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南下参加接管大上海的难忘岁月

刘天同

上海解放已经有七十多年了，回忆当时从济南市军管会被抽调随军南下渡江，参加接管大上海的情景，我仍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难以平静。那是1949年元旦刚过，人民解放军在夺取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又相继取得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党中央及时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下，准备横渡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在这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在华东地区，从济南市、潍坊市、徐州市军管会和山东地方抽调出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渡江，准备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

一、从济南出发，开始了南下渡江征程

我们这批从济南市军管会抽调出来的干部，编队从济南开始出发，我当时是革命阵营里十七八岁的小兵，对因1946年国民党进攻华中北撤到山东已几年的我来讲，真是兴奋不已，从此，不仅可以反攻打回华中，而且要打过长江去接管南京、上海，迎接全国的解放。我们先从济南乘火车到鲁西南临城驻下，与华东局机关干部会合，学习了一个星期的城市政策，接着行军到徐州，与徐州市军管会抽调出的南下干部组建成华东南进干部纵队，对内称为华东局党校，边行军边学习，我被编在二支队二大队一中队，在徐州听了南下动员报告，组织观看《闯王进京》京剧，告诫我们进入大城市后，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徐州住了几天，接着乘火车沿陇海线东行，到运河站下车。在1946年年底的一个寒冷的黑夜，冒着凛冽刺骨的北风，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后有追兵的险恶形势下，我跟随华野第一后方医院，陪着救护伤病员的担架急迫地跨过陇海路，进入了山东地界，当时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反攻回到华中。

使我万万没想到，在仅仅两年多时间，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次是带着胜利的喜悦第二次跨越陇海路，是胜利的进军，踏回华中大地。从运河站开始，我们的南下干部纵队，沿着运河东堤岸向南行军，每天步行数十里，因我是江苏人，虽然曾在山东几年，但家乡口音没变多少，于是在行军途中，派我参与打前站，每天行军要提前到达宿营地，筹集做饭的粮草，安排各队各个班组的住房。行军到达淮阴（现为淮安）的十里长街时，迎面看到了乡亲们推着独轮车，运送粮草支援前线，有位堂哥还认出我，问我能否回家看看，我说要南下渡江，待全国解放再回去看母亲。走了约一个星期，我们南下干部纵队到了宝应，在城东一个村庄驻下，进行休整，脱去棉衣，洗晒衣被。宝应的农村河道纵横，麦苗青青，油菜花香，一派南方景色，伙食也有所改善，开始吃到大米了，大家恢复了疲劳，精神振奋，开始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当传达到“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时，顿感全身心热血沸腾，不禁欲振臂欢呼：“我们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种长期在战火岁月中走过来的感受，没经历过是很难理解体会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为我党我军胜利渡江和顺利接收管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至全国的解放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这些精神也使我终身受益。

在南下途中，曾收到我大哥刘德（海同）从渤海行署水利局寄给我的信，信中要我到大城市后务必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保持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本质。这封信我至今仍保存着。

在宝应休整学习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南进干部纵队又沿着运河堤岸继续南行，路经汜水、高邮、邵伯，此时已是4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已陈兵百万于长江北岸。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全面发起东起江阴、西至九江，千里的沿江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的攻势，经过两昼夜的战斗，一举摧毁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此时我南进干部纵队也紧急行军向南进发，赶到扬州时，我人民解放军已于4月23日占领南京全城，宣告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并由解放军全面接管南京。我们南进干部纵队没能赶上接管南京，改为接管上海。在扬州城南驻了下来，等待江南形势稳定一下，我们于4月29日夜从六圩登上一艘轮船渡江，拂晓在镇江上岸，路过镇江市区，因解放不久，很少看到市民，行军到镇江东南郊的铁路边上村庄住了下来，在此曾遭到敌机扫射，但没有伤亡。

二、丹阳集训，开始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我们南进干部纵队，在镇江东南郊住了几天，又行军全部集中驻扎到丹阳城内外，开始了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听取传达陈毅司令员的动员报告，内容主要是强调入城纪律和城市政策，会上还点名批评两起破坏纪律的例子，其中一起是有两名穿黄军装的同志没有戏票要到戏院去看戏。会后，组织学习《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上海地下党提供一本很厚的书——《上海概况》，里面不仅有上海地图和国民党政府机构详细介绍，还有不少国民党政人员的住址。在组织人事方面，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组建成立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委员会。在各接管委员会下，又针对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各个机构成立若干接管处，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接管处最多，有十几个。在干部配备上，各委员会和接管处大都是我党我军特别是新四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涌现出的精英，如曾三、许涤新、顾准、周林、曹漫之、梁国斌、扬帆、范长江等专家担任。与我一个中队的同志不少分到政务、公安接管部门。我可能因是从济南军管会财粮部抽出来的，属财经系统，被分配在财政经济委员会房地产接管处。(https://www.daowen.com)

