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毅对上海的解放、接管和经济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论陈毅对上海的解放、接管和经济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陈挥
1949年，陈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率领百万大军解放了上海，并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上海市市长，领导上海人民通过清匪肃特反盗，清除流氓恶霸势力，维护了社会治安；通过打击投机活动的“银圆之战”和稳定市场物价的“米棉之战”，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为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风尚的改善，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和新秩序的建立，进而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身负历史重任，丹阳精心准备
当时，上海是中国的特大城市，也是远东的第二大城市，世界的第五大城市；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无论在工业、商业、金融、外贸和科技、文教等方面都占全国首位；上海同时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长期以来，上海一直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中心地区，因此，陈毅称它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1]作为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上海在国际上颇有影响，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所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人民政权接管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件大事，又是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认为：“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绝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管上海的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为了加强接管工作的准备，邓小平和陈毅以总前委名义于1949年4月30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2]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决定5月10日以前，不攻上海。
为了打好解放上海的战役，做好上海解放后的接收管理，陈毅在1949年5月3日从南京到达丹阳，和广大军政干部一起，为完成中央所交给的三项主要任务，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三项主要任务是：具体指挥解放上海战役，政治上、思想上作深入的入城教育和为接管上海作好充分准备，尤其是作好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城市工作各项政策的准备。
早在194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就决定上海解放后，由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毛泽东还曾就此事，征求过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到达丹阳后，陈毅便正式进入了“市长”的角色。首先是研究上海的情况。大量有关上海的材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不管是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还是上海来人报告的，都汇编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要求干部战士们看。等大家对上海的情况有了底，再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讨论确定接管的具体步骤。比如，上海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接管？官僚资产如何处理？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工厂如何使其开工？这都须详细研究，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米、棉、煤）奇缺和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感到尤为棘手。
陈毅在丹阳抓政治思想工作，可谓雷厉风行。他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为主线，动员军政干部认真深入学习，特别是联系上海的实际，动员大家展开讨论，吃透中央所定的管理城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据王尧山回忆：“记得陈老总提出过一个问题，启发同志们思考：假如上海清洁工人不上班，大粪垃圾无人清，上海变成又臭又脏的一座城市，怎么办？通过这个例子，启发同志们思考进入上海后如何依靠工人阶级；要管理好上海，如何理清复杂问题，抓住生产这条主线；在城市中如何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来管好上海、改造上海等等。然后，陈毅又根据大家提的问题，根据上海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解释，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因此，大批老解放区调来接管上海的干部，在思想上对上海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并对具体执行中央政策有了底。”[3]
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入城纪律。陈毅对贯彻《入城守则》和中央所定的《约法八章》抓得很紧。他特别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早在入城的三个月前陈毅就在考虑：我们部队进城后住哪里？为了在《入城守则》草案列上“不入民宅”这一条，陈毅还特意拿了几本古籍，请城市政策组的曹漫之（后任民政接收处长），查一下历史上有关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有些干部对此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总前委在讨论《入城守则》草案时，一致认为“不入民宅”的规定完全必要。
5月10日，陈毅还给数百名接管干部，作了一次入城纪律报告。他抓了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他认为，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纪律，一定要严！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以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4]
二、瓷器店里打老鼠，实现政治进城
解放大上海，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当时20多万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监督下，扬言要拼死固守上海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敌军对上海的防御曾经过长期的准备，利用上海近代建筑和工业设备作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三种部署。在上海的市区内外设置了钢骨水泥碉堡五千座，美式水泥活动碉堡三千座，卫星工事半永久性野战掩体万余处。每一个碉堡又布置了三道至九道副防御。他们还吹嘘上海的设防“比斯大林格勒的防御还要强百分之三十三”，妄图负隅顽抗。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证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
陈毅在参加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并取得胜利后，又负指挥上海战役的重任。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有关上海战役的战略战术的指示，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政治进城”的指示，更形象地把这场伟大的战役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个比喻在广大指战员和接管干部中，而且后来在广大人民中间也流传颇广。
