涉与威胁。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领土争端中，委内瑞拉当局雇用了原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斯克鲁格斯（Scruggs）作为特别助理和顾问，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他大力宣传美国应该干预委-英领土争端，以提高门罗主义的地位。他还强调争端地区可以控制进入南美大市场的商业，并暗示英国企图通过这条水道染指南美广阔的内部。(https://www.daowen.com)
从经济合作的“老大哥政策”，到不准转移美洲领土的“格兰特推论”，到声称美国有权调解拉丁美洲边界争端的“奥尔尼推论”以及“罗斯福推论”，基本上延续了美国拉美政策的基本逻辑。美国以维护经济利益为由认为美国有权利对拉美国家的争端进行调解。从以上的政策发展可以看到，美国已从反对欧洲干涉美洲的被动防守政策逐渐演变为积极对美洲事务进行干涉的主动政策。
从20世纪初开始，泛美会议基本每五年举行一次。新的美洲国家常规会议体系逐渐成形。20世纪上半叶的泛美会议中，美洲仲裁体系仍然是核心议题，随着美洲仲裁体系逐渐建立，基本上确立了美国进行仲裁的合法性。在1901年召开的第二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拉丁美洲国家共同签订了索偿债务的仲裁条约。仲裁条约的通过，使得美国得以以仲裁者的角色干涉拉美国家与欧洲、拉美国家内部的冲突。美国利用美洲体系加快了对拉丁美洲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干涉，这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强烈不满。
1910年，在第四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泛美联盟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由美国国务卿担任主席。泛美联盟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控制美洲体系，以抗衡英国建立国际联盟的重要工具。在第五次和第六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拉美国家更加激烈地抨击美国的军事干涉严重违背了美洲体系的初衷。最终，第五次大会通过了泛美联盟的改组方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控制。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美洲体系开始逐渐从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展到美洲事务的其他领域，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利用美洲国家会议来反对美国的干涉。
二战时期，新的军事和安全联盟开始主导美洲体系。为了防止法西斯在拉丁美洲的渗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了睦邻政策，强调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和平，美拉关系得到缓和。美拉双方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松散的泛美体系得以巩固和加强。二战结束后，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不断扶持拉丁美洲的亲美政权，以抵御苏联的威胁为由将拉美国家维系在一个泛美的政治体系之内。冷战结束后，这种政治同盟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美国不再需要将安全作为首要的目标，转而向经济一体化、民主和人权等方向发展。1990年，老布什政府正式提出“美洲倡议”，旨在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是美国对经济主导地位的坚持遭遇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拉丁美洲的挑战。与20世纪上半叶不同，此时拉丁美洲一体化已经有所发展，比如美洲玻利瓦尔-人民贸易条约、加勒比石油计划、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都开始成为制约美国所控制的美洲体系的力量。
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至少在冷战结束前，美国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政策的目标，不仅确立了进行仲裁的合法地位，更是促成了美洲政治同盟的成立。然而，美国过分追求自身利益，通过经济、外交甚至是武力手段干涉别国内政，严重影响了拉丁美洲自身的政治进程，给后来的一系列地区冲突和政治动乱埋下祸根，受到诸多诟病。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双方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潮流所趋。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拉丁美洲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以独立自主为根本原则，扩大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经贸、外交、人员往来，真正地造福两地人民。
【注释】
[1]Howard Wayne Morgan，ed.，Milton Plesur，The Gilded Age：A Reappraisal，Beneth the Surface，American's Outward Thrust，1865-1890，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3，p.140.
[2]Greg Grandin，Empire's Workshop：Latin Americ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Rise of the New Imperialism，Macmillan，p.2.
[3]Thomas M.Leonard，ed.，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1850-1903，Establishing a Relationship，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9，p.13.
[4]Blaine to Morgan，FRUS，1881，pp.768-770.
[5]Milton Plesur，“America Looking Outward：The Years from Hayes to Harrison，”The Historian，Vol.22，No.3（May，1960），p.281.
[6]David M.Pletcher，The Awkward Years：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under Garfield and Arthur，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62，p.18.
[7]Judith Goldstein，Ideas，Interests，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92.
[8]Thomas D.Schoonover，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1860-1911，Episodes of Social Imperialism and Imperial Rivalry in the World Syste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9]Alonso Aguilar，Pan-Americanism：From Monroe to the Present：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Monthly Review Press，1968，p.38.
[10]Thomas F.McGann，Argent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1880-191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81.
[11]William F.Sater，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Empires in Conflict，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0，p.52.
[12]Rodrigo Fuenzalida Bade，Marinos ilustres y recuerdos del pasado，Santiago，1985，pp.111-112.
[13]Thomas M.Leonard，Central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Search for Stability，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