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投身上海解放的历史见证
——关于上海战役部分战地文物的考证

朱晓明

上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1949年5月12日，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以及“钳击吴淞，解放上海”的战略部署，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改编而成），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守军。经过十六天的鏖战，5月27日，上海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在这场激烈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中，人民解放军既歼灭了敌军，又完整保全并顺利接管了城市，获得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70年过去了，上海解放的枪炮声已渐行渐远，可那段记忆却并未尘封。遗照、血衣、伤票、战地日记、中共战时临时党证、军功章、纪律手册……这些从当年解放上海战役的亲历者、见证人及其后人手中征集到的一份份档案、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真实地记录和还原了一个个血与火的历史场景。

一、关于上海战役三位解放军烈士遗物的考证

上海解放纪念馆珍藏着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献身的解放军烈士的部分档案史料和遗物，其中有一张名片、一本笔记本、一封遗信……与胡文杰、张勇、马飞这三位烈士有关。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 胡文杰

胡文杰，1916年生，江苏丹阳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革命斗争，生前任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团长，1949年5月15日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牺牲。

这是一张珍藏了近70年的名片。“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政治处主任　胡文杰　江苏丹阳”，这张已经泛黄的名片，胡文杰烈士的遗孀唐渠把它作为家庭珍藏保存了近70年。

1943年8月，时任新四军苏中三分区靖江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胡文杰，在参加靖西三元桥反敌伪袭击战中负伤，被送到后方野战医院——苏中三分区卫生部靖江休养所养伤治病。当时从上海的卫校毕业后投奔新四军根据地的唐渠担任靖江休养所副所长，正好护理疗伤的胡文杰，于是胡给了她这一张名片，也算是他们俩的爱情“信物”。

唐渠将这张名片珍藏在自己的“宝贝盒”里，平时连自己的子女也不让碰。直到2009年5月15日，为纪念在上海解放中牺牲的先夫胡文杰，她才小心翼翼地从“宝贝盒”里取出来，拍成照片后赠给上海解放纪念馆。

胡文杰，生于江苏省丹阳市。他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吴江师范学校，1935年毕业后在家乡任教。1937年8月，侵华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同年12月，丹阳、镇江也相继沦陷。日寇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现实，激发了胡文杰的爱国热情。他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后来经组织批准，胡文杰与唐渠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相约在抗战胜利后正式结婚。当年的这张名片，真实地记录着胡文杰、唐渠两人的一段感情经历。

他牺牲在黎明前的战场上。1949年3月，胡文杰在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前夕，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团长。这次职务变动，是临危受命。他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在作战时总是靠前指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带领全团战士作战。

每次战斗，只要部队有战友牺牲，他都很难过。就在渡江前，一名叫成建军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特意写信给在后方的妻子唐渠，叮嘱一定要克服困难，想方设法代表他去看望成建军烈士的妻子和孩子。

在解放上海的激战中，胡文杰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担任主攻通往吴淞口的月浦主阵地的艰巨任务。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主力部队五十二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经营多年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在月浦攻坚战中，胡文杰所在的二五九团，团、营级干部就牺牲了三位，另外还有三位战友受重伤。

平时，胡文杰夫妇的感情一直很好。有一次，正在怀孕的妻子想吃韭菜下面条，可他身无分文，只好向司务长预支二毛钱，才为妻子买回了韭菜。事后，他又特地关照司务长，在他下一个月的津贴中扣除。

出征上海前夕，胡文杰特意交代妻子：“万一我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牺牲了，你还年轻，带好孩子，最多为我守寡三年就够了。要是碰到好的同志，就改嫁吧！”妻子听了心里非常明白。他还特意从众多的藏书中挑选了一本《日日夜夜》，随身带上。这本书是苏联著名作家康·西蒙诺夫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写的一部反映苏军抗击法西斯德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纪实小说。胡文杰对妻子说，这本书里有很多跟城市战斗有关的内容，要解放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可能会像小说中写的那样，与敌人争夺一条条街、一幢幢楼、一座座桥。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也可能打一场大战、恶战。看看这部小说，会有许多启发和教益。

胡文杰还特意带上自己两岁的长子，一起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父子合影照，接着就动身去了解放上海战役的前线。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15日，他在攻坚月浦镇的二五九团指挥所部署作战方案时，身中七弹，光荣牺牲在作战一线的指挥岗位上，成为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解放军。出征上海前和长子的合影，胡文杰本人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就成了他的遗物。