“瓷器店里打老鼠”，说说容易，但要做到，则是要创战争史上的奇迹。陈毅坐镇丹阳，指挥若定。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保证上海不受大的损失，作出了“把敌军吸引到郊区歼灭之”的决策，并作了一系列的具体指示，如：市区作战不用炮；充分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把主攻方向针对嫡系部队，以分化敌军；加强政治攻势争取敌军多投降或起义；等等。[5]
5月21日，解放上海的兵力、战术以及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上准备就绪，于是，陈毅与粟裕等联名发布了《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指出：为提早夺取上海，保护物资，以便迅速接管进行建设，决以充分的兵力逐步攻略上海。首先夺取浦东，封锁黄浦江敌之交通逃路，威胁上海翼侧。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南之市区，同时攻占吴淞、宝山，完成对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
5月23日，陈毅下令各部对上海发起总攻，并用电话指示前线指挥员，对攻取上海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6]
5月26日，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后，首先来到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校址），与刘长胜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胜利会合，研究部署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并签发了《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
进入市区后，陈毅就来到前线指挥部——设在威海卫路（现威海路）黄陂南路口一条弄堂口的担任主攻市区任务的第二十七军指挥所。当时，为了保全杨浦水电厂，二十七军党委决定采用政治攻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能和敌军指挥官联系的人一时找不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陈毅到达了指挥部。他问清楚守敌的番号和指挥官姓名后，略加思索，说：“若是敌人的副师长许照在指挥的话，你们可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授，许照是他很要好的学生，此人历史上有过罪恶活动，这正是他立功赎罪的时机。”于是很快查找到蒋子英，蒋子英一口答应“尽力为之”，立即竭力去办。[7]
当陈毅听说国际饭店还有一小股敌军在顽抗时，立即作出要加强政治攻势，不得损毁国际饭店，但要使敌军投降的决策。在我们的努力下，敌军终于被迫投降，当时的全国第一高楼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解放军战士严格遵守陈毅制定的《入城守则》，睡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过夜。上海人民看见这般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上海的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靖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上街仔细观察，解放军不进民房，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几十年来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真是出乎意料。”
5月27日上午，上海全部解放了。解放上海的枪声停息后，市民们惊奇地发现，电灯仍然是亮的，电话仍然是通的，自来水仍然在流，整个城市可以说是完好无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正如陈毅所说，这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进攻的迅速，作战的英勇和上海人民护厂护校的积极，使上海的破坏显然比较少。这里主要的经验就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中国人民的劳动与智慧，必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解放上海是走这条路，建设上海必然仍走这条路”。[8]
中共中央为解放“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中心上海”发来贺电，为全体军民指出了取得光辉胜利后的新任务，并强烈欢呼：“新上海万岁！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万岁！为上海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9]
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曾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还有一些心怀恶意的人说：“上海这个大‘染缸’，共产党人‘红’的进来，‘黑’的出去。”陈毅在丹阳，以及进了上海，不止一次地告诫同志们：上海是一只大“染缸”，解放上海后，接管上海、改造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更为艰巨，我们一定要把上海“染红”，绝不能被它“染黑”。[10]这个意义深长的比喻，可以说是陈毅改造上海的主导思想，正如他为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所题写的：“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5月28日下午2时整，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来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办公楼（今江西中路215号），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身份，在这里主持了接管旧上海市政府的仪式。从此，陈毅就在此楼的149室办公，通宵达旦地运筹帷幄，揭开了新上海的璀璨之页。
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陈毅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厂纱锭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坚决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向华东局、向陈毅交代的接管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寝不安枕的紧张状况下，陈毅正是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接二连三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建设新上海的主力。陈毅上任后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5月31日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11]说完他向台下2 000多名工人代表深深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这句激动人心的话，充分体现了陈毅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后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立场。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上海的解放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大改变，最主要的改变是工人阶级已取得领导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改变是工人从五卅运动开始，努力了二十几年，才有今日的地位。为了要使新上海、新中国改观，工人们必须继续克服更大的困难，和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以及所有的工人阶级站在同一岗位和立场上，为主义奋斗，建设新中国。”[12]
陈毅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的知识和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是愚蠢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家。”他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13]
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中共中央特任命陈毅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到达上海后的当天晚上，就在金神父路励志社的三井花园（现瑞金二路瑞金宾馆），召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个接管单位的领导干部开会，听取各系统的汇报和具体接管方案，并作了政策性的指示。他对夏衍说：“明天起就开始接管，要注意‘先接后管’。你们文教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可居高临下。”