分在房地产接管处的共有六十多人，处长是刘平若同志。后来才知道他也曾经在华中建设大学。国民党市政府下没有房地产管理机构，只有地政局，由地政接管处接收，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材料，房地产接管处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下中央信托局所属的房屋地产处……和苏浙皖敌伪产业清理办事处，以及中央银行产业财务科所管的房地产，这几个部门都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苏浙皖敌伪产业清理处，最早是清理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接收处理德日意和汉奸的财产而成立的机构，职权很大，是个肥缺部门，里面成员很复杂，有不少军统、中统骨干。地下党提供的进城接收地点是广东路86号，电话总机18018，要我们熟记。《上海概况》还提供了不少四大家族成员和国民党要员住址的房地产，我记得在虹口的狄思威路（即溧阳路）和山阴路上有不少官僚住房，后来才知道虹口曾是日侨集中地，抗战胜利后，日本人逃走，国民党接收大员就占领了这些洋房。

我们入城干部每人都在左臂上佩戴布质的红底黑字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袖章，左胸前是布质白底红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为了安全，入城接管的干部队伍又分成两个梯队，女同志和年龄较小的同志分在二梯队，于是我被分在二梯队。

此时已是5月中旬，我军已经完成对上海的包围，解放上海的战役已经打响，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我们又坐火车到无锡，步行到东北郊一个叫洛社附近的村庄住下，一面学习，一面待命入城接管。我们在南下途中，大家都很高兴地朗诵毛主席的最新诗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驻地有一户居民家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上海电台广播，广播员说：“现在听到外面的炮声，还不知明天会怎样？”讲讲就没声音了，我们料想，上海即将解放了。第二天忽接到入城的紧急通知。这天是5月27日，一梯队的同志紧急整理背包乘车入城，他们入城第一天都集中住在南京路上的金门饭店，第二天才到各单位接管。我们二梯队又等了两天，于5月29日乘上大卡车，经嘉定、南翔入城，直接到房屋地产处的所在地广东路86号大楼。

三、入城接管工作

在我们二梯队来到之前，一梯队的同志对人员档案资料都已接收好，公有房屋都有档案资料，几个被接收机构中有一百多名职员，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宣布全部留用，不明政策出走的人员后来也都陆续回来，业务档案原封不动，人事档案交我军管人员管理。接管的几个部门中，唯一的地下党员是陈乃昌同志，他当时是中信局房屋地产处襄理，苏浙皖敌伪产业清理处副处长（处长邓葆光是中统，已逃走）。他当时还兼任复旦、震旦等几所大学客座教授，原籍福建，是陈嘉庚的侄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曾留学日本，早在1927年厦门集美学校入党，一直做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机关任职，地下党的活动由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领导。陈嘉庚先生在抗战期间回到重庆并访问延安，捐款抗日，就是周恩来同志通过陈乃昌同志联系的。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以合法身份与中央信托局长刘公允和邓葆光周旋，将储存在中国银行保险库内已装箱待运台湾的一批金银财宝留了下来，这批金银财宝是抗战胜利后，当时的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处查没收的德日意和汉奸的财产。解放前夕陈乃昌同志还挽留了中信局和房屋地产处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后来都分别担任了建工部、华东工业设计院、上海民用设计院的总建筑师、总工程师等要职，当军管会宣布陈乃昌同志为房地产接管处副处长时，在留用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当时分在调查组，按军管会发布的财字一号布告，具体调查接收国民党反动党、团、军、政、特各级机关和官僚资本以及战犯、反动首恶分子的房产，还有日伪敌逆房地产。解放前夕，这些人员曾采取很多手段转移房地产，给调查接管增加了不少难度。根据掌握和检举的资料与留用人员一同出去调查，记得先后调查去接管的有林森路（淮海路）、中正路（延安路）、巨鹿路、溧阳路、山阴路等处洋房住宅，和新市区五角场一带大楼以及大批的日本营房。国民党官兵都跑掉了，好多房屋破损并空着，在接管巨鹿路一处房屋（现为《上海老年报》社所在地）时，原主人是国民党军官，已逃跑，里面有汽车、冰箱、沙发、衣物，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这里是美国海军俱乐部，院子里有教堂、游泳池，草地上还有几排美式军营铁皮房子，这里后来就是市委办公处所的延安西路33号，即现在贵都大酒店的所在地。当时我们出去调查，近的步行，远的乘公交车，佩戴军管会袖章，解放军胸章，免费乘车，但乘有轨电车只能乘三等拖车。