胡文杰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已退休。现在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军”字，这都不是原来的本名。

大儿子叫胡晓军，本名“胡小茅”，出生于1946年12月。这个名字是胡文杰亲自起的，是为了纪念胡文杰曾跟着陈毅、粟裕在江苏的茅山地区抗日。小茅出生后，一直由母亲带着，组织上安排母子俩到后方根据地，他们先后到了华北、东北，直到1948年才随部队回到苏中二分区。与父亲再次团聚时，小茅已1岁零8个月。20世纪50年代，小茅上学读书后，为了更好地纪念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的父亲，就把名字改成了“晓军”。

小儿子叫胡继军，本名“胡小遗”，他是在父亲胡文杰牺牲21天后出生的。当时被安排在后方第十兵团留守处的唐渠，已怀孕7个月。她在1949年6月3日得悉胡文杰已于5月15日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噩耗时，由于悲伤过度，过了两天，早产产下了小儿子，取名“小遗”，以此表示“遗腹子”。“小遗”从懂事起，就在母亲和父亲生前的战友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父亲胡文杰的故事，对这位未曾谋面的父亲，一直很敬仰。1968年参军时，他与母亲商量，决定改名“继军”，表示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父亲的事业。

胡文杰牺牲后，灵柩由八十七师专人护送到家乡江苏丹阳横塘乡留雁村安葬。胡文杰烈士的灵盒于1966年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正厅，他的遗像、遗物也在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展出，供后人瞻仰纪念。

2. 张勇

张勇，1925年生，江苏启东人，中共党员，1940年在新四军根据地投身抗日革命斗争，生前任第二十九军八十六师二六零团三营副教导员，1949年5月14日在解放上海时牺牲。

这是一本战地日记。1943年，张勇在华中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南通县吕四区财政局担任会计。翌年，在新四军吕四区游击队连任副连长，他带领战士，多次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不久，区游击队改编为东南警卫团，1946年，又整编为苏中九分区第七团。张勇先后担任副指导员、指导员，在战争中多次负伤。

1947年8月11日，张勇在日记本的“写在前面”中写道：

在很早以前我就想有这样一本漂亮簿子，现在是如愿了。

我很爱它，我将要它变成我的历史，变为我的斗争，变为我的工作。

从今天起，从战斗动员起，我开始我的革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能反映着我的思想、工作、作风，我将有一个希望，希望在我旁边的战友，当他为人民完成了任务时，最后的血流干了的时候，能替他收拾着这本子，看看他是怎样工作的一个革命战友。

在1948年2月8日的日记中，张勇记述了他在接到一位烈士妻子的一封来信后的感想：

方坚同志是陈更生同志的爱人，自他牺牲后，我们至今天才将更生同志的遗物——钢笔、本子，送给了她。

她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来信敬悉，更生同志之不幸，我已知了，在这里我以万分悲痛之心情来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更生同志之不幸，在党来说是损失了一个好干部，在我个人来说是少了一个亲爱的人，但我不能以更生同志个人的不幸而悲哀。在伟大的淮海战役中，许多同志都和他一样，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加强工作，来为他们报仇！

这是一封写给新婚妻子的信。这也是一封非常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书信。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战役打响时，张勇和妻子胡兴野两人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但彼此难以联系，只能偶尔通信。

丈夫张勇在渡江参加战役前夕，给不知道是否还活着的新婚妻子胡兴野写了一封信，说已经准备好要“贡献他的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幸福！”

信是这样写的：

兴野：

昨日才知道可以写信了，想你亦关心着是否可以通信的问题吧。

没有什么说，过江以来没有通过讯（信），不知你过来了没有。祝你安然地活着。(https://www.daowen.com)

要到上海去了！一切为了胜利。希你努力工作，在支部中很好动员，展开组织活动，使每个同志都紧张起来。我也如此。

最后的战斗我坚信一定胜利的，但也是艰苦残酷的，我却不怕。我将愿贡献我的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幸福！