6月5日，上海市政府邀请了吴有训、周谷城、巴金、梅兰芳等160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现青年会宾馆）9楼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与会者名单是陈毅亲自参与制订的。他认为：“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在座谈会上，陈毅和大家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他以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经历，鼓励大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他坦率地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3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家庭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了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实在是人们闻所未闻，并为之感佩至深的。有人说这次座谈会之后，上海文化界就形成了“陈毅热”，可见影响之大。[14]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而他巧妙拒绝的故事。
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促进上海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爱国工商业者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调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陈毅又认真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对其私有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实行教育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陈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对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全面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他们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上海不久，陈毅就在中国银行4楼大厅举行“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荣毅仁、胡厥文等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参加。陈毅说：“工商界的朋友们”，“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15]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充满担忧的工商界代表们，听了这番诚恳、坦率的讲话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兴高采烈。有人说，想不到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陈毅将军是这样质朴豪爽、豁达大度而又谈笑风生、亲切动人。有人说，陈老总的讲话可以说是一次“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谈心。[16]会后，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先生兴冲冲回到公司，对正在迫切等候消息的各单位的经理、厂长们宣布：“即日作好准备，迅速复工！”42年以后，荣毅仁在回忆陈毅市长时说：“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他这样描述陈毅市长：“他是一位普通士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17]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荣毅仁就邀请陈毅等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家宴。接到邀请时，陈毅正在市委开会，大家就议论起来。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陈毅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却怕几个资本家！？真是怪事！难道同他们吃饭就会丧失立场？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向他们做工作？我带头，你们还不敢去吗？”[18]陈毅短短的几句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消除了许多同志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顾虑。许多资本家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市长开始的。
陈毅十分重视动员民族资产阶级投入解放初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当时私营纺织业因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发生困难，陈毅亲自走访刘靖基等，并指示银行低息贷款，通过总工会说服工人服从大局，妥善处理劳资纠纷。他还千方百计帮助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300多万斤棉花和1万纱锭的纺机全部运到上海。
经过陈毅的工作，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等地的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先后回到上海，而且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有的资本家将抽调出的资金又调回大陆，发展生产。1950年“二六”轰炸时，刘鸿生接到特务寄给他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粒子弹。信中说：“刘鸿生，这就是你的下场！”刘鸿生当即写信给陈毅市长，并附上特务的威胁函件。他在信中写道：“陈市长，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十年，他们干尽了坏事；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太阳，我决心跟你们走！”[19]这是上海爱国产业家的共同心声。此后，陈毅还通过访谈、家访、会议等多种形式做企业家的工作，给他们吃“定心丸”，调动其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陈毅的领导下，上海的工商业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迅速开工开业，逐步改造，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全面的，既注意调动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对他们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消极方面展开批评与斗争，在斗争中掌握党的政策。(https://www.daowen.com)
1952年2月，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并根据党中央“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针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特点，避免了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特别是对打击面有扩大化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纠正。陈毅明确指出：“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必须彻底查清，必须学会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的方针。马马虎虎让他们过关，那是不行的。但是，绝不许在这一战役中逼死一个人。”[20]他认为：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全国“五反”斗争成功的关键。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未改变，“五反”斗争只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那些最坏的危害国计民生的部分，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使国家经济健康繁荣地发展。这是“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21]
