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到开放：张承宗与上海的历史性巨变

张松

张承宗是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无论在迎接解放，在上海的接管、建设乃至改革开放的岁月里，还是在上海历史性的巨变中，都尽心尽责，呕心沥血作出了特殊贡献，留下了光辉足迹。

一、为上海解放培育与储备干部

自1927年起，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市委）组织机关相继遭受严重破坏，被迫于1935年1月全部撤出上海（中共中央于1933年初撤离上海）。1937年5月、9月党中央先后派刘晓、刘长胜同志赴上海重建党组织，于11月重新成立江苏省委（上海市委），恢复了上海党组织活动，推动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纠正了“左倾”错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迅速提出建立全民族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加紧反共。为此，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及县委以上干部，全部撤退至淮南新四军根据地黄花塘，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张承宗在干部保护、培训、审查、整顿，组织干部训练班，开展整风运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他安排到根据地参加训练班的上海干部就达上百人。他们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就留下参加了新四军。

他通过交通员曹达（公开身份是新四军卫生部代表）与上海宋庆龄先生和各阶层人士保持联系，为新四军送医买药，请医生、工程师（其中就有美国人谢棣华同志，后经曹达介绍，刘长胜、张承宗批准入党，参加新四军）。请其到根据地为战士诊治、做手术，修理电台等设备。

宋庆龄先生及中国福利会支援新四军的部分物资也通过曹达送去根据地。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党中央根据形势判断，日本即将投降，城工部立即命令在根据地的上海干部（除留在新四军人员）全部回上海，组织地下党准备和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因局势有变，武装起义计划中止），并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任书记，张承宗等任委员。

这三年，在上海和各地区人民大力支持下，新四军得到了发展壮大，这同时也是上海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也为上海和新四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为以后上海解放和顺利接管储备了干部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开展上海人民革命运动，里应外合迎接解放

回沪后，张承宗和市委其他同志一起，立即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运动，推动了“反美、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代表马叙伦、胡厥文等十余人去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中共上海市委为配合此次请愿，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及市民约五万人聚集于上海北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

接着进入市区游行示威，队伍中大学生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散发传单，游行队伍第一次喊出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出美国驻华海空军”等口号，沿途市民热烈鼓掌。游行队伍经过“八仙桥”青年会时，遭到了特务投掷酒瓶、瓷器等物，有群众受伤，企图破坏游行示威，群众非常愤怒，上楼抓住了三个特务，在游行途中被军警截走。

张承宗作为此次游行示威活动现场总指挥，在察觉已有军警活动，且异动明显增加情况下，他审时度势，立即下令就地解散撤离。等大批军警赶到，街道上行人已寥寥无几（游行目的已经达到）。

此次“反内战、争取和平”示威，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国内外一些媒体报道了此次游行情况，影响广大，意义深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这充分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抓住有利时机，就能迅速团结工人、职员、教师等各界人士，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压迫、要生存”的斗争，巩固“反美、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1947年9月张承宗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这是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任市委书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在上海解放前的两年时间里，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团结带领市委一班人，积极发动并组织党员和群众，开展大规模人民革命运动，形成了反对“美蒋”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他团结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对敌斗争，有计划组织力量，打入敌人心脏，瓦解反动派党政机构和武装，组织上海人民保安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运动，“护厂、护校”，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同时进行调查研究，向解放军提供了相关布防地形图等军事情报和上海概况，卓有成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斗争，最终迎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工厂照常开工，学校照常开学，水、煤、电、电话畅通，警察如常上街指挥交通，社会秩序井然。

张承宗为上海解放和接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海解放和接管有如下特点（市委解放上海时总指导思想、工作重点）：

第一，解放上海是管理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开端，所以在准备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着重于反破坏，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这为接管作了充分准备。不仅要解放上海，而且要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把上海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上海。

第二，是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第一条战线”为主，与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二条战线”相配合，是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力量相配合促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市委不仅以发动和团结各界人士进行“反破坏、反迁移、反屠杀、护厂护校”，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而且在思想、组织、调查材料、准备干部等方面，积极配合接管上海。

第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政策制订基础）和政策宣传相结合。

1949年4月25日，解放军宣布了著名的《约法八章》，这对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个总政策，影响极大，对动员各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整个接管工作是稳步前进的，保证了生产持续进行。经历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上海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社会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取得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伟大胜利。(https://www.daowen.com)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8 000多名共产党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开展人民革命运动，配合解放军解放、接管上海的骨干力量。

上海解放和接管，人民解放军和上海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从建党初期至上海解放，仅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关押并杀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就达9 000多人（包括多位党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1933年至1935年初，多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被捕杀害，其中有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等烈士。

在解放上海战役中，解放军牺牲7 780多人，在临上海解放仅20多天内，被敌人残杀的上海革命同志就有50多人，包括钟泉周、王元、李白、张困斋（张承宗胞弟）、秦鸿钧等烈士。

三、在接管和建设上海的岁月里

在上海接管过程中，人事布局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张承宗即被任命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具体负责干部登记、转关系、分配工作等事项。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才第一。面对大量上海党员干部要安排工作，大批南下解放军干部也要到上海地方党政、工厂、企事业单位工作，时间紧迫，工作压力巨大。他废寝忘食，忘我工作。