兄　张勇

五月九日

张勇是这样想，也确实这样做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生命实践了他的理想信念。1949年5月12日，张勇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零团奉命承担主攻月浦的战斗任务。5月13日，该团占领月浦前沿阵地。敌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猛扑阵地，以几辆战车为前导，掩护敌步兵疯狂反扑。张勇冲到最前沿阻击敌军坦克进犯，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其中一辆，并献出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张勇写信后的第五天，壮烈牺牲于解放上海战役的月浦主阵地。噩耗传到妻子耳中的两天后，信才寄到。

新婚才两个月的妻子胡兴野，在接到张勇出征上海前写的遗信后，在信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备注：

1949年阴历四月十七日午（阳历五月十四日午）于上海月浦战斗中光荣牺牲。

这是他过江后最后一次给我的信。收到此信时前二天，就传来了牺牲的消息。这次事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刺激。组织上由不同意到同意（指两人的婚姻），关系合法只二个月就此结束。这是难忘的一生！

这封信的发现过程也很打动人心。胡兴野后来与张勇的战友成婚，沈鸽兵就是他们的孩子。2006年12月，为筹建上海解放纪念馆，笔者在北京征集文物史料并组织当年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老同志座谈时，沈鸽兵应邀参加会议，当场捐赠了张勇烈士的遗信。这封信后于上海解放纪念馆中陈列展出。十多年过去了，至今笔者还清楚地记得，捐赠那天沈鸽兵含着泪告诉笔者：“母亲生前有一个珍藏的小盒子，平日里谁也不能碰，大家都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直至母亲过世清理遗物时，才发现里头就是这封信以及张勇的战地日记、立功奖状。”沈鸽兵说：“母亲并不避讳和张勇叔叔的这段感情，相反，两家人还常来常往，逢年过节联络问候，情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2009年5月，宝山区委、区政府举行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老首长重访宝山战地活动，沈鸽兵应邀随当年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老同志重访战地，追寻革命前辈张勇烈士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献身的光辉足迹。

3. 马飞

马飞，1922年生，安徽舒城人，中共党员，1938年7月参加革命，生前任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二营副营长，1949年5月12日在解放上海时牺牲。

这是一封永远“迟到”的家信。1949年1月29日，马飞在新年（春节）前夕给安徽老家的父母写信。信中说：“儿出外已有数年之久未有回家了，不知二老一切情形，想念得很，但工作之繁忙，同时行程又较远，太对不起老人了。新年内（1949），我在我们报纸上看到我们舒城亦告解放，实为高兴，特写一信寄家问候。儿出外为人民服务，各方面均很好。现在就要渡江啦，等解放南京、上海后，我一定回家看望两老。”……结果上海解放了，而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然后日夜兼程，向上海挺进。5月12日，马飞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二营，按照上级首长的部署和命令，投身解放上海战役。他和二营指战员一起，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的路，急速向宝山方向攻击前进。正午时分，当他们抵达金家宅时，突然遭到敌人猛烈的火力阻击。据他的战友说，一颗流弹击中马飞的腰部，他“嗯”了一声，用手紧紧按住腰部，忍着剧痛，仍然继续带领部队往前冲。这时，鲜血从马飞的指缝中一滴滴地往下流，战友、通信员见马飞副营长战地负伤，要把他背下去，但他却说：“不要管我，你们快冲！”这却是他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部队回到苏州休整。此时，举行上海战役胜利庆功大会，马飞老家父母的家信也到了部队。战友们望着这封“迟到”的家信，含着眼泪，纷纷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段战友情谊延续了几十年。马飞牺牲后，他生前部队继续挥师南下，参加了解放福建的战斗，此后又作为驻军留在福建，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马飞生前的战友邵鸿淦，一如既往地坚持与马飞的父母通信联系，向两位老人家问寒问暖，一直坚持了几十年。邵鸿淦是原二六一团机炮连指导员、上海市对外供应公司离休干部。解放上海战役时，负责二六一团的伤员转送和登记处理烈士善后事宜。当年战地那一幕幕悲壮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老邵忘不了二营副营长马飞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好兄弟啊，我活不了，家里的事就托付给你了，请代我照顾老母和子女……”老邵不负嘱托，把马飞的遗物、烈属证明寄给了他的父母，解放后还曾接济过马飞烈士家属的困难。改革开放后，马飞的儿子找上门来，告诉老邵现在家境好多了，别无他求，只想看看父亲的墓地，祭扫一下。老邵陪着小马前往宝山查找烈士英名和墓地，结果却无名无墓。当时望着小马失望的眼神，困惑的脸色，作为老战友，老邵的心里分外沉重。后来，马飞烈士的儿子听说父亲生前部队的老同志在征集解放上海战役的烈士史料，翻出了精心保存了近40年的两封父亲遗信和邵鸿淦当年写给他们家的四封信，专程从安徽老家送到上海。马飞烈士的英名，现已收入《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谱》一书，并于2006年5月镌刻在上海解放纪念馆建成的“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上，供后人铭记和瞻仰。