陈毅对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建设上海、发展上海经济方面的作用，有着透彻而充分的判断。在“五反”中，他亲自掌握上海具有代表性的303名资本家的情况，一方面启发和教育他们积极生产，遵循新上海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帮助他们自觉地参加“五反”运动。他提出对资本家“背靠背”揭发批评；提倡用“听隔壁戏”的方式沟通劳资双方的意见；他提倡资方自觉地交代；他提倡“宽”“严”政策的结合。当运动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些干部认为“资本家‘退赔’数字越大的，就越严重”，处理应从重。陈毅批评了这种意见。他说：“资本大，加工订货的数量大，从而，五毒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五类户，不利于党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也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22]陈毅的这些话，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执行水平，使上海的“五反”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团结了大多数资本家，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1月初，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开幕。私营工商业此时已全面实现公私合营，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统一战线是中心议题之一。在一次统一党内思想的准备会上，陈毅在会上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呢。”同时，他又一次狠狠批“左”。他说：“有些年轻同志会奇怪，你陈毅这个老党员竟然站出来为资本家竞选，立场是否右了，我说，同志哥，不！你‘左’了！你还不懂得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接着他批判了关门主义的危害性：“就拿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说吧。那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但追根问底：为什么江西老根据地守不住，被迫突围西行呢？关门主义正是祸根之一，缺乏朋友的掩护支持……就孤立无援了！我们如今采取赎买政策而不用剥夺手段来改造私营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敲锣打鼓拥护公私合营了。不能凭公方代表说了算，一定要尊重私方人员，发挥他们的专长。”[23]
五、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是列强对华投资、中国官僚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种反动势力云集之地。因此，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站稳脚跟，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正如陈毅曾尖锐指出的：“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24]
旧上海长期以来流氓帮会派系林立，盗匪恶霸活动猖獗，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残留了不少散兵游勇，特务机关又蓄意潜伏了一批特务。这些残渣余孽和敌对势力趁新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仅1949年5月25日至31日的6天内，全市就发生了57起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平均每天近10起。有的甚至把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寄到了军管会，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严重危害着上海的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挑战。对此，陈毅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如不投降，只有灭亡。”[25]他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警备部队要一丝不苟地做好警备工作。他说：“我们的人或民主人士如被打掉了，或是发生了抢劫，警备部队要负责任，那是警备部队的耻辱！要真正做到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民主人士的民主自由。驻沪部队要克服困难，完成警备任务。”[26]6月11日，上海成立了军警民联合办事处，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搞好上海的治安工作。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在上海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和全市各界人民的支持、配合下，集中力量，对各种反动分子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上海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上海解放前夕，这些特务组织都作了“多层多线”的应变和潜伏部署，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又有一批特务、反革命分子潜伏了下来，使上海的敌情更为严重、复杂。这些敌特分子极端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他们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破坏生产；刺探军政情报、指示轰炸目标，破坏重点工程。
为了严厉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密切配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特斗争。从6月中旬开始的半个月内，就先后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精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组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台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台，并配合其他省、市、地区，破获了在苏州、无锡、田家庵、明光、淮阴等地的特务潜伏电台8起，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情报联络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又加紧从台湾、舟山等地向上海派遣特务，进行袭扰活动，制造恐怖事件。比如，1949年11月，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机关派遣直属行动组组长刘全德带领2名行动员，携带电台和经费到上海谋刺陈毅市长。陈毅听取了有关汇报后说：“特务要来，你不能阻止他来，他来了，就不能再让他跑了，一定要全部抓获！”[27]他处之泰然，仍然经常公开露面。11月2日，刘全德潜入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迅速开展了围捕特务杀手的战斗，7天之内就把刘全德及其19名同伙全部抓获。据统计，从上海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 499名，缴获电台109部，枪支200支，沉重打击了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六、打击货币投机，改善人民生活