上海解放初期，各单位都自行接管了不少房产，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市各党政军机关接收的房屋统一管理和调整分配使用，成立了以陈毅市长为主任的房屋管理调查调整委员会，市委秘书长方休同志为副主任，从市委市政府机关和房管处抽调干部，与市委党校培训毕业的地下党员以及立信会计职业学校的学生组成调查队，我也从房管处借调过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摸清了各单位接收的房屋和使用情况，登记造册，为下一步统一管理调整使用打好基础，于1950年6月底告一段落。调查队的业务和部分人员全部划入房管处，至此房地产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我也回到房管处，调到人事科工作。

四、反封锁反轰炸斗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在上海埋伏了不少特务，并在长江和沿海岸线投放布下不少水雷，妄图封锁我对外运输航道，上海解放后又派遣一些特务密谋暗杀我领导干部。这些特务煽动不法商人，大肆投机倒把，囤积米、煤、布，贩卖银圆，搞乱金融秩序，物价飞涨，当时我在广东路86号大楼下办公，窗外就有成群穿着长衫的人，手拿银圆叮叮当当地敲击叫卖，造成刚解放的上海在经济上和市民生活上异常困难，中央政府发动各大区支援上海的米、煤、棉等生活用品和工业生产原材料，当时称为“二白一黑”，目的是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市场和物价。军管会在6月10日采取行动，查封取缔了九江路上的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交易大楼，后来华东警备旅驻进了这座大楼，和我同参加革命的有几位在警备旅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曾进去看过他们。为保证正常生活，国营商店以平价供应米油煤等生活必需品，同时对工薪阶层的工薪以折实单位计标，即一升白硬米，一市尺龙头细布，一市斤煤球，一市两食油的价钱为一个折实单位，每天在《解放日报》公布。

为了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陈毅市长多次在逸园（今文化广场）和市政府院内汽车库改建的大会场里召开干部大会，动员报告号召要做好工作，例行节约，战胜困难。陈市长带头放弃吃小灶的待遇，改吃大灶。他还亲自召开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至1949年年底接收工作告一段落，社会也逐步趋向稳定，然而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不断从沿海岛上派来飞机骚扰轰炸，炸毁了江南造船厂。1950年元旦刚过，2月6日又派来多架飞机，连续几天轰炸，炸毁了杨树浦发电厂、南市电厂和闸北水电厂，炸伤炸死市民一千多人，炸毁房屋1 200多间，使上海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工业生产遭受新的困难。国民党的罪恶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工人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掀起反封锁反轰炸热潮。当时我们机关大楼内外都堆满了防空袭的沙包沙袋，并将重要档案从外滩办公区域搬到西区淮海路，一部分人员分散到西区办公。

那时，我们的空军防空力量很薄弱，为了打击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在党中央的要求下，苏联答应派遣防空部队来驰援。为了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上海紧急组织相关部门抢修机场、道路等设施，房管处负责在市郊的高炮阵地和住房的安排。我和一位工程技术人员被分工到颛桥附近，征用了一所私人别墅，这户业主比较支持，母女俩住进了边上的老房子，腾空的房子进行粉刷装修，安装淋浴房和烧俄罗斯大菜的大灶。房子还未装修好，苏联防空部队和高射炮已到达，时值春雨连绵，道路泥泞，高大的苏军战士用人力把高射炮、探照灯拖到防空阵地。因语言不通，我唱起苏联国歌、《喀秋莎》《共青团之歌》等。我在当了几天接待员后，将之移交给交防处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自苏联防空军队来到之后，先后打下了好几架国民党飞机，随着沿海岛屿的解放，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来，也来不了了。长江上的水雷也逐步清除掉，至此反封锁反轰炸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上海的工业生产也逐渐恢复，社会生活也走向正常。

上海的高楼大厦和数万幢房屋建筑以及大批的工厂、机器设备得以完整保护下来，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多年斗争，特别是解放上海战役中，解放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也和广大进城接管干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密切相关。

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上海的房地产管理机构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房地产管理业务也从解放初期的接管公共房屋，清理官僚资本的房地产和敌逆产，进而通过清理军管、代管、抵押、征用、转让、清算等办法处理接管了大批之前“租界”的房地产，并对私营资本房地产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早在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了新的住宅建设。这些工作，保护了国家的这笔巨大财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也有力支持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通过住房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上海的房地产业取得巨大的发展，广大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从上海解放接管就一直在房地产部门工作的老房地产工作者，深感欣慰。

（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