二、关于解放上海战役部分战地文物的考证

1. 一件大片血渍仍然可辨的“血衣”

蒋老当时从箱子里捧出这件血衣，郑重地递给笔者。他说，“血衣”伴随了自己60多年，一直珍藏，希望这个解放上海的历史见证物，能教育更多的人。

“蒋老”名叫蒋文，1927年7月生，1940年6月参加革命，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二九五团宣教股副股长，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7 214厂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党委书记。上海战役时，他所在的师临时归第二十九军指挥。蒋文说，那时他一直驻在七连，而七连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的主要任务是拿下月浦镇外的一个大地堡，它大概是敌军的营一级指挥所。“进攻的那个晚上，没能把敌军的母堡拿下。有位排长提出：‘我上！’团里同意了。这位排长挑选了十几个人组成突击队。敌军的炮火很凶。我们部队有个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在进攻的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一个炮弹飞过来，我负伤了……”

蒋文说，照片中血衣左下方明显的缝补处就是被敌军炮弹穿过的洞。当时，他身上的伤口长达11厘米。负伤后，蒋文被送往后方医院，血衣被清洗了，但大片血渍，直至今日，仍隐约可辨，见证了解放上海这一段历史。

2. 一张写错了战地伤员名字的“伤票”

这张透着历史沧桑感的泛黄的“伤票”，原主人其实名叫卓毅奋，并非伤票上所标注的“莫一奋”。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时，卓毅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零团一营一连指导员。

1949年5月12日，部队进入月浦阵地。14日早上，根据上级命令，卓毅奋带连队支援三营主攻。指挥员带部队冲了上去，敌军组织多辆坦克疯狂反扑。卓毅奋迅速带了二三十名战士，拿上手榴弹向敌军的坦克投去。敌军一看到这样的组织反击，就边打边溜。其战友说，卓毅奋追上前不到100米，头部中弹倒下，被通信员朱明桂背到离主阵地一二里路外的临时包扎所，在医务人员紧急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后被送到设在太仓浏河的后方野战医院。

就在要被送出临时包扎所的时候，医务人员给卓毅奋填写了一张伤票（相当于病情诊断书）。由于卓毅奋头部负伤，当时医生询问他时连话都说不清，结果伤票上的姓名错写成了“莫一奋”。

这份珍贵的战地文物，卓毅奋保存了整整55年，并于2004年11月捐赠给筹建中的上海解放纪念馆。

3. 一份随身携带上战场的“中共战时临时党证”

2004年10月30日，笔者在北京约请老同志座谈时，参加上海战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零团卫生队队长，离休前任解放军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科研处处长的姚渊被身旁同志提醒道：“您不是有两件‘宝贝’要捐给纪念馆的吗？”

听了这话后，从事医务工作数十年的姚渊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才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取出两件珍藏——“中共战时临时党证”“医工通讯”（第一期），他用双手捧着递给我，含着泪花说：“‘中共战时临时党证’是战时解放军中的中共党员随身携带的，因为前线打仗，随时可能负伤甚至牺牲，要有一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医工通讯”则是上级编写的指导基层开展医疗工作的文献，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劣，这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期，它见证了人民军队基层医疗工作的一段历史。

姚渊保存的“中共战时临时党证”，系纸质档案，长12.8厘米，宽9.3厘米。红色封面上，分别印有：金黄色的“锤子镰刀”图案、“中共战时临时党证”字样、两名解放军奋勇冲向碉堡图案，以及“好好保存、切勿遗失，华东人民解放军野战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三旅旅委会”。华东人民解放军野战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三旅，于1949年2月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同年5月参加解放上海战役。

“中共战时临时党证”的封底，印有共产党员应保证执行革命战争第三年之五大任务：（1）坚决克服一切困难，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去……并进一步统一和巩固革命战争的基本根据地；（2）全党全军来认真研究和正确执行对于新区和新解放城市的政策；（3）解放区全力提高生产；（4）在政治上继续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在组织上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5）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克服党内的思想上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上面还盖有“华野苏北兵团步兵第三十三旅旅党委员会”的红色印章。