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被我们打败了，政治上垮了台，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要在经济上继续和我们较量。正如陈毅所说：“帝国主义与我们的斗争换了新方式了！他们利用我们的经济困难搞我们。”[28]陈毅市长率领上海人民，粉碎了敌人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稳定了物价，结束了国民党多年未能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打破了敌对势力妄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迷梦，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陈毅市长亲自指挥的“银圆之战”，奇迹般地解决了上海市场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货币投机活动，为巩固人民币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暗藏的敌人、奸商和投机倒把分子利用我们忙于肃清反革命势力，忙于生产救灾，忙于反轰炸、反封锁的斗争，对市场控制的能力有限，在市场上一再兴风作浪，大搞银圆投机，哄抬物价。甚至狂妄地叫嚷“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企图把人民币拒之于上海市场之外。他们不顾政府法令，企图以金银外币与人民币相对抗。而上海市民由于在旧社会吃够了纸币贬值的苦头，唯恐人民币也会像汪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储备票、法币、金圆券一样迅速贬值，因此一拿到人民币后立即去调换成银圆或抢购物资。许多产业资本因经营困难，也迅速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从而致使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在5月28日之后的一星期内就由1比100上涨到1比1 400，到6月10日更是上升为1比2 000。银圆价格的猛涨，带动了整个市场物价的飞涨。人民币信誉下降，普通百姓叫苦连天。不法分子的猖狂行为，严重危害到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引起了全国财经的波动。能不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仅关系到人民币能否占领上海市场，更关系到人心是否稳定、新生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为此，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管会，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依靠全国各地的支持，采取了宣传教育、行政强制、经济措施等多种方法，与不法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制止银圆投机，在上海市军管会和市委的领导下，市总工会、市青联和学联等组织，举行大规模的反对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活动，广泛宣传、动员市民拒用银元，发起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政府还采用“折实单位”发放职工工资、开办折实储蓄等方法，以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所引起的实际困难，为杜绝银圆流通创造条件。陈毅在多种场合警告投机分子：“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29]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扰乱金融操纵银圆的投机者赶快觉悟》的社论，人民银行向市场抛出了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但投机者凭借雄厚的资本，对人民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10万银圆很快被一吸而空，银圆价格继续上升。于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同意陈毅的意见：干掉它！上报党中央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表示赞同。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对大投机商操纵银圆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大楼采取行动。陈毅强调：“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30]上午10点，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查封了证券大楼，扣押了250名重要投机分子。接着公安机关又在全市开展取缔“银牛”的非法活动，破获了许多地下钱庄，很快刹住了银圆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状况，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和权威。这次被称为“银元之战”的斗争首战告捷的第二天，银圆价格就从2 000元猛泻至1 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到6月22日，物价指数下降10%左右。接着，又用经济办法，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又进行“米棉之战”，打击了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使物价迅速下跌。
在金融物价上，上海市人民政府与投机破坏分子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较量，终于使人民币在上海市场上逐步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信誉，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1954年9月，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直到1958年10月，他一直兼任上海市市长，为上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几十年过去了，上海人民仍然怀念着陈毅市长。我们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时候，更加缅怀陈毅对上海的解放、接管和经济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就要发扬他在工作中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努力，创造新的经验，取得新的胜利。
注释
[1]《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页。
[2]《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49页。
[3]《青松赞》（上集），上海新四军历史丛刊社1999年编印，第235页。
[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
[5]《青松赞》（上集），上海新四军历史丛刊社1999年编印，第237页。
[6]《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7]蒋洪斌：《陈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4页。
[8]《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页。
[9]《青松赞》（上集），上海新四军历史丛刊社1999年编印，第238页。
[10]《青松赞》（上集），上海新四军历史丛刊社1999年编印，第238页。
[11]《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12]《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
[13]陈丕显：《雄才大略 襟怀坦荡》，《人民日报》1991年8月25日。
[1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457页。
[15]《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页。
[16]蔡北华、杨延修：《终身难忘的教诲》，《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91年版。
[17]荣毅仁：《陈毅市长给我信心和希望》，《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91年版。
[18]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91年版。
[19]周而复：《回忆陈毅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91年版。
[20]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91年版。
[21]《陈毅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页。
[22]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1991年版。
[23]《陈毅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381页。
[24]《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页。
[25]《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6页。
[26]《陈毅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
[27]蒋洪斌：《陈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页。
[28]《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2页。
[29]《青松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1996年编印，第215页。
[30]《陈毅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