张承宗从大局出发，任人唯贤，坚持以德才兼备为用人标准。在各方积极配合下，妥善、平稳地完成了1949年后上海市干部整体大布局、大配置，并完成公开党支部工作，至1950年8月公开基层党组织已达1 002个。

另一项繁重工作，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党的整风运动。他从整风实际要求出发，对各单位前来轮训的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主要包括“地位观念”“自高自大，英雄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等等，根据事实予以纠正，并深感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上海市委高度重视下，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与。第一次整风运动顺利完成任务，且成绩显著。

1952年1月张承宗被任命为上海市纺织管理局局长。9月被任命为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兼局长）。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张承宗尽心尽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上海的发展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百姓吃、穿、住是头等大事，且全国纺织工业大部分都集中在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其工业总产值也全国领先。关系到全国百姓穿衣问题的重担就落在他肩上。

上任之初，他就主张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先进工作方法，其要点包括：（1）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次货少；（2）技术操作合理化、安全、专业化；（3）发挥机器及优质原材料效能；（4）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产量；（5）责任制。

从此华东地区纺织工业开始了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也总结自己经验，发挥自己智慧，改革创新，产量、质量有了飞跃。与兄弟省份纺织部门密切合作，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

他的另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公私合营”。他认真执行党的“团结教育”和“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善交朋友，经他同意批准继续担任厂长、经理原资方人员就达100多人。据1956年统计，华东地区有700多家纺织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上海有3 829家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华东纺织系统“公私合营”这一重大任务在1956年就已基本完成。

1962年7月23日在上海市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张承宗当选为副市长，并在1963年3月兼任市政府秘书长（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任命，周总理签署），分管市政府日常事务工作。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公安等，事无大小，样样都管。不仅为百姓的穿衣，也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操心。

四、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

1973年起张承宗恢复工作，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7年起，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八大（1956年9月）、十一大代表等。

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坚持实事求是，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统战政策作出了不懈努力，且开创性提出“广交朋友”，将党的统战工作延伸至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取得了重要成果。

由他主持起草，上海市委上报党中央《关于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被中共中央批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执行。这是当时（即落实原工商业者八项政策）极为重要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文件，成为落实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

落实政策后，原工商业者所持资本面临该如何继承、使用、运作时，承宗同志高瞻远瞩，倡议发起成立“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家民营企业，并题词命名——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现为上市公司“爱建集团”）。这标志着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企业家）从此诞生，走向发展、壮大、辉煌，具有里程碑意义。

1979年3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三个月，由他任团长，刘靖基（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副团长的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香港。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工商界经济代表团出访，在香港受到了热烈欢迎。代表团成员中，有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靖基、唐君远、陈元钦、刘念智、吴志超、郭秀珍、丁忱。党员只有三人，他们是：张承宗、杨延修、马韫芳。香港工商界唐翔千先生说：“这个名单到香港，大家十分惊讶，甚至不相信，代表团成员组成本身就是创举。”

代表团抵达香港机场时，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唐翔千（夫妇）、董春芳（父子）、刘浩清（夫妇）、郭正达（夫妇）、陈元钜（夫妇）、包玉刚夫人、查济民夫人等前来迎接，场面热烈欢快，激动人心。

航运巨子董浩云指派长子董建华（后来的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陪同代表团参观“海上学府”。船王包玉刚、实业家查济民、邱德根等经济界知名人士也热情接待了代表团。

张承宗约见了在港被托管机构负责人，明确告之：上海决定收回“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厨味精厂”等企业产权、经营管理权（回沪后即派工作组赴港办理交接）。相关企业迅速回归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实业集团”（包括上市公司）。

代表团还就沪港经济、贸易等合作议题，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进行会谈。

在港期间，代表团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会见了部分立法、行政两局议员、银行总经理和中资机构负责人，及时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打开了新时期沪港全面合作的大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首访香港，充分展现了张承宗的政治智慧、魄力、远见卓识，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代表团回沪途经广州，习仲勋、荣毅仁一起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张承宗汇报了这次访问香港情况，相谈甚欢，共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祖国大陆工商界代表团访港取得圆满成功（将统战工作拓展至港、澳、台及海外）。

回沪后他与刘靖基、唐君远、唐翔千先生发起成立“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推动了沪港间经济及各方面合作交流。

在他担任统战部长近八年时间里，上海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侨界及民主党派、无党派多位人士，被推荐担任中央级职务如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等机关部门，或担任上海市级职务及在上海地方相应机关部门担任要职。其中有周谷城、刘靖基、苏步青、赵祖康、董寅初、巴金、吴若安、唐君远、谈家桢、陈铭珊、张家树、刘念智及香港查济民、安子介、王宽诚、唐翔千等知名人士。

他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无党派爱国人士及民族、宗教等各界人士，团结港澳台同胞，为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为开创上海统战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重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成为知名社会活动家。

张承宗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对党忠诚，胸怀坦荡，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他思想解放，工作勤奋，实事求是，作风细致。他联系、关心干部群众，广交朋友，深受党内外和海外朋友的爱戴和尊敬。

他一生基本上学习、生活、工作、革命战斗在上海，与上海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热爱上海和上海人民，他为解放上海、建设上海和改革开放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载上海的光辉史册。

（作者系张承宗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