“中共战时临时党证”的内页，分“党员简历表”“战时的共产党员”两个栏目。这份中共战时临时党证，编号为“2521”。“党员简历表”一栏中，填有姓名、职别、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家庭成分、本人出身、何时何地入伍、入党时间地点、介绍人名字和候补期，还规定了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4. 一枚布满锈迹的“人民功臣”奖章

锈迹爬上了“人民功臣”奖章，同时颁发的一等功奖状也早已泛黄。纸上的字迹却还清晰可见：“邱祖清同志于卅八年五月十三日在月浦战役中，因英勇顽强坚决消灭敌人，建立功勋……评定为一等功。”

字迹背后的故事也没有被销蚀。1949年5月14日，惨烈的月浦攻坚战才进行两天，邱祖清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零团三营某连，4位连级干部，1位牺牲（副指导员印达），3位负伤（连长曹海云、指导员沈士德、副连长印信权）。3个步兵排的排级干部也牺牲或负伤。连队只剩30多人，当时战况正非常激烈，战士们却没有了指挥。

当时年仅18岁的连长通信员邱祖清，当机立断，主动出面代理连长职务。他火速赶到营长张景昌处报告情况，并赶回连队把战士组织起来继续战斗。邱祖清发动大家把原来绑在腿上的绑带解下来，将手榴弹4个一捆扎起来，组织4人爆破小组，用火力掩护突破敌军的防御工事，冲上去爆破，将手榴弹塞进敌军的碉堡内，炸毁了敌军的一座子母碉堡。爆破成功了，但一起冲上去的3位战友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上海战役胜利后，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政治部为邱祖清颁发了一等功奖状和人民功臣奖章。

5. 一份“支前有功”的奖状

2005年1月，得知上海解放纪念馆正在征集档案史料的施景飞老人，给上海解放纪念馆档案文物征集小组寄来一份因“完成支前任务卓著功勋”而获的奖状。

施景飞，于1948年在老家江苏海门六甲区加入支前民工队伍，当时被编制在江苏民工四大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零团渡江，之后参加了上海战役的月浦战斗。

施景飞在所附信中这样记述：“1949年5月12日，我们民工跟随部队接近月浦镇。由于敌人的工事地堡坚固，火力交叉密集，我军伤亡很大，进攻受挫。13日半夜时分，我们民工大队政委卫忠和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即刻送炸药包上前线，交代任务一定要完成。那时我任政委通讯员，就在政委身边，由于时间紧迫，所以我立即自告奋勇地报名接受了任务。我挑起了两个炸药包，重量约有60斤，跟随带队的战士，摸着黑不顾一切地把炸药包送上了前线。返回途中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想敌人的地堡已经被炸上了天。”

支前民工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向战地运送弹药、粮草等；他们的支援，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2009年4月，亲历解放上海战役的迟浩田上将在撰文回忆时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的同志们，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6. 一幅“解放军到，老百姓笑”木刻画

1949年5月28日清晨，上海市民打开房门，无一不被眼前的一幕所感动：只见街沿旁、屋檐下，到处是怀抱枪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指战员。征战的烟痕还残留在他们疲惫的脸上，酣甜的睡梦中却没有胜利者的骄矜。他们宁肯露宿街头，也不愿打搅上海市民。

“胜利之师”睡马路，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是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市民的第一份“见面礼”！上海人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第一次同自己的军队见了面。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迎接上海解放，组织画家创作了木刻画《解放军到，老百姓笑》。

其实，早在1949年4月1日，陈毅、粟裕就下达命令，颁布《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并给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各部队印制成“口袋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工作人员进入上海城市生活行动的准绳，人手一份，要求“人人熟记，人人做到”。入城三大公约是：一、遵守军管委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设施。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入城十项守则是：一、无故不准打枪。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四、车马不得在街上乱跑。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六、买卖要公平。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胜利之师睡马路”的消息，随沪上各大媒体传遍海内外，美国之音不得不作了报道，就连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也载文说：“各项消息指出一个历史性的事实，那就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经过16天的鏖战，歼敌15.3万人，有近8 000名解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1949年5月27日，上海，这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终于摆脱了黑暗，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上海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